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和平在垂死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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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襲來，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裘裡斯·恺撒》 在最初的幾年裡，就流亡的含義而言，英國之于我正如當年索倫托之于高爾基一樣。
奧地利還存在，盡管在那次所謂的“革命”以後，納粹黨還試圖通過襲擊以及暗殺多爾富斯讓這個國家倒向納粹一邊。
我的故國的掙紮還将持續四年。
我可以在任何時候回來，我沒有遭到驅逐，沒有被禁言。
薩爾茨堡房子裡的書，還都毫發未傷。
我還有奧地利的護照，故國依然是我的祖國，我還是它的公民，擁有一切公民權利。
那種失去祖國的殘酷處境還沒有開始，對于沒有親身經曆的人，很難将這種處境解釋清楚：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備受摧殘的感覺，清醒地睜着眼睛踏入虛空當中，知道自己無論在哪裡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間再被趕出來。
我當時還剛剛處于這種處境的最初始階段。
不管怎麼說，當我在1934年2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那種到達已經有别樣的滋味。
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來在其中生活的城市，與看待隻是作為客人訪問的城市，一個人會采取完全不同的視角。
我不知道自己會在倫敦待上多長時間。
隻有一件事對我是重要的：我要開始自己的創作，來保衛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自由。
我沒有買房子，因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着束縛。
我租了一個小公寓，剛好可以放下兩個書櫃，裝下我不想放棄的書籍，可以放下一張寫字台。
這樣我就有了一切，作為一個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
當然，這裡沒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間。
我更願意住在狹小至極的空間裡，以便能不時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覺當中，我的生活已經有另外一種取向：安頓下來隻是權宜之計，并非長遠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當天色已黑，牆壁的輪廓已經在昏暗中模糊起來——我走進這個終于布置停當的小居室時，不由得吃了一驚。
在那一瞬間，我以為走進了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
也是這麼小的房間，唯一的美好問候是那些靠在牆上的和以前同樣的書籍，以及布萊克的《約翰國王》上那雙夢幻般的眼睛，無論走到哪裡它都陪伴着我。
我确确實實需要那麼一刻才回過神來，因為很多年來我再也沒有想到過那第一套公寓。
莫非這是一種象征，意味着我的生活在經曆了那麼大的跨度之後要回到從前的狀态，而我會變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當我在維也納選擇了那個居室時，那是剛剛開始。
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創作，或者說沒有重要作品問世。
我的書，我的名字還沒有活在我的國家裡。
現在與當年有着詭異的相似之處，我的書又從這個語言當中消失了。
我所寫的東西，在德國不為人知。
朋友們都保持疏遠，從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連同所有的收藏和繪畫作品都失去了。
和從前一樣，我的周圍都是陌生人。
我在這期間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學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随風而散，五十多歲的我又面對一個新開端，如一個大學生坐在寫字台前，每天疾步去往圖書館。
隻不過已經不那麼充滿信心，不再那麼熱情，頭發上多了一層灰白，疲憊的靈魂上蒙上了一層沮喪的暗影。
關于1934年到1940年在英國的情況，我猶豫着不要去講太多，因為這時已經離我們的時代很近了，我們大家都幾乎經曆了同樣的，通過收音機和報紙挑動起來的不安，有着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
我們大家都不會帶着驕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将我們引向何方，會讓我們感到毛骨悚然。
