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們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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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現生活的樂趣，保持樂觀的心态。
他不需查閱任何資料就能寫出一份判決書，他會微笑着問目擊證人：“講講你都看到了什麼？”他的聰慧和記憶力使他能夠循序漸進、抽絲剝繭，直至問出最有價值的問題。
在我們共事的那一年裡，理查德并沒有特意教過我什麼，至少我不記得他這麼做過。
但這一年裡，我作為一個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菜鳥律師，通過觀察他的言行舉止，确實學到了很多。
我看到他在僞裝與壓力下還能縱情大笑；我看到他在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律師因為過慮和自大而陷入僵局時能夠保持理性、一針見血；我看到他在提到妻子兒女時眼裡綻放的光彩；我也看到他在每一樁案件中都竭盡全力。
他并不在乎從同一樁案件中，他得到的回報與那些來自紐約、洛杉矶的律師相比是多麼的微薄，他隻是想做一個快樂的人。
那時候，我覺得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這就是我想成為的人。
雖然我沒能完全成為理查德那樣的人，但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最寶貴的東西。
你可能很少會聽到有人說“我真慶幸當年去了大律所工作”，這卻是我的心聲。
聯邦助理檢察官并不處理政治案件，而是在自己工作的轄區内代表聯邦政府參與處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
1987年，我被派到刑事案件分部。
我的工作就是協助聯邦探員調查刑事案件，在查清案情之後，向法庭起訴罪犯。
這些聯邦探員來自聯邦調查局、美國緝毒局、美國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美國特勤局或美國郵政檢查局。
我在這裡工作了6年，接觸了大大小小、各行各業的案子，從郵件盜竊案、毒品買賣案、銀行搶劫案到複雜的詐騙案、武器出口案、敲詐勒索案，再到謀殺案。
我處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一個販毒團夥故意殺害聯邦探員未遂案。
在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探員持搜查證試圖搜查一個藏毒地點時，毒販開槍射傷了聯邦探員。
在這起案件中，我們試圖勸服一名目擊證人，讓她與我們合作，指認販毒團夥。
探長開車帶我來到了北曼哈頓的一座公寓，這是販毒團夥控制的地盤。
探長說，如果證人能夠相信在法庭上起訴毒販的檢察官，她就有可能會出庭做證。
我們爬了6層樓才到她家，她開門讓我們進去。
一進門，我們看到一個二十來歲的男人坐在一個吧台椅上，背對着牆，一動不動。
他緊緊地盯着我們，一言不發。
我們在裡屋單獨和目擊證人談話，想勸服她出庭做證，但我使出了渾身解數都未能如願。
我們離開的時候，吧台椅上的男人依然坐在那兒，一動不動，隻是盯着我們。
當我們走出公寓，回到街上的時候，我對探長說，那個吧台椅上的男人看起來太可怕了，總覺得他會突然跳起來，拿槍斃了我們。
“幸虧他知道我們有槍，才不敢輕舉妄動。
”我說。
那時候聯邦助理檢察官并不配槍，隻有聯邦探員才配槍。
探長轉過頭問我：“你有槍？我的槍落在車裡了。
”然後他回到車裡拿出了他的槍。
很久以後，我才敢告訴我妻子這次出外勤的經曆。
在魯迪·朱利安尼手底下工作，你得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但哪個公司沒有幾條不成文的規定呢？在這兒，朱利安尼是絕對的老大，所有的成功都要歸功于他的英明領導。
如果你違反了這條規定，就隻能卷鋪蓋走人。
朱利安尼的自信心爆棚，但當時年輕的我覺得這種自信簡直是太酷了，我就是被這種自信吸引來的。
我喜歡看到自己的老大成為封面人物，站在法院的台階上，雙手叉腰，睥睨天下。
每當看到這一幕，我都感到激情澎湃。
很少有檢察官能真正見到朱利安尼本人，因此當他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我簡直驚呆了。
那時，我剛剛被指派負責一個案子，案子涉及一位紐約當時的名人阿爾·夏普頓[2]（AlSharpton）。
他總是穿着一身破舊的運動服，胸前挂着一塊諾貝爾獎章大小的勳章。
那時，紐約州法院已經在調查他，因為他被指控非法挪用慈善組織的善款，而我則被指派調查該案件是否需要聯邦法院插手。
之前，我從來沒在這層樓看見過朱利安尼，但現在這位傳奇人物就站在我辦公室門口！他跟我說，他正在親自跟進這個案子，他說他相信我會幹得不錯。
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太緊張，也太興奮了。
我的偶像居然在給我鼓舞士氣！他竟然對我寄予厚望！他轉身要走，又停下，回頭跟我說：“去吧！去把他的那塊勳章取下來！”但是，這個案子并沒有在聯邦法院立案。
紐約州檢察官起訴了夏普頓，但他最終被無罪開釋了，那塊勳章依舊在他手裡。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朱利安尼雖自信心爆棚，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謙遜。
這種不平衡就導緻了他身邊的人沒有太多表現的空間。
在我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
