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說謊容易，生活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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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美景并沒享受多長時間，我就被叫進去了。
戰情室的安全門關上沒多久，就又開了。
門口站着的是當時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Powell）。
“誰是負責這個案子的檢察官？是你嗎？”他盯着我喊道。
“是……是我，先生。
”我吓得都結巴了。
“進來。
”顯然，裡面的會議進行得并不順利。
鮑威爾上将引導我進去，讓我坐在他和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Rumsfeld）的對面。
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Rice）坐在主位上。
我兩邊坐着的是司法部部長阿什克羅夫特和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LouisFreeh），兩人都已經面紅耳赤了。
接下來的20分鐘裡，兩位強硬的白宮内閣秘書長連珠炮似的開始對我提問，問這個案件的相關問題和現有證據。
我真是如坐針氈，後背都濕透了。
問完之後，他們讓我離開會議室，他們接着開會。
真的，我整個人都呆滞了，徑直走了出去。
幾周之後，這個案子獲得了上級的批準，我獲準起訴了伊朗支持恐怖分子對胡拜爾大廈的襲擊。
現在，我又回到了這裡。
白宮西廂的一樓有許多高大寬敞的辦公室，橢圓形辦公室就在這層。
在我看來，這層的辦公室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層高，是因為占據了上下兩層的空間，尤其是擠占了地下室的空間。
後來，我在地下室參加過很多國家安全會議，戰情室的門隻有1.85米高，對于我這個近2米高的大個子來說确實有點矮。
為了适應這一點，我會在進門的時候小心翼翼地點下頭，就好像在跟某位看不見的同伴打招呼一樣。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知道我點頭的幅度有這麼精确，直到我換了一雙新鞋。
那是在布什總統任期内，我那雙新鞋的鞋底和鞋跟與我之前穿的鞋子不太一樣。
但顯而易見的是，穿上新鞋的我比原來高了一厘米。
有一次，我急急忙忙走向戰情室去見布什總統，進門的時候，我向原來一樣微微點了下頭。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重重地撞在了門框上，撞得我眼冒金星。
一個特勤局的探員問我是否還好，我說還好，然後進去了。
但當我坐在桌前跟總統和國家安全團隊的人讨論時，我感覺到有液體從頭上流下來。
我突然意識到我撞出血了。
然後，我幹了這麼一件事：我不停地把頭歪向不同的方向，讓血不流到頭發外面來。
天知道布什總統看見我這副德行會怎麼想，但他沒看見我流血。
岡薩雷斯的辦公室在頂層，非常小，隻有幾個小窗戶，天花闆也非常低。
估計在那兒辦公的人，十有八九都會得幽閉恐懼症。
但我們一坐下來談話，我就放松了。
岡薩雷斯在布什總統還是得克薩斯州州長的時候就跟着他了。
他是個溫暖、友好、言辭極其溫柔的人。
我們每談一會兒就會停一下，讓人略感尴尬。
在我就任副總檢察長之前的“面試”中，他沒有問我太多問題。
我隻記得他說白宮正在尋找一個“能頂得住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強人”。
他想知道我認為自己是否能夠勝任。
這對于我來說是個很奇怪的問題，因為他似乎在質疑總統親自選出來的司法部部長。
但後來我很快了解到，華盛頓就是一個互相質疑的地方。
人們會質疑他人是否忠誠，質疑别人的動機，尤其是當被質疑者不在場的時候，就更容易發生這種情況。
阿什克羅夫特是個保守派，曾經想過參加2000年的總統大選，而喬治·W.布什就是這年當選的。
當時身處曼哈頓的我并沒意識到，此時白宮和阿什克羅夫特之間的關系已經有點劍拔弩張了——總統親自選的司法部部長在謀求自己的政治前景，而且其政治立場與布什總統并不完全一緻。
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些真真假假，但我向總統顧問岡薩雷斯保證，我不會因任何事情、任何人的恐吓而退縮，我會永遠堅持做對的事情。
他看起來對這個答案很滿意，至少那時候很滿意。
岡薩雷斯和其他布什政府的大人物同意了我出任副總檢察長的職位。
随後，我和阿什克羅夫特簡單見了一面，那時候阿什克羅夫特已經很了解我了。
2003年12月，我搬到了司法部總部大樓的辦公室裡，也開始着手把家搬到華盛頓郊區。
擔任副總檢察長的我手下有将近20名律師幫忙處理繁多的工作，有近100名檢察官直接向我彙報。
我在司法部門已經工作近15年了，但做副總檢察長使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與内閣成員接觸。
我的直接上司當然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
盡管岡薩雷斯對他有所懷疑，但我覺得他是個熱心、正派、對工作兢兢業業的人。
我們之間合作得很愉快，但并沒什麼私交。
