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希特勒的發端
關燈
小
中
大
曆史總會妨礙當事人在時代攸關的大運動之初就把它辨識出來，這一直都是一個無法颠覆的曆史規律。
正因為如此，我現在想不起來自己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的。
幾年以來，我們每天甚至每秒的思考和言說，都不得不和這個名字産生某種關聯。
這個名字給我們的世界帶來的災難要超過一切時代當中的任何人。
不管怎樣，我聽說這個名字肯定是相當早的，因為我們薩爾茨堡距離慕尼黑隻有兩個半小時的火車車程，算是比鄰而居，因此那裡發生的純地方性事件也會很快傳到我們這裡。
我隻知道，某一天——日期我想不起來了——一位熟人過來抱怨說，慕尼黑又開始不安穩了。
尤其是有個名叫希特勒的下作的煽風點火者，用最野蠻的毆打方式阻止聚會，用最卑鄙的方式煽動人們反對共和國和猶太人。
這個名字在我這裡空洞而且沒有分量。
我根本沒再多考慮，因為在當時動蕩的德國出現了很多今天早已經不為人知的煽動者、暴亂者的名字，這些名字總是昙花一現，很快就消失了。
這裡面有上校艾哈特（Kapit?nEhrhardt）和他的波羅的海部隊，有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Kapp），有政治謀殺團，有巴伐利亞的共産主義者，有萊茵蘭的分裂分子，有志願軍團的頭領。
上百個這樣的小泡沫混雜在一起慢慢發酵，幾乎都不怎麼能膨脹起來，釋放出來的無非是一股惡氣，清楚地表明了在德國尚未愈合的傷口上悄悄腐爛的過程。
當時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小報《米斯巴赫報》（MiesbacherAnzeiger，後來這份報紙發展為《人民觀察家》），我也是随手而過，沒有真正留意。
米斯巴赫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子，那份報紙也寫得很粗俗。
誰會在意呢？ 接下來，在相鄰的邊界地方賴興哈爾和貝希特斯加登——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到那邊去——一下子就出現了小型的，而後越來越大的年輕人群體，他們穿長筒靴、褐色襯衫，每個人的胳膊上都帶着顔色耀眼的“卐”字袖章。
他們舉行集會和遊行，唱着歌或者齊聲喊着口号穿過大街，在牆上粘上大标語、塗上“卐”字符号。
我第一次察覺到，在這些突然出現的烏合之衆後面，一定是有金主或者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
能把幾千個年輕人耗資不菲地裝備起來的，不是那個叫希特勒的人，他當時還隻能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裡發表演講。
一定有更強有力的手，在推動這場新的“運動”。
那些所謂的“沖鋒隊”，制服是簇新的，他們被從一座城市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一個貧窮的時代，當時那些正規部隊裡的老兵還都身着破舊褴褛的軍服，他們卻有着讓人吃驚的一大批嶄新的小汽車、摩托車和載重車。
此外，非常明顯的是軍隊頭領在對這些年輕人進行戰術訓練，或者用當時的話來說，進行“準軍事化”規範。
這肯定是德國國防部本身，在提供物質裝備以外再定期進行技術培訓，而希特勒從一開始就是國防部秘密情報處的一個密探。
不久以後，我恰好就有機會能提前觀察到這種“戰鬥行動”。
在邊境的一個地方，社會民主黨正在以和平的方式舉行集會，突然有四輛卡車飛馳而來，每輛車上都滿載着手持橡皮棍的年輕國家社會主義黨成員，他們快速沖向毫無準備的人群——這與我當初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所見的情況完全一樣。
這是從法西斯分子那裡學來的方法，隻是再加上軍事化的精準訓練，以及德國式系統性準備，直到最小環節。
這些沖鋒隊的人，随着一聲哨響快速跳下汽車，舉起橡皮棍掄向他們路上遇到的人。
在警察動手幹預或者工人們彙集到一起之前，他們又已經跳上汽車，揚長而去。
令我非常吃驚的，是他們跳上和跳下汽車的精準動作，每次都是随着歹徒頭目的一聲尖銳的哨聲來進行的。
