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說謊容易，生活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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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說謊的人需要下很大的決心，但第二次、第三次就會容易得多，然後說謊就會變成習慣，最後，他的謊言會像流水一樣，而他說的真話則無人采信。
語言的虛假會導緻心靈的虛僞，最後吞噬人性中所有的美好。
——托馬斯·傑斐遜 2005年3月，瑪莎·斯圖爾特[1]（MarthaStewart）被刑滿釋放。
那時，媒體大肆宣揚的都是她在被拘留期間淨資産不降反增，就好像檢察官起訴這個女人是為了摧毀她一樣。
實際上，她被起訴是因為她在調查期間做僞證，對她的處罰也向社會傳遞了一個信息：無論你是誰，都不能妨礙司法公正。
當時，我正在拉斯維加斯做一個演講。
我知道媒體一定會就瑪莎·斯圖爾特一案采訪我，看看我的反應，因為是我起訴了她。
也正因這起案件，我獲得了大量的媒體關注，遭到不少公衆批評。
不出所料，一個攝影師和一個當地記者來到我面前，記者把麥克風往我面前一遞，一口氣說出了他的問題：“科米先生，瑪莎·斯圖爾特今天出獄，身價比她入獄之前漲了兩億，對此您怎麼看？”（他故意把“怎麼看”這三個字拖了老長。
） 我停頓了一下，對着攝像機，慢慢說出了我在腦海中演練了很久的話：“我們司法部的目的就是好好改造罪犯，然後使他們成功地重新回到社會。
至于斯圖爾特女士，她可能比别的罪犯改造得好，我們對此沒必要擔心。
”我闆着臉，點了點頭，然後走開了。
這名記者顯然沒有意識到我在開玩笑，但攝影師（作為媒體圈裡更接地氣的人）已經笑得前仰後合，攝像機都握不住了。
最後，這段片子并沒用上，因為畫面晃動得太嚴重了。
瑪莎·斯圖爾特并沒犯什麼驚天大案。
起初，我甚至覺得這個案子有點小題大做，因為這與我們整天忙活的那些案子相比，與那些影響國計民生的案子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但有些事情讓我改變了對這個案子的看法，這個案子不僅僅是一個有錢人把即将崩盤的股票抛售出去，還關系到更高層次的東西。
同時，這個案子将會以各種方式影響着我今後的執法生涯，給予我的教訓令我終生受益。
人的一生中，每個人都會說謊。
重要的不是我們說了謊，而是我們在哪兒說謊，說了什麼謊，多久說一次謊。
我這種身高的人，最容易被人問的問題就是——你大學打籃球嗎？其實我不打，但想說明我為什麼不打可就沒這麼簡單了。
我不打籃球是因為我發育得晚，我膝蓋有傷，而打籃球又需要太多時間練習。
我覺得沒人想知道這些，就算他們想知道，茶水間的日常談話也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因此畢業之後，但凡有陌生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會回答：“我打籃球。
”就連念法學院的時候，一起打球的朋友問我本科時候打不打籃球，我都說我打。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可能是因為我不自信，也可能是這個答案不需費口舌，又或者是我想讓别人覺得我是個校園球星。
這似乎是個傻孩子說的一個無關緊要的謊話，但謊話就是謊話。
它讓我的内心備受煎熬。
因此，法學院畢業之後，我給朋友們寫信，承認我對他們說了謊，我其實之前并不打籃球。
他們都能理解我，還有一個給我回信（能回信的都是真朋友）說：“我們知道你之前不打球，但我們覺得無所謂。
你是個好人，籃球打得也不錯。
當然，有些時候你也會犯蠢。
” 我覺得，我如此在意這個小謊言的原因，是怕說謊會成為我的習慣。
這麼多年來，我見過太多的騙子，他們的謊言如流水，最後甚至失去了分辨真實與虛假的能力。
物以類聚，那些愛說謊的人身邊聚集的也都是愛說謊的人。
那些不願意放棄節操去欺騙别人的人都被逐出局，那些願意忍受謊言與虛妄的人逐漸成為這個圈子中的核心成員。
這樣的圈子也吸引着其他騙子加入。
這就形成了一種說謊的氛圍，最終說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這些随便說說的小謊，實際上非常危險。
“小時偷針，大時偷金”，謊言會越說越大，釀成的後果也會越來越嚴重。
每年，總會有那麼一些人被指控犯有内部交易罪。
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被铐起來，在鏡頭前面一一掠過，走進法庭。
一般除了經濟媒體，公衆對這類案件關注度不高。
但在2002年1月，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生物科技公司涉案，其股東成員中有一位知名的大人物。
而這個案子的卷宗出現在了我曼哈頓的辦公桌上。
