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們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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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特工瑪麗·艾倫·比克曼（MaryEllenBeekman）負責。
她在加入聯邦調查局之前曾是個天主教修女。
在這個案子裡，她深入犯罪分子内部，秘密拍攝了很多犯罪分子的作案過程。
瑪麗·比克曼的專長就是破獲汽車偷竊案件，她能說服那些頑固的罪犯與政府合作，讓他們成為政府的秘密線人。
她不太贊同執法人員滿嘴髒話，她的訊問技巧無比高超，她總是能利用之前做修女時培養的能力，利用犯罪分子的内疚感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
在這個案子裡，犯罪分子十分高效，在失主報案之前就把車運到國外了。
看到這個案子解決得如此漂亮，聯邦調查局和朱利安尼都決定要就這個案子開一場新聞發布會。
在朱利安尼、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和聯邦調查局紐約分局局長站在台前與記者交流時，我的主管要我站在講台後面，不能說話也不能動。
然後，他說了一句我之前聽過好多次的話：“在紐約，最危險的事情就是擋在魯迪與話筒之間。
”我站在講台後面，像個雕塑一樣一動不動。
盡管朱利安尼的自信看起來很威風，但這種獨霸天下的領導風格讓他的交際圈逐漸縮小。
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領袖需要聽到真話，但獨裁者無法從手下的人嘴裡一直聽到真話。
朱利安尼的這種作風讓曼哈頓的許多聯邦法官心生怨恨，其中包括許多曾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就職的人。
他們覺得朱利安尼讓整個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都成了他一個人的天下，他利用案情發布會宣揚自己的功績，以實現他的政治野心。
幾十年後，當我坐上他的位子，成為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的時候，我依然能感受到大家的這種怨憤。
朱利安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擊集團犯罪，這部分工作在他接管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之前其實就做得挺好。
他的助理檢察官曾單獨起訴了例如薩萊諾這樣的黑幫老大，也曾同時起訴黑幫委員會五大黑幫家族的首腦。
黑幫委員會是一個瓜分贓款、調節黑幫之間分歧的組織。
最重要的是，朱利安尼将民事案件引入，使政府能夠控制那些大公會，比如國際卡車司機工會、電工工會、木匠工會及碼頭工人工會。
這樣就使黑幫失去了主要的現金來源，也削弱了他們的影響力，因為他們不能再對工會進行勒索了。
這個舉動摧毀了紐約的西西裡黑幫，并且在朱利安尼離開聯邦檢察官崗位去參政之後的很長時間，依然保有成效。
紐約的五大黑幫家族裡，最有勢力的是甘比諾家族。
和其他黑幫家族一樣，甘比諾家族也來自當年的西西裡島移民。
最初，他們通過恐吓身邊的其他移民獲利，進而恐吓整個社區、整個城市。
1946年，政府開始着手打擊黑幫，将一名外号叫“幸運兒”的活躍黑幫分子查理·盧西安諾（CharlieLuciano）驅逐出境。
後來，查理被送回西西裡島，很快與當地黑幫建立了聯系，從而建立了牢固的跨大西洋犯罪活動網絡，導緻跨大西洋毒品交易活動猖獗了幾十年。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毒品交易中，核心人物是一個叫約翰·甘比諾（JohnGambino）的人。
他是甘比諾家族的元老級人物，能說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語，是在美國的甘比諾家族和西西裡黑幫之間的紐帶。
我很幸運地參與了“美利堅合衆國訴約翰·甘比諾”一案，成為該案件的兩個助理檢察官之一。
這個案子最初是由另外兩個檢察官提起訴訟的，但他們由于個人原因中途退出了。
那時候，我剛剛被升為一個小主管。
接手這個案子之後，我招募了另一個助理檢察官——帕特裡克·菲茨傑拉德，共同負責此案。
帕特裡克是我在法學院的好友，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
他是愛爾蘭裔，從小生活在布魯克林的一個小公寓裡。
他父親是一個門衛，帕特會在放學後時不時地給父親替會兒班兒。
他非常聰明，而且毫不做作。
我還記得有一年法學院放暑假時，我和朋友一起租了個海邊的房子度假，帕特就來蹭我們的沙發和啤酒。
1988年，帕特加入了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比我晚一年。
在他第一次出刑事庭的時候，我是他的主管。
帕特是個無比邋遢的人，卻擁有非凡的記憶力。
法庭上會有文件車（用購物推車改裝的一種小車），用來運送文件或物證，他的文件車永遠亂糟糟的。
有一次，我看到一堆關鍵文件被帕特放得亂七八糟，我說：“你得把這些放在文件夾裡。
”他點頭同意。
過了一會兒，我回來，發現他把這些文件放在了沒有标簽的文件夾裡，然後又放回了那一堆文件中。
但很奇怪的是，他居然找得到每個文件。
甘比諾案子交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我和帕特都已經是頗有經驗的助理檢察官了。
我們打了個電話商量究竟找誰跟帕特一起處理這個案子。
因為那時我并不是這個案子的候選檢察官，而這個案子需要由兩個檢察官一同處理。
那時候，我正盤算着離開紐約。
我妻子帕特裡斯更适應她老家艾奧瓦州的大片田野，更喜歡弗吉尼亞州北部枝繁葉茂的郊區。