誰要想說明這些過去，就必須控訴，可是在我們所有的人當中，誰有這個資格！況且，我在英國的生活完全深居簡出。
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這些年，我中斷了一切暢言無羁的群體交往，因為我有一個讓人發狂的理念：在讨論時局方面，我身在外國，不能插言。
我知道這想法有多麼愚蠢，但是我無法克服這種多餘的阻礙。
對于奧地利的領導層表現出來的愚蠢，我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能在這裡，在這個我自己感覺是客人的美好島國裡，在對情況有更清楚、更好的了解之上，提醒人們希特勒将對世界構成威脅呢？他們會把這當成我個人的看法。
當然，面對一些明顯的錯誤，要想保持嘴巴緊閉，有時候也是很困難的。
讓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睜睜地看着偏偏是英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他們的忠誠、誠實的願望，在沒有相反證據時首先給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
人們不斷地聽到這樣蒙人的說法：希特勒隻是想把德國的邊境地區要到手裡，然後他就會心滿意足地收手并且出于感謝之情将布爾什維主義鏟除。
這個誘餌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希特勒隻需要在講話中說出“和平”一詞，報紙就歡呼着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問為什麼德國要這麼瘋狂地增加軍備。
從柏林回來的（英國）人——讓他們看到的都是預先準備好的，而他們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會大力稱贊那裡的秩序和他們的新領導人。
一來二去，在英國人們甚至開始默認，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國“要求”有其道理。
沒有人明白，奧地利就是牆上那一塊特别的石頭：隻要有人将它挖掉，歐洲便會坍塌。
我以焦灼的目光看着英國人和他們當中的領導者們因為天真和高貴的輕信而受人蠱惑，而我的眼睛曾經在家鄉從近處看到過沖鋒隊成員的臉，聽到過他們唱“今天，屬于我們的是德國；明天，将是整個世界”。
政治局勢越緊張，我越是回避與人談話，回避公開活動。
在舊大陸，唯獨在英國，我沒有在報紙上發表與時局相關的文章，從未在電台發表談話，從未參加過公開讨論。
我在那裡隐姓埋名，生活在一個小房間裡，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維也納的那位大學生一樣。
因此，我沒有資格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來描繪英國。
況且，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争之前我從來沒有認識到英國人身上最深沉、最内涵的，隻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迸發出來的力量。
這樣一來，我就更沒有資格說什麼了。
我在英國見到的作家也不多。
恰好那兩位我後來開始有交往的作家約翰·德林瓦特（John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爾波爾（Hugh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帶走了。
年輕的作家我不經常能遇到，作為外國人的不安全給我造成負擔，因而我回避一切會所、晚宴和公衆活動。
不管怎樣，我還是經曆過一次特殊的、真正難忘的享受，見到蕭伯納和H.G.威爾斯這兩個真正頭腦敏銳的人物之間分歧深刻卻特别帶有騎士風度的精彩交鋒。
那是在蕭伯納那裡一個小圈子裡的午宴。
當時令我一方面感到有興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尴尬，因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麼引發了他們之間的隔閡。
這隔閡讓兩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這已經體現在他們彼此問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種浸透着些許諷刺的相熟：肯定在他們二人之間存在着原則性的意見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剛剛消除，或者正好要通過這次午宴來消除。
這兩位在英國享有盛譽的大人物半個世紀以前都在“費邊社”為當時同樣年輕的社會主義并肩戰鬥過。
自那以後，他們都按照自己非常獨特的個性發展，彼此越來越遠。
威爾斯一絲不苟地堅信他那積極的理想主義，不知疲倦地建構他那關于人類未來的願景，而蕭伯納卻用越來越懷疑和諷刺的态度看待未來和當下的事物，在它們身上來檢驗他那些深思而且愉快的思想遊戲。
