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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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相信福禍相依，也一直相信我們能賦苦難以意義，予災禍以價值。
——赫爾曼·黑塞 我和很多偉大的男性共事過，但對我的生活和領導能力影響最大的兩個人都是女性。
1993年，甘比諾家族的案子完結了。
我遵守了我的諾言，和妻子帕特裡斯一起搬到了弗吉尼亞州首府裡士滿。
我們在那兒沒什麼朋友，但養家的成本小得多，生活也舒适得多。
一開始，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謀了個差事，後來又重操舊業，在裡士滿做一名助理檢察官。
其實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也不錯，掙得多，同事之間處得很好，但我就是有點懷念我以前的工作，盡管它的工作環境沒那麼好，工資也沒那麼高。
我就是想讓自己變得有用一點兒，為社會做點兒什麼，為那些需要我的受害者争取權益，但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并不能理解我。
我的新上司是聯邦檢察官海倫·費伊（HelenFahey）。
她是弗吉尼亞州東部所有聯邦助理檢察官的頭兒。
費伊的晉升之路不同尋常，而且非常鼓舞人心。
孩子小的時候，她是個家庭主婦，在家照顧小孩；等孩子長大了，她就到國防部下面的一個部門工作，一開始她隻是個打字員。
與此同時，她一直在求學，堅持了17年時間。
她曾經對媒體說過：“人要一步步來，我就是這樣的。
一次打一份工，一份工至少做滿一個月，一次上一門課。
”她至今沒有拿到學士學位，但由于考試成績好，工作履曆漂亮，她依然成功地考上了法學院。
1996年，我開始跟着費伊工作，那年我35歲。
我在裡士滿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做一個小主管，和其他三個主管一起在費伊手下工作。
那時候，我抱負滿滿，尤其希望能在反暴力犯罪和反腐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績。
我曾經在曼哈頓擔任聯邦助理檢察官，後來又在裡士滿的一家大律所做合夥人，這些經曆讓我覺得自己在這兒是個紅人——我媽以前總喜歡這麼說我，但她可不是在誇我。
可能是潛移默化中從魯迪·朱利安尼那兒學了些他的調調，我喜歡抛頭露面，漸漸地成為裡士滿聯邦執法機關的代言人，代表部門出席各種場合，還上了電視。
一家免費發放的裡士滿周報将我作為封面人物，稱我是“一個好人”，并把我的頭銜寫成了“聯邦檢察官”，而不是“聯邦助理檢察官”。
這張照片是在我裡士滿的辦公室裡照的，但糟糕的是，我并沒有告訴我的上司。
如果是在魯迪·朱利安尼手下工作的話，這種行為會讓我死得很慘。
當我看到這些印着我照片的報紙分發得到處都是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完蛋了。
然後我想起來，我的頭兒不再是魯迪·朱利安尼了。
費伊想看到我成功。
她的确笑話了我，而我也确實活該，但更多時候她是為我感到高興，我們是同一陣營的戰友。
海倫·費伊用她自己的方式領導着我們，很少有領導者能做到她那樣。
我知道有人在背後說她軟弱：“她簡直是把裡士滿拱手讓給科米了。
”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她是在放手讓我成長，偶爾在我身後提點我幾句，以免我誤入歧途。
最後，我們總是能大獲全勝。
她不在乎那些小肚雞腸的人在背後怎麼說她，這一點我真的很敬佩她。
随着年齡的增長，我越發覺得她的這種品質是難能可貴的。
她把團隊的利益和工作成果看得比她自己的名聲和感受更重要。
那時，我們正緻力于調查持槍犯罪，試圖降低裡士滿的謀殺率，但有些聯邦法官對此不以為然，甚至激烈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此類案件不應歸于聯邦法院。
對此，我并不在乎，裡士滿的團隊也不在乎，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拯救生命。
于是我們奮力前行，最終惹怒了一個高級法官。
他簽發了一項命令，要求拘留聯邦檢察官海倫·費伊，緣由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行政錯誤：未能按時填寫申請表，申請由聯邦法警在指定日期将一個罪犯帶到庭上候審。
然而，這張表是我們填的，費伊壓根兒跟這事兒沒關系。
她幾乎一個月才來裡士滿一次，根本沒必要把她扯到這事兒上來。
