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說謊容易，生活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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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照做了。
她當然會說她并不知道這筆交易有什麼問題，如果真有什麼問題的話，她感到很抱歉。
這種情況下，最後調查員會給她一個嚴正警告，也可能開出一張對她來講不值一提的罰單，然後這事兒就這麼過去了。
但斯圖亞特并沒有這麼做。
斯圖亞特告訴調查員，她和她的股票經紀人達成了一項協議，如果英克隆公司的股票跌到某個價格，或者說“觸底”了，那就立刻将其賣掉。
斯圖亞特說，她在賣股票之前，并不知道瓦克薩爾把自己手裡的股票賣了。
可能就是因為瓦克薩爾大量抛售英克隆公司的股票導緻了股票價格的暴跌，因此斯圖爾特才賣掉了自己手裡的股票。
這事兒就是個巧合，沒什麼可調查的。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才不相信什麼巧合。
斯圖亞特的說法讓他們想要進一步深究。
調查員查到了很多疑點，但其中最可疑的就是斯圖亞特和瓦克薩爾的股票經紀人居然是同一個人。
同時，他們也了解到，這個經紀人在瓦克薩爾賣掉股票的那天早上，給斯圖亞特打了個電話。
但是，斯圖亞特那時候正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飛機上，并沒接到這個電話。
因此，經紀人給她的秘書留了個信兒，說自己有很緊急的事情，是有關瓦克薩爾的，必須要馬上跟斯圖亞特商談。
該案件的調查啟動之後，聯邦調查員獲得了經紀人手寫的便條，證實了之前斯圖亞特關于售賣股票協議的說法。
但便條上的字是由兩種不同的墨水寫成的。
能支持斯圖亞特說法的部分是用一種牌子的墨水寫的，而其他的内容則是由另一種牌子的墨水寫的。
随後，調查員又查到了一個疑點。
他們詢問了斯圖亞特的秘書，了解到在聯邦調查員開始調查英克隆股票抛售案之後，斯圖亞特曾讓秘書把自己和經紀人的電話記錄調出來，然後她走到秘書的辦公桌前，讓秘書起來，自己坐下，開始删掉經紀人打電話來想商談關于瓦克薩爾一事的那部分信息。
但斯圖亞特在中途停止了操作。
顯然她覺得自己在潛在證人面前就這麼删掉證據實在是太蠢了。
如果被檢舉，這就是妨礙司法公正的重罪。
她突然站起身來，讓秘書把自己剛才删掉的地方恢複。
我從一開始就不怎麼喜歡瑪莎·斯圖亞特這個案子，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那些更為重大的案件上。
20世紀90年代正是科技泡沫破碎的時候，伴随着急劇動蕩的市場環境，一大批公司詐騙案湧現出來。
借用沃倫·巴菲特的名言：“當大潮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
”當市場的大潮退去後，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阿德菲亞（Adelphia）等公司的詐騙行徑暴露，造成了多家公司破産，成千上萬的人丢掉工作，投資者損失了幾十億美元。
那時候，為處理這些大案子，我們夜以繼日地在紐約的辦公室裡工作。
這些案子太難了，要動很多腦筋才能最終破獲。
這跟我之前處理的販毒案太不一樣了。
我處理過很多販毒案，那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被告和毒品交易之間的聯系。
如果聯邦探員闖入一個旅館房間，發現一公斤海洛因堆在桌上，那桌邊坐着的所有人都要坐牢。
這些人之中，沒人會說自己不知道買賣毒品是違法的，也沒人會辯解說自己的會計師或律師已經檢查了這些海洛因，自己的行為完全符合美國法律的要求。
因為這些理由都是沒用的。
所有人都要進監獄。
但在公司詐騙案裡，重點完全反了過來。