可能是因為我們之間差了18歲，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處事風格太不一樣了。
他是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很喜歡跟大家一起打球。
我們曾經一起打籃球，我拼命想要防住他，但事與願違，最終我們隊輸了。
他也是個很老派的人，是個虔誠的信徒。
他不跳舞，不喝酒，也不罵人，對我總愛說的一些“花言巧語”嗤之以鼻。
有一次會後他把我留下來，溫和地指出我在會上一些措辭不當的地方。
他說，他認為司法部是美國人民深信不疑的法律象征，我說我完全同意這句話。
然後他說：“那要是這樣的話，我可能要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措辭。
” 我一臉疑惑地看着他，因為我覺得自己并沒在會上說什麼不合适的話。
我确實說了些難聽的話，但那隻是為了強調，為了制造會場效果，而且罵人的話我也沒說太多。
“我說了什麼不合适的話嗎？” 他想到要重複我的話，似乎感覺難以啟齒，憋了半天都沒說出來。
我想着肯定是那個以“F”開頭的髒話。
為什麼我自己絲毫不記得了呢？ 過了許久，他終于說了一句：“這字和‘詩’差不多。
” 我搜腸刮肚想了半天，我究竟說了一個什麼類似“詩”的字，突然我恍然大悟。
在讨論一個案子的時候，我用了“屎”這個字，說了個類似于“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之類的話。
我努力讓自己忍住不要笑，跟他道了歉，說下次一定在措辭上格外注意。
坐在我這個位子上，當然免不了有幸去橢圓形辦公室幾趟。
2003年，我第一次踏進了這個傳說中的辦公室。
那次，我替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參加布什總統的每日恐襲通報會。
“9·11”事件之後，布什總統隻要在城裡，每天早上都要和反恐小組的人員見面，主要包括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相關人員。
實際上，要去開會之前我有點緊張。
原因之一當然是我不想因為自己說了什麼蠢話影響整個司法部的形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居然要和美國總統一起，在這個“傳說中”的辦公室裡開會了！在2003年，“9·11”事件剛過去兩年，沒有什麼事兒比反恐更重要了。
這是我第一次面見美國總統。
當我坐在總統辦公室的時候，我不禁感歎這辦公室實在是太大、太敞亮了。
嵌入式天花闆内嵌了一排燈，把辦公室照得如同正午一般。
這個會上，除非總統點名讓我發言，否則我并不需要說話。
我坐在那兒一一掃視這些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大人物——總統喬治·W.布什、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Cheney）、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BobMueller），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還有國土安全部部長湯姆·裡奇（TomRidge）。
在那一刻，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我之前一直以為坐在這兒指點江山的會是别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事實上坐在這兒絞盡腦汁出謀劃策的居然是我們這些人。
我并不是在貶低當時在場的任何一位，大家都是很聰明、很有才華的人。
隻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當我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時候，身邊居然就是這些人。
這讓我感到有點安慰，又有點恐慌。
突然，腦海裡閃過鮑勃·迪倫（BobDylan）的歌詞：“從遠處看起來巨大無比的，走近了或許并非如此。
” 坐上這把交椅後，我主持的第一個案子還是一個僞證案。
2003年6月，就在伊拉克戰争打響後不久，記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Novak）在一篇報道中向公衆披露了一名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的名字。
在這篇報道發表的前幾天，這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丈夫寫了一篇報紙評論文章，公開質疑布什政府發起伊拉克戰争的合理性，懷疑美國政府聲稱薩達姆·侯賽因正嘗試獲得核武器這一開戰理由的真僞。
很快，大家就都開始懷疑布什政府非法将這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洩露給諾瓦克，目的就是報複她的丈夫。
諾瓦克稱，該報道的消息來源是兩位布什政府官員。
随着這樁醜聞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快就曝出了其他涉案的官員。
一開始說是有3個布什政府官員跟記者說過這事兒，後來增加到了6個。
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公開承認自己曾跟諾瓦克提到過這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
