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和平在垂死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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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在國際上的傳播，那實在算不上什麼。
可是，當我自己的書從德語世界消失時，我才再清楚不過地理解了他的那種抱怨：自己創作出來的詞語隻能以翻譯本，隻能以沖淡過的、改變了的介質呈現！同樣，我也是在英國行政管理機構的等候室經過漫長等待才被叫進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将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份證明意味着什麼。
我對自己的奧地利護照擁有一種權利，奧地利大使館的官員和警察都有義務給一位有完全公民權的人簽發護照，可是，為這份我從英國當局得到的外國人證件，我必須得請求。
那是一種我需要請求的恩賜，而且這種恩賜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剝奪。
一夜之間，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級。
昨天，我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可以說是一位紳士，在這裡消費外彙并且納稅；今天，我卻成了外來移民，是一名“難民”。
我被降至一個如果說不上是不名譽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類别當中。
況且，持有這張白色證件的我，想獲得任何外國簽證都必須提交特殊申請，所有國家都對這一“類别”的人，這些沒有權利、沒有祖國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員——不予信任，因為如果他們惹下麻煩，滞留時間太長的話，不能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将他們遣返，将他們送回他所來自的那個國家。
我總是不由得想到若幹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國人所說的一句話：“以前，人有一個身體，一個靈魂。
今天他還需要一個護照，不然就不能被當成人一樣對待。
” 的确如此。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所經曆的能讓人感覺到的最大倒退，莫過于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權利的縮小。
在1914年以前，地球屬于所有的人。
每個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長時間就停留多長時間。
沒有所謂的許可，沒有準入。
當我跟現在的年輕人講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國，沒有帶護照，也根本沒見過護照是什麼樣子，我總是看到他們臉上的驚奇。
人們上車下車，不需要問什麼，也不被人盤問；今天人們被要求填寫的上百份表格，當時一份也不用填寫。
沒有居留許可，沒有簽證，沒有刁難。
今天的國界線，因為大家彼此之間病态的不信任，已經被海關、警察、哨所變成了一道鐵絲網，而那時的國界線無非是一條象征性的界線，誰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過，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線一樣。
直到世界大戰以後，國家社會主義開始了對世界的攪擾。
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對外來者恐懼症：對外國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對外國人的恐懼。
人們到處都在防範外國人，到處都在抵制外國人。
所有那些從前隻會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現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間都必須領受。
人們得允許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頭發必須剪短，好讓耳朵能露出來，必須留下指紋，一開始隻是拇指指紋，後來則是全部十個指頭的指紋，此外還要出示各種證明：健康證明、防疫注射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推薦信，還要能夠拿出邀請信以及親屬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财務上的保證，要填寫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沒戲了。
這些似乎都是瑣事。
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這些瑣事，顯得我自己小家子氣。
但是，這些毫無意義的“瑣事”讓我們這一代人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挽回的寶貴時間。
如果我今天來算一下，我在那幾年裡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時寫了多少聲明、稅務申報、外彙證明、過境手續、居留許可、居住地登記和注銷證明，我在領事館和官署部門的前廳裡等候了多少小時，曾經面對過多少個官員——友好的和不友好的，無精打采的和過分激動的都有——我經曆了多少次過境時的檢查和問詢，有了這些經曆之後我才感覺到，在這個世紀，在這個我們年輕時曾經堅信會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紀，一個正在到來的世界公民的時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嚴。
有多少我們的産出、我們的創造、我們的思想被這些沒有産出，同時卻讓靈魂遭受淩辱的繁文缛節所帶走！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這些年裡研讀的官方規定都多于思想著作，通往一個陌生城市、陌生國家的第一條路不再像從前那樣是通往博物館，通往某處風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館、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領取一個許可證。
