第六章 步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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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周圍的人毫無理性地向你發難，你仍能鎮定自若、保持冷靜……
——拉迪亞德·吉蔔林《如果》
2004年3月10日，已經是晚上七點了。
結束了一天工作的我身心俱疲。
那時，我正代替生病的阿什克羅夫特代理司法部部長一職。
這個位子将我推進了和布什總統的白宮團隊的糾纏之中。
而且這種糾纏愈演愈烈。
我坐在一輛全副武裝的黑色雪佛蘭薩博班裡，沿着憲法大道向西走，陸續經過了幾個博物館、華盛頓紀念碑，以及白宮南草坪。
那時候，政府高級官員根據被襲擊風險等級的不同，有不同的安保措施。
在曼哈頓做聯邦檢察官那會兒，我沒有這樣的安保待遇。
但“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副總檢察長的出行工具就換成了這輛全副武裝的雪佛蘭，身邊還有一群武裝法警陪伴。
本來，好不容易結束一天工作的我正想回家。
電話響了，來電的是阿什克羅夫特的辦公室主任戴維·艾爾斯（DavidAyres）。
艾爾斯是那種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
此時，顯然有一座大泰山要崩塌了，因為他的語氣冷得像要結冰一樣。
艾爾斯剛與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通過話。
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妻子，這幾天一直不眠不休地守在丈夫的病榻前。
約翰·阿什克羅夫特被診斷出患有急性胰腺炎，一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住院治療。
他的病情十分嚴重，必須卧床而且已經住進了重症監護病房。
艾爾斯在電話裡說，幾分鐘之前，總統想跟阿什克羅夫特通話。
我知道總統為什麼打這通電話，艾爾斯也知道，聰明的珍妮特同樣知道。
珍妮特跟她的丈夫一樣，也是一名身經百戰、言辭犀利的檢察官。
珍妮特拒絕了總統的要求。
她說她丈夫因重病卧床，神志不清，不能和總統通話。
總統并沒放棄，對她說要派總統顧問阿爾貝托·岡薩雷斯和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魯·卡德（AndrewCard）到醫院去看望約翰·阿什克羅夫特，跟他讨論一件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
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馬上給艾爾斯打電話說了這事兒，于是艾爾斯打給了我。
挂了電話，我馬上對開車的法警說：“艾德，我需要盡快趕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
”可能是感受到了我話語中的急迫，艾德打開了應急燈，開始飛速前行，就好像是在賽車協會的賽場上一樣。
從這一刻開始，我确實是在賽跑，是在和總統先生的兩位高級官員賽跑。
這可以說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最瘋狂、最離奇的時刻。
“9·11”事件後，副總檢察長的工作壓力真是太大了。
工作壓力越大，我越希望能幫助我的團隊成員在工作中找點兒樂趣。
找到樂趣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開懷大笑，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能一起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樂趣，我們的辦公室一定會充滿歡聲笑語。
同時，笑聲也代表着我們沒有把自己逼得太緊。
我做副總檢察長的時候，為了帶着大家找點兒工作中的樂趣，有時候會樂于當個白宮的“導遊”。
比如說，我去白宮開大會的時候，經常會帶着一個之前沒去過白宮的同事。
大部分時候大家都挺樂意去，但有一次差點兒鬧出事兒。
布什總統任期内很重要的一項提案就是在法律允許範圍内，各部門和機構為宗教團隊籌措資金。
大多數政府部門，包括司法部在内，都專門設了一個辦公室處理這一與宗教相關的事宜。
2004年，布什總統召集了好幾個部門的領導，聽取他們對這項政策的執行情況的彙報。
我代表司法部參加。
在開會之前，我被告知每個與會領導都可以帶一名陪同人員，也就是說我可以帶一個我的工作人員。
我非常了解這項政策在司法部的執行情況，并不需要人陪同。
但我突然想起來，鮑勃·特羅諾——一名非常資深的聯邦助理檢察官——還沒來白宮開過會。
鮑勃是我在裡士滿的同事，我們一起處理過利奧尼達斯·揚的案子，他負責起訴了那個助纣為虐的年輕牧師。
我讓他到華盛頓來，幫我管理美國法警署和聯邦監獄局。
這些機構都是司法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白宮對這些機構曆來不怎麼關注。
我覺得這趟旅程對他來講，應該挺有意思的。