他們二人在身體上的外形，這些年來也正好形成對照。
八十幾歲的蕭伯納精神矍铄得令人難以置信，他隻吃堅果和水果。
他身材高挑、清瘦，從不倦怠，滔滔不絕的雙唇邊總是帶着尖刻的笑，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沉醉于自己制作的沖突焰火；威爾斯這位熱愛生活的七十歲老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追求享受、安逸，他個頭矮小，紅紅的面頰，在偶爾出現的輕松之後是極端的嚴肅。
蕭伯納在進攻上讓人眼花缭亂，他快速而巧妙地變換着攻擊點；威爾斯的強項在防衛戰術上，堅不可摧，像是一位信念堅定的信徒。
我馬上就有了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不光是來這裡參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為某種原則性辯論而來的。
我因為根本不了解二人有思想上的沖突這一背景，所以對這種緊張氣氛的感覺就更為強烈。
他們二人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詞語中，都經常帶着一種冒失的然而又相當嚴肅的争鬥情緒。
就如同兩位擊劍手，在發動猛烈交鋒之前，用小小的試探性攻擊來檢驗一下自己的應變能力。
蕭伯納在思路敏捷方面更勝一籌。
每當他作答或者防衛時，濃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發光，他樂于使用笑話，玩弄辭藻已經達到了某種過于自我感覺良好的程度——六十年的操練讓他在這方面成為無人可以企及的大師。
有時候他那白色的長胡子會在輕聲的笑中顫動，他的頭略為偏向一側，好像在查看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經擊中靶的。
威爾斯面頰紅潤，有着一雙沉靜而不動聲色的眼睛，他的言詞更為銳利、直接。
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種耀眼的側面進攻，而是采用更放松、更直接的方式，帶着一種不言自明的從容。
這場交鋒既尖銳又快速，一刺一擋，一擋一刺，好像一直都在無限的樂趣當中，讓旁觀者對這場擊劍比賽，熠熠劍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藝歎為觀止。
但是，在這種迅捷而且始終處于最高水準上的對話背後，有着一種精神上的憤怒，他們以英國人特有的高貴方式将這種憤怒規範在修辭上最文雅的形式裡。
寓嚴肅于遊戲，寓遊戲于嚴肅，這正是讓這場讨論顯得引人入勝的原因所在。
這是兩個極端的個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對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實際上早就由于某些理由和背景而注定要如此的，隻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無從知道而已。
我看到了英國兩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們最精彩的時刻。
這場辯論的續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在《民族周刊》以書面的形式繼續進行，但是它們給我帶來的樂趣遠不及這場激情對話的百分之一，因為在那些抽象表述的觀點中，那活生生的人，那原本最本質的内容不再能為人所見了。
我很少能如此這般地享受到思想與思想摩擦時發出的光芒，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都沒有在任何戲劇的對話藝術當中看到過如此精彩的展演，因為他們所進行的對話毫無意圖，不追求戲劇性效果，具有最典雅的形式。
那些年，我在英國生活僅僅就空間意義而言，并沒有傾注全部靈魂。
正是對歐洲的擔憂，那種讓人神經感到疼痛的擔憂，促使我在從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幾年裡多次旅行，甚至兩次跨越大西洋。
也許敦促我這樣做的是那種預感，要趕在這世界還在敞開之時，在輪船還能和平地行駛在海上的時間内，要用上全部的心力來為将來更黑暗的時代積攢一些印象和經驗；也許是出于滿心的熱望想去了解，在我們的世界因為不信任與不和睦而遭受破壞之時，另外一個世界正在建設；也許那是一種模糊的預感，我們的以及我個人的未來會在與歐洲隔洋而望的那個新大陸。
一次穿越美國各地的演講旅行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看到這個國家的多樣性，以及同時并存的内在團結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
也許南美洲給我留下的印象更為強烈，我是應國際筆會邀請去參加大會的。
對我來說，去強調超越國家和語言的精神上的團結，顯得從來沒有比現在更為重要。