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樣的一夥人，從前會談論波德萊爾的詩歌，會帶着思想上的激情來讨論問題，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入籍和居留許可，是應該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
去結識一位在簽證處工作，能讓你的等候時間縮短的小職員，在過去十年内變得如此重要，甚至超過與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的友誼。
人們不得不一直感覺到，雖然有着與生俱來的自由靈魂，但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權利絲毫沒有，一切皆為官僚機構的恩典。
人們不停地受到盤問、登記、編号、檢查、蓋章。
直到今天，我這個不可救藥的自由時代的人，一位夢想中的世界共和國中的公民，還一直覺得我護照裡的每一個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詢問和檢查都如同一場羞辱。
我知道，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個人的價值暴跌得比貨币還快的時代，這些都是微末之事。
但是，隻有抓住這些不起眼的病症，後來的時代才能正确地描繪出主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思想狀況和思想混亂的臨床表現。
也許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給寵壞了，也許我的感受度因為近年來陡然而至的變換而太敏感。
每一種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産生一種失衡。
如果一個人腳下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就會失去挺直的身姿，就會變得沒有把握，對自己産生疑慮——所有這些也都得親自經曆過之後才能理解。
我毫不遲疑地承認，從我不得不使用外國頒發給我的身份證件或者護照的那一天起，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些證件和我自己是屬于一起的。
那種自然而然的身份認同，證件與原初的、本來的我相一緻的身份認同被永遠破壞了。
我變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為拘謹了。
從前我是一位世界主義者，可是現在我不斷地有這種感覺，好像我應該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這是我從一個陌生民族那裡所奪走的。
在清醒思考時，我當然知道這種奇怪念頭多麼荒謬。
但是，什麼時候理性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覺呢！我用了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來培養自己的心，告訴自己要成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這都無法給我以幫助。
不，在我失去護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歲的年齡發現，一個人失去的祖國絕不僅止于那一塊被劃定邊界的土地。
有這種不安全感覺的并非我一人。
慢慢地，不安開始在整個歐洲擴展開來。
自從希特勒入侵奧地利，政治局勢一直不明朗。
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寄望于借此為自己的國家換來和平的人，開始慎重考慮問題了。
從1938年開始，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任何一個談話，不管開頭時話題多麼遙遠，最後總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避免戰争或者至少将戰争向後推遲。
如果我回頭看在歐洲戰争恐懼一直愈來愈強的這幾個月，我能回憶起來，隻有兩三天人們有真正的信心；隻有兩三天人們有了這種感覺，戰争的陰雲會過去，人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
是非颠倒的可笑之處恰好在于，那兩三天在今天看來恰好是現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晤的幾天。
我知道，今天人們不太情願去想到那次會晤：張伯倫和達拉第被逼到牆根，向希特勒和墨索裡尼投降。
但是，因為我要提供文獻式的真實，所以我必須承認，每一位在英國經曆了那三天的人，當時都感覺美好極了。
1938年9月的最後幾天，局勢令人感到絕望。
張伯倫剛剛從他與希特勒的第二次會晤回來，幾天以後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
張伯倫去見希特勒，為的是在戈德斯貝格（Godesberg）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
可是，幾個星期以前還能讓希特勒感到滿意的要求，現在已經填不滿他的權力欲壑了。
綏靖政策以及“一再争取”的做法可悲地失敗了，在英國，輕信的時代一夜之間就結束了。
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隻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在希特勒無休止的權力意志面前屈服，要麼拿起武器來阻止他。
英國似乎心意已決。
他們不再諱言軍備，而是公開地展示出來。
突然之間工人們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海德公園、攝政王公園尤其是德國大使館對面築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對付空襲轟炸的威脅。
海軍艦隊也行動起來，總參謀部的軍官穿梭往來于倫敦和巴黎之間，共同制定抵抗措施。
開往美國的船上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要讓自己及時到達安全的處所。
自從1914年以來，英國人還從來沒有這麼警醒過。
人們變得更加嚴肅，更加凝重。
人們看着房子，看着繁華的街道，心裡暗暗地想着：會不會明天就有炸彈落下，将這一切摧毀？屋子裡人們或站或坐地圍在收音機旁邊，收聽新聞廣播。