但出乎我的意料，鮑勃對我的想法并不怎麼感冒。
他對這個資助宗教團體的政策絲毫不知，一個字兒也沒聽說過，也并不想跟總統一起開什麼簡報會。
我跟他說，他什麼也不用幹，隻要聽着就行了，我來做彙報。
我勸了他好久，做了很多保證，他終于不情不願地同意了。
“别擔心，我不會拿你開涮的。
” 我确實沒騙他，但天不遂人願。
我沒想到的是，在這個與宗教有關的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被叫去戰情室開另一個會，而且那個會超時了。
這天，布什總統并沒有在戰情室裡跟我一起開會，而且他把那個與宗教有關的簡報會的開始時間提前了。
盡管布什總統這個提前開會的習慣與克林頓總統總是推遲開會的習慣相比，沒那麼惱人，但總統提前召開會議就意味着所有的參會人員都要提前好久到達會議現場。
在我剛當上副總檢察長的時候，就曾錯過一次總統先生的反恐工作簡報會。
那次，我提前15分鐘到達了會場，然後決定去個衛生間。
衛生間就在橢圓形辦公室外面不遠。
（我總跟家人說那兒有“世界上最高級的廁所”）。
但當我回來的時候，橢圓形辦公室的門關上了，會議已經開始了。
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在會議進行中進入那個辦公室，我是個新人，也不敢試。
在外面絞盡腦汁、坐立不安了一會兒之後，我走了。
這次，換成鮑勃在羅斯福廳裡坐立不安了。
他挑了一個遠離主會議桌的位子，看着主會議桌上寫着我名字的桌簽旁始終空着。
一如往常，布什總統提前走進了會議室，不耐煩地掃視了一圈。
可憐的鮑勃。
布什總統可能确實缺乏點兒耐心，他總是提前開會這事兒簡直快把我逼瘋了。
但更令我震驚的是他強烈的、有時有點惡作劇般的幽默感。
我還記得2004年的時候，他正在參加第二次總統大選，跟民主黨人約翰·克裡（JohnKerry）競争。
克裡當時總是用布什總統主持推行的一項政策攻擊他，稱這項政策為“失業版”經濟複蘇方案。
有一次，在早上的反恐簡報會上，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彙報說，一名正在政府密切監控下的疑似“基地”組織成員巴巴爾又在紐約找了一個兼職工作。
米勒這個人平時沒什麼幽默感。
但那次，他說完這句話就停下了，然後轉向我說：“吉姆說……” 布什總統也看向我，副總統切尼也看向我。
我都吓呆了。
在會前，米勒和我正好說到這個事兒，然後我就開了個玩笑。
但我并不想在總統先生面前開這個玩笑，怕一不小心惹他發怒。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都能聽到挂鐘嘀嘀嗒嗒的聲音。
我并沒有接話。
然後總統催我說：“吉姆，你說什麼了？” 我深吸一口氣，心一橫，接着道：“誰說您沒有創造就業機會？這家夥都有兩份工作了。
” 總統大笑起來，我的心又放回了肚子裡。
副總統切尼沒笑。
走出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我拉住了米勒，苦笑着說： “你簡直吓死我了。
别再這麼幹了，我都快讓你吓出心髒病來了。
” 米勒回答說：“多有意思啊！”然後又做了個鬼臉笑起來。
米勒并不是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這張撲克臉。
據小道消息說，“9·11”事件之後不久，米勒的膝蓋動了個手術。
手術的時候他都不打麻藥，隻是咬了根皮帶。
但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還是有幽默細胞的，隻不過都是些黑色幽默和冷幽默罷了。
這就是他的傑作之一。
我再一次解釋道：“鮑勃，這個笑話隻能我們兩個之間說說，不應該給别人知道。
”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還是覺得這事兒太好笑了。
事情過去了這麼久，現在想想我也覺得這事兒挺好笑的。
我曾經也看見過布什總統惡作劇的一面。
那是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整個城市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之中，天冷極了。
布什總統坐在他經常坐的那張椅子上，背對着壁爐和老爺鐘。
他馬上就要乘坐“海軍一号”出行，因此，記者們都一如往常地等在玫瑰園外，裹着厚厚的大衣，想要記錄下總統的這次出行。
我正在就一項涉恐案件跟總統進行簡單彙報，這時直升機的轟鳴聲越來越近。
總統冷着臉示意我停下來：“等一下，吉姆。
” 他擡起手示意我停一下，稍稍轉了一下椅子，轉身看向外面的南草坪。
那兒圍着很多記者。
我也随着他的目光向外看。
随着直升機不斷降落，螺旋槳卷起地上的雪，揚起白茫茫的一片雪霧。
那些雪全都落在了外面等待的記者身上，沒過一會兒，他們就像雪人一樣，窘态百出的雪人。
布什總統的表情并沒什麼變化，隻見他把椅子轉回來，把手放下，對我說：“繼續吧。
” 布什總統這麼做可能确實有些惡趣味，很顯然他很愛看别人被捉弄。
但在我看來，他知道在這種高壓高危的工作環境下，有點幽默感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總是這樣，上一秒還在讨論生死攸關的反恐措施，下一秒就放聲大笑，不能自已。