實際上，在對這起案件的調查開始後不久，阿米蒂奇就給司法部打電話解釋說，他并
但這個美景并沒享受多長時間，我就被叫進去了。
戰情室的安全門關上沒多久，就又開了。
門口站着的是當時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Powell）。
“誰是負責這個案子的檢察官？是你嗎？”他盯着我喊道。
“是……是我，先生。
”我吓得都結巴了。
“進來。
”顯然，裡面的會議進行得并不順利。
鮑威爾上将引導我進去，讓我坐在他和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Rumsfeld）的對面。
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Rice）坐在主位上。
我兩邊坐着的是司法部部長阿什克羅夫特和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LouisFreeh），兩人都已經面紅耳赤了。
接下來的20分鐘裡，兩位強硬的白宮内閣秘書長連珠炮似的開始對我提問，問這個案件的相關問題和現有證據。
我真是如坐針氈，後背都濕透了。
問完之後，他們讓我離開會議室，他們接着開會。
真的，我整個人都呆滞了，徑直走了出去。
幾周之後，這個案子獲得了上級的批準，我獲準起訴了伊朗支持恐怖分子對胡拜爾大廈的襲擊。
現在，我又回到了這裡。
白宮西廂的一樓有許多高大寬敞的辦公室，橢圓形辦公室就在這層。
在我看來，這層的辦公室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層高，是因為占據了上下兩層的空間，尤其是擠占了地下室的空間。
後來，我在地下室參加過很多國家安全會議，戰情室的門隻有1.85米高，對于我這個近2米高的大個子來說确實有點矮。
為了适應這一點，我會在進門的時候小心翼翼地點下頭，就好像在跟某位看不見的同伴打招呼一樣。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知道我點頭的幅度有這麼精确，直到我換了一雙新鞋。
那是在布什總統任期内，我那雙新鞋的鞋底和鞋跟與我之前穿的鞋子不太一樣。
但顯而易見的是，穿上新鞋的我比原來高了一厘米。
有一次，我急急忙忙走向戰情室去見布什總統，進門的時候，我向原來一樣微微點了下頭。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重重地撞在了門框上，撞得我眼冒金星。
一個特勤局的探員問我是否還好，我說還好，然後進去了。
但當我坐在桌前跟總統和國家安全團隊的人讨論時，我感覺到有液體從頭上流下來。
我突然意識到我撞出血了。
然後，我幹了這麼一件事：我不停地把頭歪向不同的方向，讓血不流到頭發外面來。
天知道布什總統看見我這副德行會怎麼想，但他沒看見我流血。
岡薩雷斯的辦公室在頂層，非常小，隻有幾個小窗戶，天花闆也非常低。
估計在那兒辦公的人，十有八九都會得幽閉恐懼症。
但我們一坐下來談話，我就放松了。
岡薩雷斯在布什總統還是得克薩斯州州長的時候就跟着他了。
他是個溫暖、友好、言辭極其溫柔的人。
我們每談一會兒就會停一下，讓人略感尴尬。
在我就任副總檢察長之前的“面試”中，他沒有問我太多問題。
我隻記得他說白宮正在尋找一個“能頂得住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強人”。
他想知道我認為自己是否能夠勝任。
這對于我來說是個很奇怪的問題，因為他似乎在質疑總統親自選出來的司法部部長。
但後來我很快了解到，華盛頓就是一個互相質疑的地方。
人們會質疑他人是否忠誠，質疑别人的動機，尤其是當被質疑者不在場的時候，就更容易發生這種情況。
阿什克羅夫特是個保守派，曾經想過參加2000年的總統大選，而喬治·W.布什就是這年當選的。
當時身處曼哈頓的我并沒意識到，此時白宮和阿什克羅夫特之間的關系已經有點劍拔弩張了——總統親自選的司法部部長在謀求自己的政治前景，而且其政治立場與布什總統并不完全一緻。
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些真真假假，但我向總統顧問岡薩雷斯保證，我不會因任何事情、任何人的恐吓而退縮，我會永遠堅持做對的事情。
他看起來對這個答案很滿意，至少那時候很滿意。
岡薩雷斯和其他布什政府的大人物同意了我出任副總檢察長的職位。
随後，我和阿什克羅夫特簡單見了一面，那時候阿什克羅夫特已經很了解我了。
2003年12月，我搬到了司法部總部大樓的辦公室裡，也開始着手把家搬到華盛頓郊區。
擔任副總檢察長的我手下有将近20名律師幫忙處理繁多的工作，有近100名檢察官直接向我彙報。
我在司法部門已經工作近15年了，但做副總檢察長使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與内閣成員接觸。
我的直接上司當然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
盡管岡薩雷斯對他有所懷疑，但我覺得他是個熱心、正派、對工作兢兢業業的人。
我們之間合作得很愉快，但并沒什麼私交。
可能是因為我們之間差了18歲，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處事風格太不一樣了。
他是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很喜歡跟大家一起打球。