在每個人身上，在每一秒裡，整個國家都彌漫着看不到卻能感覺到的高度緊張。
然後，就召開了那次曆史性的國會會議。
張伯倫報告說，他還會再一次努力與希特勒達成一緻意見。
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議，為了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的任何地方與希特勒會晤。
對于他的建議，還沒有任何答複。
然後，就在會議的中間——這太有戲劇性了——來了那份電報：希特勒和墨索裡尼同意在慕尼黑會晤。
在這一瞬間在英國曆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英國國會情緒失控了。
國會議員們跳起來，喊叫、鼓掌，大廳裡一片歡呼聲。
很多很多年來，這莊嚴的建築裡還沒有爆發過這種歡樂的情緒。
從人性上看，那是一場精彩的演出，因為和平還能得到拯救而迸發出來的真誠狂喜克服了英國人的矜持和持重；從政治上看，這種歡樂情緒大爆發絕對是一個大錯誤，因為國會的狂喜歡呼暴露了這個國家對戰争有多麼深惡痛絕，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犧牲，能退讓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嚴。
這樣一來，從一開始張伯倫就被當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争取和平的人。
但是，還沒有人能預料到，他們面臨的是怎樣的投降。
所有人都以為——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我不否認——張伯倫到慕尼黑是去談判，而不是去投降。
接下來是兩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時間，整個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公園裡有人在挖壕溝，軍工廠裡在加工，防衛大炮被架設起來，防毒面具被分發下去，将兒童從倫敦疏散出去已經提上議程，秘密的準備已經在進行當中。
人們也許并不對每項活動都理解，但是都知道這些準備是針對什麼。
人們又在等待報紙，在細聽收音機廣播中度過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
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經崩潰的等着“是”與“否”的時刻，又再次回來了。
接下來，好像突然之間來了一陣飓風将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散，心變得輕松了，緊繃的神經可以舒展了。
傳來了希特勒與張伯倫、達拉第與墨索裡尼完全達成協議的消息。
況且，張伯倫還成功地與希特勒達成一個協議，保證将來所有國家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
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并無特别引人注意之處，平庸的政府首腦那堅韌不拔的和平意願取得了勝利，在這一刻，所有人心裡都充滿了對他的感激之情。
在收音機裡，人們首先聽到的是“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一訊息，它要向我們這一代飽經磨難的人宣布，我們還能在和平中生活，還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建設一個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幫一把手。
那些後來試圖否認我們曾經如何因為這個具有魔力的詞彙而歡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謊。
事情過後，誰願意相信一個戰敗了的人還會舉行凱旋遊行呢？假如當時的倫敦大衆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到達機場的準确時間，一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克洛伊敦機場去向他緻意，去向他歡呼，這位拯救了歐洲和平與英國榮譽的人。
我們當時都是這麼以為的。
接着報紙出來了。
報紙上刊登了照片，張伯倫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平時像極了一隻被激怒的鳥的頭，現在帶着驕傲和笑容出現在飛機的機艙口，揮動着那個曆史性的演講稿，他要宣布“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要把它當作最珍貴的禮物帶回來給他的民族。
晚上，電影院裡放映了這段錄影，人們從座位上跳起來，歡呼、喊叫，在那種為了新世界的博愛感覺中，大家幾乎要互相擁抱。
對于每一個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人來說，那都是空前絕後的、心靈激蕩的一天。
我喜歡在這具有曆史性意義的一天在大街上轉悠，以便能更強烈、更直接地去感覺這種氣氛，要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呼吸時代的空氣。
在公園裡，工人們停止了挖防空洞，人們說說笑笑地圍在他們的身邊，因為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餘的了。
兩個小夥子用地道的倫敦話開玩笑說，這些防空洞應該改作地下廁所，因為倫敦的公廁太少。
每個人都很願意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飽滿、充滿活力，就如同雷雨後的植物一樣。
他們的腰闆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顯得更輕松了，他們那平時顯得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現在都閃着愉快的光亮。
自從人們知道那些房子不會有被轟炸的危險，房子似乎也更光鮮了，公共汽車也更漂亮了，太陽更加明亮了，這些令人振奮的話語讓成千上萬的人覺得更加高昂、更加強大。
我感覺到，自己也變得振奮不已。
我走得不知疲倦，越來越快，越來越輕松，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挾着我。
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過來。
那是一位英國官員，本來我與他也隻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個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内斂的人。
