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和平在垂死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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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行而遭罪。
可是，20世紀的猶太人早已經不是一個共同體。
他們早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他們感覺到作為猶太人的存在是負擔，而不是驕傲，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
他們的生活方式，遠離從前聖書中的戒律，他們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語言。
他們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為之事，便是讓自己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成為一體，消失在普通人當中獲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驅逐，不再永久地處于不斷逃亡之中。
因此，他們彼此間已經不能理解，因為他們已經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他們早就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了。
隻是到了現在，他們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樣被掃到一起：他們當中有住在柏林豪宅裡的銀行經理，也有正統教區的教堂執事；有巴黎的哲學教授，也有羅馬尼亞的馬車夫；有洗屍人，也有諾貝爾獎得主；有音樂會的女歌手，也有葬禮上的職業哭喪人；有作家，也有釀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貧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啟蒙者；有放高利貸者，也有賢明智者；有猶太複國主義者，也有同化論者；有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又稱“德國系猶太人”），又有賽法迪猶太人（又稱“西班牙系猶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
在這些人之外還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們自以為早已逃脫了被詛咒的命運，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兒。
幾百年以來，他們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個自己早已感覺不到的共同體，這個被驅逐者的共同體，自從在埃及遭驅逐以來就反複出現。
但是，為什麼這種命運出現在他們身上，而且隻出現在他們身上？這種無端的迫害，原因是什麼，意義是什麼，目标是什麼？他們被從各個國家驅逐出來，卻沒有人給他們一塊生存之地。
人們對他們說：别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應該在哪裡生活。
人們将罪責推給他們，卻拒絕給他們以任何手段讓他們來贖罪。
于是，他們用灼燒般的眼睛盯視着逃亡：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認識你，我不懂你的語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沒有任何關聯。
為什麼我們都遭受這樣的命運？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在這些日子裡經常與我們時代頭腦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談到這個話題，連他也找不到問題所在，也看不出這荒謬中的意義。
也許這正是猶太文化的終極意義所在：通過他們神秘的長久存在，周而複始地重複約伯向上帝提出的那個永恒問題，以便它不會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2。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過于，那些人們以為早已經死掉和被埋葬的東西，突然之間又以同樣的形象和方式呈現出來。
1939年的夏天來到了，慕尼黑那個短促的“我們時代的和平”的癫狂早就過去了；希特勒不顧任何誓言和承諾偷襲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據為己有；梅梅爾已經被占領，被有意鼓動起來的德國媒體大肆叫嚣着要占領但澤和波蘭走廊。
英國突然從忠誠的輕信中清醒過來，即便是那些最簡單的，沒有什麼學問見識的人也出于本能厭惡戰争開始激烈地表達自己的不滿。
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國人，照看我們這座公寓大樓的門房、開電梯的人，打掃房間的女仆，現在每個人都與别人攀談。
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認的公開事實：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了拯救和平三次飛往德國，但是這麼誠心地對待希特勒還顯得不夠。
在英國國會裡，人們聽到這種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到處都能聽到，人們在為迎接（或者說，原本是為反對）即将到來的戰争做準備。