那次，我和聯邦調查局合作，抓獲了一夥汽車盜竊犯。
這夥人在曼哈頓的停車場偷了SUV（運動型實用汽車）之後，把它們裝進布朗克斯碼頭的集裝箱裡，然後運到非洲或加勒比地區再次販賣。
這個案子由聯邦調查
他不需查閱任何資料就能寫出一份判決書，他會微笑着問目擊證人：“講講你都看到了什麼？”他的聰慧和記憶力使他能夠循序漸進、抽絲剝繭，直至問出最有價值的問題。
在我們共事的那一年裡，理查德并沒有特意教過我什麼，至少我不記得他這麼做過。
但這一年裡，我作為一個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菜鳥律師，通過觀察他的言行舉止，确實學到了很多。
我看到他在僞裝與壓力下還能縱情大笑；我看到他在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律師因為過慮和自大而陷入僵局時能夠保持理性、一針見血；我看到他在提到妻子兒女時眼裡綻放的光彩；我也看到他在每一樁案件中都竭盡全力。
他并不在乎從同一樁案件中，他得到的回報與那些來自紐約、洛杉矶的律師相比是多麼的微薄，他隻是想做一個快樂的人。
那時候，我覺得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這就是我想成為的人。
雖然我沒能完全成為理查德那樣的人，但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最寶貴的東西。
你可能很少會聽到有人說“我真慶幸當年去了大律所工作”，這卻是我的心聲。
聯邦助理檢察官并不處理政治案件，而是在自己工作的轄區内代表聯邦政府參與處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
1987年，我被派到刑事案件分部。
我的工作就是協助聯邦探員調查刑事案件，在查清案情之後，向法庭起訴罪犯。
這些聯邦探員來自聯邦調查局、美國緝毒局、美國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美國特勤局或美國郵政檢查局。
我在這裡工作了6年，接觸了大大小小、各行各業的案子，從郵件盜竊案、毒品買賣案、銀行搶劫案到複雜的詐騙案、武器出口案、敲詐勒索案，再到謀殺案。
我處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一個販毒團夥故意殺害聯邦探員未遂案。
在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探員持搜查證試圖搜查一個藏毒地點時，毒販開槍射傷了聯邦探員。
在這起案件中，我們試圖勸服一名目擊證人，讓她與我們合作，指認販毒團夥。
探長開車帶我來到了北曼哈頓的一座公寓，這是販毒團夥控制的地盤。
探長說，如果證人能夠相信在法庭上起訴毒販的檢察官，她就有可能會出庭做證。
我們爬了6層樓才到她家，她開門讓我們進去。
一進門，我們看到一個二十來歲的男人坐在一個吧台椅上，背對着牆，一動不動。
他緊緊地盯着我們，一言不發。
我們在裡屋單獨和目擊證人談話，想勸服她出庭做證，但我使出了渾身解數都未能如願。
我們離開的時候，吧台椅上的男人依然坐在那兒，一動不動，隻是盯着我們。
當我們走出公寓，回到街上的時候，我對探長說，那個吧台椅上的男人看起來太可怕了，總覺得他會突然跳起來，拿槍斃了我們。
“幸虧他知道我們有槍，才不敢輕舉妄動。
”我說。
那時候聯邦助理檢察官并不配槍，隻有聯邦探員才配槍。
探長轉過頭問我：“你有槍？我的槍落在車裡了。
”然後他回到車裡拿出了他的槍。
很久以後，我才敢告訴我妻子這次出外勤的經曆。
在魯迪·朱利安尼手底下工作，你得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但哪個公司沒有幾條不成文的規定呢？在這兒，朱利安尼是絕對的老大，所有的成功都要歸功于他的英明領導。
如果你違反了這條規定，就隻能卷鋪蓋走人。
朱利安尼的自信心爆棚，但當時年輕的我覺得這種自信簡直是太酷了，我就是被這種自信吸引來的。
我喜歡看到自己的老大成為封面人物，站在法院的台階上，雙手叉腰，睥睨天下。
每當看到這一幕，我都感到激情澎湃。
很少有檢察官能真正見到朱利安尼本人，因此當他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我簡直驚呆了。
那時，我剛剛被指派負責一個案子，案子涉及一位紐約當時的名人阿爾·夏普頓
他總是穿着一身破舊的運動服，胸前挂着一塊諾貝爾獎章大小的勳章。
那時，紐約州法院已經在調查他，因為他被指控非法挪用慈善組織的善款，而我則被指派調查該案件是否需要聯邦法院插手。
之前，我從來沒在這層樓看見過朱利安尼，但現在這位傳奇人物就站在我辦公室門口！他跟我說，他正在親自跟進這個案子，他說他相信我會幹得不錯。
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太緊張，也太興奮了。
我的偶像居然在給我鼓舞士氣！他竟然對我寄予厚望！他轉身要走，又停下，回頭跟我說：“去吧！去把他的那塊勳章取下來！”但是，這個案子并沒有在聯邦法院立案。
紐約州檢察官起訴了夏普頓，但他最終被無罪開釋了，那塊勳章依舊在他手裡。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朱利安尼雖自信心爆棚，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謙遜。
這種不平衡就導緻了他身邊的人沒有太多表現的空間。
在我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
那次，我和聯邦調查局合作，抓獲了一夥汽車盜竊犯。
這夥人在曼哈頓的停車場偷了SUV（運動型實用汽車）之後，把它們裝進布朗克斯碼頭的集裝箱裡，然後運到非洲或加勒比地區再次販賣。
這個案子由聯邦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