在平時，我們彼此隻會客氣地互相問候，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要跟我攀談。
可是現在，他兩眼閃着熠熠的光亮朝我走來。
“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他興奮得神采飛揚，“誰都沒相信他能做成。
他做得對。
他沒有放棄，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 大家都是這種感覺。
我在那天也感覺如此。
第二天仍然是一個幸福的日子。
報紙都在歡呼，股市瘋狂上漲。
多年以來，終于又從德國那裡傳來了和平的聲音，在法國人們甚至建議給張伯倫設立一座紀念碑。
啊，那隻是火焰在最後熄滅之前的一點餘燼而已。
幾天以後，糟糕的細節就慢慢地滲透出來，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麼毫無保留的投降。
人們曾經莊嚴地承諾給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幫助和支持，現在這個國家卻被卑鄙地出賣了。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就已經很明确，英國的投降還是不能讓希特勒感到滿足。
條約上的簽字墨迹還沒幹，他已經在破壞一切細節。
戈培爾毫無顧忌地公開宣稱，在慕尼黑他們将英國人逼得退無可退。
希望之光熄滅了，但是它曾經照耀了一天、兩天長，我們的心得到了溫暖。
我不能也不願意将這幾天忘記。
自從我們認識到在慕尼黑真正發生的是什麼以後，矛盾的是我見到的英國人反而少了。
責任在我，因為我回避他們，或者更确切地說，回避和他們的談話，盡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欽敬他們。
他們對那些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非常大度，表現出最高貴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
但是，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内心生出一道隔閡：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
我們已經被迎面撞擊了，他們還沒有被迎面撞擊；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将要發生什麼，他們還在拒絕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違背其内心認知的。
盡管發生了這一切，他們還是試圖在瘋狂中堅持，說話就得算話，和約就是和約；如果能夠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與希特勒談話，還是可以和他談判的。
幾百年來英國的民主傳統讓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國的上層社會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弄明白，在他們旁邊一種新手段，充滿惡意的無視道德正在形成，那個新德國在與周邊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問題時，隻要現有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将一切
可是，當我自己的書從德語世界消失時，我才再清楚不過地理解了他的那種抱怨：自己創作出來的詞語隻能以翻譯本，隻能以沖淡過的、改變了的介質呈現！同樣，我也是在英國行政管理機構的等候室經過漫長等待才被叫進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将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份證明意味着什麼。
我對自己的奧地利護照擁有一種權利，奧地利大使館的官員和警察都有義務給一位有完全公民權的人簽發護照，可是，為這份我從英國當局得到的外國人證件，我必須得請求。
那是一種我需要請求的恩賜，而且這種恩賜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剝奪。
一夜之間，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級。
昨天，我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可以說是一位紳士，在這裡消費外彙并且納稅；今天，我卻成了外來移民，是一名“難民”。
我被降至一個如果說不上是不名譽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類别當中。
況且，持有這張白色證件的我，想獲得任何外國簽證都必須提交特殊申請，所有國家都對這一“類别”的人，這些沒有權利、沒有祖國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員——不予信任，因為如果他們惹下麻煩，滞留時間太長的話，不能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将他們遣返，将他們送回他所來自的那個國家。
我總是不由得想到若幹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國人所說的一句話：“以前，人有一個身體，一個靈魂。
今天他還需要一個護照，不然就不能被當成人一樣對待。
” 的确如此。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所經曆的能讓人感覺到的最大倒退，莫過于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權利的縮小。
在1914年以前，地球屬于所有的人。
每個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長時間就停留多長時間。
沒有所謂的許可，沒有準入。
當我跟現在的年輕人講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國，沒有帶護照，也根本沒見過護照是什麼樣子，我總是看到他們臉上的驚奇。
人們上車下車，不需要問什麼，也不被人盤問；今天人們被要求填寫的上百份表格，當時一份也不用填寫。
沒有居留許可，沒有簽證，沒有刁難。
