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恃強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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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的很多高中同學都已經開始發育了，他們高大威猛，而我還有點嬰兒肥。
從開學第一天起就有人拿這個開玩笑。
他們欺負我的時候，經常把我摔到儲物櫃的門上。
這實在是太疼了，但我能忍。
而接下來這個是我絕對不能忍的。
如果我記得沒錯，這些小混混會拉着男孩兒内褲的後腰，把内褲向上一拉，直接從褲子裡拉出來。
這事兒一般是由兩個人合作完成，而我在九年級的時候曾被這樣欺負過幾次。
一開始，我沒有反抗，也沒告訴任何人，所以他們總來找我。
那些小混混會在學校走廊裡抓我、掐我、擰我，要麼就對着我的肩膀狠狠打上一拳。
後來，每當遠遠看到他們過來了，我就躲開。
我努力想避開他們，但有時候真的太難了，例如在更衣室換衣服時，或在橄榄球場上訓練時。
我曾經報名參加了橄榄球隊，但連續幾周鼻青臉腫地回家後，我媽終于受不了了。
有一次我摔到了尾椎骨——那時候我連尾椎骨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媽都沒告訴我，就直接去了默裡教練家裡，說我以後都不踢球了，因此我的橄榄球生涯隻持續了三周時間。
我媽的這種做法實在是太讓我丢臉了，但内心深處我又覺得有點如釋重負。
其實，我媽看到了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一面——我并不适合打橄榄球，我一點兒都不健壯。
她甯可看到我傷心失望，也不願意我再鼻青臉腫地回家了。
盡管我媽這麼做讓我少了幾次被欺負的機會，但并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以後，我都隻敢在空無一人的更衣室裡換衣服。
那些日子确實很難熬，但幸運的是，我有幾個好朋友，也有一些偶像，有一些重視我的人，他們讓我覺得自己很重要。
這些人讓我忘記了被欺淩的痛苦。
起初，是我的父母給我這種感受。
我父母很嚴厲，但也很善良。
他們是那種會把孩子的成績單貼在冰箱門上的父母，他們把最難看的成績單貼在最上面，這樣家裡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你這張成績單。
他們會逼我們，但也一直都在背後支持着我們。
我媽每天早上都會唰的一下拉開我卧室的窗簾，然後對我說：“起床啦！去向世界證明你的能力！”幾十年後，當我成為司法部副總檢察長的時候，父母送了我一個雪景球，裡面是一個象征着正義的天平，底座上刻着“揚帆起航，綻放光芒”。
直到現在，這個雪景球還擺在我的辦公桌上。
我上高中的時候，放學回家之後會跟媽媽聊一聊白天發生了什麼。
2012年她罹患癌症即将離世的時候，我們又談起了我小時候的事。
她告訴我，從我還是個小孩子時，她就對我抱了很大的期望。
她在離世之前，給我看了一張她珍藏的小字條，是我7歲那年寫的。
那次，我因為犯錯被關到卧室反省。
我在紙條上寫道：“我錯了媽媽，但我保證，将來一定會出人頭地。
”這張字條，她保留了将近50年。
在我的求學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師，我跟他們關系都不錯。
其中跟我關系最好的是我的英文老師安迪·鄧恩。
安迪當時是校報的指導教師，而我是一個頗有追求的校報記者。
不知為什麼，雖然我在高中也有幾個好朋友，但我總是跟老師的關系更親密。
還有一個叫作哈裡·豪厄爾的人，在我的生命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高二和高三的兩年裡，我都在哈裡的零售店裡打工。
哈裡的零售店離艾倫代爾不遠，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搬貨、收拾購物車和收銀。
實際上，這個工作工資并不高，也就每小時4美元的樣子，但我非常喜歡這個工作。
我的喜愛可能大部分都來源于哈裡這個老闆吧。
哈裡是個白人，中等個頭，身材保持得很好。
他的頭發永遠都梳得整整齊齊，穿着一件白色短袖T恤，名牌别在左胸的兜上。
一條黑色腰帶，無論穿什麼顔色的褲子，永遠搭配一雙锃亮的布洛克皮鞋。
在我的印象裡，他就像45歲的羅伯特·杜瓦爾（RobertDuvall）那樣帥氣英俊。
回想起來，盡管後來我為包括總統在内的很多傑出領導人工作過，但我依舊認為哈裡·豪厄爾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老闆。
這可能是因為他熱愛自己的工作，總是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吧。
哈裡十分了解零售行業，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店長的位置。
在他的管理下，他的店永遠都是公司所有零售店中最幹淨、運營得最好的那一個。
哈裡店裡的員工大部分都是學生。
我們每天都過得非常高興，在工作的時候會開心大笑，也會開彼此的玩笑，但都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認真負責，自己手上的活兒絕不假手他人，而且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有這些都是哈裡教給我們的。
他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既富有挑戰性又十分輕松的工作環境。
當我們犯傻的時候，他絕不嘲笑我們，但又經常忍不住咧嘴笑一下；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或是哪兒做得不夠好，他會直言不諱地指出來。