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的上空漂浮，看起來仍像孩子們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樣天真無邪；人們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細檢查分發防毒面具。
局勢又變得如同一年前那麼緊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次站在政府後面的不再是老實而輕信的民衆，而是下定決心、不屈不撓的民衆。
我在這個月裡離開倫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鄉下。
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感到，人在面對世界大事時的無助是那麼殘忍。
這個清醒的、思考着的、遠離一切政治活動的人，曾經全身心投身到工作當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緻力于建設，将自己的歲月轉換為作品。
在不為人所見的某個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蓋陀賽、羅馬威尼斯宮以及倫敦唐甯街的十幾個人，這些至少到那時為止表現得最為聰明和機敏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沒有人見過他們，他們在說、在寫、在通電話、在做一些人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在做出決定，人們對此不能參與，不能知曉其中的細節，但是這些決定了我自己和每個歐洲人最終的生活。
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但是沒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他們摧毀或者保全我們這些無權勢者，讓我們獲得自由或者強迫我們受奴役，他們決定幾百萬人的和平與戰争。
而這時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像一隻蒼蠅一樣毫無抵抗能力，像一隻蝸牛一樣一籌莫展，而這些卻關乎死與生，關乎内心最深處的“我”與我的未來，關乎我的大腦中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乎已經成形與尚未成形的計劃，關乎我的無眠和安睡，關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
我坐在那裡，僵直地盯視着空虛，如同一位被判決的囚犯坐在監獄裡，被囚禁、被鎖在這無端的、無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圍的同道囚犯打聽、詢問、攀談，好像我們當中的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人家要拿我們怎麼樣。
電話響了，一位朋友問我，我是怎樣想的；報紙來了，它們隻是讓人内心更加煩亂；收音機播放的内容，每種語言都與另外一種語言的内容相反。
我來到街上，在那裡遇到的第一個人，讓和他一樣一無所知的我來說會不會發生戰争。
我自己在不安當中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在打聽、在推測、在議論，盡管我非常清楚，他們多年來所積累的全部見識、經驗和遠見，在那十幾個陌生人的決定面前顯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無策地面臨厄運，沒有任何意義的想法在發疼的太陽穴上突突跳動。
最終，我無法忍受大城市了，因為每個街角都張貼着海報，那些刺眼的詞語像惡狗一樣撲向我，因為我不由自主地從身邊熙攘而過的每一個人當中，從他們的前額當中讀出來他們所想的。
我們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隻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決定性的賭博當中到底是“紅”還是“黑”。
在這場賭博當中，押上的是我的整個人生，我的殘年歲月，我尚未完成的書，一切我至今所感覺到的我的任務、我的生活意義。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不定地滾來滾去，慢得讓人神經難以承受。
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一會兒黑，一會兒紅；希望和失望，好消息和壞消息，仍然沒有最後決定性的消息。
忘掉吧！我對自己說。
躲開去，逃到内心叢林的最深處，躲到工作當中，躲到最隐蔽之地，在那裡你隻是一息尚存的一個人，在那裡你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不是這場地獄般遊戲中的對象；隻有在那裡，在這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還能派上用場。
我手頭不缺要幹的活兒。
若幹年來我一直不間斷地積攢材料，為寫作一部兩卷本關于巴爾紮克及其作品的書，但是一直沒有勇氣動手做這個時間跨度大、耗時長的工作。
恰好是沮喪給我了（做這件事的）勇氣。
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适的，因為這個小地方曾經有許多英國文學中光輝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爾丁，曾經在這裡創作，它比英國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實地、更有穿透力地映射出另外一個和平的世紀，讓人獲得18世紀的恬靜視野。
但是，這種幽雅、柔美的景色與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麼大的對比啊！正如1914年有着我記憶當中奧地利最美的7月一樣，英國1939年的8月也美不勝言。
