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和平在垂死掙紮
關燈
小
中
大
人們的共同生活在那裡更為和平、更為禮讓，即便是大相徑庭的種族之間的交往，也不像我們歐洲人之間那樣充滿敵意。
在這裡，沒有人以血統、種族和出身這些荒謬的理論來對人進行分門别類。
我有一種奇特的預感，人們在這裡還能和平地生活，這裡為未來準備下了無盡的空間，而在歐洲，為了哪怕一點點兒可憐的空間，各國之間還要大動幹戈，政客們還要喋喋不休。
這裡的土地還在等待着人，等待着人來利用它，等待着人以自己的存在來充實它。
歐洲文明所創造的内容，可以在這裡以另一種新方式延續下去，并發揚光大。
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之美讓我感到賞心悅目，我已經将目光投向未來。
不過，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個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也不意味着逃離了歐洲以及對歐洲的憂心。
這似乎是大自然對人類最為惡意的報複：當人類通過技術創造所具備的神秘力量将自然置于自己的手中時，這些技術也同時攪擾人的靈魂。
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最糟糕的詛咒，莫過于它阻止我們逃離現實，哪怕一刹那也不行。
我們的祖先可以在災難性時代逃避到孤獨和偏僻之處，可是我們卻注定必須在同一個小時、同一秒内了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個地方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不管我離開歐洲有多遠，它的命運與我同在。
就在我達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頭頂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邊是黑膚色的人在行走，如當頭一棒一般，我在報紙上看到巴塞羅那被轟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槍殺的消息，就在幾個月以前，我還與這位朋友一起度過了好幾個小時的愉快時光。
在得克薩斯州，我坐在一輛飛馳的普爾曼式的車廂裡，行駛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用德語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語的旅客正好将火車上的收音機調到了德國電台，于是我在列車轟轟隆隆地經過得克薩斯平原時，還不得不聽着希特勒發表的煽動演說。
無由逃避，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總是不由得帶着折磨人的焦慮想到歐洲，在歐洲之内總是想到奧地利。
也許這顯得有些狹隘的愛國主義，在一個巨大的危險處境當中——其範圍遍及從中國到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和曼薩納雷斯城——我對奧地利的命運尤為關注。
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都系于這個小小的國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國。
如果現在回過頭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政治失誤的話，那麼最大的錯誤便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沒有實行威爾遜總統那個簡單明了的和平計劃，而是把它給肢解了。
他的想法是，讓小國獲得自由和獨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認識到，隻有在所有的大國和小國都處于一個超越性的統一體之下受到約束，這些小國的自由和獨立才能得到保證。
由于這個超越性的組織——那個真正的、徹底的國際聯盟——沒能形成，他的計劃中隻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國的獨立得以實現了。
由此引發的根本不是什麼安甯，而是持續不斷的緊張局勢，因為沒有什麼比弱小國家的大國夢更危險的了。
這些小國尚立足未穩，它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鈎心鬥角，為了一塊小小的地盤而争執不休：波蘭針對捷克，匈牙利針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針對塞爾維亞，在這種敵對中，所有國家當中最弱小的奧地利面對的是超級強大的德國。
這個被肢解、被弄殘了的國家——它的統治者曾經在整個歐洲不可一世——是歐洲這座牆保持不倒的那塊關鍵性石頭，這是我還要再強調一遍的。
我知道，在這個英國百萬人口大城市裡我身邊的所有人都不會知道，沒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沒有了，然後巴爾幹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獵物。
由于納粹所具有的特殊結構，一旦維也納在手，納粹便能用這個杠杆撬動整個歐洲。
隻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帶着滿是仇恨毒刺的貪婪向維也納挺進，這座城市曾經見證過他的窮困潦倒，而今他要作為一個凱旋者長驅直入。
每次當我匆匆前往奧地利，在返回時再越過邊境時，都會長舒一口氣說“這一次還沒有”，然後回望一眼，好像這會是最後一次了。
我看着災難正在到來，無可避免。
在那幾年裡，當别人早晨滿懷信心地打開報紙時，我數百次在心裡害怕會出現這樣的頭條：奧地利淪陷。
啊，當我假裝成自己早已經與奧地利的命運脫鈎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我從遠方為它那遲緩而被發燒弄昏了的頭腦所做的最後掙紮而感到痛苦，其程度遠遠超過我那些留在國内的朋友：他們在用愛國遊行來欺騙自己，他們每天互相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讓我們淪陷的，尤其是墨索裡尼決不會答應的。
