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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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事件奪走了上千人的生命，其中有好幾百人甚至屍骨無存。
我曾經邀請全美國其他92位聯邦檢察官共同參觀世貿大廈遺址。
我對他們說，盡管我們看不見，但那些喪命者的冤魂就盤旋在這片土地的上空。
這片土地上滿是失去親人的傷痛和令人窒息的悲哀。
這是一片悲傷又聖潔的土地。
我舉了帕特裡斯的例子。
我對他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好人總是沒有好報。
但我記得，根據基督教和猶太教共同的傳統，《約伯記》的教誨甚至禁止我們問這樣的問題。
周圍呼嘯的風中仿佛傳來：“你怎麼敢！”但事實上，我無法解釋上帝在人類曆史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要解釋這個問題可要比解釋為什麼我兒子最終沒有活在世上困難得多。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要去了解世上為什麼會有無數無辜喪命的孩子。
我自己并不了解，也沒那個耐心去學習那些自稱已經了解上帝的人都說了些什麼。
我知道的是帕特裡斯告訴我的：不向生命中的苦難低頭，撫平創傷，緩解痛苦，讓他人免遭你曾經遭受的苦難，這才是有意義的。
我們的義務和責任就是确保自己能在苦難中看到一些美好，在與親人告别的過程中找到生命的饋贈，而不是讓苦難真正成為苦難，讓失去真正變成失去。
生命中有些苦難我們永遠都無法彌補，但如果我們能化悲痛為力量，永葆善良，遠離邪惡，我們便能戰勝這些苦難，甚至從中獲得新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美好、公平與正義。
帕特裡斯和我原本打算一直待在裡士滿。
我們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公立學校，家裡住的房子也很好，便宜而且舒服，周邊環境也很安全。
在科林走了之後，1996年我們添了個女兒，2000年又生了小女兒。
我們可以在裡士滿養活這5個孩子，做喜歡的工作，生活很安定。
但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我接到一通電話。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陪着我的兩個小女兒。
帕特裡斯正在教堂，參加由她發起的一個婦女組織的日常會議。
她正在和在場的女性激情洋溢地講述今後的規劃。
她自然聽不到家裡的電話響了，我接起了電話。
電話裡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他從白宮打來，給我打電話是因為總統先生想知道我是否有興趣回到曼哈頓，出任聯邦檢察官。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的哪個朋友在跟我開玩笑，于是回應道：“好啊，你怎麼不滾……”這時電話裡的男人打斷了我，說他并不是在開玩笑。
喬治·W.布什總統需要新任命一位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但在人選上陷入了政治僵局，最後他們覺得我可能是個很好的人選。
因為我曾經在曼哈頓工作過，我處理過恐怖主義相關案件，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能接受我出任這個職務。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願不願意接受這個任命？ 時隔久遠，現在的我已經很難準确描述2001年秋天籠罩紐約的那種恐懼感。
當時的美國民衆，萬衆一心、衆志成城，但也異常焦慮。
我當然願意接受了，我回應道：“但我妻子現在不在家，如果她有什麼别的想法，我再給您回電話。
”我挂斷了電話，留下兩個女兒待在屋裡，自己到門口車道上去等帕特裡斯回來。
我的心怦怦直跳。
感覺過了好幾個小時，帕特裡斯開着我們的紅色福特小面包車回來了。
她下了車，看了我一眼，說：“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我獨自一人，站在門口。
“沒什麼。
有人從白宮打電話來，讓我回紐約擔任聯邦檢察官。
” 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你可别說不去。
” “我沒說不去。
但我跟他們說，如果我妻子有别的想法，我就給他們回電話。
” 她的眼淚流了下來，雙手捂住臉。
“我就要回紐約了。
天哪！我居然要回紐約去了。
” 我們确實要回紐約了。
此時的紐約剛剛經曆了“9·11”恐怖主義襲擊，世貿大樓還在冒煙呢。
我将帶領将近250個助理檢察官處理幾百起案件，從恐怖主義襲擊到暴力犯罪，再到公司詐騙，其中将包括我職業生涯中辦得最漂亮的一起案件。
