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和平在垂死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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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踢翻。
在這些頭腦清楚、富有遠見、早已經拒絕一切冒險的英國人看來，一個那麼快速，那麼輕易得到了那麼多東西的人，不會什麼都不顧忌的。
英國人仍然相信和希望，這個人會首先攻擊其他國家——最好是攻擊俄國！——在這期間就可以與他達成一緻意見。
可是我們都知道，不要憚于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這個人。
我們的眼睛都看到過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過的同伴，因而我們的眼睛更嚴厲、更尖銳、更不揉沙子。
我們這些被蔑視、被驅趕、被剝奪權利的人，我們知道，如果事關掠奪和權力，再荒謬、再虛僞的借口也不會讓那個人感到難為情。
所以，我們這些受過磨難的人與那些磨難尚未來臨的人，我們這些移民者與那些英國人，在說着不同的語言。
我相信今天這樣說一點兒也不誇張：當時在英國，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以外，唯有我們對危險的範圍和程度沒有錯覺。
就如同當初在奧地利一樣，在英國我也注定要帶着一顆被摧毀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銳利目光，清楚地預見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來，隻是在這裡我是外來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發出警告而已。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已經預先嘗到即将到來的苦澀時，我們也隻能在自己這群被厄運打上烙印的人當中自說自話。
我們的靈魂因為對于這個國家的擔憂而備受折磨，這個像兄弟般接受了我們的國家！不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與一位有最高道德标準的思想者談話，能給人帶來無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災難之前的最後幾個月所度過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難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好幾個月來，一想到八十三歲，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還滞留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維也納，就讓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後他最忠實的學生，那位了不起的瑪麗亞·波拿巴公主将這位在遭受奴役的維也納裡最重要的人物救到倫敦來。
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他已經踏上島國的土地，看到這位我最為尊崇的朋友又從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當中極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偉大人物，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如此深化和擴展了關于人類靈魂的知識。
在維也納時，我已經與他相識。
在那裡，他被人們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難堪的個體戶而飽受惡意。
在求真方面，他是一個狂熱分子，同時他也精确地意識到每一種真實的局限性。
有一次他對我說：“百分之百的真實，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根本不存在）！”他以不為任何事物所動的方式去探讨當時還沒有人進入的，被人們充滿恐懼地回避的、隐秘的本能驅動世界，那在當時是被宣布為“禁忌”的領域，他也因此與學院派以及學院學術的謹慎産生疏離。
樂觀主義的自由世界潛意識地感覺到，這位毫不妥協的精神大師以他深層心理學的論點在無情地挖掘着“理智”和“進步”所帶來的對本能驅動的壓迫，他會讓那種将難堪問題幹脆忽略的方法變得岌岌可危，因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紗的手法。
聯合起來反對他這位令人不愉快的“離經叛道者”，不光是大學，不光是老派的神經學醫生，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整個舊的思想方式、舊的道德“常規”——整個時代，都害怕這個能揭開人性面紗的人。
慢慢地出現了對他行醫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
可是，由于他的論點以及他所提出來的最出格的問題，也無法在學術上被反駁，人們開始以維也納的方式來對付他關于夢的解析的理論：把他的論點當成社交場合被諷刺挖苦的庸俗笑料。
隻有一小圈子忠誠者聚集在這位孤獨者的周圍，每個星期舉辦讨論會，而一個新學科精神分析學就在這些讨論中獲得了雛形。
在我還遠遠沒有認識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礎上慢慢擴展開來的這一精神界的革命規模有多大時，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态度已經讓我對他傾心敬佩。
這裡終于有了一位科學人，一位堪為年輕人夢想中的榜樣人物：隻要沒有最終的證據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說法時都小心翼翼；但是，隻要假設已經變得有确鑿把握之後，他在面對整個世界的反對時也毫無動搖。