”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藥物上的漂亮标簽一樣。
他們幸福無憂地生活在那裡，而将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卻憂心得肝腸寸斷。
我最後一次回奧地利去也沒有别的理由，隻是内心對于大難降至的恐懼臨時性發作。
我曾經在1937年秋天去維也納看望我的老母親。
我在那裡很長時間沒做什麼事，也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等着我去處理。
從維也納回來幾個星期後的一個中午，應該是11月底，我穿過攝政王大街回家，路過時買了一份《旗幟晚報》。
那是哈裡法克斯勳爵飛往柏林，第一次試圖與希特勒本人談判的那一天。
現在我的眼前還能出現那個畫面，在這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右邊版面上黑體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來了哈裡法克斯想和希特勒達成一緻的幾點内容。
在字裡行間我讀到了，或者說我以為我讀到了：舍棄奧地利！若不如此，與希特勒會談還能有什麼用？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在這一點上希特勒是決不會讓步的。
奇怪的是，計劃中的讨論題目隻出現在《旗幟晚報》的中午版上，在午後印刷的同一份報紙上這些内容已經消失得蹤迹全無。
（後來我聽到有傳言說，報紙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提供的，因為在1937年，意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國和德國背着它達成共識。
）這份報紙上的這條消息絕大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内容是否正确，我無從判斷。
我隻是知道，一想到英國已經開始就奧地利問題與希特勒談判了，我被吓得六神無主。
今天我也不羞于說出口：當時我拿着報紙的手在抖個不停。
假也好，真也好，多年來我從來沒有感到這麼緊張過。
我知道，如果這個報道裡有那麼一點點真實在裡面，那這就是終結的開端：那塊石頭就會被從牆裡撬出來，而牆也會随之坍塌的。
我馬上轉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輛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方向的公共汽車前往帝國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明天的飛機票。
我還想再見一次我的老母親、我的家庭成員、我的家鄉。
幸好我還得到了一張飛機票，我迅速收拾些東西放在箱子裡，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都很吃驚，我怎麼這麼快，這麼突然又回來了。
可是，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是如何嘲笑我的！我還一直是過去的那位“耶利米”，他們笑話我說。
難道我不知道嗎，現在整個奧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們極盡能事地盛贊“祖國陣線”這一了不起的遊行，而我在薩爾茨堡已經觀察到，絕大多數遊行者隻是将規定的統一徽章别在領口上，為的是不要對自己造成不利。
與此同時，他們為謹慎起見，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裡登記了。
我學過的曆史，我自己寫過的曆史太多了，不會不知道大衆總是會馬上倒向當權的一方。
他們今天會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也會用同樣以排山倒海的聲音高喊“希特勒萬歲”。
我在維也納接觸到的所有人，都表現出真誠的無憂無慮。
他們互相邀請聚會，身着晚禮服和燕尾服（他們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後他們就得穿上集中營裡的囚服）；他們奔走于各家商店，購置聖誕節禮物，布置漂亮的房子（他們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幾個月以後就會遭到洗劫）。
古老的維也納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歡，也是我一生都夢想擁有的狀态。
這種憂慮全無的狀态，曾被維也納的民族詩人路德維希·安岑格魯貝（Ludwig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為一句簡短的格言：“你不會出事的。
”這種無憂感第一次讓我覺得疼痛。
也許在終極意義上，所有這些維也納朋友都比我睿智，因為他們在事情到來之時才去經曆那種痛苦，而我事先已經在想象中感受到一次痛苦，當發生之時會第二次感受到。
不管怎樣，我無法理解他們，也無法讓他們明白。
兩天以後，我不再對任何人發出警告。
為什麼要去擾亂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擾的人呢？ 在維也納停留的最後兩天裡，我帶着絕望無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條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個花園，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個古老角落。
當我說出這話時，不是事後的詞語點綴，而是絕無虛言的真實。
我在與母親擁抱時，就帶着這樣隐秘的“這是最後一次”的感覺。
我帶着“再不能見”的想法來感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明确地知道這是告别，永遠的告别。
火車經停薩爾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經在裡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沒有下車，都沒有到站台上。