帕特裡斯打開小面包車的側門。
她用來裝百吉餅的大瓷盤滑了下來，掉在地上，嘩啦一下摔得粉碎，就好像在預示着什麼一樣。
我曾經邀請全美國其他92位聯邦檢察官共同參觀世貿大廈遺址。
我對他們說，盡管我們看不見，但那些喪命者的冤魂就盤旋在這片土地的上空。
這片土地上滿是失去親人的傷痛和令人窒息的悲哀。
這是一片悲傷又聖潔的土地。
我舉了帕特裡斯的例子。
我對他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好人總是沒有好報。
但我記得，根據基督教和猶太教共同的傳統，《約伯記》的教誨甚至禁止我們問這樣的問題。
周圍呼嘯的風中仿佛傳來：“你怎麼敢！”但事實上，我無法解釋上帝在人類曆史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要解釋這個問題可要比解釋為什麼我兒子最終沒有活在世上困難得多。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要去了解世上為什麼會有無數無辜喪命的孩子。
我自己并不了解，也沒那個耐心去學習那些自稱已經了解上帝的人都說了些什麼。
我知道的是帕特裡斯告訴我的：不向生命中的苦難低頭，撫平創傷，緩解痛苦，讓他人免遭你曾經遭受的苦難，這才是有意義的。
我們的義務和責任就是确保自己能在苦難中看到一些美好，在與親人告别的過程中找到生命的饋贈，而不是讓苦難真正成為苦難，讓失去真正變成失去。
生命中有些苦難我們永遠都無法彌補，但如果我們能化悲痛為力量，永葆善良，遠離邪惡，我們便能戰勝這些苦難，甚至從中獲得新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美好、公平與正義。
帕特裡斯和我原本打算一直待在裡士滿。
我們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公立學校，家裡住的房子也很好，便宜而且舒服，周邊環境也很安全。
在科林走了之後，1996年我們添了個女兒，2000年又生了小女兒。
我們可以在裡士滿養活這5個孩子，做喜歡的工作，生活很安定。
但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我接到一通電話。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陪着我的兩個小女兒。
帕特裡斯正在教堂，參加由她發起的一個婦女組織的日常會議。
她正在和在場的女性激情洋溢地講述今後的規劃。
她自然聽不到家裡的電話響了，我接起了電話。
電話裡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他從白宮打來，給我打電話是因為總統先生想知道我是否有興趣回到曼哈頓，出任聯邦檢察官。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的哪個朋友在跟我開玩笑，于是回應道：“好啊，你怎麼不滾……”這時電話裡的男人打斷了我，說他并不是在開玩笑。
喬治·W.布什總統需要新任命一位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但在人選上陷入了政治僵局，最後他們覺得我可能是個很好的人選。
因為我曾經在曼哈頓工作過，我處理過恐怖主義相關案件，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能接受我出任這個職務。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願不願意接受這個任命？ 時隔久遠，現在的我已經很難準确描述2001年秋天籠罩紐約的那種恐懼感。
當時的美國民衆，萬衆一心、衆志成城，但也異常焦慮。
我當然願意接受了，我回應道：“但我妻子現在不在家，如果她有什麼别的想法，我再給您回電話。
”我挂斷了電話，留下兩個女兒待在屋裡，自己到門口車道上去等帕特裡斯回來。
我的心怦怦直跳。
感覺過了好幾個小時，帕特裡斯開着我們的紅色福特小面包車回來了。
她下了車，看了我一眼，說：“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我獨自一人，站在門口。
“沒什麼。
有人從白宮打電話來，讓我回紐約擔任聯邦檢察官。
” 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你可别說不去。
” “我沒說不去。
但我跟他們說，如果我妻子有别的想法，我就給他們回電話。
” 她的眼淚流了下來，雙手捂住臉。
“我就要回紐約了。
天哪！我居然要回紐約去了。
” 我們确實要回紐約了。
此時的紐約剛剛經曆了“9·11”恐怖主義襲擊，世貿大樓還在冒煙呢。
我将帶領将近250個助理檢察官處理幾百起案件，從恐怖主義襲擊到暴力犯罪，再到公司詐騙，其中将包括我職業生涯中辦得最漂亮的一起案件。
帕特裡斯打開小面包車的側門。
她用來裝百吉餅的大瓷盤滑了下來，掉在地上，嘩啦一下摔得粉碎，就好像在預示着什麼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