他個人像常人一樣謙虛，但是為了他的學說中的某一個信條他不吝惜任何戰鬥，為了捍衛他所認可的内在之真，他會至死不渝。
人們再想不到有像他這樣在精神上更無所畏懼的人。
弗洛伊德敢于在任何時候說出來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這種清晰而不顧情面的直言會讓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來不想通過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讓步來讓艱難的處境變得容易一些。
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願意精心粉飾一下他的用詞，用“情色”取代“性欲”、用“愛欲”取代“力比多”，如果他并不總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後結論，隻是對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論點當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會受到學術界阻撓的。
但是，一旦涉及學說和真相，他從不遷就，抵制越激烈，他的決心就越強悍。
如果我要為“道德勇氣”這個概念——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犧牲的英雄主義——尋找一個象征人物時，我總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張美麗而陽剛的臉龐，那雙深色的眼睛有着直率而安甯的目光。
這個人給自己的家鄉帶來的榮譽遍及世界、超越時代，現在他從那裡逃亡來到倫敦。
他多年來已經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
我曾經暗自擔心，在經曆了維也納那些備受折磨的時刻，也許他會變得憤懑滿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見到的他比任何時候都開朗，甚至幸福。
他帶我從這座倫敦郊外房子走出來，來到花園裡。
“我住過這麼漂亮的地方嗎？”他這樣問我，從前那麼嚴肅的嘴角露出燦爛的笑。
他給我看他最喜歡的埃及雕像，這是瑪麗亞·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
“我不是又在家裡了嗎？”他的寫字台上攤開着手稿，已經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依然以圓潤的字體來寫作，如他在風華正茂的年月一樣，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
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疾病、老邁、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長的戰鬥歲月中被遮蔽起來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湧出來。
他的年齡讓他變得更加溫和了，他所經曆的磨難讓他變得更加深思熟慮。
有時候他也有一些溫柔的姿态，這是我以前在這位不事聲張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會将胳膊搭在一個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閃光的眼鏡後面看人時透出溫暖。
在那些年裡，與弗洛伊德的每次談話于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
你能從中有所收獲，同時對他欽佩不已，感覺他說出來的每個詞語都能幫你理解這位不帶任何偏見的偉人：對他來說，沒有哪份自我坦白會讓他吃驚，沒有哪種見解會讓他情緒激動；對他來說，去教會别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覺，這種意願早已經成為一種本能的生命意志。
這些長談無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後一年的那段黑暗歲月裡，我對此的感覺最為強烈。
在走進他房間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瘋狂一下子就不見了。
最殘忍的事情變成了抽象的，最混亂的事情變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讓地被納入一個更大的循環性階段當中。
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經曆了一個人能超脫于自己之上，不再将疼痛和死亡作為個人的經曆去感覺，而是作為一個超越個人的客體來審視、觀察：他的死同樣是一種了不起的道德業績，正如他的生一樣。
弗洛伊德當時已經重病在身，病魔讓他不久以後就離開了我們。
看得出來，他帶着假牙腭托說話很費力，按說人們應該為聽到他說出來的每一個詞彙感到羞慚，因為發出音節讓他感到吃力。
但是他不松懈。
讓朋友們看到他的意志比身體上有的低級折磨更強大，這是他那鋼鐵般堅強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
他的嘴因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寫字台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便在夜裡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穩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絕服用安眠藥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劑。
他不要用這種減輕痛苦的方式來減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鐘也不願意。
他甯願痛苦地醒着，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勝過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那是一場可怕的戰鬥，持續的時間越長，也就越顯得了不起。