多少次，那如絲綢一般柔軟的藍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帳篷一樣；多少次，太陽的光輝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還有那難以言表的鮮花絢爛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卻在為戰争進行裝備。
面對這種甯靜、持久而繁盛的景色，這種彌漫在巴斯的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谧氣息——這景緻讓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嬌美景色——戰争的瘋狂也正如當初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我再一次不願意相信真的會發生戰争。
我又像當初那樣在準備一次夏季旅行。
國際筆會大會定于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文學界的同人們邀請我作為榮譽嘉賓出席，因為我這個“兩栖生物”已經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國家。
在那個即将到來的星期裡，中午、晚上的每一個小時都由友好的東道主提前安排好了。
我早已經預訂了船票，這時傳來了即将開始戰争動員的消息。
按照任何理性的原則，我現在應該快速收拾起我的書籍、手稿，應該盡快離開英倫島這個可能的交戰國，因為我在英國是外國人，一旦開戰我便是敵對的外國人，會面臨各種可想而知的自由限制。
但是，有一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在阻擋我逃離。
一半是因為我的固執，我不願意一次又一次逃亡，因為不管到哪裡，同樣的命運都會尾随而至；另外一半原因，是我的疲倦。
“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
如果它想帶走你，你這位快六十歲的人，就别再與它抗争了！你最好的作品，你所經曆的生活，它是無法抓走的。
于是，我留了下來。
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在戰争之前安排停當我外在的市民生活。
由于我還有第二次締結婚姻的打算，我一刻也不要再推遲去辦理手續，因為我不想因為收容或者其他可以想象的措施而與我未來的生活伴侶長期分離。
于是，我在那天早上——那是9月1号，一個美好的日子——來到巴斯的民政局，來登記結婚。
那位行政官員接過我們的材料，表現得特别友好而熱情。
他和當時的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的願望是要盡快地辦完手續。
第二天就是婚禮。
他拿起筆，開始用漂亮的圓體字母在他的登記簿上寫上我們的名字。
正在這時，應該是十一點左右，通往旁邊房間的門被人打開了。
一位年輕的公務員走進來，邊走邊穿外套。
“德國入侵了波蘭。
這是戰争！”他在靜悄悄的房間裡大喊。
這個詞如同錘子一樣，砸在我的心上。
不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心，已經習慣了各種沉重的打擊。
“這還不能說是戰争”，我真誠地以為會是這樣。
但是，那位公務員幾乎已經出離憤怒了。
“不，”他激烈地大喊，“我們受夠了！不可以每過六個月就從頭開始一回！現在必須結束了！” 這時，那位已經開始填寫我們的結婚證的那位公務員若有所思地擱下了筆。
他在考慮的是，我們畢竟是外國人，在戰争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就成了敵對國的外國人。
他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允許締結婚姻。
很遺憾，但他還是要向倫敦方面請示。
此後，是兩天的等待、希望、恐懼，兩天最可怖的緊張。
在星期天的早上，收音機裡傳來這樣的消息：英國向德國宣戰。
那是一個特殊的上午。
我無言地從那台将這個消息帶到房間裡的收音機旁走開。
這條消息一定會完全改變我們的世界，改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那些在沉默中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當中，将有成千上萬會因此死去。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消息是悲哀和不幸，是絕望和威脅，也許在經曆過很多很多年以後，才會從中生成出些意義。
又是戰争，一場戰争，比地球上此前任何一場戰争都更可怕、範圍更廣的戰争。
又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
我們默默地站在這突然鴉雀無聲的房間裡，避免目光相遇。
外面傳來鳥兒無憂無慮的啁啾聲，它們讓自己在和煦的微風中沉浸在輕松的愛情嬉戲裡，樹在金色的光芒中搖曳，它們的葉子像嘴唇一樣彼此輕柔地觸碰。
這古老的大自然母親，總也無法知道她的造物有着怎樣的憂愁。
我走到自己的房間，将我的東西收拾進一個小箱子裡。
假如那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以前對我所說的話并非無端妄言，那麼我們這些在英國的奧地利人會被當作德國人對待，會受到同樣的限制，也許晚上我就沒法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了。
我又被下調了一個台階：自從一個小時前，我不光是這個國家裡的外來人，而且是一個敵對國的外國人。
我被強行流放到一個地方，一個我跳動的心不願認可的地方。
一個人因為他的種族和思想方式，被标記為與德國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經被德國排擠出去；現在，在另外一個國家，一個共同體的科層管理條例卻将他，一個從來沒有歸屬過德國的奧地利人，強行劃歸為德國人。