這是我們保證自己能繼續工作的唯一方式——在痛苦繁忙的工作裡找點兒樂子。
但那天在白宮，我的朋友鮑勃·特羅諾覺得自己跟總統的那次會面一點兒都不好笑。
結束了一天工作的我身心俱疲。
那時，我正代替生病的阿什克羅夫特代理司法部部長一職。
這個位子将我推進了和布什總統的白宮團隊的糾纏之中。
而且這種糾纏愈演愈烈。
我坐在一輛全副武裝的黑色雪佛蘭薩博班裡，沿着憲法大道向西走，陸續經過了幾個博物館、華盛頓紀念碑，以及白宮南草坪。
那時候，政府高級官員根據被襲擊風險等級的不同，有不同的安保措施。
在曼哈頓做聯邦檢察官那會兒，我沒有這樣的安保待遇。
但“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副總檢察長的出行工具就換成了這輛全副武裝的雪佛蘭，身邊還有一群武裝法警陪伴。
本來，好不容易結束一天工作的我正想回家。
電話響了，來電的是阿什克羅夫特的辦公室主任戴維·艾爾斯（DavidAyres）。
艾爾斯是那種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
此時，顯然有一座大泰山要崩塌了，因為他的語氣冷得像要結冰一樣。
艾爾斯剛與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通過話。
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妻子，這幾天一直不眠不休地守在丈夫的病榻前。
約翰·阿什克羅夫特被診斷出患有急性胰腺炎，一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住院治療。
他的病情十分嚴重，必須卧床而且已經住進了重症監護病房。
艾爾斯在電話裡說，幾分鐘之前，總統想跟阿什克羅夫特通話。
我知道總統為什麼打這通電話，艾爾斯也知道，聰明的珍妮特同樣知道。
珍妮特跟她的丈夫一樣，也是一名身經百戰、言辭犀利的檢察官。
珍妮特拒絕了總統的要求。
她說她丈夫因重病卧床，神志不清，不能和總統通話。
總統并沒放棄，對她說要派總統顧問阿爾貝托·岡薩雷斯和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魯·卡德（AndrewCard）到醫院去看望約翰·阿什克羅夫特，跟他讨論一件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
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馬上給艾爾斯打電話說了這事兒，于是艾爾斯打給了我。
挂了電話，我馬上對開車的法警說：“艾德，我需要盡快趕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
”可能是感受到了我話語中的急迫，艾德打開了應急燈，開始飛速前行，就好像是在賽車協會的賽場上一樣。
從這一刻開始，我确實是在賽跑，是在和總統先生的兩位高級官員賽跑。
這可以說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最瘋狂、最離奇的時刻。
“9·11”事件後，副總檢察長的工作壓力真是太大了。
工作壓力越大，我越希望能幫助我的團隊成員在工作中找點兒樂趣。
找到樂趣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開懷大笑，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能一起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樂趣，我們的辦公室一定會充滿歡聲笑語。
同時，笑聲也代表着我們沒有把自己逼得太緊。
我做副總檢察長的時候，為了帶着大家找點兒工作中的樂趣，有時候會樂于當個白宮的“導遊”。
比如說，我去白宮開大會的時候，經常會帶着一個之前沒去過白宮的同事。
大部分時候大家都挺樂意去，但有一次差點兒鬧出事兒。
布什總統任期内很重要的一項提案就是在法律允許範圍内，各部門和機構為宗教團隊籌措資金。
大多數政府部門，包括司法部在内，都專門設了一個辦公室處理這一與宗教相關的事宜。
2004年，布什總統召集了好幾個部門的領導，聽取他們對這項政策的執行情況的彙報。
我代表司法部參加。
在開會之前，我被告知每個與會領導都可以帶一名陪同人員，也就是說我可以帶一個我的工作人員。
我非常了解這項政策在司法部的執行情況，并不需要人陪同。
但我突然想起來，鮑勃·特羅諾——一名非常資深的聯邦助理檢察官——還沒來白宮開過會。
鮑勃是我在裡士滿的同事，我們一起處理過利奧尼達斯·揚的案子，他負責起訴了那個助纣為虐的年輕牧師。
我讓他到華盛頓來，幫我管理美國法警署和聯邦監獄局。
這些機構都是司法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白宮對這些機構曆來不怎麼關注。
我覺得這趟旅程對他來講，應該挺有意思的。
但出乎我的意料，鮑勃對我的想法并不怎麼感冒。
他對這個資助宗教團體的政策絲毫不知，一個字兒也沒聽說過，也并不想跟總統一起開什麼簡報會。
我跟他說，他什麼也不用幹，隻要聽着就行了，我來做彙報。
我勸了他好久，做了很多保證，他終于不情不願地同意了。