今天的國界線，因為大家彼此之間病态的不信任，已經被海關、警察、哨所變成了一道鐵絲網，而那時的國界線無非是一條象征性的界線，誰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過，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線一樣。
直到世界大戰以後，國家社會主義開始了對世界的攪擾。
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對外來者恐懼症：對外國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對外國人的恐懼。
人們到處都在防範外國人，到處都在抵制外國人。
所有那些從前隻會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現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間都必須領受。
人們得允許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頭發必須剪短，好讓耳朵能露出來，必須留下指紋，一開始隻是拇指指紋，後來則是全部十個指頭的指紋，此外還要出示各種證明：健康證明、防疫注射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推薦信，還要能夠拿出邀請信以及親屬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财務上的保證，要填寫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沒戲了。
這些似乎都是瑣事。
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這些瑣事，顯得我自己小家子氣。
但是，這些毫無意義的“瑣事”讓我們這一代人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挽回的寶貴時間。
如果我今天來算一下，我在那幾年裡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時寫了多少聲明、稅務申報、外彙證明、過境手續、居留許可、居住地登記和注銷證明，我在領事館和官署部門的前廳裡等候了多少小時，曾經面對過多少個官員——友好的和不友好的，無精打采的和過分激動的都有——我經曆了多少次過境時的檢查和問詢，有了這些經曆之後我才感覺到，在這個世紀，在這個我們年輕時曾經堅信會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紀，一個正在到來的世界公民的時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嚴。
有多少我們的産出、我們的創造、我們的思想被這些沒有産出，同時卻讓靈魂遭受淩辱的繁文缛節所帶走！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這些年裡研讀的官方規定都多于思想著作，通往一個陌生城市、陌生國家的第一條路不再像從前那樣是通往博物館，通往某處風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館、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領取一個許可證。
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樣的一夥人，從前會談論波德萊爾的詩歌，會帶着思想上的激情來讨論問題，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入籍和居留許可，是應該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
去結識一位在簽證處工作，能讓你的等候時間縮短的小職員，在過去十年内變得如此重要，甚至超過與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的友誼。
人們不得不一直感覺到，雖然有着與生俱來的自由靈魂，但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權利絲毫沒有，一切皆為官僚機構的恩典。
人們不停地受到盤問、登記、編号、檢查、蓋章。
直到今天，我這個不可救藥的自由時代的人，一位夢想中的世界共和國中的公民，還一直覺得我護照裡的每一個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詢問和檢查都如同一場羞辱。
我知道，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個人的價值暴跌得比貨币還快的時代，這些都是微末之事。
但是，隻有抓住這些不起眼的病症，後來的時代才能正确地描繪出主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思想狀況和思想混亂的臨床表現。
也許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給寵壞了，也許我的感受度因為近年來陡然而至的變換而太敏感。
每一種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産生一種失衡。
如果一個人腳下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就會失去挺直的身姿，就會變得沒有把握，對自己産生疑慮——所有這些也都得親自經曆過之後才能理解。
我毫不遲疑地承認，從我不得不使用外國頒發給我的身份證件或者護照的那一天起，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些證件和我自己是屬于一起的。
那種自然而然的身份認同，證件與原初的、本來的我相一緻的身份認同被永遠破壞了。
我變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為拘謹了。
從前我是一位世界主義者，可是現在我不斷地有這種感覺，好像我應該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這是我從一個陌生民族那裡所奪走的。
在清醒思考時，我當然知道這種奇怪念頭多麼荒謬。
但是，什麼時候理性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覺呢！我用了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來培養自己的心，告訴自己要成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這都無法給我以幫助。
不，在我失去護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歲的年齡發現，一個人失去的祖國絕不僅止于那一塊被劃定邊界的土地。