可以看出來，每個年輕人的肌肉和神經事先都知道自己應該用怎樣的動作，在哪個汽車輪子的位置，跳上去到什麼地方，以便不擋住後面人的路，不影響整體的行動。
那絕不是單個人的身手機敏，而是每一個動作都提前在軍營裡、在演練場上幾十次、幾百次地訓練過。
一眼就能看出來，這支隊伍從一開始就是為襲擊、暴力和恐怖而受訓的。
不久以後，人們對巴伐利亞的這種地下演習聽說得更多了。
等到大家都入睡了，這些年輕小夥子從房子裡鑽出來，聚集在一起參加夜裡的“野外訓練”；由國家或者納粹黨的秘密金主來出資雇傭在職的或者非在職的國防軍教官來訓練這支隊伍，有關部門對這種少見的演習并沒有給予太多的注意。
他們真的是睡着了，還是隻是閉上了眼睛？他們對這個運動袖手旁觀，甚或秘密地對它的擴展予以支持？不管怎樣，連那些支持這個運動的人也震驚于他們的殘忍和快速行動，而這些讓他們成了氣候。
某天早晨當局才醒過神來，慕尼黑已經落到了希特勒的手中。
所有的機關部門被占領，報紙被手槍逼迫着發布革命已經圓滿完成的消息。
當一籌莫展的共和國還光顧做夢一般地擡頭往上看時，魯登道夫将軍如同從雲朵中一般從天而降——他是那些自以為能周旋過希特勒，結果反被希特勒給耍了許多人當中的第一個。
那天早上，這場意在奪取整個德國的著名啤酒館暴動開始了，衆所周知，到中午就結束了（我不需要在這裡講述世界曆史）。
希特勒逃跑了，不久以後被逮捕。
這場運動似乎就煙消火滅了。
在這個1923年，卐标記和沖鋒隊都不見了，希特勒的名字幾乎被人徹底忘記了。
沒有人再想到把他當成一個可能的權力因子。
若幹年以後，希特勒再度出現，并将喧嚣的不滿浪潮迅速地高高托起。
通貨膨脹、失業、各種政治危機，尤其是外國的愚蠢舉措讓德國民衆沸反盈天。
各個階層的德國民衆都強烈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利更為重要。
就連歌德都曾經說過，他對無秩序的不待見甚至會超過不公正，誰能承諾秩序，誰就會從一開始就有成千上萬的人跟在自己的後面。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意識到危險。
作家當中那少有的幾個肯花時間真正讀希特勒的書的人，對他的小報寫手式的聲嘶力竭風格嗤之以鼻，卻沒有真正去考慮他提出的綱領。
大型的民主性報紙沒有對讀者發出警告，而是每天都安慰讀者說，這場運動實際上隻是艱難地靠來自重工業的錢以及靠膽大妄為的借貸才能組織煽動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在明天或者後天徹底玩完。
不過，德國人為什麼會在那些年裡如此低估希特勒本人和他日益增加的權勢，并對這一發展無動于衷，這裡的真正原因也許在國外是難以理解的：德國不光一直是一個階級社會，而且在這種階級理念當中還有着不可動搖的對“受過教育”的高估和膜拜。
除了少有幾位将軍以外，國家高級要職都要保留給“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當時在英國卻有一個勞合·喬治，在意大利有一個加裡波第和一個墨索裡尼，在法國有一個白裡安，他們都是從平民走到最高政府首腦的位置；但是，對德國人來說，一個連公立學校都沒有上完，更枉談什麼高等教育的人，一個在成年男子收容所裡過夜，好長時間以至今仍不為人知的手段過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怎麼可能會靠近一個馮·施泰因男爵、俾斯麥、馮·比洛公爵擔任過的要職呢。
沒有什麼比對教育的高傲态度對德國知識分子産生的誤導更大，他們在希特勒身上隻看到一個啤酒館的滋事者，從來也不會成為嚴肅的危險，而這時他早已經通過看不見的牽線人在不同的圈子裡獲得了強有力的幫助者。
即使到了他在1933年1月成為總理以後，很多人，甚至那些将他推到這個位子上的人，也把他看成一個臨時的占據者，納粹的統治無非是一段插曲而已。
那時候希特勒的奸雄計策才第一次大規模地展示出來。
多年來他四處承諾，赢得了所有黨派裡重要人物的支持，他們每一個人都以為這位“無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能為自己所用。
這種手段給他帶來了第一個勝利。
同樣的這個手段，希特勒後來也用在大型政治策略上，他以誓言和德國式的忠誠之心來結盟，而他的結盟對象也正是他所要消滅和鏟除的。