死亡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将陰影投到他的臉上：它讓他面頰塌陷，讓他的額角幹癟，讓他的嘴角傾斜，讓他嘴唇說不出話。
隻是對他的眼睛，這無法征服的瞭望塔——這位精神英雄正是從這裡去看人間世界——死神這陰暗的絞殺之力卻無能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後一刻都完全清亮。
有一次，也是在他臨終前不久某次拜訪他時，我帶上了薩爾瓦多·達利——在我看來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賦的畫家，他無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談話時，他畫了一幅速寫。
我從來沒有敢給弗洛伊德看這幅速寫，因為達利已經先知先覺地畫出來他身上的死神。
這場戰鬥——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意志、最具有穿透力的精神與它的湮滅所進行的抗争——變得越來越殘酷。
直到他這位将清晰視為思想之最高美德的人認識到，他不再能繼續寫作，不再能有所作為時，他像一位古羅馬的英雄一樣，允許醫生來結束這種痛苦。
那是他那偉大人生的偉大終結。
即便在這個橫屍遍野、殺人如麻的時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紀念的。
當我們這些朋友将他的靈柩埋進英國的土地裡時，我們清楚是将自己家鄉中的至尊精華托付給了這片土地。
我在那些日子裡經常與弗洛伊德談到希特勒的世界以及戰争的殘忍。
作為充滿人性的人，他深受震撼，但是作為一位思想者，他對這種獸性的可怕爆發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
他說，他總是被病诟為一位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夠戰勝本能。
現在人們可以看到，他的觀點以最讓人震驚的方式得到證實——他當然無法因此感到驕傲——那種野蠻，那種人的靈魂當中根本性的滅絕本能是無法絕迹的。
也許在未來的世紀裡能夠找到一種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準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當中，它們是無法消滅的，或許它們也是必要的張力。
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更多考慮的是猶太人問題，以及他們在當代的悲劇命運。
對于這個問題，這位科學人找不到公式，他清晰的思想中也找不到答案。
不久前他出版了關于摩西的研究，他在書裡将摩西描寫為非猶太人，一位埃及人。
這個在學術上幾乎站不住腳的歸類在同樣程度上讓笃信猶太教的猶太人以及猶太民族意識受到傷害。
現在他感到很内疚，正好在猶太人曆史上最黑暗的當口出版了這本書：“現在，他們的一切都被奪走了，而我還奪走了他們當中最好的人。
”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任何一個猶太人都變得更敏感了，因為就算是在這個全世界都在遭難的悲劇當中，他們也是真正的犧牲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犧牲者。
在遭受打擊之前他們已經惶恐不安，因為人們到處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會最先找到他們的頭上，而且他們遭殃不知要多出多少倍。
那位亘古未有的仇恨狂人想要淩辱和驅趕的正是他們，要把他們驅逐到世界的盡頭，要趕盡殺絕。
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一個月接着一個月，逃難者越來越多，每個星期到達這裡的逃難者都比此前到達的人更貧窮，更驚恐不安。
那些最早、最快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還能搶救出他們的衣物、箱子、家什，有些甚至還帶出來了錢。
但是，一個人在德國待得越久，就越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他們所受的摧殘就越嚴重。
他們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禁止猶太人去劇院、電影院和博物館，禁止猶太學者使用圖書。
這些猶太人留下來，或者因為對家鄉的忠誠，或者出于懶惰，有的因為怯懦，有的是出于驕傲：他們甯願在自己的家鄉受到淩辱，也不願意在異鄉乞憐遭到蔑視。
接下來，他們不得使用仆人，住宅裡不許有收音機和電話，再往後他們不可以有住宅，他們被迫佩戴作為猶太人标記的“六角大衛星”。
在大街上，每個人都應該能馬上認出來他們是被掃地出門的人，是被鄙視的人，像麻風病人一樣。
他們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任何精神上和身體上的暴力都可以當作取樂手段強加在他們身上。
對每個猶太人來說，那句古老的俄羅斯民間諺語突然成了殘忍的現實：“誰也保不準不去要飯或者坐牢。
”沒有走掉的人，被投進集中營。
德國人的管教手段，讓最驕傲的人也會屈服。
最後，他們被奪走一切，隻有随身的一套衣服，兜裡帶着十馬克，被逐出國境，根本不問他們能去哪裡。
然後，他們站在國境線上，他們去祈求領事館，幾乎總是徒勞的，因為哪個國家願意要被洗劫過的人，哪個國家願意要乞丐呢？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在某一次走進倫敦一家旅行社時所看到的情景。
那裡擠滿了逃難者，幾乎都是猶太人，大家都想要随便去什麼地方。
不管到哪個國家，北極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熱沙漠也好，隻要離開，隻要繼續走，因為居留許可已經過期，他們必須得離開，帶着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語的世界，到那些他們不認識，人家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人當中。