忙活了一天，探員終于調查清楚這些交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終于知道交易的雙方是誰，都交易了些什麼。
但涉案的每個人都會說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以抵押貸款支持的交易、逆向回購交易、外彙掉期交易等錯綜複雜的交易是非法的。
他們肯定會說，自己對那些蒙受重大損失的人感到非常抱歉，但自己确實不知道自己哪裡違法了，也壓根兒就不想犯法。
于是，向陪審團證明這些人内心是否在圖謀不軌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們調查員和檢察官的肩上，而且要使12位陪審員一緻認同案件中公訴方證據充分、符合規定。
要調查并指證罪犯實在是太困難了。
20世紀，電子通信設備的發明為執法部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取證依然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
有時候，電子郵件裡确實有一些直截了當、無可辯駁的證據。
在我辦過的一個案子裡，一個财務主管就給另一個财務主管發郵件說：“我就祈禱證券交易委員會不會發現我們在幹嗎。
”他的同事回複道：“别管證券交易委員會了，聯邦調查局來的時候，我肯定就完蛋了。
”這些證據确實很有利。
但通常情況下都沒這麼簡單。
聯邦調查員在調查犯罪意圖時經常受到阻礙，尤其是涉及巨大經濟損失的案件。
人們口頭呼喊着公司高級管理者“一定知情”并不夠，要排除合理性懷疑，找到能夠證明他知法犯法的證據。
在這種時候，公司的高級管理者總是表現得十分震驚，震驚于自己手下的員工居然敢違犯法律，以此表示自己對犯罪行為毫不知情。
我們有這麼多複雜的大案子要忙，我為什麼要關心瑪莎·斯圖亞特的案子？這不過是個簡單的小案子，不過是個富人在自己的朋友賣了某公司的股票後自己也跟着賣了，而事後又對調查員撒了個謊罷了。
我們有證據表明這是個内部交易案，如果我們再上綱上線一點兒，指控嫌疑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也就是了。
但這個案子遠不止這麼簡單，因為這個案子涉及一個人人愛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陪審團的同情心異常高漲。
斯圖亞特在電視上教會了我們很多小竅門，我也曾按照她的建議，在感恩節烤雞下面墊一層羅勒葉。
為什麼要起訴她，惹這個麻煩呢？誰又關心這個呢？ 但很快，這案子就變得不那麼簡單了。
一天下午，擔任該案件調查小組組長的助理檢察官沖進我辦公室。
從我辦公室裡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這側的風景，可以看到紐約市警察局總部。
從早到晚，我都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上人來人往，紐約市警察局總部總有人進進出出。
調查小組組長沖進來時，兩隻胳膊舉過頭頂，仿佛預示着勝利一樣。
他笑着告訴我他們找到了關鍵證據。
非常出人意料，這個案子的關鍵證據來自瑪莎·斯圖亞特最好的朋友，瑪麗安娜·帕斯特納克（MarianaPasternak）。
就在這個所謂巧合的股票抛售發生之後幾天，這兩位都到墨西哥的卡波聖盧卡斯過新年假期。
帕斯特納克告訴調查員，她們在酒店陽台上閑聊的時候，斯圖亞特對她說，她之所以賣掉所有英克隆公司的股票是因為她的經紀人說瓦克薩爾把自己的股票賣了。
然後斯圖亞特又說：“有這樣一個經紀人實在是太好了！” 這就意味着，瑪莎·斯圖亞特确實對我們說了謊，而我們現在也有充分的證據能證實她說謊了。
實際上，她根本沒必要說這個謊。
她本可以選擇主動退還那5萬美元（對她來講，這5萬美元簡直是九牛一毛），然後表達出自己的悔改之意，發誓說她也不會再幹這種内部交易的事兒了，這事兒就可以了結了。
然而，她選擇編織一個精心的謊言，然後讓别人給她掩蓋行迹。
