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斯蒂芬·茨威格——一位從“昨日的世界”走來的作家？
關燈
小
中
大
斯蒂芬·茨威格的家鄉，奧地利的維也納，在2014年舉辦了一場茨威格的紀念展覽。
該展覽的初展在維也納戲劇博物館舉行，題為“我們需要完全另外一種勇氣！”——這是茨威格曾經說的一句話。
該展覽的策展人、薩爾茨堡大學茨威格中心的主任克萊門斯·雷諾德納（KlemensRenoldner）要借此把維也納之子、著名作家茨威格的被迫流亡生涯帶回人們的記憶當中。
在展廳中觀衆可以看到半卷起來的地毯，已經打包待運的家具，地上堆放着運輸箱子，不少鏡框已經從牆上摘下，總之一幅搬家在即的場景。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覽還特制了“大都會飯店”（HotelMetropol）模型，這座猶太人投資的豪華飯店，在“納粹”德國1938年3月占領維也納之後被強行沒收，“蓋世太保”将其總部設在那裡，也就是茨威格的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的主人公遭受監禁之地。
該展覽于2015年1月12日在維也納閉幕，此後在法蘭克福、慕尼黑等地舉辦了巡展。
維也納展覽期間，主辦方也舉辦了多種學術讨論活動，以便讓觀衆更好地了解茨威格的生平和作品。
本文即為其中一次圓桌讨論會的記錄稿，參加者為：執教于維也納大學的著名文學評論人丹妮拉·施特裡格（DanielaStrigl），來自法國的德國語言文學和文化學家雅克·勒萊德（JacquesLeRider），活躍在維也納文化領域的作家、記者烏裡希·魏因茨爾（UlrichWeinzierl）。
資深文化記者、編輯斯蒂芬·葛蒙恩德（StefanGmünder）主持了該讨論。
——譯者題記 斯蒂芬·葛蒙恩德：堅信自己是歐洲人的斯蒂芬·茨威格，作為一位和平主義者、被迫流亡的猶太人，他對今天的我們意味着什麼？作為一位作家，茨威格還有現實意義嗎？ 丹妮拉·施特裡格：我真的以為，在閱讀茨威格的著作時，讀者不會覺得自己是徜徉在文學博物館當中。
在德語地區以外，讀者對茨威格也興趣盎然；在茨威格那裡可以看到意味豐富的不同層面。
首當其沖的是他關于歐洲的理念，這也是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畢竟茨威格在生前已經是一位地道的歐洲人了。
不過，在今天，茨威格的和平主義理念，至少和在當時同樣重要，同樣符合現實需要。
此外，茨威格的文學作品中還有着一種超越時間的内涵，那就是他對于自由的熱切呼喚。
他非常看重對自由堅守的意志，然而這種自由與現代世界和工業化立于無法消解的矛盾之地。
他嘗試着将這些東西注入作品的人物當中。
我認為，就這一層面上而言，茨威格作品内容所具有的穿透力在今天仍然引人入勝。
他在文筆上的不足——體現在不同文本當中，時多時少——讓人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并不輕松。
形容詞和重複之處經常出現太多。
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些本來已經說過的内容又來了一遍，又一次以更華麗、更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招搖方式再表述一番。
也許，跟茨威格同時代人相比，我們今天對這種在表述風格上極盡誇飾之能事的做法更加過敏了——在同代人當中，他也已經收到了批評的聲音。
讓人意外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對茨威格的文風表示出多有理解甚至欣賞，盡管弗洛伊德本人的文風清澈簡潔。
也許這正如許多事情一樣，無非每個人的偏好有所不同而已。
雅克·勒萊德：作為一位法國人我不得不說，斯蒂芬·茨威格如今不光是最受歡迎的維也納作家，是所謂的維也納現代派文學最著名的代表者，同時也是在法國最有知名度的德語作家。
對于那些到目前為止一直輕看茨威格的德國文學研究者來說，這是大為出乎意料的。
他的作品被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納入著名的“七星文庫”系列當中，是采用高質量薄紙印刷的兩卷本，收入全部短篇小說以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和《昨日的世界》，嚴格依據時間順序編排并配有非常精辟的評論。
甚至德文版都沒有過這麼高質量的版本。
于是，我們可以提出來的問題是：如何來解釋在法國以及整個法語文化圈子裡，茨威格受到高度重視這一現象呢？我想強調指出的是：在我開始讀大學時，法語文化圈裡受到青睐的不是茨威格，而是另外一些作家。
奧地利現代派文學中大名鼎鼎的是穆齊爾（RobertMusil）和布洛赫（HermannBroch），施尼茨勒慢慢也被重新發現和重視起來，茨威格則完全在學術讨論之外。
他的作品是青春期的讀物，是火車上的讀物，僅此而已。
如今情況已經完全改變。
我認為，其中的一個理由在于，茨威格将維也納的現代階段——從1900年到1938年被“納粹”德國接管之間——的遺産做了詩化式的濃縮。
讀者會産生這樣的印象：他把一切都吸進去，而後再在自己的文字當中将整個時代呼出來。
在一定程度上，從曆史事實以及文字表述上來看，這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因為他在人前展示出來的與同時代人的偉大友誼，原本掩蓋着巨大的緊張關系。
尤其讓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許多與茨威格保持通信的友人在另外一些場合下對他出言