在出發之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歐洲還讓我帶上一份令人憂心的警告。
在那個1936年的夏天，西班牙内戰已經爆發。
從表面上看，那隻是這個美麗的悲劇性國家的内部沖突，而實際上那已經是兩個意識形态的權力集團在為未來的交戰做準備性演習。
我是從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出發的，原以為這艘船會因為要避開戰争地區而不會在平時的第一站維哥（Vigo）停留的。
令我吃驚的是，船開進了港口，而我們乘客甚至被允許上岸幾個小時。
維哥當時掌握在佛朗哥的人手中，離真正的戰場還遠得很。
但是，在這幾個小時以内我還是看到了一些足以讓人心情沉重的事情。
市政廳大樓上飄揚着佛朗哥的黨旗，大樓前面一排排地站着一身農民打扮的年輕小夥子，他們大多是被牧師帶領着，顯然是從附近農村召集來的。
我一開始還沒有明白，要讓這些年輕人幹什麼。
是招募他們當工人，完成某項緊急工作嗎？或者，他們是來領救濟金的失業者？一刻鐘以後，我看到同樣的小夥子們從市政廳大樓裡出來，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身穿簇新的軍服，佩帶武器和刺刀。
在軍官的監管下，他們登上了同樣嶄新锃亮的汽車，随後汽車疾駛過街道，出城而去。
我吓了一跳。
我在哪裡曾經見到過這樣的情景？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德國！突然之間到處是簇新的軍服和嶄新的汽車、機關槍。
我再一次問自己：誰提供了，誰支付了這些新軍服，誰組織起了這些滿臉菜色的年輕人，誰在驅使他們去反對現政權，反對選舉出來的議會，反對他們自己的合法代表者？據我所知，國庫以及武器庫還都在合法政府的手中。
這也就是說，汽車和武器都是從外國運進來的，它們肯定是從離得最近的葡萄牙越過邊境線的。
但是，是誰輸送的，誰付的錢？一股力圖獲得政權的新勢力，各處出擊的都是這同一股勢力，它喜歡暴力、需要暴力，一切我們認可并為之努力的理念——和平、人道、友善——在它那裡都是早已不合時宜的軟弱。
那是一些神秘的群體，他們隐蔽在辦公室和大公司裡，他們陰險地利用年輕人幼稚的理想主義來服務于他們的權力意志和生意。
他們有使用暴力的願望，想要以更新、更精密的技術讓戰争的原始野蠻性來覆蓋我們這多災多難的歐洲。
一個畫面上的、感官上的印象對靈魂上的震撼要超過千百篇報紙上的文章和小冊子。
當我看到這些無辜的年輕人被神秘的幕後操縱者武裝起來，讓他們起來反對自己的國家時，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預感到我們将面臨什麼，歐洲将面臨什麼。
輪船在停留幾個小時再起錨之時，我上船後快速走進船艙。
再去看一眼這個美麗的國家，它将由于外來勢力而遭受殘忍的蹂躏，這讓我感到巨大的切膚之痛。
我感覺到，歐洲，我們的神聖故鄉、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由于自己的癫狂而注定要走向死亡。
正因為如此，瞥見阿根廷才讓我感到更加幸福。
那是另外一個西班牙，有着它的古老文化，在一片新的、遼闊的、還沒有被鮮血浸透，沒有被仇恨毒害的土地上得到了保護和保存。
那裡有豐足的食物、财富和盈餘，也有無限的空間，因而也有了未來的養料。
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一種新的信心。
幾千年來，文明不一直在從一個國度向另外的國度遊移嗎？一棵死于斧斤之下的樹，不總是能夠得到某種存留，開出新的花朵，結出新的果實嗎？在我們之前和在我們周圍，人們世世代代所創造的一切不會完全失去的。
人們隻是需要學會在更大的範圍内思考，要想到更大的時間跨度。
我對自己說，人不應該隻考慮到歐洲，而是要超越歐洲去思考；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趨死掉的過去中，而是要參與它的重生。
這座新興的百萬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對國際筆會大會表現出滿腔的熱情，從這種誠摯中我認識到，我們在這裡不是陌生人。
對于精神上一體化的信心——我們為此獻上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在這裡還存在，還有效，還在起作用。
有了我們這個新時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将我們分開。
我們有了一個新任務來代替舊任務：在更大範圍内，以更大膽的設想來建設我們夢想中的共同事業。
如果說，從看到那即将來臨的戰争之時起，我已經對歐洲放棄了信心，那麼我在南十字星下又開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給我留下的強烈印象和希望一點兒也不亞于阿根廷。
這個被大自然情有獨鐘的國家有着地球上最美麗的城市，這個國家空間廣大，直到今天還有鐵路、公路尚未通達的地方，更不用說飛機了。