我在那裡遇到一位曾經非常富有的維也納工業家，同時也是我們最有智慧的藝術收藏家之一。
我一開始沒有認出他來，他的頭發已經那麼灰白，人變得那麼老，那麼疲憊。
他孱弱得要用雙手扶着桌子。
我問他想去哪裡。
“我不知道，”他說，“如今誰還會來問我們的意願？能去哪裡，就去哪裡。
有人告訴我說，這裡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哥的簽證。
”我的心被揪緊：一位筋疲力盡的老人，帶着孩子和孫子，戰戰兢兢地寄一線希望于能前往一個此前從來沒有在地圖上正眼看過的國家，隻是為了能在那裡繼續乞讨，繼續流落異鄉，漫無目标地漂泊！旁邊的一個人，帶着絕望的急切在打聽如何能到達上海，他聽說在中國猶太人還能被接受。
那裡就這樣擁擠着這樣的一群人，他們曾經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莊園主、音樂家，每個人都随時準備帶着生活留給他們的廢墟去漂洋過海，不管要去做什麼，不管得去忍受什麼，他們隻想要離開歐洲，隻是離開，離開！那是一群如鬼魂一樣的人！可是，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這五十位備受折磨的人不過是一個零星的、小小的先頭部隊而已，在他們後面是一個巨大的隊伍，五百萬、八百萬，也許一千萬的猶太人。
所有這些被洗劫一空的，在戰争中遭受踐踏的數百萬大衆，在等待着慈善機構的遣送，等待着有關部門的許可，等待着發放旅行費用，那是一個巨大的人群，他們如受驚的鳥獸一般在慌亂中要逃離希特勒的森林大火。
他們填滿了歐洲邊境的火車站，填滿了監獄。
一個完全被掃地出門的民族，一個得不到承認的民族，這個民族兩千年來所要求的無非是無須一直流浪下去，讓疾行的腳能感覺到大地，甯靜而和平的大地，他們的願望僅此而已。
不過，在20世紀的猶太人悲劇當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們承受着在自身當中看不到意義和罪責。
那些在中世紀時代被驅逐者即他們的祖先，至少還知道他們因為什麼而受難：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律令。
他們當時還有着在今天已經失去了的靈魂上的護身符，那是對自己的上帝堅貞不渝的信仰，這在今天已經失去了。
他們因為那個自豪的瘋狂設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難。
他們是被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優選出來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運和使命，《聖經》中的預言之詞是他們的戒律和教規。
當他們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們将聖典緊握在胸前，因為這内心的火熱而感受不到外面殘害之火的灼燙。
如果他們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裡遭到驅逐，他們還有一個最後的家鄉，在上帝那裡的家鄉：沒有任何人世間的權力，沒有哪個皇帝、國王、宗教法庭能将他們從那裡驅逐出去。
隻要宗教還能将他們聚攏到一起，他們就還是一個共同體，因而就有一種力量。
如果他們遭到排擠和驅逐，那是出于與其他民族相異的宗教和習俗在為自己有意識的特立
在這些頭腦清楚、富有遠見、早已經拒絕一切冒險的英國人看來，一個那麼快速，那麼輕易得到了那麼多東西的人，不會什麼都不顧忌的。
英國人仍然相信和希望，這個人會首先攻擊其他國家——最好是攻擊俄國！——在這期間就可以與他達成一緻意見。
可是我們都知道，不要憚于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這個人。
我們的眼睛都看到過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過的同伴，因而我們的眼睛更嚴厲、更尖銳、更不揉沙子。
我們這些被蔑視、被驅趕、被剝奪權利的人，我們知道，如果事關掠奪和權力，再荒謬、再虛僞的借口也不會讓那個人感到難為情。
所以，我們這些受過磨難的人與那些磨難尚未來臨的人，我們這些移民者與那些英國人，在說着不同的語言。
我相信今天這樣說一點兒也不誇張：當時在英國，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以外，唯有我們對危險的範圍和程度沒有錯覺。
就如同當初在奧地利一樣，在英國我也注定要帶着一顆被摧毀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銳利目光，清楚地預見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來，隻是在這裡我是外來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發出警告而已。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已經預先嘗到即将到來的苦澀時，我們也隻能在自己這群被厄運打上烙印的人當中自說自話。
我們的靈魂因為對于這個國家的擔憂而備受折磨，這個像兄弟般接受了我們的國家！不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與一位有最高道德标準的思想者談話，能給人帶來無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災難之前的最後幾個月所度過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難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好幾個月來，一想到八十三歲，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還滞留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維也納，就讓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後他最忠實的學生，那位了不起的瑪麗亞·波拿巴公主将這位在遭受奴役的維也納裡最重要的人物救到倫敦來。