該展覽的初展在維也納戲劇博物館舉行，題為“我們需要完全另外一種勇氣！”——這是茨威格曾經說的一句話。
該展覽的策展人、薩爾茨堡大學茨威格中心的主任克萊門斯·雷諾德納（KlemensRenoldner）要借此把維也納之子、著名作家茨威格的被迫流亡生涯帶回人們的記憶當中。
在展廳中觀衆可以看到半卷起來的地毯，已經打包待運的家具，地上堆放着運輸箱子，不少鏡框已經從牆上摘下，總之一幅搬家在即的場景。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覽還特制了“大都會飯店”（HotelMetropol）模型，這座猶太人投資的豪華飯店，在“納粹”德國1938年3月占領維也納之後被強行沒收，“蓋世太保”将其總部設在那裡，也就是茨威格的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的主人公遭受監禁之地。
該展覽于2015年1月12日在維也納閉幕，此後在法蘭克福、慕尼黑等地舉辦了巡展。
維也納展覽期間，主辦方也舉辦了多種學術讨論活動，以便讓觀衆更好地了解茨威格的生平和作品。
本文即為其中一次圓桌讨論會的記錄稿，參加者為：執教于維也納大學的著名文學評論人丹妮拉·施特裡格（DanielaStrigl），來自法國的德國語言文學和文化學家雅克·勒萊德（JacquesLeRider），活躍在維也納文化領域的作家、記者烏裡希·魏因茨爾（UlrichWeinzierl）。
資深文化記者、編輯斯蒂芬·葛蒙恩德（StefanGmünder）主持了該讨論。
——譯者題記 斯蒂芬·葛蒙恩德：堅信自己是歐洲人的斯蒂芬·茨威格，作為一位和平主義者、被迫流亡的猶太人，他對今天的我們意味着什麼？作為一位作家，茨威格還有現實意義嗎？ 丹妮拉·施特裡格：我真的以為，在閱讀茨威格的著作時，讀者不會覺得自己是徜徉在文學博物館當中。
在德語地區以外，讀者對茨威格也興趣盎然；在茨威格那裡可以看到意味豐富的不同層面。
首當其沖的是他關于歐洲的理念，這也是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畢竟茨威格在生前已經是一位地道的歐洲人了。
不過，在今天，茨威格的和平主義理念，至少和在當時同樣重要，同樣符合現實需要。
此外，茨威格的文學作品中還有着一種超越時間的内涵，那就是他對于自由的熱切呼喚。
他非常看重對自由堅守的意志，然而這種自由與現代世界和工業化立于無法消解的矛盾之地。
他嘗試着将這些東西注入作品的人物當中。
我認為，就這一層面上而言，茨威格作品内容所具有的穿透力在今天仍然引人入勝。
他在文筆上的不足——體現在不同文本當中，時多時少——讓人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并不輕松。
形容詞和重複之處經常出現太多。
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些本來已經說過的内容又來了一遍，又一次以更華麗、更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招搖方式再表述一番。
也許，跟茨威格同時代人相比，我們今天對這種在表述風格上極盡誇飾之能事的做法更加過敏了——在同代人當中，他也已經收到了批評的聲音。
讓人意外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對茨威格的文風表示出多有理解甚至欣賞，盡管弗洛伊德本人的文風清澈簡潔。
也許這正如許多事情一樣，無非每個人的偏好有所不同而已。
雅克·勒萊德：作為一位法國人我不得不說，斯蒂芬·茨威格如今不光是最受歡迎的維也納作家，是所謂的維也納現代派文學最著名的代表者，同時也是在法國最有知名度的德語作家。
對于那些到目前為止一直輕看茨威格的德國文學研究者來說，這是大為出乎意料的。
他的作品被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納入著名的“七星文庫”系列當中，是采用高質量薄紙印刷的兩卷本，收入全部短篇小說以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和《昨日的世界》，嚴格依據時間順序編排并配有非常精辟的評論。
甚至德文版都沒有過這麼高質量的版本。
于是，我們可以提出來的問題是：如何來解釋在法國以及整個法語文化圈子裡，茨威格受到高度重視這一現象呢？我想強調指出的是：在我開始讀大學時，法語文化圈裡受到青睐的不是茨威格，而是另外一些作家。
奧地利現代派文學中大名鼎鼎的是穆齊爾（RobertMusil）和布洛赫（HermannBroch），施尼茨勒慢慢也被重新發現和重視起來，茨威格則完全在學術讨論之外。
他的作品是青春期的讀物，是火車上的讀物，僅此而已。
如今情況已經完全改變。
我認為，其中的一個理由在于，茨威格将維也納的現代階段——從1900年到1938年被“納粹”德國接管之間——的遺産做了詩化式的濃縮。
讀者會産生這樣的印象：他把一切都吸進去，而後再在自己的文字當中将整個時代呼出來。
在一定程度上，從曆史事實以及文字表述上來看，這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因為他在人前展示出來的與同時代人的偉大友誼，原本掩蓋着巨大的緊張關系。
尤其讓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許多與茨威格保持通信的友人在另外一些場合下對他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