在這裡，人們對往昔歐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歐洲人自己更精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殘忍還沒有侵入這個民族的風習和精神當中。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襲來，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裘裡斯·恺撒》 在最初的幾年裡，就流亡的含義而言，英國之于我正如當年索倫托之于高爾基一樣。
奧地利還存在，盡管在那次所謂的“革命”以後，納粹黨還試圖通過襲擊以及暗殺多爾富斯讓這個國家倒向納粹一邊。
我的故國的掙紮還将持續四年。
我可以在任何時候回來，我沒有遭到驅逐，沒有被禁言。
薩爾茨堡房子裡的書，還都毫發未傷。
我還有奧地利的護照，故國依然是我的祖國，我還是它的公民，擁有一切公民權利。
那種失去祖國的殘酷處境還沒有開始，對于沒有親身經曆的人，很難将這種處境解釋清楚：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備受摧殘的感覺，清醒地睜着眼睛踏入虛空當中，知道自己無論在哪裡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間再被趕出來。
我當時還剛剛處于這種處境的最初始階段。
不管怎麼說，當我在1934年2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那種到達已經有别樣的滋味。
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來在其中生活的城市，與看待隻是作為客人訪問的城市，一個人會采取完全不同的視角。
我不知道自己會在倫敦待上多長時間。
隻有一件事對我是重要的：我要開始自己的創作，來保衛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自由。
我沒有買房子，因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着束縛。
我租了一個小公寓，剛好可以放下兩個書櫃，裝下我不想放棄的書籍，可以放下一張寫字台。
這樣我就有了一切，作為一個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
當然，這裡沒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間。
我更願意住在狹小至極的空間裡，以便能不時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覺當中，我的生活已經有另外一種取向：安頓下來隻是權宜之計，并非長遠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當天色已黑，牆壁的輪廓已經在昏暗中模糊起來——我走進這個終于布置停當的小居室時，不由得吃了一驚。
在那一瞬間，我以為走進了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
也是這麼小的房間，唯一的美好問候是那些靠在牆上的和以前同樣的書籍，以及布萊克的《約翰國王》上那雙夢幻般的眼睛，無論走到哪裡它都陪伴着我。
我确确實實需要那麼一刻才回過神來，因為很多年來我再也沒有想到過那第一套公寓。
莫非這是一種象征，意味着我的生活在經曆了那麼大的跨度之後要回到從前的狀态，而我會變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當我在維也納選擇了那個居室時，那是剛剛開始。
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創作，或者說沒有重要作品問世。
我的書，我的名字還沒有活在我的國家裡。
現在與當年有着詭異的相似之處，我的書又從這個語言當中消失了。
我所寫的東西，在德國不為人知。
朋友們都保持疏遠，從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連同所有的收藏和繪畫作品都失去了。
和從前一樣，我的周圍都是陌生人。
我在這期間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學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随風而散，五十多歲的我又面對一個新開端，如一個大學生坐在寫字台前，每天疾步去往圖書館。
隻不過已經不那麼充滿信心，不再那麼熱情，頭發上多了一層灰白，疲憊的靈魂上蒙上了一層沮喪的暗影。
關于1934年到1940年在英國的情況，我猶豫着不要去講太多，因為這時已經離我們的時代很近了，我們大家都幾乎經曆了同樣的，通過收音機和報紙挑動起來的不安，有着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
我們大家都不會帶着驕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将我們引向何方，會讓我們感到毛骨悚然。
誰要想說明這些過去，就必須控訴，可是在我們所有的人當中，誰有這個資格！況且，我在英國的生活完全深居簡出。