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他已經踏上島國的土地，看到這位我最為尊崇的朋友又從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當中極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偉大人物，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如此深化和擴展了關于人類靈魂的知識。
在維也納時，我已經與他相識。
在那裡，他被人們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難堪的個體戶而飽受惡意。
在求真方面，他是一個狂熱分子，同時他也精确地意識到每一種真實的局限性。
有一次他對我說：“百分之百的真實，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根本不存在）！”他以不為任何事物所動的方式去探讨當時還沒有人進入的，被人們充滿恐懼地回避的、隐秘的本能驅動世界，那在當時是被宣布為“禁忌”的領域，他也因此與學院派以及學院學術的謹慎産生疏離。
樂觀主義的自由世界潛意識地感覺到，這位毫不妥協的精神大師以他深層心理學的論點在無情地挖掘着“理智”和“進步”所帶來的對本能驅動的壓迫，他會讓那種将難堪問題幹脆忽略的方法變得岌岌可危，因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紗的手法。
聯合起來反對他這位令人不愉快的“離經叛道者”，不光是大學，不光是老派的神經學醫生，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整個舊的思想方式、舊的道德“常規”——整個時代，都害怕這個能揭開人性面紗的人。
慢慢地出現了對他行醫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
可是，由于他的論點以及他所提出來的最出格的問題，也無法在學術上被反駁，人們開始以維也納的方式來對付他關于夢的解析的理論：把他的論點當成社交場合被諷刺挖苦的庸俗笑料。
隻有一小圈子忠誠者聚集在這位孤獨者的周圍，每個星期舉辦讨論會，而一個新學科精神分析學就在這些讨論中獲得了雛形。
在我還遠遠沒有認識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礎上慢慢擴展開來的這一精神界的革命規模有多大時，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态度已經讓我對他傾心敬佩。
這裡終于有了一位科學人，一位堪為年輕人夢想中的榜樣人物：隻要沒有最終的證據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說法時都小心翼翼；但是，隻要假設已經變得有确鑿把握之後，他在面對整個世界的反對時也毫無動搖。
他個人像常人一樣謙虛，但是為了他的學說中的某一個信條他不吝惜任何戰鬥，為了捍衛他所認可的内在之真，他會至死不渝。
人們再想不到有像他這樣在精神上更無所畏懼的人。
弗洛伊德敢于在任何時候說出來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這種清晰而不顧情面的直言會讓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來不想通過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讓步來讓艱難的處境變得容易一些。
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願意精心粉飾一下他的用詞，用“情色”取代“性欲”、用“愛欲”取代“力比多”，如果他并不總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後結論，隻是對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論點當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會受到學術界阻撓的。
但是，一旦涉及學說和真相，他從不遷就，抵制越激烈，他的決心就越強悍。
如果我要為“道德勇氣”這個概念——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犧牲的英雄主義——尋找一個象征人物時，我總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張美麗而陽剛的臉龐，那雙深色的眼睛有着直率而安甯的目光。
這個人給自己的家鄉帶來的榮譽遍及世界、超越時代，現在他從那裡逃亡來到倫敦。
他多年來已經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
我曾經暗自擔心，在經曆了維也納那些備受折磨的時刻，也許他會變得憤懑滿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見到的他比任何時候都開朗，甚至幸福。
他帶我從這座倫敦郊外房子走出來，來到花園裡。
“我住過這麼漂亮的地方嗎？”他這樣問我，從前那麼嚴肅的嘴角露出燦爛的笑。
他給我看他最喜歡的埃及雕像，這是瑪麗亞·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
“我不是又在家裡了嗎？”他的寫字台上攤開着手稿，已經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依然以圓潤的字體來寫作，如他在風華正茂的年月一樣，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
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疾病、老邁、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長的戰鬥歲月中被遮蔽起來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湧出來。
他的年齡讓他變得更加溫和了，他所經曆的磨難讓他變得更加深思熟慮。
有時候他也有一些溫柔的姿态，這是我以前在這位不事聲張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會将胳膊搭在一個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閃光的眼鏡後面看人時透出溫暖。