這種荒謬的情形實在是難以設想。
他們這樣大筆一揮，我整個一生的意義就變成了荒謬。
我還在用德語寫作，用德語思考，可是我的每一個想法，我能感覺到的每一個願望，都屬于為自由而拿起武器的國家。
任何其他的關聯，所有過去的和曾經的東西，都已經被扯斷、被打碎。
我知道，在這次戰争之後，一切都不得不重新開始。
我内心最深處的任務，四十年來我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歐洲的和平統一——全都成了泡影。
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針對一切人的戰争，現在是第二次開始發生了。
我的整個一生，都在充滿激情地緻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團結一緻，在這個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體的時刻，卻因為這極度的排擠讓我感覺到如此無用和孤獨，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我再一次走到下面的小城裡，要飽覽這最後的和平。
小城安靜地矗立在中午的陽光下，似乎與平時毫無二緻。
人們邁着平常的腳步，走在往常熟悉的路上。
他們不慌不忙，不聚堆談話。
他們帶着星期天特有的安詳和從容不迫。
有那麼一刻，我問自己：他們難道還不知道嗎？但是，他們是英國人，善于克制自己的感覺流露。
他們不需要旗幟和戰鼓，不需要喧嚣和音樂來增強自己堅韌剛毅的決心。
這與1914年奧地利的那個7月裡的日子是多麼不同，而今天的我，也與從前那個年輕、沒有經驗的我多麼不同。
回憶讓人感到多麼沉重！我知道戰争意味着什麼。
我看到光鮮的、貨物充盈的商店，腦海中又出現了1918年那個激烈的情景，商店裡被搶購一空，好像張開的眼睛在盯視着行人。
我像是在白日夢中一樣看到食品店前排着長隊的窮苦婦女，那些沉浸在悲哀中的母親、傷員、殘疾人，所有從前那些嚴酷的殘忍圖景，又在中午的燦爛陽光中如幽靈般顯現。
我想到從前的那些士兵，從戰場上回來時疲弱不堪、衣衫褴褛。
我那跳動的心，在今天開始的，它的令人戰栗之處尚未為人所見的戰争中，感覺到從前的一切。
我知道，過去的一切都化為雲煙，一切業績都将成為烏有。
歐洲，我們曾經為它而活着的家鄉，所遭受的毀壞不止于我們自己的生命。
将來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是在通往這個新時代的路上，還有多少地獄和煉獄必須經過。
陽光照耀得充沛而強烈。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下子注意到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從就在眼前的這場戰争中看到另外一場戰争的影子。
戰争的陰影會無時不在，它再不會離我而去；這個影子，會日夜籠罩在我的想法當中。
也許，它那昏暗的輪廓也出現在這本書的某些書頁裡。
不過，每個影子畢竟也都是光的孩子。
隻有那些經曆過光明與黑暗、戰争與和平、興盛與衰敗的人，才算真正生活過。
注釋1“聖巴托羅缪之夜”本義是指1572年8月24日在法國發生的天主教對基督教新教胡格諾派信衆的大規模屠殺行動。
這裡借指大規模、集中的迫害活動。
2約伯的主旨問題：為什麼虔敬而無辜的義人要遭罪？為什麼上帝緘默不語？為什麼上帝不主持正義？
可是，20世紀的猶太人早已經不是一個共同體。
他們早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他們感覺到作為猶太人的存在是負擔，而不是驕傲，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
他們的生活方式，遠離從前聖書中的戒律，他們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語言。
他們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為之事，便是讓自己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成為一體，消失在普通人當中獲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驅逐，不再永久地處于不斷逃亡之中。
因此，他們彼此間已經不能理解，因為他們已經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他們早就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了。
隻是到了現在，他們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樣被掃到一起：他們當中有住在柏林豪宅裡的銀行經理，也有正統教區的教堂執事；有巴黎的哲學教授，也有羅馬尼亞的馬車夫；有洗屍人，也有諾貝爾獎得主；有音樂會的女歌手，也有葬禮上的職業哭喪人；有作家，也有釀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貧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啟蒙者；有放高利貸者，也有賢明智者；有猶太複國主義者，也有同化論者；有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又稱“德國系猶太人”），又有賽法迪猶太人（又稱“西班牙系猶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
在這些人之外還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們自以為早已逃脫了被詛咒的命運，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兒。
幾百年以來，他們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個自己早已感覺不到的共同體，這個被驅逐者的共同體，自從在埃及遭驅逐以來就反複出現。