她一直不喜歡紐約。
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承諾會在弗吉尼亞州安家立業。
但當這個為朱利安尼工作的
她在加入聯邦調查局之前曾是個天主教修女。
在這個案子裡，她深入犯罪分子内部，秘密拍攝了很多犯罪分子的作案過程。
瑪麗·比克曼的專長就是破獲汽車偷竊案件，她能說服那些頑固的罪犯與政府合作，讓他們成為政府的秘密線人。
她不太贊同執法人員滿嘴髒話，她的訊問技巧無比高超，她總是能利用之前做修女時培養的能力，利用犯罪分子的内疚感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
在這個案子裡，犯罪分子十分高效，在失主報案之前就把車運到國外了。
看到這個案子解決得如此漂亮，聯邦調查局和朱利安尼都決定要就這個案子開一場新聞發布會。
在朱利安尼、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和聯邦調查局紐約分局局長站在台前與記者交流時，我的主管要我站在講台後面，不能說話也不能動。
然後，他說了一句我之前聽過好多次的話：“在紐約，最危險的事情就是擋在魯迪與話筒之間。
”我站在講台後面，像個雕塑一樣一動不動。
盡管朱利安尼的自信看起來很威風，但這種獨霸天下的領導風格讓他的交際圈逐漸縮小。
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領袖需要聽到真話，但獨裁者無法從手下的人嘴裡一直聽到真話。
朱利安尼的這種作風讓曼哈頓的許多聯邦法官心生怨恨，其中包括許多曾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就職的人。
他們覺得朱利安尼讓整個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都成了他一個人的天下，他利用案情發布會宣揚自己的功績，以實現他的政治野心。
幾十年後，當我坐上他的位子，成為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的時候，我依然能感受到大家的這種怨憤。
朱利安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擊集團犯罪，這部分工作在他接管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之前其實就做得挺好。
他的助理檢察官曾單獨起訴了例如薩萊諾這樣的黑幫老大，也曾同時起訴黑幫委員會五大黑幫家族的首腦。
黑幫委員會是一個瓜分贓款、調節黑幫之間分歧的組織。
最重要的是，朱利安尼将民事案件引入，使政府能夠控制那些大公會，比如國際卡車司機工會、電工工會、木匠工會及碼頭工人工會。
這樣就使黑幫失去了主要的現金來源，也削弱了他們的影響力，因為他們不能再對工會進行勒索了。
這個舉動摧毀了紐約的西西裡黑幫，并且在朱利安尼離開聯邦檢察官崗位去參政之後的很長時間，依然保有成效。
紐約的五大黑幫家族裡，最有勢力的是甘比諾家族。
和其他黑幫家族一樣，甘比諾家族也來自當年的西西裡島移民。
最初，他們通過恐吓身邊的其他移民獲利，進而恐吓整個社區、整個城市。
1946年，政府開始着手打擊黑幫，将一名外号叫“幸運兒”的活躍黑幫分子查理·盧西安諾（CharlieLuciano）驅逐出境。
後來，查理被送回西西裡島，很快與當地黑幫建立了聯系，從而建立了牢固的跨大西洋犯罪活動網絡，導緻跨大西洋毒品交易活動猖獗了幾十年。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毒品交易中，核心人物是一個叫約翰·甘比諾（JohnGambino）的人。
他是甘比諾家族的元老級人物，能說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語，是在美國的甘比諾家族和西西裡黑幫之間的紐帶。
我很幸運地參與了“美利堅合衆國訴約翰·甘比諾”一案，成為該案件的兩個助理檢察官之一。
這個案子最初是由另外兩個檢察官提起訴訟的，但他們由于個人原因中途退出了。
那時候，我剛剛被升為一個小主管。
接手這個案子之後，我招募了另一個助理檢察官——帕特裡克·菲茨傑拉德，共同負責此案。
帕特裡克是我在法學院的好友，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
他是愛爾蘭裔，從小生活在布魯克林的一個小公寓裡。
他父親是一個門衛，帕特會在放學後時不時地給父親替會兒班兒。
他非常聰明，而且毫不做作。
我還記得有一年法學院放暑假時，我和朋友一起租了個海邊的房子度假，帕特就來蹭我們的沙發和啤酒。
1988年，帕特加入了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比我晚一年。
在他第一次出刑事庭的時候，我是他的主管。
帕特是個無比邋遢的人，卻擁有非凡的記憶力。
法庭上會有文件車（用購物推車改裝的一種小車），用來運送文件或物證，他的文件車永遠亂糟糟的。
有一次，我看到一堆關鍵文件被帕特放得亂七八糟，我說：“你得把這些放在文件夾裡。
”他點頭同意。
過了一會兒，我回來，發現他把這些文件放在了沒有标簽的文件夾裡，然後又放回了那一堆文件中。
但很奇怪的是，他居然找得到每個文件。
甘比諾案子交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我和帕特都已經是頗有經驗的助理檢察官了。
我們打了個電話商量究竟找誰跟帕特一起處理這個案子。
因為那時我并不是這個案子的候選檢察官，而這個案子需要由兩個檢察官一同處理。
那時候，我正盤算着離開紐約。
我妻子帕特裡斯更适應她老家艾奧瓦州的大片田野，更喜歡弗吉尼亞州北部枝繁葉茂的郊區。
她一直不喜歡紐約。
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承諾會在弗吉尼亞州安家立業。
但當這個為朱利安尼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