我們曾經一起打籃球，我拼命想要防住他，但事與願違，最終我們隊輸了。
他也是個很老派的人，是個虔誠的信徒。
他不跳舞，不喝酒，也不罵人，對我總愛說的一些“花言巧語”嗤之以鼻。
有一次會後他把我留下來，溫和地指出我在會上一些措辭不當的地方。
他說，他認為司法部是美國人民深信不疑的法律象征，我說我完全同意這句話。
然後他說：“那要是這樣的話，我可能要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措辭。
” 我一臉疑惑地看着他，因為我覺得自己并沒在會上說什麼不合适的話。
我确實說了些難聽的話，但那隻是為了強調，為了制造會場效果，而且罵人的話我也沒說太多。
“我說了什麼不合适的話嗎？” 他想到要重複我的話，似乎感覺難以啟齒，憋了半天都沒說出來。
我想着肯定是那個以“F”開頭的髒話。
為什麼我自己絲毫不記得了呢？ 過了許久，他終于說了一句：“這字和‘詩’差不多。
” 我搜腸刮肚想了半天，我究竟說了一個什麼類似“詩”的字，突然我恍然大悟。
在讨論一個案子的時候，我用了“屎”這個字，說了個類似于“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之類的話。
我努力讓自己忍住不要笑，跟他道了歉，說下次一定在措辭上格外注意。
坐在我這個位子上，當然免不了有幸去橢圓形辦公室幾趟。
2003年，我第一次踏進了這個傳說中的辦公室。
那次，我替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參加布什總統的每日恐襲通報會。
“9·11”事件之後，布什總統隻要在城裡，每天早上都要和反恐小組的人員見面，主要包括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相關人員。
實際上，要去開會之前我有點緊張。
原因之一當然是我不想因為自己說了什麼蠢話影響整個司法部的形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居然要和美國總統一起，在這個“傳說中”的辦公室裡開會了！在2003年，“9·11”事件剛過去兩年，沒有什麼事兒比反恐更重要了。
這是我第一次面見美國總統。
當我坐在總統辦公室的時候，我不禁感歎這辦公室實在是太大、太敞亮了。
嵌入式天花闆内嵌了一排燈，把辦公室照得如同正午一般。
這個會上，除非總統點名讓我發言，否則我并不需要說話。
我坐在那兒一一掃視這些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大人物——總統喬治·W.布什、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Cheney）、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BobMueller），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還有國土安全部部長湯姆·裡奇（TomRidge）。
在那一刻，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我之前一直以為坐在這兒指點江山的會是别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事實上坐在這兒絞盡腦汁出謀劃策的居然是我們這些人。
我并不是在貶低當時在場的任何一位，大家都是很聰明、很有才華的人。
隻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當我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時候，身邊居然就是這些人。
這讓我感到有點安慰，又有點恐慌。
突然，腦海裡閃過鮑勃·迪倫（BobDylan）的歌詞：“從遠處看起來巨大無比的，走近了或許并非如此。
” 坐上這把交椅後，我主持的第一個案子還是一個僞證案。
2003年6月，就在伊拉克戰争打響後不久，記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Novak）在一篇報道中向公衆披露了一名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的名字。
在這篇報道發表的前幾天，這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丈夫寫了一篇報紙評論文章，公開質疑布什政府發起伊拉克戰争的合理性，懷疑美國政府聲稱薩達姆·侯賽因正嘗試獲得核武器這一開戰理由的真僞。
很快，大家就都開始懷疑布什政府非法将這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洩露給諾瓦克，目的就是報複她的丈夫。
諾瓦克稱，該報道的消息來源是兩位布什政府官員。
随着這樁醜聞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快就曝出了其他涉案的官員。
一開始說是有3個布什政府官員跟記者說過這事兒，後來增加到了6個。
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公開承認自己曾跟諾瓦克提到過這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
實際上，在對這起案件的調查開始後不久，阿米蒂奇就給司法部打電話解釋說，他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