但是，為什麼這種命運出現在他們身上，而且隻出現在他們身上？這種無端的迫害，原因是什麼，意義是什麼，目标是什麼？他們被從各個國家驅逐出來，卻沒有人給他們一塊生存之地。
人們對他們說：别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應該在哪裡生活。
人們将罪責推給他們，卻拒絕給他們以任何手段讓他們來贖罪。
于是，他們用灼燒般的眼睛盯視着逃亡：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認識你，我不懂你的語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沒有任何關聯。
為什麼我們都遭受這樣的命運？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在這些日子裡經常與我們時代頭腦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談到這個話題，連他也找不到問題所在，也看不出這荒謬中的意義。
也許這正是猶太文化的終極意義所在：通過他們神秘的長久存在，周而複始地重複約伯向上帝提出的那個永恒問題，以便它不會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過于，那些人們以為早已經死掉和被埋葬的東西，突然之間又以同樣的形象和方式呈現出來。
1939年的夏天來到了，慕尼黑那個短促的“我們時代的和平”的癫狂早就過去了；希特勒不顧任何誓言和承諾偷襲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據為己有；梅梅爾已經被占領，被有意鼓動起來的德國媒體大肆叫嚣着要占領但澤和波蘭走廊。
英國突然從忠誠的輕信中清醒過來，即便是那些最簡單的，沒有什麼學問見識的人也出于本能厭惡戰争開始激烈地表達自己的不滿。
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國人，照看我們這座公寓大樓的門房、開電梯的人，打掃房間的女仆，現在每個人都與别人攀談。
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認的公開事實：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了拯救和平三次飛往德國，但是這麼誠心地對待希特勒還顯得不夠。
在英國國會裡，人們聽到這種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到處都能聽到，人們在為迎接（或者說，原本是為反對）即将到來的戰争做準備。
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的上空漂浮，看起來仍像孩子們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樣天真無邪；人們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細檢查分發防毒面具。
局勢又變得如同一年前那麼緊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次站在政府後面的不再是老實而輕信的民衆，而是下定決心、不屈不撓的民衆。
我在這個月裡離開倫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鄉下。
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感到，人在面對世界大事時的無助是那麼殘忍。
這個清醒的、思考着的、遠離一切政治活動的人，曾經全身心投身到工作當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緻力于建設，将自己的歲月轉換為作品。
在不為人所見的某個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蓋陀賽、羅馬威尼斯宮以及倫敦唐甯街的十幾個人，這些至少到那時為止表現得最為聰明和機敏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沒有人見過他們，他們在說、在寫、在通電話、在做一些人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在做出決定，人們對此不能參與，不能知曉其中的細節，但是這些決定了我自己和每個歐洲人最終的生活。
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但是沒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他們摧毀或者保全我們這些無權勢者，讓我們獲得自由或者強迫我們受奴役，他們決定幾百萬人的和平與戰争。
而這時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像一隻蒼蠅一樣毫無抵抗能力，像一隻蝸牛一樣一籌莫展，而這些卻關乎死與生，關乎内心最深處的“我”與我的未來，關乎我的大腦中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乎已經成形與尚未成形的計劃，關乎我的無眠和安睡，關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
我坐在那裡，僵直地盯視着空虛，如同一位被判決的囚犯坐在監獄裡，被囚禁、被鎖在這無端的、無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圍的同道囚犯打聽、詢問、攀談，好像我們當中的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人家要拿我們怎麼樣。
電話響了，一位朋友問我，我是怎樣想的；報紙來了，它們隻是讓人内心更加煩亂；收音機播放的内容，每種語言都與另外一種語言的内容相反。
我來到街上，在那裡遇到的第一個人，讓和他一樣一無所知的我來說會不會發生戰争。