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這些年，我中斷了一切暢言無羁的群體交往，因為我有一個讓人發狂的理念：在讨論時局方面，我身在外國，不能插言。
我知道這想法有多麼愚蠢，但是我無法克服這種多餘的阻礙。
對于奧地利的領導層表現出來的愚蠢，我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能在這裡，在這個我自己感覺是客人的美好島國裡，在對情況有更清楚、更好的了解之上，提醒人們希特勒将對世界構成威脅呢？他們會把這當成我個人的看法。
當然，面對一些明顯的錯誤，要想保持嘴巴緊閉，有時候也是很困難的。
讓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睜睜地看着偏偏是英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他們的忠誠、誠實的願望，在沒有相反證據時首先給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
人們不斷地聽到這樣蒙人的說法：希特勒隻是想把德國的邊境地區要到手裡，然後他就會心滿意足地收手并且出于感謝之情将布爾什維主義鏟除。
這個誘餌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希特勒隻需要在講話中說出“和平”一詞，報紙就歡呼着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問為什麼德國要這麼瘋狂地增加軍備。
從柏林回來的（英國）人——讓他們看到的都是預先準備好的，而他們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會大力稱贊那裡的秩序和他們的新領導人。
一來二去，在英國人們甚至開始默認，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國“要求”有其道理。
沒有人明白，奧地利就是牆上那一塊特别的石頭：隻要有人将它挖掉，歐洲便會坍塌。
我以焦灼的目光看着英國人和他們當中的領導者們因為天真和高貴的輕信而受人蠱惑，而我的眼睛曾經在家鄉從近處看到過沖鋒隊成員的臉，聽到過他們唱“今天，屬于我們的是德國；明天，将是整個世界”。
政治局勢越緊張，我越是回避與人談話，回避公開活動。
在舊大陸，唯獨在英國，我沒有在報紙上發表與時局相關的文章，從未在電台發表談話，從未參加過公開讨論。
我在那裡隐姓埋名，生活在一個小房間裡，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維也納的那位大學生一樣。
因此，我沒有資格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來描繪英國。
況且，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争之前我從來沒有認識到英國人身上最深沉、最内涵的，隻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迸發出來的力量。
這樣一來，我就更沒有資格說什麼了。
我在英國見到的作家也不多。
恰好那兩位我後來開始有交往的作家約翰·德林瓦特（John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爾波爾（Hugh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帶走了。
年輕的作家我不經常能遇到，作為外國人的不安全給我造成負擔，因而我回避一切會所、晚宴和公衆活動。
不管怎樣，我還是經曆過一次特殊的、真正難忘的享受，見到蕭伯納和H.G.威爾斯這兩個真正頭腦敏銳的人物之間分歧深刻卻特别帶有騎士風度的精彩交鋒。
那是在蕭伯納那裡一個小圈子裡的午宴。
當時令我一方面感到有興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尴尬，因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麼引發了他們之間的隔閡。
這隔閡讓兩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這已經體現在他們彼此問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種浸透着些許諷刺的相熟：肯定在他們二人之間存在着原則性的意見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剛剛消除，或者正好要通過這次午宴來消除。
這兩位在英國享有盛譽的大人物半個世紀以前都在“費邊社”為當時同樣年輕的社會主義并肩戰鬥過。
自那以後，他們都按照自己非常獨特的個性發展，彼此越來越遠。
威爾斯一絲不苟地堅信他那積極的理想主義，不知疲倦地建構他那關于人類未來的願景，而蕭伯納卻用越來越懷疑和諷刺的态度看待未來和當下的事物，在它們身上來檢驗他那些深思而且愉快的思想遊戲。
他們二人在身體上的外形，這些年來也正好形成對照。
八十幾歲的蕭伯納精神矍铄得令人難以置信，他隻吃堅果和水果。
