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斯蒂芬·茨威格——一位從“昨日的世界”走來的作家？
關燈
小
中
大
不敬，即便像羅曼·羅蘭這位終身與茨威格保持通信聯系的好朋友，在日記中對茨威格也不乏刻薄言辭。
我相信，這些蔑視讓茨威格倍感痛苦，而蔑視也許無非掩蓋了對于一位成功的明星作家，一位暢銷書作者的嫉妒而已。
如今茨威格受到高度認可，該如何來解釋呢？我傾向認為，茨威格掌握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叙述技能。
他能抓住讀者。
他原本無意去寫實驗性的長篇小說，也不想做文學先鋒者，但是他帶着極大的天賦——有時候甚至可以說那是真正的不世之才——來推進德語中篇小說（Novelle）藝術，他精心地把握着節奏、帶着懸念來講述“極緻情節”。
我覺得，在我們的後現代時代也需要那些寫給讀者的文學，而不光是讓文學研究者來讀的文學。
也就是說，茨威格的作品作為一種消遣而受到歡迎，這種傾向是回歸于“文學作為娛樂”、文學作為生活的陪伴，而不光是研讀的對象。
另外一點，施特裡格女士已經着重指出來了，即茨威格傳達出來的歐洲訊息。
哈布斯堡時代的神話在茨威格身上留有特殊的印記：首先他要摒棄民族主義，其次他更願意看到多民族的和諧共處。
這是奧地利神話在他那裡的版本，而他周圍的人輕看這一神話，認為那是對不可重來的往昔所做的懷舊式神聖化而已。
實際上也的确如此。
不過，面對民族主義如脫缰的野馬，各民族和國家都在進行全面戰争準備的地獄般現實，茨威格的設想更多地關涉到當下和未來，而非回望式的“烏托邦”。
這些在茨威格20世紀30年代的演講和呼籲中出現的内容，比那些對于哈布斯堡時代神話的懷舊看法——人們經常會從《昨日的世界》當中讀出這些内容來——還更具有現實意義。
尤其是在一個人們對歐洲疑慮日增的時代，茨威格像是一劑能讓人解脫夢魇的良藥，因為人們會突然明白：如此滿懷鄙視、如此心不在焉地談論歐洲是危險的。
對茨威格來說，歐洲的理念關乎生死存亡問題，那是歐洲的唯一機會。
曆史地看，的确如此。
茨威格的論點一直不涉及政治（我會說，那是反政治的），這給其作品的命運帶來一個饒有意味的生長節點。
他始終因此受到指責。
克勞斯·曼（KlausMann）與斯蒂芬·茨威格之間的争執，一直給人們對茨威格的接受帶來負面影響。
争執雙方中的一方，是投身于同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進行戰鬥的知識界人士；另外一方則是一位猶豫、膽小怕事、遲疑之人，或者也可以說是一位“怯懦的知識分子”（同時代人這樣說他），隻想盡可能地保住他那已有的優渥條件，不願意鬥膽地與任何人絕交。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了那些對歐洲弊大于利的政治死胡同，我們就能理解茨威格關于歐洲的設想：把歐洲作為一個公民社會，作為反政治的文化運動，以此來反對民族主義，主張世界主義，主張文明的國際性。
對歐洲的這種設想，是對那些今天在歐洲推行無良無能政策的政客的嚴正警告。
這是對歐洲各民族和各社會發出的一種呼籲，要讓他們作為歐洲人組織起來。
茨威格非常看重的那種歐洲公共空間，要人們靠自己的力量來突破民族國家那堅硬的結構外殼，在今天的情勢下，民族國家的結構外殼從任何方面來看都已經不合時宜并具有破壞性。
這也讓我們從中看到，如何從茨威格作品中讀出現實意義。
斯蒂芬·葛蒙恩德：魏因茨爾先生，在不同的角色——歐洲的世界主義者、“怯懦的知識分子”或者哈布斯堡神話的續寫者——之間，您如何給茨威格以定位呢？ 烏裡希·魏因茨爾：他是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人，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更不是經濟意義上的。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位受過老式精英教育的市民。
在他認為歐洲知識分子之間需要建立紐帶并為此付出努力時，在奧地利或者維也納還沒有人來考慮這些事情。
這些都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可是，他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撕裂：一方面在他身上還有着愛國主義的铠甲；另一方面，他也和羅曼·羅蘭站在一起，他所倡導的幾乎是和平主義的理想。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自己的道路，他的信念最終變得如此堅定并讓他相信，若非如此他便無法活下去。
在歐洲的理念沉淪之際（1942年時，看起來的确如此），他也走向了毀滅。
他沒有勇氣去相信新時代會到來。
至少在他那一代不會。
他寫道：60歲的年紀，他已經太累了，不能再有個新開端。
在法國怎麼就有這種“茨威格熱”，的确讓人吃驚，不過我覺得這非常好。
“七星文庫”版的确是斯蒂芬·茨威格作品現有的最佳版本，《昨日的世界》的評論是值得一讀的。
相比之下，德語出版社還是落後了一步，盡管單本發行的全部作品都做得非常好。
不過出版社也從來不曾有意做成一個文學批評式的版本。
這些也許都與這一事實不無關系：茨威格是一位為讀者寫作的作家。
專業人士和作家同行們（他對這些人有着不可思議的幫助意願）有時候拿他打趣，并以令人汗顔的方式來責罵他。