我自己在不安當中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在打聽、在推測、在議論，盡管我非常清楚，他們多年來所積累的全部見識、經驗和遠見，在那十幾個陌生人的決定面前顯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無策地面臨厄運，沒有任何意義的想法在發疼的太陽穴上突突跳動。
最終，我無法忍受大城市了，因為每個街角都張貼着海報，那些刺眼的詞語像惡狗一樣撲向我，因為我不由自主地從身邊熙攘而過的每一個人當中，從他們的前額當中讀出來他們所想的。
我們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隻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決定性的賭博當中到底是“紅”還是“黑”。
在這場賭博當中，押上的是我的整個人生，我的殘年歲月，我尚未完成的書，一切我至今所感覺到的我的任務、我的生活意義。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不定地滾來滾去，慢得讓人神經難以承受。
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一會兒黑，一會兒紅；希望和失望，好消息和壞消息，仍然沒有最後決定性的消息。
忘掉吧！我對自己說。
躲開去，逃到内心叢林的最深處，躲到工作當中，躲到最隐蔽之地，在那裡你隻是一息尚存的一個人，在那裡你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不是這場地獄般遊戲中的對象；隻有在那裡，在這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還能派上用場。
我手頭不缺要幹的活兒。
若幹年來我一直不間斷地積攢材料，為寫作一部兩卷本關于巴爾紮克及其作品的書，但是一直沒有勇氣動手做這個時間跨度大、耗時長的工作。
恰好是沮喪給我了（做這件事的）勇氣。
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适的，因為這個小地方曾經有許多英國文學中光輝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爾丁，曾經在這裡創作，它比英國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實地、更有穿透力地映射出另外一個和平的世紀，讓人獲得18世紀的恬靜視野。
但是，這種幽雅、柔美的景色與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麼大的對比啊！正如1914年有着我記憶當中奧地利最美的7月一樣，英國1939年的8月也美不勝言。
多少次，那如絲綢一般柔軟的藍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帳篷一樣；多少次，太陽的光輝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還有那難以言表的鮮花絢爛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卻在為戰争進行裝備。
面對這種甯靜、持久而繁盛的景色，這種彌漫在巴斯的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谧氣息——這景緻讓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嬌美景色——戰争的瘋狂也正如當初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我再一次不願意相信真的會發生戰争。
我又像當初那樣在準備一次夏季旅行。
國際筆會大會定于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文學界的同人們邀請我作為榮譽嘉賓出席，因為我這個“兩栖生物”已經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國家。
在那個即将到來的星期裡，中午、晚上的每一個小時都由友好的東道主提前安排好了。
我早已經預訂了船票，這時傳來了即将開始戰争動員的消息。
按照任何理性的原則，我現在應該快速收拾起我的書籍、手稿，應該盡快離開英倫島這個可能的交戰國，因為我在英國是外國人，一旦開戰我便是敵對的外國人，會面臨各種可想而知的自由限制。
但是，有一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在阻擋我逃離。
一半是因為我的固執，我不願意一次又一次逃亡，因為不管到哪裡，同樣的命運都會尾随而至；另外一半原因，是我的疲倦。
“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
如果它想帶走你，你這位快六十歲的人，就别再與它抗争了！你最好的作品，你所經曆的生活，它是無法抓走的。
于是，我留了下來。
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在戰争之前安排停當我外在的市民生活。
由于我還有第二次締結婚姻的打算，我一刻也不要再推遲去辦理手續，因為我不想因為收容或者其他可以想象的措施而與我未來的生活伴侶長期分離。
于是，我在那天早上——那是9月1号，一個美好的日子——來到巴斯的民政局，來登記結婚。
那位行政官員接過我們的材料，表現得特别友好而熱情。
他和當時的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的願望是要盡快地辦完手續。
第二天就是婚禮。
他拿起筆，開始用漂亮的圓體字母在他的登記簿上寫上我們的名字。
正在這時，應該是十一點左右，通往旁邊房間的門被人打開了。
一位年輕的公務員走進來，邊走邊穿外套。
“德國入侵了波蘭。
這是戰争！”他在靜悄悄的房間裡大喊。
這個詞如同錘子一樣，砸在我的心上。