他身材高挑、清瘦，從不倦怠，滔滔不絕的雙唇邊總是帶着尖刻的笑，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沉醉于自己制作的沖突焰火；威爾斯這位熱愛生活的七十歲老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追求享受、安逸，他個頭矮小，紅紅的面頰，在偶爾出現的輕松之後是極端的嚴肅。
蕭伯納在進攻上讓人眼花缭亂，他快速而巧妙地變換着攻擊點；威爾斯的強項在防衛戰術上，堅不可摧，像是一位信念堅定的信徒。
我馬上就有了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不光是來這裡參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為某種原則性辯論而來的。
我因為根本不了解二人有思想上的沖突這一背景，所以對這種緊張氣氛的感覺就更為強烈。
他們二人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詞語中，都經常帶着一種冒失的然而又相當嚴肅的争鬥情緒。
就如同兩位擊劍手，在發動猛烈交鋒之前，用小小的試探性攻擊來檢驗一下自己的應變能力。
蕭伯納在思路敏捷方面更勝一籌。
每當他作答或者防衛時，濃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發光，他樂于使用笑話，玩弄辭藻已經達到了某種過于自我感覺良好的程度——六十年的操練讓他在這方面成為無人可以企及的大師。
有時候他那白色的長胡子會在輕聲的笑中顫動，他的頭略為偏向一側，好像在查看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經擊中靶的。
威爾斯面頰紅潤，有着一雙沉靜而不動聲色的眼睛，他的言詞更為銳利、直接。
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種耀眼的側面進攻，而是采用更放松、更直接的方式，帶着一種不言自明的從容。
這場交鋒既尖銳又快速，一刺一擋，一擋一刺，好像一直都在無限的樂趣當中，讓旁觀者對這場擊劍比賽，熠熠劍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藝歎為觀止。
但是，在這種迅捷而且始終處于最高水準上的對話背後，有着一種精神上的憤怒，他們以英國人特有的高貴方式将這種憤怒規範在修辭上最文雅的形式裡。
寓嚴肅于遊戲，寓遊戲于嚴肅，這正是讓這場讨論顯得引人入勝的原因所在。
這是兩個極端的個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對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實際上早就由于某些理由和背景而注定要如此的，隻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無從知道而已。
我看到了英國兩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們最精彩的時刻。
這場辯論的續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在《民族周刊》以書面的形式繼續進行，但是它們給我帶來的樂趣遠不及這場激情對話的百分之一，因為在那些抽象表述的觀點中，那活生生的人，那原本最本質的内容不再能為人所見了。
我很少能如此這般地享受到思想與思想摩擦時發出的光芒，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都沒有在任何戲劇的對話藝術當中看到過如此精彩的展演，因為他們所進行的對話毫無意圖，不追求戲劇性效果，具有最典雅的形式。
那些年，我在英國生活僅僅就空間意義而言，并沒有傾注全部靈魂。
正是對歐洲的擔憂，那種讓人神經感到疼痛的擔憂，促使我在從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幾年裡多次旅行，甚至兩次跨越大西洋。
也許敦促我這樣做的是那種預感，要趕在這世界還在敞開之時，在輪船還能和平地行駛在海上的時間内，要用上全部的心力來為将來更黑暗的時代積攢一些印象和經驗；也許是出于滿心的熱望想去了解，在我們的世界因為不信任與不和睦而遭受破壞之時，另外一個世界正在建設；也許那是一種模糊的預感，我們的以及我個人的未來會在與歐洲隔洋而望的那個新大陸。
一次穿越美國各地的演講旅行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看到這個國家的多樣性，以及同時并存的内在團結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
也許南美洲給我留下的印象更為強烈，我是應國際筆會邀請去參加大會的。
對我來說，去強調超越國家和語言的精神上的團結，顯得從來沒有比現在更為重要。
在出發之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歐洲還讓我帶上一份令人憂心的警告。
在那個1936年的夏天，西班牙内戰已經爆發。
從表面上看，那隻是這個美麗的悲劇性國家的内部沖突，而實際上那已經是兩個意識形态的權力集團在為未來的交戰做準備性演習。