我可以從車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裡度過的歲月。
但是，我沒有去看一眼。
為什麼還要看呢？我再也不會住在那裡。
在火車駛過邊境的那一刻，我像《聖經》中的羅得一樣清楚地知道，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與灰燼，是被凝結成苦澀鹽柱的往昔。
我還以為自己已經預先感覺到能夠發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夢得以實現，他會作為一個凱旋者占領維也納，這座曾經将這個一貧如洗、一事無成的年輕人踢出去的城市。
但是，與1938年3月13日所發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從此以後奧地利和整個歐洲成為赤裸裸暴力的獵物！——我的想象力，人類的想象力顯得多麼猶疑、多麼弱小、多麼可憐！現在，面具可以摘下來了。
其他國家既然公開表現出了恐懼，那麼，血腥的暴行就用不着再顧忌什麼道德上的阻礙了，他們再不需要諸如在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欺騙性借口了：英國算得了什麼？法國算什麼？世界都不在話下。
現在不光要搶、要偷，連那種私人性質的複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縱。
大學教授們被逼着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着虔誠信仰的白胡子猶太人被拖進他們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輕人逼迫他們下跪并齊聲喊出“希特勒萬歲”的口号。
街上無辜的人像兔子一樣被抓到一起、被帶走，讓他們去打掃沖鋒隊兵營的廁所。
種種病态而肮髒的仇恨妄想，以前人們在黑夜中無恥地想到的，現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發洩。
他們闖進住宅，從吓得渾身發抖的女人那裡扯走耳環，對城市的同樣劫奪可能也發生在幾百年以前的中世紀戰争當中。
然而新增的内容是，他們那無恥的樂趣在于對人進行公開的折磨，對靈魂的摧殘，各種精心設計的侮辱。
所有這些并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這種苦難。
不像我們這個道德已經疲憊不堪的時代，當一個更為甯靜的時代到來時，人們會渾身戰栗地讀到，在20世紀的文化之城，一個仇恨狂人曾經犯下了怎樣的罪行。
這是希特勒在各種軍事和政治勝利中最邪惡的勝利，這個人成功地用不斷升級的辦法将所有法律概念的棱角磨掉。
在實行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沒有法院的判決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殺人的話，還會讓整個世界震驚，在人類的20世紀，酷刑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沒收财産被明确地認定為偷竊和搶劫。
可是現在，在一個個接踵而至的聖巴托羅缪之夜1以後，在沖鋒隊的監獄和鐵絲網後面不斷有人被酷刑緻死以後，個别的不公正還算什麼？人間的痛苦還算什麼？1938年，在奧地利淪陷以後，我們的世界對非人道、無法無天、殘忍的習慣程度，是此前幾百年所沒有的。
假如在從前，維也納這座城市裡發生的這些事情，足以受到國際上的唾棄；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卻緘口沉默，或者隻是含糊其辭地說幾句，随即便忘記和原諒了這些暴行。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響徹着來自家鄉的求救呼聲，明知道最親近的朋友們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無助地為每一個自己所愛的人感到戰栗。
我也可以毫無愧疚地說——這個時代已經将我們的人心如此反轉——當我那年邁母親的死訊傳來時，我沒有驚駭，沒有哀傷。
正好相反，知道她現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險，這令我感受到一絲安慰。
她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耳朵幾乎完全聾了。
她住在我們自家住宅當中，所以就算依據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暫時也不用搬遷出去。
我們寄希望于過一段時間以某種方式将她接到國外。
維也納被占領後的第一批法令就讓她受到沉重一擊。
八十四歲的她已經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暫散步時，習慣每走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就坐在環城大道或者公園裡的椅子上休息一會兒。
希特勒成為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後，就發布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坐在長椅上，這是專門以折磨人取樂為目标的衆多禁令當中的一條。
對猶太人的搶劫還算有他自己的邏輯，尚可容忍，畢竟他們可以将工廠、住宅、别墅這些搶奪之物以及由此騰出來的職位留給自己的人，用來獎賞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繪畫收藏能變得那麼豐富而且堂皇，也主要歸功于這種毫不手軟的搶劫行動。
但是，不讓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體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長椅上坐幾分鐘喘口氣，這種事發生在20世紀，是由一個人想出來的：這個人，卻被上百萬人當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而受到頂禮膜拜。
幸運的是我母親得以避免長時間忍受這類野蠻行為和侮辱。