這樣做的人，恰好是那些他幫助過的人。
他是20世紀真正樂于伸出援助之手的作家。
正是在流
我相信，這些蔑視讓茨威格倍感痛苦，而蔑視也許無非掩蓋了對于一位成功的明星作家，一位暢銷書作者的嫉妒而已。
如今茨威格受到高度認可，該如何來解釋呢？我傾向認為，茨威格掌握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叙述技能。
他能抓住讀者。
他原本無意去寫實驗性的長篇小說，也不想做文學先鋒者，但是他帶着極大的天賦——有時候甚至可以說那是真正的不世之才——來推進德語中篇小說（Novelle）藝術，他精心地把握着節奏、帶着懸念來講述“極緻情節”。
我覺得，在我們的後現代時代也需要那些寫給讀者的文學，而不光是讓文學研究者來讀的文學。
也就是說，茨威格的作品作為一種消遣而受到歡迎，這種傾向是回歸于“文學作為娛樂”、文學作為生活的陪伴，而不光是研讀的對象。
另外一點，施特裡格女士已經着重指出來了，即茨威格傳達出來的歐洲訊息。
哈布斯堡時代的神話在茨威格身上留有特殊的印記：首先他要摒棄民族主義，其次他更願意看到多民族的和諧共處。
這是奧地利神話在他那裡的版本，而他周圍的人輕看這一神話，認為那是對不可重來的往昔所做的懷舊式神聖化而已。
實際上也的确如此。
不過，面對民族主義如脫缰的野馬，各民族和國家都在進行全面戰争準備的地獄般現實，茨威格的設想更多地關涉到當下和未來，而非回望式的“烏托邦”。
這些在茨威格20世紀30年代的演講和呼籲中出現的内容，比那些對于哈布斯堡時代神話的懷舊看法——人們經常會從《昨日的世界》當中讀出這些内容來——還更具有現實意義。
尤其是在一個人們對歐洲疑慮日增的時代，茨威格像是一劑能讓人解脫夢魇的良藥，因為人們會突然明白：如此滿懷鄙視、如此心不在焉地談論歐洲是危險的。
對茨威格來說，歐洲的理念關乎生死存亡問題，那是歐洲的唯一機會。
曆史地看，的确如此。
茨威格的論點一直不涉及政治（我會說，那是反政治的），這給其作品的命運帶來一個饒有意味的生長節點。
他始終因此受到指責。
克勞斯·曼（KlausMann）與斯蒂芬·茨威格之間的争執，一直給人們對茨威格的接受帶來負面影響。
争執雙方中的一方，是投身于同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進行戰鬥的知識界人士；另外一方則是一位猶豫、膽小怕事、遲疑之人，或者也可以說是一位“怯懦的知識分子”（同時代人這樣說他），隻想盡可能地保住他那已有的優渥條件，不願意鬥膽地與任何人絕交。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了那些對歐洲弊大于利的政治死胡同，我們就能理解茨威格關于歐洲的設想：把歐洲作為一個公民社會，作為反政治的文化運動，以此來反對民族主義，主張世界主義，主張文明的國際性。
對歐洲的這種設想，是對那些今天在歐洲推行無良無能政策的政客的嚴正警告。
這是對歐洲各民族和各社會發出的一種呼籲，要讓他們作為歐洲人組織起來。
茨威格非常看重的那種歐洲公共空間，要人們靠自己的力量來突破民族國家那堅硬的結構外殼，在今天的情勢下，民族國家的結構外殼從任何方面來看都已經不合時宜并具有破壞性。
這也讓我們從中看到，如何從茨威格作品中讀出現實意義。
斯蒂芬·葛蒙恩德：魏因茨爾先生，在不同的角色——歐洲的世界主義者、“怯懦的知識分子”或者哈布斯堡神話的續寫者——之間，您如何給茨威格以定位呢？ 烏裡希·魏因茨爾：他是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人，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更不是經濟意義上的。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位受過老式精英教育的市民。
在他認為歐洲知識分子之間需要建立紐帶并為此付出努力時，在奧地利或者維也納還沒有人來考慮這些事情。
這些都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可是，他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撕裂：一方面在他身上還有着愛國主義的铠甲；另一方面，他也和羅曼·羅蘭站在一起，他所倡導的幾乎是和平主義的理想。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自己的道路，他的信念最終變得如此堅定并讓他相信，若非如此他便無法活下去。
在歐洲的理念沉淪之際（1942年時，看起來的确如此），他也走向了毀滅。
他沒有勇氣去相信新時代會到來。
至少在他那一代不會。
他寫道：60歲的年紀，他已經太累了，不能再有個新開端。
在法國怎麼就有這種“茨威格熱”，的确讓人吃驚，不過我覺得這非常好。
“七星文庫”版的确是斯蒂芬·茨威格作品現有的最佳版本，《昨日的世界》的評論是值得一讀的。
相比之下，德語出版社還是落後了一步，盡管單本發行的全部作品都做得非常好。
不過出版社也從來不曾有意做成一個文學批評式的版本。
這些也許都與這一事實不無關系：茨威格是一位為讀者寫作的作家。
專業人士和作家同行們（他對這些人有着不可思議的幫助意願）有時候拿他打趣，并以令人汗顔的方式來責罵他。
這樣做的人，恰好是那些他幫助過的人。
他是20世紀真正樂于伸出援助之手的作家。
正是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