我們愛他，又敬畏他，他讓我們覺得自己很重要。
他非常關心自己的工作，也同樣關心我們，我們都拼命地工作，想讓他滿意。
哈裡·豪厄爾
從開學第一天起就有人拿這個開玩笑。
他們欺負我的時候，經常把我摔到儲物櫃的門上。
這實在是太疼了，但我能忍。
而接下來這個是我絕對不能忍的。
如果我記得沒錯，這些小混混會拉着男孩兒内褲的後腰，把内褲向上一拉，直接從褲子裡拉出來。
這事兒一般是由兩個人合作完成，而我在九年級的時候曾被這樣欺負過幾次。
一開始，我沒有反抗，也沒告訴任何人，所以他們總來找我。
那些小混混會在學校走廊裡抓我、掐我、擰我，要麼就對着我的肩膀狠狠打上一拳。
後來，每當遠遠看到他們過來了，我就躲開。
我努力想避開他們，但有時候真的太難了，例如在更衣室換衣服時，或在橄榄球場上訓練時。
我曾經報名參加了橄榄球隊，但連續幾周鼻青臉腫地回家後，我媽終于受不了了。
有一次我摔到了尾椎骨——那時候我連尾椎骨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媽都沒告訴我，就直接去了默裡教練家裡，說我以後都不踢球了，因此我的橄榄球生涯隻持續了三周時間。
我媽的這種做法實在是太讓我丢臉了，但内心深處我又覺得有點如釋重負。
其實，我媽看到了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一面——我并不适合打橄榄球，我一點兒都不健壯。
她甯可看到我傷心失望，也不願意我再鼻青臉腫地回家了。
盡管我媽這麼做讓我少了幾次被欺負的機會，但并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以後，我都隻敢在空無一人的更衣室裡換衣服。
那些日子确實很難熬，但幸運的是，我有幾個好朋友，也有一些偶像，有一些重視我的人，他們讓我覺得自己很重要。
這些人讓我忘記了被欺淩的痛苦。
起初，是我的父母給我這種感受。
我父母很嚴厲，但也很善良。
他們是那種會把孩子的成績單貼在冰箱門上的父母，他們把最難看的成績單貼在最上面，這樣家裡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你這張成績單。
他們會逼我們，但也一直都在背後支持着我們。
我媽每天早上都會唰的一下拉開我卧室的窗簾，然後對我說：“起床啦！去向世界證明你的能力！”幾十年後，當我成為司法部副總檢察長的時候，父母送了我一個雪景球，裡面是一個象征着正義的天平，底座上刻着“揚帆起航，綻放光芒”。
直到現在，這個雪景球還擺在我的辦公桌上。
我上高中的時候，放學回家之後會跟媽媽聊一聊白天發生了什麼。
2012年她罹患癌症即将離世的時候，我們又談起了我小時候的事。
她告訴我，從我還是個小孩子時，她就對我抱了很大的期望。
她在離世之前，給我看了一張她珍藏的小字條，是我7歲那年寫的。
那次，我因為犯錯被關到卧室反省。
我在紙條上寫道：“我錯了媽媽，但我保證，将來一定會出人頭地。
”這張字條，她保留了将近50年。
在我的求學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師，我跟他們關系都不錯。
其中跟我關系最好的是我的英文老師安迪·鄧恩。
安迪當時是校報的指導教師，而我是一個頗有追求的校報記者。
不知為什麼，雖然我在高中也有幾個好朋友，但我總是跟老師的關系更親密。
還有一個叫作哈裡·豪厄爾的人，在我的生命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高二和高三的兩年裡，我都在哈裡的零售店裡打工。
哈裡的零售店離艾倫代爾不遠，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搬貨、收拾購物車和收銀。
實際上，這個工作工資并不高，也就每小時4美元的樣子，但我非常喜歡這個工作。
我的喜愛可能大部分都來源于哈裡這個老闆吧。
哈裡是個白人，中等個頭，身材保持得很好。
他的頭發永遠都梳得整整齊齊，穿着一件白色短袖T恤，名牌别在左胸的兜上。
一條黑色腰帶，無論穿什麼顔色的褲子，永遠搭配一雙锃亮的布洛克皮鞋。
在我的印象裡，他就像45歲的羅伯特·杜瓦爾（RobertDuvall）那樣帥氣英俊。
回想起來，盡管後來我為包括總統在内的很多傑出領導人工作過，但我依舊認為哈裡·豪厄爾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老闆。
這可能是因為他熱愛自己的工作，總是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吧。
哈裡十分了解零售行業，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店長的位置。
在他的管理下，他的店永遠都是公司所有零售店中最幹淨、運營得最好的那一個。
哈裡店裡的員工大部分都是學生。
我們每天都過得非常高興，在工作的時候會開心大笑，也會開彼此的玩笑，但都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認真負責，自己手上的活兒絕不假手他人，而且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有這些都是哈裡教給我們的。
他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既富有挑戰性又十分輕松的工作環境。
當我們犯傻的時候，他絕不嘲笑我們，但又經常忍不住咧嘴笑一下；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或是哪兒做得不夠好，他會直言不諱地指出來。
我們愛他，又敬畏他，他讓我們覺得自己很重要。
他非常關心自己的工作，也同樣關心我們，我們都拼命地工作，想讓他滿意。
哈裡·豪厄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