在維也納被占領幾個月之後，她離世而去。
與她的去世有關的一段小插曲，我沒法繞過去不寫。
在我看來，正是對這些細節的記錄，對即将到來的時代才顯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會覺得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八十四歲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覺。
被叫來的醫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斷，她可能活不過當天夜裡，于是叫來了一位大約四十歲的女護理員來做她的臨終陪伴。
當時，她的兩個兒子——我哥哥和我——都無法趕到，因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為母親守靈而回到奧地利，也一樣以犯罪論處。
于是我們的一位堂兄打算當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過，這樣至少在她臨終之際有一位家庭成員在身邊。
這位堂兄當時六十歲，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實際上他一年以後便去世了。
當他準備在隔壁房間将自己準備過夜的床打開時，這位女看護的确感到很不好意思，過來解釋說，按照新的納粹法律，她不可以讓他在臨終者的床邊度過這個夜晚，對此她感到遺憾。
我的堂兄是猶太人，而她作為五十歲以下的女人不允許同他在一個屋頂下過夜，哪怕在臨終者的床前也不行。
按照那些壞蛋的觀點，一個猶太人腦子裡的第一個想法肯定是對她性侵，玷污她的種族血脈。
她說，她當然為有這類規定感到特别丢臉，但是她也不得不服從法律。
這樣，為了能讓這位護理員守候在我母親的臨終病床前，這位六十歲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離開這座房子。
也許人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會慶幸我母親不必在這群人當中生活更長的時間。
奧地利的局勢也給我的私人生活帶來改變，這些我一開始隻是當成完全無關緊要的、純粹形式上的一些改變。
我的奧地利護照作廢了，我必須向英國當局申請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證，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護照。
在我自己的世界主義夢想中，我曾經多次設想這應該是多麼美妙的事情。
按照我内心的感受，無國籍便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責任，也就沒有區别地屬于所有國家。
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認識到，我們的這些人間幻想是多麼不可行。
隻有當一個人親自受過痛苦後，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覺。
十年前，當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時，聽到他向我抱怨他的書在俄國被禁，我這位沒有經驗的人還相當不假思索地企圖安慰他說，相比于他
在這裡，沒有人以血統、種族和出身這些荒謬的理論來對人進行分門别類。
我有一種奇特的預感，人們在這裡還能和平地生活，這裡為未來準備下了無盡的空間，而在歐洲，為了哪怕一點點兒可憐的空間，各國之間還要大動幹戈，政客們還要喋喋不休。
這裡的土地還在等待着人，等待着人來利用它，等待着人以自己的存在來充實它。
歐洲文明所創造的内容，可以在這裡以另一種新方式延續下去，并發揚光大。
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之美讓我感到賞心悅目，我已經将目光投向未來。
不過，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個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也不意味着逃離了歐洲以及對歐洲的憂心。
這似乎是大自然對人類最為惡意的報複：當人類通過技術創造所具備的神秘力量将自然置于自己的手中時，這些技術也同時攪擾人的靈魂。
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最糟糕的詛咒，莫過于它阻止我們逃離現實，哪怕一刹那也不行。
我們的祖先可以在災難性時代逃避到孤獨和偏僻之處，可是我們卻注定必須在同一個小時、同一秒内了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個地方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不管我離開歐洲有多遠，它的命運與我同在。
就在我達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頭頂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邊是黑膚色的人在行走，如當頭一棒一般，我在報紙上看到巴塞羅那被轟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槍殺的消息，就在幾個月以前，我還與這位朋友一起度過了好幾個小時的愉快時光。
在得克薩斯州，我坐在一輛飛馳的普爾曼式的車廂裡，行駛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用德語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語的旅客正好将火車上的收音機調到了德國電台，于是我在列車轟轟隆隆地經過得克薩斯平原時，還不得不聽着希特勒發表的煽動演說。
無由逃避，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總是不由得帶着折磨人的焦慮想到歐洲，在歐洲之内總是想到奧地利。
也許這顯得有些狹隘的愛國主義，在一個巨大的危險處境當中——其範圍遍及從中國到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和曼薩納雷斯城——我對奧地利的命運尤為關注。