在那些年裡，與弗洛伊德的每次談話于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
你能從中有所收獲，同時對他欽佩不已，感覺他說出來的每個詞語都能幫你理解這位不帶任何偏見的偉人：對他來說，沒有哪份自我坦白會讓他吃驚，沒有哪種見解會讓他情緒激動；對他來說，去教會别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覺，這種意願早已經成為一種本能的生命意志。
這些長談無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後一年的那段黑暗歲月裡，我對此的感覺最為強烈。
在走進他房間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瘋狂一下子就不見了。
最殘忍的事情變成了抽象的，最混亂的事情變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讓地被納入一個更大的循環性階段當中。
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經曆了一個人能超脫于自己之上，不再将疼痛和死亡作為個人的經曆去感覺，而是作為一個超越個人的客體來審視、觀察：他的死同樣是一種了不起的道德業績，正如他的生一樣。
弗洛伊德當時已經重病在身，病魔讓他不久以後就離開了我們。
看得出來，他帶着假牙腭托說話很費力，按說人們應該為聽到他說出來的每一個詞彙感到羞慚，因為發出音節讓他感到吃力。
但是他不松懈。
讓朋友們看到他的意志比身體上有的低級折磨更強大，這是他那鋼鐵般堅強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
他的嘴因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寫字台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便在夜裡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穩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絕服用安眠藥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劑。
他不要用這種減輕痛苦的方式來減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鐘也不願意。
他甯願痛苦地醒着，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勝過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那是一場可怕的戰鬥，持續的時間越長，也就越顯得了不起。
死亡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将陰影投到他的臉上：它讓他面頰塌陷，讓他的額角幹癟，讓他的嘴角傾斜，讓他嘴唇說不出話。
隻是對他的眼睛，這無法征服的瞭望塔——這位精神英雄正是從這裡去看人間世界——死神這陰暗的絞殺之力卻無能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後一刻都完全清亮。
有一次，也是在他臨終前不久某次拜訪他時，我帶上了薩爾瓦多·達利——在我看來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賦的畫家，他無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談話時，他畫了一幅速寫。
我從來沒有敢給弗洛伊德看這幅速寫，因為達利已經先知先覺地畫出來他身上的死神。
這場戰鬥——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意志、最具有穿透力的精神與它的湮滅所進行的抗争——變得越來越殘酷。
直到他這位将清晰視為思想之最高美德的人認識到，他不再能繼續寫作，不再能有所作為時，他像一位古羅馬的英雄一樣，允許醫生來結束這種痛苦。
那是他那偉大人生的偉大終結。
即便在這個橫屍遍野、殺人如麻的時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紀念的。
當我們這些朋友将他的靈柩埋進英國的土地裡時，我們清楚是将自己家鄉中的至尊精華托付給了這片土地。
我在那些日子裡經常與弗洛伊德談到希特勒的世界以及戰争的殘忍。
作為充滿人性的人，他深受震撼，但是作為一位思想者，他對這種獸性的可怕爆發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
他說，他總是被病诟為一位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夠戰勝本能。
現在人們可以看到，他的觀點以最讓人震驚的方式得到證實——他當然無法因此感到驕傲——那種野蠻，那種人的靈魂當中根本性的滅絕本能是無法絕迹的。
也許在未來的世紀裡能夠找到一種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準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當中，它們是無法消滅的，或許它們也是必要的張力。
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更多考慮的是猶太人問題，以及他們在當代的悲劇命運。
對于這個問題，這位科學人找不到公式，他清晰的思想中也找不到答案。
不久前他出版了關于摩西的研究，他在書裡将摩西描寫為非猶太人，一位埃及人。
這個在學術上幾乎站不住腳的歸類在同樣程度上讓笃信猶太教的猶太人以及猶太民族意識受到傷害。
現在他感到很内疚，正好在猶太人曆史上最黑暗的當口出版了這本書：“現在，他們的一切都被奪走了，而我還奪走了他們當中最好的人。
”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任何一個猶太人都變得更敏感了，因為就算是在這個全世界都在遭難的悲劇當中，他們也是真正的犧牲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犧牲者。