有這種不安全感覺的并非我一人。
慢慢地，不安開始在整個歐洲擴展開來。
自從希特勒入侵奧地利，政治局勢一直不明朗。
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寄望于借此為自己的國家換來和平的人，開始慎重考慮問題了。
從1938年開始，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任何一個談話，不管開頭時話題多麼遙遠，最後總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避免戰争或者至少将戰争向後推遲。
如果我回頭看在歐洲戰争恐懼一直愈來愈強的這幾個月，我能回憶起來，隻有兩三天人們有真正的信心；隻有兩三天人們有了這種感覺，戰争的陰雲會過去，人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
是非颠倒的可笑之處恰好在于，那兩三天在今天看來恰好是現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晤的幾天。
我知道，今天人們不太情願去想到那次會晤：張伯倫和達拉第被逼到牆根，向希特勒和墨索裡尼投降。
但是，因為我要提供文獻式的真實，所以我必須承認，每一位在英國經曆了那三天的人，當時都感覺美好極了。
1938年9月的最後幾天，局勢令人感到絕望。
張伯倫剛剛從他與希特勒的第二次會晤回來，幾天以後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
張伯倫去見希特勒，為的是在戈德斯貝格（Godesberg）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
可是，幾個星期以前還能讓希特勒感到滿意的要求，現在已經填不滿他的權力欲壑了。
綏靖政策以及“一再争取”的做法可悲地失敗了，在英國，輕信的時代一夜之間就結束了。
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隻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在希特勒無休止的權力意志面前屈服，要麼拿起武器來阻止他。
英國似乎心意已決。
他們不再諱言軍備，而是公開地展示出來。
突然之間工人們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海德公園、攝政王公園尤其是德國大使館對面築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對付空襲轟炸的威脅。
海軍艦隊也行動起來，總參謀部的軍官穿梭往來于倫敦和巴黎之間，共同制定抵抗措施。
開往美國的船上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要讓自己及時到達安全的處所。
自從1914年以來，英國人還從來沒有這麼警醒過。
人們變得更加嚴肅，更加凝重。
人們看着房子，看着繁華的街道，心裡暗暗地想着：會不會明天就有炸彈落下，将這一切摧毀？屋子裡人們或站或坐地圍在收音機旁邊，收聽新聞廣播。
在每個人身上，在每一秒裡，整個國家都彌漫着看不到卻能感覺到的高度緊張。
然後，就召開了那次曆史性的國會會議。
張伯倫報告說，他還會再一次努力與希特勒達成一緻意見。
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議，為了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的任何地方與希特勒會晤。
對于他的建議，還沒有任何答複。
然後，就在會議的中間——這太有戲劇性了——來了那份電報：希特勒和墨索裡尼同意在慕尼黑會晤。
在這一瞬間在英國曆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英國國會情緒失控了。
國會議員們跳起來，喊叫、鼓掌，大廳裡一片歡呼聲。
很多很多年來，這莊嚴的建築裡還沒有爆發過這種歡樂的情緒。
從人性上看，那是一場精彩的演出，因為和平還能得到拯救而迸發出來的真誠狂喜克服了英國人的矜持和持重；從政治上看，這種歡樂情緒大爆發絕對是一個大錯誤，因為國會的狂喜歡呼暴露了這個國家對戰争有多麼深惡痛絕，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犧牲，能退讓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嚴。
這樣一來，從一開始張伯倫就被當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争取和平的人。
但是，還沒有人能預料到，他們面臨的是怎樣的投降。
所有人都以為——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我不否認——張伯倫到慕尼黑是去談判，而不是去投降。
接下來是兩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時間，整個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公園裡有人在挖壕溝，軍工廠裡在加工，防衛大炮被架設起來，防毒面具被分發下去，将兒童從倫敦疏散出去已經提上議程，秘密的準備已經在進行當中。
人們也許并不對每項活動都理解，但是都知道這些準備是針對什麼。
人們又在等待報紙，在細聽收音機廣播中度過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
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經崩潰的等着“是”與“否”的時刻，又再次回來了。
接下來，好像突然之間來了一陣飓風将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散，心變得輕松了，緊繃的神經可以舒展了。
傳來了希特勒與張伯倫、達拉第與墨索裡尼完全達成協議的消息。
況且，張伯倫還成功地與希特勒達成一個協議，保證将來所有國家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
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并無特别引人注意之處，平庸的政府首腦那堅韌不拔的和平意願取得了勝利，在這一刻，所有人心裡都充滿了對他的感激之情。
在收音機裡，人們首先聽到的是“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一訊息，它要向我們這一代飽經磨難的人宣布，我們還能在和平中生活，還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建設一個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幫一把手。