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都系于這個小小的國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國。
如果現在回過頭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政治失誤的話，那麼最大的錯誤便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沒有實行威爾遜總統那個簡單明了的和平計劃，而是把它給肢解了。
他的想法是，讓小國獲得自由和獨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認識到，隻有在所有的大國和小國都處于一個超越性的統一體之下受到約束，這些小國的自由和獨立才能得到保證。
由于這個超越性的組織——那個真正的、徹底的國際聯盟——沒能形成，他的計劃中隻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國的獨立得以實現了。
由此引發的根本不是什麼安甯，而是持續不斷的緊張局勢，因為沒有什麼比弱小國家的大國夢更危險的了。
這些小國尚立足未穩，它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鈎心鬥角，為了一塊小小的地盤而争執不休：波蘭針對捷克，匈牙利針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針對塞爾維亞，在這種敵對中，所有國家當中最弱小的奧地利面對的是超級強大的德國。
這個被肢解、被弄殘了的國家——它的統治者曾經在整個歐洲不可一世——是歐洲這座牆保持不倒的那塊關鍵性石頭，這是我還要再強調一遍的。
我知道，在這個英國百萬人口大城市裡我身邊的所有人都不會知道，沒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沒有了，然後巴爾幹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獵物。
由于納粹所具有的特殊結構，一旦維也納在手，納粹便能用這個杠杆撬動整個歐洲。
隻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帶着滿是仇恨毒刺的貪婪向維也納挺進，這座城市曾經見證過他的窮困潦倒，而今他要作為一個凱旋者長驅直入。
每次當我匆匆前往奧地利，在返回時再越過邊境時，都會長舒一口氣說“這一次還沒有”，然後回望一眼，好像這會是最後一次了。
我看着災難正在到來，無可避免。
在那幾年裡，當别人早晨滿懷信心地打開報紙時，我數百次在心裡害怕會出現這樣的頭條：奧地利淪陷。
啊，當我假裝成自己早已經與奧地利的命運脫鈎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我從遠方為它那遲緩而被發燒弄昏了的頭腦所做的最後掙紮而感到痛苦，其程度遠遠超過我那些留在國内的朋友：他們在用愛國遊行來欺騙自己，他們每天互相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讓我們淪陷的，尤其是墨索裡尼決不會答應的。
”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藥物上的漂亮标簽一樣。
他們幸福無憂地生活在那裡，而将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卻憂心得肝腸寸斷。
我最後一次回奧地利去也沒有别的理由，隻是内心對于大難降至的恐懼臨時性發作。
我曾經在1937年秋天去維也納看望我的老母親。
我在那裡很長時間沒做什麼事，也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等着我去處理。
從維也納回來幾個星期後的一個中午，應該是11月底，我穿過攝政王大街回家，路過時買了一份《旗幟晚報》。
那是哈裡法克斯勳爵飛往柏林，第一次試圖與希特勒本人談判的那一天。
現在我的眼前還能出現那個畫面，在這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右邊版面上黑體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來了哈裡法克斯想和希特勒達成一緻的幾點内容。
在字裡行間我讀到了，或者說我以為我讀到了：舍棄奧地利！若不如此，與希特勒會談還能有什麼用？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在這一點上希特勒是決不會讓步的。
奇怪的是，計劃中的讨論題目隻出現在《旗幟晚報》的中午版上，在午後印刷的同一份報紙上這些内容已經消失得蹤迹全無。
（後來我聽到有傳言說，報紙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提供的，因為在1937年，意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國和德國背着它達成共識。
）這份報紙上的這條消息絕大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内容是否正确，我無從判斷。
我隻是知道，一想到英國已經開始就奧地利問題與希特勒談判了，我被吓得六神無主。
今天我也不羞于說出口：當時我拿着報紙的手在抖個不停。
假也好，真也好，多年來我從來沒有感到這麼緊張過。
我知道，如果這個報道裡有那麼一點點真實在裡面，那這就是終結的開端：那塊石頭就會被從牆裡撬出來，而牆也會随之坍塌的。
我馬上轉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輛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方向的公共汽車前往帝國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明天的飛機票。
我還想再見一次我的老母親、我的家庭成員、我的家鄉。
幸好我還得到了一張飛機票，我迅速收拾些東西放在箱子裡，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都很吃驚，我怎麼這麼快，這麼突然又回來了。
可是，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是如何嘲笑我的！我還一直是過去的那位“耶利米”，他們笑話我說。