在遭受打擊之前他們已經惶恐不安，因為人們到處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會最先找到他們的頭上，而且他們遭殃不知要多出多少倍。
那位亘古未有的仇恨狂人想要淩辱和驅趕的正是他們，要把他們驅逐到世界的盡頭，要趕盡殺絕。
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一個月接着一個月，逃難者越來越多，每個星期到達這裡的逃難者都比此前到達的人更貧窮，更驚恐不安。
那些最早、最快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還能搶救出他們的衣物、箱子、家什，有些甚至還帶出來了錢。
但是，一個人在德國待得越久，就越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他們所受的摧殘就越嚴重。
他們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禁止猶太人去劇院、電影院和博物館，禁止猶太學者使用圖書。
這些猶太人留下來，或者因為對家鄉的忠誠，或者出于懶惰，有的因為怯懦，有的是出于驕傲：他們甯願在自己的家鄉受到淩辱，也不願意在異鄉乞憐遭到蔑視。
接下來，他們不得使用仆人，住宅裡不許有收音機和電話，再往後他們不可以有住宅，他們被迫佩戴作為猶太人标記的“六角大衛星”。
在大街上，每個人都應該能馬上認出來他們是被掃地出門的人，是被鄙視的人，像麻風病人一樣。
他們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任何精神上和身體上的暴力都可以當作取樂手段強加在他們身上。
對每個猶太人來說，那句古老的俄羅斯民間諺語突然成了殘忍的現實：“誰也保不準不去要飯或者坐牢。
”沒有走掉的人，被投進集中營。
德國人的管教手段，讓最驕傲的人也會屈服。
最後，他們被奪走一切，隻有随身的一套衣服，兜裡帶着十馬克，被逐出國境，根本不問他們能去哪裡。
然後，他們站在國境線上，他們去祈求領事館，幾乎總是徒勞的，因為哪個國家願意要被洗劫過的人，哪個國家願意要乞丐呢？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在某一次走進倫敦一家旅行社時所看到的情景。
那裡擠滿了逃難者，幾乎都是猶太人，大家都想要随便去什麼地方。
不管到哪個國家，北極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熱沙漠也好，隻要離開，隻要繼續走，因為居留許可已經過期，他們必須得離開，帶着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語的世界，到那些他們不認識，人家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人當中。
我在那裡遇到一位曾經非常富有的維也納工業家，同時也是我們最有智慧的藝術收藏家之一。
我一開始沒有認出他來，他的頭發已經那麼灰白，人變得那麼老，那麼疲憊。
他孱弱得要用雙手扶着桌子。
我問他想去哪裡。
“我不知道，”他說，“如今誰還會來問我們的意願？能去哪裡，就去哪裡。
有人告訴我說，這裡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哥的簽證。
”我的心被揪緊：一位筋疲力盡的老人，帶着孩子和孫子，戰戰兢兢地寄一線希望于能前往一個此前從來沒有在地圖上正眼看過的國家，隻是為了能在那裡繼續乞讨，繼續流落異鄉，漫無目标地漂泊！旁邊的一個人，帶着絕望的急切在打聽如何能到達上海，他聽說在中國猶太人還能被接受。
那裡就這樣擁擠着這樣的一群人，他們曾經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莊園主、音樂家，每個人都随時準備帶着生活留給他們的廢墟去漂洋過海，不管要去做什麼，不管得去忍受什麼，他們隻想要離開歐洲，隻是離開，離開！那是一群如鬼魂一樣的人！可是，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這五十位備受折磨的人不過是一個零星的、小小的先頭部隊而已，在他們後面是一個巨大的隊伍，五百萬、八百萬，也許一千萬的猶太人。
所有這些被洗劫一空的，在戰争中遭受踐踏的數百萬大衆，在等待着慈善機構的遣送，等待着有關部門的許可，等待着發放旅行費用，那是一個巨大的人群，他們如受驚的鳥獸一般在慌亂中要逃離希特勒的森林大火。
他們填滿了歐洲邊境的火車站，填滿了監獄。
一個完全被掃地出門的民族，一個得不到承認的民族，這個民族兩千年來所要求的無非是無須一直流浪下去，讓疾行的腳能感覺到大地，甯靜而和平的大地，他們的願望僅此而已。
不過，在20世紀的猶太人悲劇當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們承受着在自身當中看不到意義和罪責。
那些在中世紀時代被驅逐者即他們的祖先，至少還知道他們因為什麼而受難：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律令。
他們當時還有着在今天已經失去了的靈魂上的護身符，那是對自己的上帝堅貞不渝的信仰，這在今天已經失去了。
他們因為那個自豪的瘋狂設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難。
他們是被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優選出來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運和使命，《聖經》中的預言之詞是他們的戒律和教規。
當他們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們将聖典緊握在胸前，因為這内心的火熱而感受不到外面殘害之火的灼燙。
如果他們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裡遭到驅逐，他們還有一個最後的家鄉，在上帝那裡的家鄉：沒有任何人世間的權力，沒有哪個皇帝、國王、宗教法庭能将他們從那裡驅逐出去。
隻要宗教還能将他們聚攏到一起，他們就還是一個共同體，因而就有一種力量。
如果他們遭到排擠和驅逐，那是出于與其他民族相異的宗教和習俗在為自己有意識的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