斯圖亞特除了有一堆狂熱的粉絲幫她說好話之外，她的律師團隊也十分給力。
她的辯護律師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一個身價上億的人居然為了區區5萬美元不惜觸犯法律，而且還是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飛機上幹這事兒，實在是沒有必要。
她的時間太寶貴了，這些瑣事根本不需要她浪費精力。
聽了這個辯護理由後，我問她的律師團：假如在一個周末的早上，斯圖亞特女士端着一杯咖啡，走出自己豪宅的門，沿着蜿蜒的花園走道去取當天早上的《紐約時報》。
突然，她看到報紙邊上躺着一張5美元的鈔票，你說她是會撿起來呢，還是對這種“瑣事”視而不見呢？律師團一片沉默。
她當然會撿起來了。
隻需給經紀人打個電話，就能避免自己5萬美元的損失，她當然會這麼做。
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尤其是當人們對内部交易罪這種罪名并不熟悉時。
我咨詢了刑事部門主管凱倫·西摩，看看她能不能與斯圖亞特的團隊進行認罪協商。
凱倫并不想這樣做，因為她手中已經握有強有力的證據，跟犯罪嫌疑人進行認罪協商可能讓他們以為我們的證據并不确鑿，但她還是試了試。
起先，斯圖亞特的律師團說她願意認罪，後來又說她絕不認罪。
我猜測，要麼是他們想試探我們的決心，要麼就是沒能勸服他們的當事人在這個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上認罪。
但對于我們來講，如果我們想要将斯圖亞特繩之以法，我們就得對她提起訴訟，然後跟這個受人愛戴的公衆人物打官司。
盡管這個案子證據确鑿，但我依然猶豫了。
我知道斯圖亞特那些媒體圈的朋友會如何維護她。
他們會說我就是想借這個案子捧紅自己，說我打着司法公正的幌子拿公衆人物開刀，說我就是另一個魯迪·朱利安尼，踩着别人的肩膀上位。
關于這一點，斯圖亞特的律師早已透露過。
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思考良久。
我并不想讓自己成為媒體輿論的焦點，更不想遭到不公正的指責。
正在我為自己和
她當然會說她并不知道這筆交易有什麼問題，如果真有什麼問題的話，她感到很抱歉。
這種情況下，最後調查員會給她一個嚴正警告，也可能開出一張對她來講不值一提的罰單，然後這事兒就這麼過去了。
但斯圖亞特并沒有這麼做。
斯圖亞特告訴調查員，她和她的股票經紀人達成了一項協議，如果英克隆公司的股票跌到某個價格，或者說“觸底”了，那就立刻将其賣掉。
斯圖亞特說，她在賣股票之前，并不知道瓦克薩爾把自己手裡的股票賣了。
可能就是因為瓦克薩爾大量抛售英克隆公司的股票導緻了股票價格的暴跌，因此斯圖爾特才賣掉了自己手裡的股票。
這事兒就是個巧合，沒什麼可調查的。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才不相信什麼巧合。
斯圖亞特的說法讓他們想要進一步深究。
調查員查到了很多疑點，但其中最可疑的就是斯圖亞特和瓦克薩爾的股票經紀人居然是同一個人。
同時，他們也了解到，這個經紀人在瓦克薩爾賣掉股票的那天早上，給斯圖亞特打了個電話。
但是，斯圖亞特那時候正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飛機上，并沒接到這個電話。
因此，經紀人給她的秘書留了個信兒，說自己有很緊急的事情，是有關瓦克薩爾的，必須要馬上跟斯圖亞特商談。
該案件的調查啟動之後，聯邦調查員獲得了經紀人手寫的便條，證實了之前斯圖亞特關于售賣股票協議的說法。
但便條上的字是由兩種不同的墨水寫成的。
能支持斯圖亞特說法的部分是用一種牌子的墨水寫的，而其他的内容則是由另一種牌子的墨水寫的。
随後，調查員又查到了一個疑點。
他們詢問了斯圖亞特的秘書，了解到在聯邦調查員開始調查英克隆股票抛售案之後，斯圖亞特曾讓秘書把自己和經紀人的電話記錄調出來，然後她走到秘書的辦公桌前，讓秘書起來，自己坐下，開始删掉經紀人打電話來想商談關于瓦克薩爾一事的那部分信息。