難道我不知道嗎，現在整個奧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們極盡能事地盛贊“祖國陣線”這一了不起的遊行，而我在薩爾茨堡已經觀察到，絕大多數遊行者隻是将規定的統一徽章别在領口上，為的是不要對自己造成不利。
與此同時，他們為謹慎起見，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裡登記了。
我學過的曆史，我自己寫過的曆史太多了，不會不知道大衆總是會馬上倒向當權的一方。
他們今天會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也會用同樣以排山倒海的聲音高喊“希特勒萬歲”。
我在維也納接觸到的所有人，都表現出真誠的無憂無慮。
他們互相邀請聚會，身着晚禮服和燕尾服（他們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後他們就得穿上集中營裡的囚服）；他們奔走于各家商店，購置聖誕節禮物，布置漂亮的房子（他們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幾個月以後就會遭到洗劫）。
古老的維也納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歡，也是我一生都夢想擁有的狀态。
這種憂慮全無的狀态，曾被維也納的民族詩人路德維希·安岑格魯貝（Ludwig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為一句簡短的格言：“你不會出事的。
”這種無憂感第一次讓我覺得疼痛。
也許在終極意義上，所有這些維也納朋友都比我睿智，因為他們在事情到來之時才去經曆那種痛苦，而我事先已經在想象中感受到一次痛苦，當發生之時會第二次感受到。
不管怎樣，我無法理解他們，也無法讓他們明白。
兩天以後，我不再對任何人發出警告。
為什麼要去擾亂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擾的人呢？ 在維也納停留的最後兩天裡，我帶着絕望無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條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個花園，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個古老角落。
當我說出這話時，不是事後的詞語點綴，而是絕無虛言的真實。
我在與母親擁抱時，就帶着這樣隐秘的“這是最後一次”的感覺。
我帶着“再不能見”的想法來感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明确地知道這是告别，永遠的告别。
火車經停薩爾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經在裡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沒有下車，都沒有到站台上。
我可以從車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裡度過的歲月。
但是，我沒有去看一眼。
為什麼還要看呢？我再也不會住在那裡。
在火車駛過邊境的那一刻，我像《聖經》中的羅得一樣清楚地知道，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與灰燼，是被凝結成苦澀鹽柱的往昔。
我還以為自己已經預先感覺到能夠發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夢得以實現，他會作為一個凱旋者占領維也納，這座曾經将這個一貧如洗、一事無成的年輕人踢出去的城市。
但是，與1938年3月13日所發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從此以後奧地利和整個歐洲成為赤裸裸暴力的獵物！——我的想象力，人類的想象力顯得多麼猶疑、多麼弱小、多麼可憐！現在，面具可以摘下來了。
其他國家既然公開表現出了恐懼，那麼，血腥的暴行就用不着再顧忌什麼道德上的阻礙了，他們再不需要諸如在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欺騙性借口了：英國算得了什麼？法國算什麼？世界都不在話下。
現在不光要搶、要偷，連那種私人性質的複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縱。
大學教授們被逼着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着虔誠信仰的白胡子猶太人被拖進他們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輕人逼迫他們下跪并齊聲喊出“希特勒萬歲”的口号。
街上無辜的人像兔子一樣被抓到一起、被帶走，讓他們去打掃沖鋒隊兵營的廁所。
種種病态而肮髒的仇恨妄想，以前人們在黑夜中無恥地想到的，現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發洩。
他們闖進住宅，從吓得渾身發抖的女人那裡扯走耳環，對城市的同樣劫奪可能也發生在幾百年以前的中世紀戰争當中。
然而新增的内容是，他們那無恥的樂趣在于對人進行公開的折磨，對靈魂的摧殘，各種精心設計的侮辱。
所有這些并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這種苦難。
不像我們這個道德已經疲憊不堪的時代，當一個更為甯靜的時代到來時，人們會渾身戰栗地讀到，在20世紀的文化之城，一個仇恨狂人曾經犯下了怎樣的罪行。
這是希特勒在各種軍事和政治勝利中最邪惡的勝利，這個人成功地用不斷升級的辦法将所有法律概念的棱角磨掉。
在實行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沒有法院的判決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殺人的話，還會讓整個世界震驚，在人類的20世紀，酷刑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沒收财産被明确地認定為偷竊和搶劫。
可是現在，在一個個接踵而至的聖巴托羅缪之夜