那些後來試圖否認我們曾經如何因為這個具有魔力的詞彙而歡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謊。
事情過後，誰願意相信一個戰敗了的人還會舉行凱旋遊行呢？假如當時的倫敦大衆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到達機場的準确時間，一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克洛伊敦機場去向他緻意，去向他歡呼，這位拯救了歐洲和平與英國榮譽的人。
我們當時都是這麼以為的。
接着報紙出來了。
報紙上刊登了照片，張伯倫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平時像極了一隻被激怒的鳥的頭，現在帶着驕傲和笑容出現在飛機的機艙口，揮動着那個曆史性的演講稿，他要宣布“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要把它當作最珍貴的禮物帶回來給他的民族。
晚上，電影院裡放映了這段錄影，人們從座位上跳起來，歡呼、喊叫，在那種為了新世界的博愛感覺中，大家幾乎要互相擁抱。
對于每一個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人來說，那都是空前絕後的、心靈激蕩的一天。
我喜歡在這具有曆史性意義的一天在大街上轉悠，以便能更強烈、更直接地去感覺這種氣氛，要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呼吸時代的空氣。
在公園裡，工人們停止了挖防空洞，人們說說笑笑地圍在他們的身邊，因為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餘的了。
兩個小夥子用地道的倫敦話開玩笑說，這些防空洞應該改作地下廁所，因為倫敦的公廁太少。
每個人都很願意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飽滿、充滿活力，就如同雷雨後的植物一樣。
他們的腰闆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顯得更輕松了，他們那平時顯得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現在都閃着愉快的光亮。
自從人們知道那些房子不會有被轟炸的危險，房子似乎也更光鮮了，公共汽車也更漂亮了，太陽更加明亮了，這些令人振奮的話語讓成千上萬的人覺得更加高昂、更加強大。
我感覺到，自己也變得振奮不已。
我走得不知疲倦，越來越快，越來越輕松，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挾着我。
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過來。
那是一位英國官員，本來我與他也隻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個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内斂的人。
在平時，我們彼此隻會客氣地互相問候，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要跟我攀談。
可是現在，他兩眼閃着熠熠的光亮朝我走來。
“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他興奮得神采飛揚，“誰都沒相信他能做成。
他做得對。
他沒有放棄，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 大家都是這種感覺。
我在那天也感覺如此。
第二天仍然是一個幸福的日子。
報紙都在歡呼，股市瘋狂上漲。
多年以來，終于又從德國那裡傳來了和平的聲音，在法國人們甚至建議給張伯倫設立一座紀念碑。
啊，那隻是火焰在最後熄滅之前的一點餘燼而已。
幾天以後，糟糕的細節就慢慢地滲透出來，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麼毫無保留的投降。
人們曾經莊嚴地承諾給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幫助和支持，現在這個國家卻被卑鄙地出賣了。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就已經很明确，英國的投降還是不能讓希特勒感到滿足。
條約上的簽字墨迹還沒幹，他已經在破壞一切細節。
戈培爾毫無顧忌地公開宣稱，在慕尼黑他們将英國人逼得退無可退。
希望之光熄滅了，但是它曾經照耀了一天、兩天長，我們的心得到了溫暖。
我不能也不願意将這幾天忘記。
自從我們認識到在慕尼黑真正發生的是什麼以後，矛盾的是我見到的英國人反而少了。
責任在我，因為我回避他們，或者更确切地說，回避和他們的談話，盡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欽敬他們。
他們對那些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非常大度，表現出最高貴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
但是，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内心生出一道隔閡：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
我們已經被迎面撞擊了，他們還沒有被迎面撞擊；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将要發生什麼，他們還在拒絕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違背其内心認知的。
盡管發生了這一切，他們還是試圖在瘋狂中堅持，說話就得算話，和約就是和約；如果能夠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與希特勒談話，還是可以和他談判的。
幾百年來英國的民主傳統讓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國的上層社會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弄明白，在他們旁邊一種新手段，充滿惡意的無視道德正在形成，那個新德國在與周邊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問題時，隻要現有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