但斯圖亞特在中途停止了操作。
顯然她覺得自己在潛在證人面前就這麼删掉證據實在是太蠢了。
如果被檢舉，這就是妨礙司法公正的重罪。
她突然站起身來，讓秘書把自己剛才删掉的地方恢複。
我從一開始就不怎麼喜歡瑪莎·斯圖亞特這個案子，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那些更為重大的案件上。
20世紀90年代正是科技泡沫破碎的時候，伴随着急劇動蕩的市場環境，一大批公司詐騙案湧現出來。
借用沃倫·巴菲特的名言：“當大潮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
”當市場的大潮退去後，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阿德菲亞（Adelphia）等公司的詐騙行徑暴露，造成了多家公司破産，成千上萬的人丢掉工作，投資者損失了幾十億美元。
那時候，為處理這些大案子，我們夜以繼日地在紐約的辦公室裡工作。
這些案子太難了，要動很多腦筋才能最終破獲。
這跟我之前處理的販毒案太不一樣了。
我處理過很多販毒案，那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被告和毒品交易之間的聯系。
如果聯邦探員闖入一個旅館房間，發現一公斤海洛因堆在桌上，那桌邊坐着的所有人都要坐牢。
這些人之中，沒人會說自己不知道買賣毒品是違法的，也沒人會辯解說自己的會計師或律師已經檢查了這些海洛因，自己的行為完全符合美國法律的要求。
因為這些理由都是沒用的。
所有人都要進監獄。
但在公司詐騙案裡，重點完全反了過來。
忙活了一天，探員終于調查清楚這些交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終于知道交易的雙方是誰，都交易了些什麼。
但涉案的每個人都會說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以抵押貸款支持的交易、逆向回購交易、外彙掉期交易等錯綜複雜的交易是非法的。
他們肯定會說，自己對那些蒙受重大損失的人感到非常抱歉，但自己确實不知道自己哪裡違法了，也壓根兒就不想犯法。
于是，向陪審團證明這些人内心是否在圖謀不軌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們調查員和檢察官的肩上，而且要使12位陪審員一緻認同案件中公訴方證據充分、符合規定。
要調查并指證罪犯實在是太困難了。
20世紀，電子通信設備的發明為執法部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取證依然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
有時候，電子郵件裡确實有一些直截了當、無可辯駁的證據。
在我辦過的一個案子裡，一個财務主管就給另一個财務主管發郵件說：“我就祈禱證券交易委員會不會發現我們在幹嗎。
”他的同事回複道：“别管證券交易委員會了，聯邦調查局來的時候，我肯定就完蛋了。
”這些證據确實很有利。
但通常情況下都沒這麼簡單。
聯邦調查員在調查犯罪意圖時經常受到阻礙，尤其是涉及巨大經濟損失的案件。
人們口頭呼喊着公司高級管理者“一定知情”并不夠，要排除合理性懷疑，找到能夠證明他知法犯法的證據。
在這種時候，公司的高級管理者總是表現得十分震驚，震驚于自己手下的員工居然敢違犯法律，以此表示自己對犯罪行為毫不知情。
我們有這麼多複雜的大案子要忙，我為什麼要關心瑪莎·斯圖亞特的案子？這不過是個簡單的小案子，不過是個富人在自己的朋友賣了某公司的股票後自己也跟着賣了，而事後又對調查員撒了個謊罷了。
我們有證據表明這是個内部交易案，如果我們再上綱上線一點兒，指控嫌疑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也就是了。