2001年年底，薩姆·瓦克薩爾（SamWaksal），英克隆（ImClone）制藥公司的總裁，賣出了自己手上大部分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因為他了解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将拒絕批準該公司新開發藥物的生産許可。
問題在于，大衆對此事并不知曉。
按照法律規定，公司總裁在了解了不為普通股東知曉的關鍵信息之後，不可買賣公司的股票，否則就犯了内部交易罪。
瓦克薩爾此舉就相當于把自己送到了執法部門的槍口上。
很明顯，他有罪，應該被起訴。
但需要進一步調查的是：2001年聖誕節後賣出英克隆公司股票的其他人是否也知道了這個機密的、未公開的信息。
這筆交易發生在曼哈頓，屬于我的管轄範圍，于是我很快召集了手下一幫明星助理檢察官去協助調查。
我的副手是戴維·凱利（DavidKelley），一位職業助理檢察官，同時也是我的好友。
刑事部門主管凱倫·西摩（KarenSeymour）之前也是一名檢察官，同樣是我的好友，負責管理刑事部門的所有助理檢察官。
是我說服了她離開華爾街的律師事務所，幫我帶領刑事部門這個團隊。
我們三個在一起做了所有艱難的決定。
我們就像所有的老朋友一樣，一起開懷大笑，一起争論不休，也一起開彼此的玩笑。
我很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因為他們總是對我坦誠相待，就算我已經被血淋淋的現實圍繞，他們也從不欺瞞。
組織機構中，尤其在等級森嚴的組織機構中，最大的危險就是反饋渠道不通暢，領導者無法知道下屬的不同意見，也聽不到真實的反饋。
這就很容易讓組織中的成員生活在欺瞞和錯覺當中。
若組織的領導者過于自負，不肯謙恭近人，就會養成妄自尊大的壞毛病，逐漸遠離群衆。
紐約的黑幫組織就是這樣沒落的。
而諷刺的是，朱利安尼領導下的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雖然最終将黑幫組織繩之以法，卻也面臨這一問題。
現在，既然我坐在了朱利安尼的位置上，我就要當心，不能重蹈覆轍。
現在，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創建新的工作氛圍成為我的責任。
我要吸取朱利安尼的教訓，發揚費伊的優點，創設良好的工作氛圍，讓團隊的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力。
從我第一天任職開始，我就試着将這種态度融入工作當中。
在我任職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期間，我錄用了差不多50位新的助理檢察官。
每一位助理檢察官宣誓就職的時候，我都會在現場見證。
我請他們邀請自己的家人參加宣誓就職儀式。
我告訴他們，他們站起來宣誓自己今後會代表美利堅合衆國的那一刻，是值得終生銘記的一刻。
因為自那一刻起，他們所說的一切，人們都會相信。
盡管我并不想戳破他們美好的夢想，但我必須告訴他們：人們願意相信你們并非因為你們自己，而是因為無數的前輩檢察官前赴後繼，恪盡職守，懲奸除惡，去僞存真，最終為今天的你們留下一筆寶貴的财富。
而這筆财富，我稱之為“信用水池”。
我告訴他們：這個“信用水池”裡承載的信任和信用，是你們的前輩竭盡全力，一點一滴為你們積蓄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信用水池”，我們才得以開展我們現在的工作。
這是一筆無價之寶。
我對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檢察官說，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個寶貝也不例外。
你們有責任，也有義務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保證其完好無損，甚至為其填注力量，然後将它傳遞給你們的後輩。
要想裝滿這個“信用水池”，可能需要很久，但要想毀掉它，是非常簡單的。
“千裡之堤，潰于蟻穴。
”一個人的行為不端就可能毀掉幾百年來所有前輩的努力。
在瓦克薩爾這個案子上，政府的調查人員，包括聯邦調查局探員和分析師一起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分析。
他們列出了一張人員名單，上面都是和瓦克薩爾在同一時間賣掉英克隆公司股票的人，其中就有瑪莎·斯圖爾特。
就在瓦克薩爾賣掉自己手裡股票的同一天，斯圖爾特也把手裡的英克隆公司股票都賣了。
當時，公衆并不知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并未批準英克隆公司新藥的生産許可。
賣了手裡的股票之後，斯圖爾特女士避免了5萬美元的損失。