不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心，已經習慣了各種沉重的打擊。
“這還不能說是戰争”，我真誠地以為會是這樣。
但是，那位公務員幾乎已經出離憤怒了。
“不，”他激烈地大喊，“我們受夠了！不可以每過六個月就從頭開始一回！現在必須結束了！” 這時，那位已經開始填寫我們的結婚證的那位公務員若有所思地擱下了筆。
他在考慮的是，我們畢竟是外國人，在戰争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就成了敵對國的外國人。
他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允許締結婚姻。
很遺憾，但他還是要向倫敦方面請示。
此後，是兩天的等待、希望、恐懼，兩天最可怖的緊張。
在星期天的早上，收音機裡傳來這樣的消息：英國向德國宣戰。
那是一個特殊的上午。
我無言地從那台将這個消息帶到房間裡的收音機旁走開。
這條消息一定會完全改變我們的世界，改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那些在沉默中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當中，将有成千上萬會因此死去。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消息是悲哀和不幸，是絕望和威脅，也許在經曆過很多很多年以後，才會從中生成出些意義。
又是戰争，一場戰争，比地球上此前任何一場戰争都更可怕、範圍更廣的戰争。
又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
我們默默地站在這突然鴉雀無聲的房間裡，避免目光相遇。
外面傳來鳥兒無憂無慮的啁啾聲，它們讓自己在和煦的微風中沉浸在輕松的愛情嬉戲裡，樹在金色的光芒中搖曳，它們的葉子像嘴唇一樣彼此輕柔地觸碰。
這古老的大自然母親，總也無法知道她的造物有着怎樣的憂愁。
我走到自己的房間，将我的東西收拾進一個小箱子裡。
假如那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以前對我所說的話并非無端妄言，那麼我們這些在英國的奧地利人會被當作德國人對待，會受到同樣的限制，也許晚上我就沒法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了。
我又被下調了一個台階：自從一個小時前，我不光是這個國家裡的外來人，而且是一個敵對國的外國人。
我被強行流放到一個地方，一個我跳動的心不願認可的地方。
一個人因為他的種族和思想方式，被标記為與德國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經被德國排擠出去；現在，在另外一個國家，一個共同體的科層管理條例卻将他，一個從來沒有歸屬過德國的奧地利人，強行劃歸為德國人。
這種荒謬的情形實在是難以設想。
他們這樣大筆一揮，我整個一生的意義就變成了荒謬。
我還在用德語寫作，用德語思考，可是我的每一個想法，我能感覺到的每一個願望，都屬于為自由而拿起武器的國家。
任何其他的關聯，所有過去的和曾經的東西，都已經被扯斷、被打碎。
我知道，在這次戰争之後，一切都不得不重新開始。
我内心最深處的任務，四十年來我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歐洲的和平統一——全都成了泡影。
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針對一切人的戰争，現在是第二次開始發生了。
我的整個一生，都在充滿激情地緻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團結一緻，在這個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體的時刻，卻因為這極度的排擠讓我感覺到如此無用和孤獨，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我再一次走到下面的小城裡，要飽覽這最後的和平。
小城安靜地矗立在中午的陽光下，似乎與平時毫無二緻。
人們邁着平常的腳步，走在往常熟悉的路上。
他們不慌不忙，不聚堆談話。
他們帶着星期天特有的安詳和從容不迫。
有那麼一刻，我問自己：他們難道還不知道嗎？但是，他們是英國人，善于克制自己的感覺流露。
他們不需要旗幟和戰鼓，不需要喧嚣和音樂來增強自己堅韌剛毅的決心。
這與1914年奧地利的那個7月裡的日子是多麼不同，而今天的我，也與從前那個年輕、沒有經驗的我多麼不同。
回憶讓人感到多麼沉重！我知道戰争意味着什麼。
我看到光鮮的、貨物充盈的商店，腦海中又出現了1918年那個激烈的情景，商店裡被搶購一空，好像張開的眼睛在盯視着行人。
我像是在白日夢中一樣看到食品店前排着長隊的窮苦婦女，那些沉浸在悲哀中的母親、傷員、殘疾人，所有從前那些嚴酷的殘忍圖景，又在中午的燦爛陽光中如幽靈般顯現。
我想到從前的那些士兵，從戰場上回來時疲弱不堪、衣衫褴褛。
我那跳動的心，在今天開始的，它的令人戰栗之處尚未為人所見的戰争中，感覺到從前的一切。
我知道，過去的一切都化為雲煙，一切業績都将成為烏有。
歐洲，我們曾經為它而活着的家鄉，所遭受的毀壞不止于我們自己的生命。
将來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是在通往這個新時代的路上，還有多少地獄和煉獄必須經過。
陽光照耀得充沛而強烈。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下子注意到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從就在眼前的這場戰争中看到另外一場戰争的影子。
戰争的陰影會無時不在，它再不會離我而去；這個影子，會日夜籠罩在我的想法當中。
也許，它那昏暗的輪廓也出現在這本書的某些書頁裡。
不過，每個影子畢竟也都是光的孩子。
隻有那些經曆過光明與黑暗、戰争與和平、興盛與衰敗的人，才算真正生活過。
注釋
這裡借指大規模、集中的迫害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