但這個案子遠不止這麼簡單，因為這個案子涉及一個人人愛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陪審團的同情心異常高漲。
斯圖亞特在電視上教會了我們很多小竅門，我也曾按照她的建議，在感恩節烤雞下面墊一層羅勒葉。
為什麼要起訴她，惹這個麻煩呢？誰又關心這個呢？ 但很快，這案子就變得不那麼簡單了。
一天下午，擔任該案件調查小組組長的助理檢察官沖進我辦公室。
從我辦公室裡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這側的風景，可以看到紐約市警察局總部。
從早到晚，我都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上人來人往，紐約市警察局總部總有人進進出出。
調查小組組長沖進來時，兩隻胳膊舉過頭頂，仿佛預示着勝利一樣。
他笑着告訴我他們找到了關鍵證據。
非常出人意料，這個案子的關鍵證據來自瑪莎·斯圖亞特最好的朋友，瑪麗安娜·帕斯特納克（MarianaPasternak）。
就在這個所謂巧合的股票抛售發生之後幾天，這兩位都到墨西哥的卡波聖盧卡斯過新年假期。
帕斯特納克告訴調查員，她們在酒店陽台上閑聊的時候，斯圖亞特對她說，她之所以賣掉所有英克隆公司的股票是因為她的經紀人說瓦克薩爾把自己的股票賣了。
然後斯圖亞特又說：“有這樣一個經紀人實在是太好了！” 這就意味着，瑪莎·斯圖亞特确實對我們說了謊，而我們現在也有充分的證據能證實她說謊了。
實際上，她根本沒必要說這個謊。
她本可以選擇主動退還那5萬美元（對她來講，這5萬美元簡直是九牛一毛），然後表達出自己的悔改之意，發誓說她也不會再幹這種内部交易的事兒了，這事兒就可以了結了。
然而，她選擇編織一個精心的謊言，然後讓别人給她掩蓋行迹。
斯圖亞特除了有一堆狂熱的粉絲幫她說好話之外，她的律師團隊也十分給力。
她的辯護律師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一個身價上億的人居然為了區區5萬美元不惜觸犯法律，而且還是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飛機上幹這事兒，實在是沒有必要。
她的時間太寶貴了，這些瑣事根本不需要她浪費精力。
聽了這個辯護理由後，我問她的律師團：假如在一個周末的早上，斯圖亞特女士端着一杯咖啡，走出自己豪宅的門，沿着蜿蜒的花園走道去取當天早上的《紐約時報》。
突然，她看到報紙邊上躺着一張5美元的鈔票，你說她是會撿起來呢，還是對這種“瑣事”視而不見呢？律師團一片沉默。
她當然會撿起來了。
隻需給經紀人打個電話，就能避免自己5萬美元的損失，她當然會這麼做。
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尤其是當人們對内部交易罪這種罪名并不熟悉時。
我咨詢了刑事部門主管凱倫·西摩，看看她能不能與斯圖亞特的團隊進行認罪協商。
凱倫并不想這樣做，因為她手中已經握有強有力的證據，跟犯罪嫌疑人進行認罪協商可能讓他們以為我們的證據并不确鑿，但她還是試了試。
起先，斯圖亞特的律師團說她願意認罪，後來又說她絕不認罪。
我猜測，要麼是他們想試探我們的決心，要麼就是沒能勸服他們的當事人在這個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上認罪。
但對于我們來講，如果我們想要将斯圖亞特繩之以法，我們就得對她提起訴訟，然後跟這個受人愛戴的公衆人物打官司。
盡管這個案子證據确鑿，但我依然猶豫了。
我知道斯圖亞特那些媒體圈的朋友會如何維護她。
他們會說我就是想借這個案子捧紅自己，說我打着司法公正的幌子拿公衆人物開刀，說我就是另一個魯迪·朱利安尼，踩着别人的肩膀上位。
關于這一點，斯圖亞特的律師早已透露過。
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思考良久。
我并不想讓自己成為媒體輿論的焦點，更不想遭到不公正的指責。
正在我為自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