這點兒小錢對于這位身家上億的女士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
但調查員出于謹慎起見，還是去拜訪了斯圖亞特女士，詢問了她出售股票的原因。
斯圖亞特是瓦克薩爾的朋友，所以調查員覺得她可能會說，當她知道瓦克薩爾賣掉公司股票的時候，她
語言的虛假會導緻心靈的虛僞，最後吞噬人性中所有的美好。
——托馬斯·傑斐遜 2005年3月，瑪莎·斯圖爾特
那時，媒體大肆宣揚的都是她在被拘留期間淨資産不降反增，就好像檢察官起訴這個女人是為了摧毀她一樣。
實際上，她被起訴是因為她在調查期間做僞證，對她的處罰也向社會傳遞了一個信息：無論你是誰，都不能妨礙司法公正。
當時，我正在拉斯維加斯做一個演講。
我知道媒體一定會就瑪莎·斯圖爾特一案采訪我，看看我的反應，因為是我起訴了她。
也正因這起案件，我獲得了大量的媒體關注，遭到不少公衆批評。
不出所料，一個攝影師和一個當地記者來到我面前，記者把麥克風往我面前一遞，一口氣說出了他的問題：“科米先生，瑪莎·斯圖爾特今天出獄，身價比她入獄之前漲了兩億，對此您怎麼看？”（他故意把“怎麼看”這三個字拖了老長。
） 我停頓了一下，對着攝像機，慢慢說出了我在腦海中演練了很久的話：“我們司法部的目的就是好好改造罪犯，然後使他們成功地重新回到社會。
至于斯圖爾特女士，她可能比别的罪犯改造得好，我們對此沒必要擔心。
”我闆着臉，點了點頭，然後走開了。
這名記者顯然沒有意識到我在開玩笑，但攝影師（作為媒體圈裡更接地氣的人）已經笑得前仰後合，攝像機都握不住了。
最後，這段片子并沒用上，因為畫面晃動得太嚴重了。
瑪莎·斯圖爾特并沒犯什麼驚天大案。
起初，我甚至覺得這個案子有點小題大做，因為這與我們整天忙活的那些案子相比，與那些影響國計民生的案子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但有些事情讓我改變了對這個案子的看法，這個案子不僅僅是一個有錢人把即将崩盤的股票抛售出去，還關系到更高層次的東西。
同時，這個案子将會以各種方式影響着我今後的執法生涯，給予我的教訓令我終生受益。
人的一生中，每個人都會說謊。
重要的不是我們說了謊，而是我們在哪兒說謊，說了什麼謊，多久說一次謊。
我這種身高的人，最容易被人問的問題就是——你大學打籃球嗎？其實我不打，但想說明我為什麼不打可就沒這麼簡單了。
我不打籃球是因為我發育得晚，我膝蓋有傷，而打籃球又需要太多時間練習。
我覺得沒人想知道這些，就算他們想知道，茶水間的日常談話也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因此畢業之後，但凡有陌生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會回答：“我打籃球。
”就連念法學院的時候，一起打球的朋友問我本科時候打不打籃球，我都說我打。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可能是因為我不自信，也可能是這個答案不需費口舌，又或者是我想讓别人覺得我是個校園球星。
這似乎是個傻孩子說的一個無關緊要的謊話，但謊話就是謊話。
它讓我的内心備受煎熬。
因此，法學院畢業之後，我給朋友們寫信，承認我對他們說了謊，我其實之前并不打籃球。
他們都能理解我，還有一個給我回信（能回信的都是真朋友）說：“我們知道你之前不打球，但我們覺得無所謂。
你是個好人，籃球打得也不錯。
當然，有些時候你也會犯蠢。
” 我覺得，我如此在意這個小謊言的原因，是怕說謊會成為我的習慣。
這麼多年來，我見過太多的騙子，他們的謊言如流水，最後甚至失去了分辨真實與虛假的能力。
物以類聚，那些愛說謊的人身邊聚集的也都是愛說謊的人。
那些不願意放棄節操去欺騙别人的人都被逐出局，那些願意忍受謊言與虛妄的人逐漸成為這個圈子中的核心成員。
這樣的圈子也吸引着其他騙子加入。
這就形成了一種說謊的氛圍，最終說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這些随便說說的小謊，實際上非常危險。
“小時偷針，大時偷金”，謊言會越說越大，釀成的後果也會越來越嚴重。
每年，總會有那麼一些人被指控犯有内部交易罪。
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被铐起來，在鏡頭前面一一掠過，走進法庭。
一般除了經濟媒體，公衆對這類案件關注度不高。
但在2002年1月，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生物科技公司涉案，其股東成員中有一位知名的大人物。
而這個案子的卷宗出現在了我曼哈頓的辦公桌上。
2001年年底，薩姆·瓦克薩爾（SamWaksal），英克隆（ImClone）制藥公司的總裁，賣出了自己手上大部分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因為他了解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将拒絕批準該公司新開發藥物的生産許可。