假如在從前，維也納這座城市裡發生的這些事情，足以受到國際上的唾棄；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卻緘口沉默，或者隻是含糊其辭地說幾句，随即便忘記和原諒了這些暴行。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響徹着來自家鄉的求救呼聲，明知道最親近的朋友們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無助地為每一個自己所愛的人感到戰栗。
我也可以毫無愧疚地說——這個時代已經将我們的人心如此反轉——當我那年邁母親的死訊傳來時，我沒有驚駭，沒有哀傷。
正好相反，知道她現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險，這令我感受到一絲安慰。
她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耳朵幾乎完全聾了。
她住在我們自家住宅當中，所以就算依據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暫時也不用搬遷出去。
我們寄希望于過一段時間以某種方式将她接到國外。
維也納被占領後的第一批法令就讓她受到沉重一擊。
八十四歲的她已經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暫散步時，習慣每走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就坐在環城大道或者公園裡的椅子上休息一會兒。
希特勒成為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後，就發布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坐在長椅上，這是專門以折磨人取樂為目标的衆多禁令當中的一條。
對猶太人的搶劫還算有他自己的邏輯，尚可容忍，畢竟他們可以将工廠、住宅、别墅這些搶奪之物以及由此騰出來的職位留給自己的人，用來獎賞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繪畫收藏能變得那麼豐富而且堂皇，也主要歸功于這種毫不手軟的搶劫行動。
但是，不讓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體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長椅上坐幾分鐘喘口氣，這種事發生在20世紀，是由一個人想出來的：這個人，卻被上百萬人當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而受到頂禮膜拜。
幸運的是我母親得以避免長時間忍受這類野蠻行為和侮辱。
在維也納被占領幾個月之後，她離世而去。
與她的去世有關的一段小插曲，我沒法繞過去不寫。
在我看來，正是對這些細節的記錄，對即将到來的時代才顯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會覺得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八十四歲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覺。
被叫來的醫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斷，她可能活不過當天夜裡，于是叫來了一位大約四十歲的女護理員來做她的臨終陪伴。
當時，她的兩個兒子——我哥哥和我——都無法趕到，因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為母親守靈而回到奧地利，也一樣以犯罪論處。
于是我們的一位堂兄打算當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過，這樣至少在她臨終之際有一位家庭成員在身邊。
這位堂兄當時六十歲，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實際上他一年以後便去世了。
當他準備在隔壁房間将自己準備過夜的床打開時，這位女看護的确感到很不好意思，過來解釋說，按照新的納粹法律，她不可以讓他在臨終者的床邊度過這個夜晚，對此她感到遺憾。
我的堂兄是猶太人，而她作為五十歲以下的女人不允許同他在一個屋頂下過夜，哪怕在臨終者的床前也不行。
按照那些壞蛋的觀點，一個猶太人腦子裡的第一個想法肯定是對她性侵，玷污她的種族血脈。
她說，她當然為有這類規定感到特别丢臉，但是她也不得不服從法律。
這樣，為了能讓這位護理員守候在我母親的臨終病床前，這位六十歲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離開這座房子。
也許人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會慶幸我母親不必在這群人當中生活更長的時間。
奧地利的局勢也給我的私人生活帶來改變，這些我一開始隻是當成完全無關緊要的、純粹形式上的一些改變。
我的奧地利護照作廢了，我必須向英國當局申請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證，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護照。
在我自己的世界主義夢想中，我曾經多次設想這應該是多麼美妙的事情。
按照我内心的感受，無國籍便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責任，也就沒有區别地屬于所有國家。
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認識到，我們的這些人間幻想是多麼不可行。
隻有當一個人親自受過痛苦後，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覺。
十年前，當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時，聽到他向我抱怨他的書在俄國被禁，我這位沒有經驗的人還相當不假思索地企圖安慰他說，相比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