我是從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出發的，原以為這艘船會因為要避開戰争地區而不會在平時的第一站維哥（Vigo）停留的。
令我吃驚的是，船開進了港口，而我們乘客甚至被允許上岸幾個小時。
維哥當時掌握在佛朗哥的人手中，離真正的戰場還遠得很。
但是，在這幾個小時以内我還是看到了一些足以讓人心情沉重的事情。
市政廳大樓上飄揚着佛朗哥的黨旗，大樓前面一排排地站着一身農民打扮的年輕小夥子，他們大多是被牧師帶領着，顯然是從附近農村召集來的。
我一開始還沒有明白，要讓這些年輕人幹什麼。
是招募他們當工人，完成某項緊急工作嗎？或者，他們是來領救濟金的失業者？一刻鐘以後，我看到同樣的小夥子們從市政廳大樓裡出來，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身穿簇新的軍服，佩帶武器和刺刀。
在軍官的監管下，他們登上了同樣嶄新锃亮的汽車，随後汽車疾駛過街道，出城而去。
我吓了一跳。
我在哪裡曾經見到過這樣的情景？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德國！突然之間到處是簇新的軍服和嶄新的汽車、機關槍。
我再一次問自己：誰提供了，誰支付了這些新軍服，誰組織起了這些滿臉菜色的年輕人，誰在驅使他們去反對現政權，反對選舉出來的議會，反對他們自己的合法代表者？據我所知，國庫以及武器庫還都在合法政府的手中。
這也就是說，汽車和武器都是從外國運進來的，它們肯定是從離得最近的葡萄牙越過邊境線的。
但是，是誰輸送的，誰付的錢？一股力圖獲得政權的新勢力，各處出擊的都是這同一股勢力，它喜歡暴力、需要暴力，一切我們認可并為之努力的理念——和平、人道、友善——在它那裡都是早已不合時宜的軟弱。
那是一些神秘的群體，他們隐蔽在辦公室和大公司裡，他們陰險地利用年輕人幼稚的理想主義來服務于他們的權力意志和生意。
他們有使用暴力的願望，想要以更新、更精密的技術讓戰争的原始野蠻性來覆蓋我們這多災多難的歐洲。
一個畫面上的、感官上的印象對靈魂上的震撼要超過千百篇報紙上的文章和小冊子。
當我看到這些無辜的年輕人被神秘的幕後操縱者武裝起來，讓他們起來反對自己的國家時，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預感到我們将面臨什麼，歐洲将面臨什麼。
輪船在停留幾個小時再起錨之時，我上船後快速走進船艙。
再去看一眼這個美麗的國家，它将由于外來勢力而遭受殘忍的蹂躏，這讓我感到巨大的切膚之痛。
我感覺到，歐洲，我們的神聖故鄉、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由于自己的癫狂而注定要走向死亡。
正因為如此，瞥見阿根廷才讓我感到更加幸福。
那是另外一個西班牙，有着它的古老文化，在一片新的、遼闊的、還沒有被鮮血浸透，沒有被仇恨毒害的土地上得到了保護和保存。
那裡有豐足的食物、财富和盈餘，也有無限的空間，因而也有了未來的養料。
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一種新的信心。
幾千年來，文明不一直在從一個國度向另外的國度遊移嗎？一棵死于斧斤之下的樹，不總是能夠得到某種存留，開出新的花朵，結出新的果實嗎？在我們之前和在我們周圍，人們世世代代所創造的一切不會完全失去的。
人們隻是需要學會在更大的範圍内思考，要想到更大的時間跨度。
我對自己說，人不應該隻考慮到歐洲，而是要超越歐洲去思考；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趨死掉的過去中，而是要參與它的重生。
這座新興的百萬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對國際筆會大會表現出滿腔的熱情，從這種誠摯中我認識到，我們在這裡不是陌生人。
對于精神上一體化的信心——我們為此獻上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在這裡還存在，還有效，還在起作用。
有了我們這個新時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将我們分開。
我們有了一個新任務來代替舊任務：在更大範圍内，以更大膽的設想來建設我們夢想中的共同事業。
如果說，從看到那即将來臨的戰争之時起，我已經對歐洲放棄了信心，那麼我在南十字星下又開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給我留下的強烈印象和希望一點兒也不亞于阿根廷。
這個被大自然情有獨鐘的國家有着地球上最美麗的城市，這個國家空間廣大，直到今天還有鐵路、公路尚未通達的地方，更不用說飛機了。
在這裡，人們對往昔歐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歐洲人自己更精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殘忍還沒有侵入這個民族的風習和精神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