問題在于，大衆對此事并不知曉。
按照法律規定，公司總裁在了解了不為普通股東知曉的關鍵信息之後，不可買賣公司的股票，否則就犯了内部交易罪。
瓦克薩爾此舉就相當于把自己送到了執法部門的槍口上。
很明顯，他有罪，應該被起訴。
但需要進一步調查的是：2001年聖誕節後賣出英克隆公司股票的其他人是否也知道了這個機密的、未公開的信息。
這筆交易發生在曼哈頓，屬于我的管轄範圍，于是我很快召集了手下一幫明星助理檢察官去協助調查。
我的副手是戴維·凱利（DavidKelley），一位職業助理檢察官，同時也是我的好友。
刑事部門主管凱倫·西摩（KarenSeymour）之前也是一名檢察官，同樣是我的好友，負責管理刑事部門的所有助理檢察官。
是我說服了她離開華爾街的律師事務所，幫我帶領刑事部門這個團隊。
我們三個在一起做了所有艱難的決定。
我們就像所有的老朋友一樣，一起開懷大笑，一起争論不休，也一起開彼此的玩笑。
我很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因為他們總是對我坦誠相待，就算我已經被血淋淋的現實圍繞，他們也從不欺瞞。
組織機構中，尤其在等級森嚴的組織機構中，最大的危險就是反饋渠道不通暢，領導者無法知道下屬的不同意見，也聽不到真實的反饋。
這就很容易讓組織中的成員生活在欺瞞和錯覺當中。
若組織的領導者過于自負，不肯謙恭近人，就會養成妄自尊大的壞毛病，逐漸遠離群衆。
紐約的黑幫組織就是這樣沒落的。
而諷刺的是，朱利安尼領導下的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雖然最終将黑幫組織繩之以法，卻也面臨這一問題。
現在，既然我坐在了朱利安尼的位置上，我就要當心，不能重蹈覆轍。
現在，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創建新的工作氛圍成為我的責任。
我要吸取朱利安尼的教訓，發揚費伊的優點，創設良好的工作氛圍，讓團隊的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力。
從我第一天任職開始，我就試着将這種态度融入工作當中。
在我任職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期間，我錄用了差不多50位新的助理檢察官。
每一位助理檢察官宣誓就職的時候，我都會在現場見證。
我請他們邀請自己的家人參加宣誓就職儀式。
我告訴他們，他們站起來宣誓自己今後會代表美利堅合衆國的那一刻，是值得終生銘記的一刻。
因為自那一刻起，他們所說的一切，人們都會相信。
盡管我并不想戳破他們美好的夢想，但我必須告訴他們：人們願意相信你們并非因為你們自己，而是因為無數的前輩檢察官前赴後繼，恪盡職守，懲奸除惡，去僞存真，最終為今天的你們留下一筆寶貴的财富。
而這筆财富，我稱之為“信用水池”。
我告訴他們：這個“信用水池”裡承載的信任和信用，是你們的前輩竭盡全力，一點一滴為你們積蓄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信用水池”，我們才得以開展我們現在的工作。
這是一筆無價之寶。
我對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檢察官說，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個寶貝也不例外。
你們有責任，也有義務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保證其完好無損，甚至為其填注力量，然後将它傳遞給你們的後輩。
要想裝滿這個“信用水池”，可能需要很久，但要想毀掉它，是非常簡單的。
“千裡之堤，潰于蟻穴。
”一個人的行為不端就可能毀掉幾百年來所有前輩的努力。
在瓦克薩爾這個案子上，政府的調查人員，包括聯邦調查局探員和分析師一起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分析。
他們列出了一張人員名單，上面都是和瓦克薩爾在同一時間賣掉英克隆公司股票的人，其中就有瑪莎·斯圖爾特。
就在瓦克薩爾賣掉自己手裡股票的同一天，斯圖爾特也把手裡的英克隆公司股票都賣了。
當時，公衆并不知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并未批準英克隆公司新藥的生産許可。
賣了手裡的股票之後，斯圖爾特女士避免了5萬美元的損失。
這點兒小錢對于這位身家上億的女士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
但調查員出于謹慎起見，還是去拜訪了斯圖亞特女士，詢問了她出售股票的原因。
斯圖亞特是瓦克薩爾的朋友，所以調查員覺得她可能會說，當她知道瓦克薩爾賣掉公司股票的時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