“别擔心，我不會拿你開涮的。
” 我确實沒騙他，但天不遂人願。
我沒想到的是，在這個與宗教有關的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被叫去戰情室開另一個會，而且那個會超時了。
這天，布什總統并沒有在戰情室裡跟我一起開會，而且他把那個與宗教有關的簡報會的開始時間提前了。
盡管布什總統這個提前開會的習慣與克林頓總統總是推遲開會的習慣相比，沒那麼惱人，但總統提前召開會議就意味着所有的參會人員都要提前好久到達會議現場。
在我剛當上副總檢察長的時候，就曾錯過一次總統先生的反恐工作簡報會。
那次，我提前15分鐘到達了會場，然後決定去個衛生間。
衛生間就在橢圓形辦公室外面不遠。
（我總跟家人說那兒有“世界上最高級的廁所”）。
但當我回來的時候，橢圓形辦公室的門關上了，會議已經開始了。
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在會議進行中進入那個辦公室，我是個新人，也不敢試。
在外面絞盡腦汁、坐立不安了一會兒之後，我走了。
這次，換成鮑勃在羅斯福廳裡坐立不安了。
他挑了一個遠離主會議桌的位子，看着主會議桌上寫着我名字的桌簽旁始終空着。
一如往常，布什總統提前走進了會議室，不耐煩地掃視了一圈。
可憐的鮑勃。
布什總統可能确實缺乏點兒耐心，他總是提前開會這事兒簡直快把我逼瘋了。
但更令我震驚的是他強烈的、有時有點惡作劇般的幽默感。
我還記得2004年的時候，他正在參加第二次總統大選，跟民主黨人約翰·克裡（JohnKerry）競争。
克裡當時總是用布什總統主持推行的一項政策攻擊他，稱這項政策為“失業版”經濟複蘇方案。
有一次，在早上的反恐簡報會上，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彙報說，一名正在政府密切監控下的疑似“基地”組織成員巴巴爾又在紐約找了一個兼職工作。
米勒這個人平時沒什麼幽默感。
但那次，他說完這句話就停下了，然後轉向我說：“吉姆說……” 布什總統也看向我，副總統切尼也看向我。
我都吓呆了。
在會前，米勒和我正好說到這個事兒，然後我就開了個玩笑。
但我并不想在總統先生面前開這個玩笑，怕一不小心惹他發怒。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都能聽到挂鐘嘀嘀嗒嗒的聲音。
我并沒有接話。
然後總統催我說：“吉姆，你說什麼了？” 我深吸一口氣，心一橫，接着道：“誰說您沒有創造就業機會？這家夥都有兩份工作了。
” 總統大笑起來，我的心又放回了肚子裡。
副總統切尼沒笑。
走出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我拉住了米勒，苦笑着說： “你簡直吓死我了。
别再這麼幹了，我都快讓你吓出心髒病來了。
” 米勒回答說：“多有意思啊！”然後又做了個鬼臉笑起來。
米勒并不是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這張撲克臉。
據小道消息說，“9·11”事件之後不久，米勒的膝蓋動了個手術。
手術的時候他都不打麻藥，隻是咬了根皮帶。
但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還是有幽默細胞的，隻不過都是些黑色幽默和冷幽默罷了。
這就是他的傑作之一。
我再一次解釋道：“鮑勃，這個笑話隻能我們兩個之間說說，不應該給别人知道。
”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還是覺得這事兒太好笑了。
事情過去了這麼久，現在想想我也覺得這事兒挺好笑的。
我曾經也看見過布什總統惡作劇的一面。
那是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整個城市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之中，天冷極了。
布什總統坐在他經常坐的那張椅子上，背對着壁爐和老爺鐘。
他馬上就要乘坐“海軍一号”出行，因此，記者們都一如往常地等在玫瑰園外，裹着厚厚的大衣，想要記錄下總統的這次出行。
我正在就一項涉恐案件跟總統進行簡單彙報，這時直升機的轟鳴聲越來越近。
總統冷着臉示意我停下來：“等一下，吉姆。
” 他擡起手示意我停一下，稍稍轉了一下椅子，轉身看向外面的南草坪。
那兒圍着很多記者。
我也随着他的目光向外看。
随着直升機不斷降落，螺旋槳卷起地上的雪，揚起白茫茫的一片雪霧。
那些雪全都落在了外面等待的記者身上，沒過一會兒，他們就像雪人一樣，窘态百出的雪人。
布什總統的表情并沒什麼變化，隻見他把椅子轉回來，把手放下，對我說：“繼續吧。
” 布什總統這麼做可能确實有些惡趣味，很顯然他很愛看别人被捉弄。
但在我看來，他知道在這種高壓高危的工作環境下，有點幽默感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總是這樣，上一秒還在讨論生死攸關的反恐措施，下一秒就放聲大笑，不能自已。
這是我們保證自己能繼續工作的唯一方式——在痛苦繁忙的工作裡找點兒樂子。
但那天在白宮，我的朋友鮑勃·特羅諾覺得自己跟總統的那次會面一點兒都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