但這位法官就是這麼做了，為的就是讓費伊和我們知難而退。
但他不了解海倫·費伊。
在費伊出席聽證會那天，整個法庭、法院走廊和外面的街
——赫爾曼·黑塞 我和很多偉大的男性共事過，但對我的生活和領導能力影響最大的兩個人都是女性。
1993年，甘比諾家族的案子完結了。
我遵守了我的諾言，和妻子帕特裡斯一起搬到了弗吉尼亞州首府裡士滿。
我們在那兒沒什麼朋友，但養家的成本小得多，生活也舒适得多。
一開始，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謀了個差事，後來又重操舊業，在裡士滿做一名助理檢察官。
其實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也不錯，掙得多，同事之間處得很好，但我就是有點懷念我以前的工作，盡管它的工作環境沒那麼好，工資也沒那麼高。
我就是想讓自己變得有用一點兒，為社會做點兒什麼，為那些需要我的受害者争取權益，但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并不能理解我。
我的新上司是聯邦檢察官海倫·費伊（HelenFahey）。
她是弗吉尼亞州東部所有聯邦助理檢察官的頭兒。
費伊的晉升之路不同尋常，而且非常鼓舞人心。
孩子小的時候，她是個家庭主婦，在家照顧小孩；等孩子長大了，她就到國防部下面的一個部門工作，一開始她隻是個打字員。
與此同時，她一直在求學，堅持了17年時間。
她曾經對媒體說過：“人要一步步來，我就是這樣的。
一次打一份工，一份工至少做滿一個月，一次上一門課。
”她至今沒有拿到學士學位，但由于考試成績好，工作履曆漂亮，她依然成功地考上了法學院。
1996年，我開始跟着費伊工作，那年我35歲。
我在裡士滿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做一個小主管，和其他三個主管一起在費伊手下工作。
那時候，我抱負滿滿，尤其希望能在反暴力犯罪和反腐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績。
我曾經在曼哈頓擔任聯邦助理檢察官，後來又在裡士滿的一家大律所做合夥人，這些經曆讓我覺得自己在這兒是個紅人——我媽以前總喜歡這麼說我，但她可不是在誇我。
可能是潛移默化中從魯迪·朱利安尼那兒學了些他的調調，我喜歡抛頭露面，漸漸地成為裡士滿聯邦執法機關的代言人，代表部門出席各種場合，還上了電視。
一家免費發放的裡士滿周報将我作為封面人物，稱我是“一個好人”，并把我的頭銜寫成了“聯邦檢察官”，而不是“聯邦助理檢察官”。
這張照片是在我裡士滿的辦公室裡照的，但糟糕的是，我并沒有告訴我的上司。
如果是在魯迪·朱利安尼手下工作的話，這種行為會讓我死得很慘。
當我看到這些印着我照片的報紙分發得到處都是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完蛋了。
然後我想起來，我的頭兒不再是魯迪·朱利安尼了。
費伊想看到我成功。
她的确笑話了我，而我也确實活該，但更多時候她是為我感到高興，我們是同一陣營的戰友。
海倫·費伊用她自己的方式領導着我們，很少有領導者能做到她那樣。
我知道有人在背後說她軟弱：“她簡直是把裡士滿拱手讓給科米了。
”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她是在放手讓我成長，偶爾在我身後提點我幾句，以免我誤入歧途。
最後，我們總是能大獲全勝。
她不在乎那些小肚雞腸的人在背後怎麼說她，這一點我真的很敬佩她。
随着年齡的增長，我越發覺得她的這種品質是難能可貴的。
她把團隊的利益和工作成果看得比她自己的名聲和感受更重要。
那時，我們正緻力于調查持槍犯罪，試圖降低裡士滿的謀殺率，但有些聯邦法官對此不以為然，甚至激烈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此類案件不應歸于聯邦法院。
對此，我并不在乎，裡士滿的團隊也不在乎，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拯救生命。
于是我們奮力前行，最終惹怒了一個高級法官。
他簽發了一項命令，要求拘留聯邦檢察官海倫·費伊，緣由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行政錯誤：未能按時填寫申請表，申請由聯邦法警在指定日期将一個罪犯帶到庭上候審。
然而，這張表是我們填的，費伊壓根兒跟這事兒沒關系。
她幾乎一個月才來裡士滿一次，根本沒必要把她扯到這事兒上來。
但這位法官就是這麼做了，為的就是讓費伊和我們知難而退。
但他不了解海倫·費伊。
在費伊出席聽證會那天，整個法庭、法院走廊和外面的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