他完全明白用承諾去欺騙所有各方，等到他掌權的那一天，那些彼此最水火不容的陣營都一緻向他歡呼。
多倫的保皇派覺得，他是皇帝最忠心的開路先鋒；那些性情愉快的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王族的君主派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們也認為希特勒是“自己人”。
德意志國家黨希望希特勒會替他們劈木柴，然後他們可以好好燒爐子，他們的黨魁胡根貝爾格（AlfredHugenberg，1865—1951）以協議的方式，保證了自己在希特勒的内閣當中獲得最重要的位置，認為這樣他已經一腳踩在馬镫上了。
當然，幾個星期以後，盡管有信誓旦旦的協議，他還是被從内閣當中踢出來。
重工業家們看到自己多年來秘密扶持的人獲得權力，感覺到因為希特勒他們可以不懼怕布爾什維克。
同時，那些變得貧窮的小市民也興奮地舒了口氣，因為希特勒在無數次集會當中承諾要“砸爛賠款利息的桎梏”；小商人們想到希特勒曾經答應要關掉大商家，這是他們最危險的競争對手。
最歡迎希特勒的是軍隊裡的人，因為他的思考是軍事性的，他詛咒和平主義。
甚至社會民主黨人對希特勒的崛起也并非如人們期待的那樣不情願，因為他們希望他能消滅他們的頭号敵人，在他們後面讨厭地躍躍欲試的共産主義者。
這位“無名小卒”對每個階層、每個政黨、每個傾向都有過承諾和誓言，最有差異、最互相對立的各政黨都視他為自己的朋友，就連德國的猶太人也沒有太過不安。
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為，一位“入閣的雅各賓”就不再是一位雅各賓分子了，德意志國家的總理自然會放棄反猶煽動者的下作行為。
再說，他怎麼能讓暴力行為得逞呢，畢竟是在這個國家的法律已經牢固下來，國會中的多數會站起來反對他，每個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都在曾經被莊嚴宣布的憲法保護之下。
接下來就發生了“國會縱火案”，議會被解散了，戈林讓手下的暴徒四處出擊，一下子将德國的法律砸得粉碎。
人們渾身戰栗地得知，就在和平環境之下，集中營已經存在，在軍營中有秘密審訊室，不經過法庭和任何程序，無辜的人就在那裡被秘密處死。
人們對自己說，這可能隻是喪失理智的狂怒的一次爆發而已。
這種事情在20世紀不會長久存在的。
然而，這隻不過是開始。
整個世界在關注着，一開始拒絕去相信那些難以置信之事。
在那些天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者。
他們在夜裡攀爬過薩爾茨堡的山梁，或者遊過邊境的界河。
他
正因為如此，我現在想不起來自己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的。
幾年以來，我們每天甚至每秒的思考和言說，都不得不和這個名字産生某種關聯。
這個名字給我們的世界帶來的災難要超過一切時代當中的任何人。
不管怎樣，我聽說這個名字肯定是相當早的，因為我們薩爾茨堡距離慕尼黑隻有兩個半小時的火車車程，算是比鄰而居，因此那裡發生的純地方性事件也會很快傳到我們這裡。
我隻知道，某一天——日期我想不起來了——一位熟人過來抱怨說，慕尼黑又開始不安穩了。
尤其是有個名叫希特勒的下作的煽風點火者，用最野蠻的毆打方式阻止聚會，用最卑鄙的方式煽動人們反對共和國和猶太人。
這個名字在我這裡空洞而且沒有分量。
我根本沒再多考慮，因為在當時動蕩的德國出現了很多今天早已經不為人知的煽動者、暴亂者的名字，這些名字總是昙花一現，很快就消失了。
這裡面有上校艾哈特（Kapit?nEhrhardt）和他的波羅的海部隊，有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Kapp），有政治謀殺團，有巴伐利亞的共産主義者，有萊茵蘭的分裂分子，有志願軍團的頭領。
上百個這樣的小泡沫混雜在一起慢慢發酵，幾乎都不怎麼能膨脹起來，釋放出來的無非是一股惡氣，清楚地表明了在德國尚未愈合的傷口上悄悄腐爛的過程。
當時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小報《米斯巴赫報》（MiesbacherAnzeiger，後來這份報紙發展為《人民觀察家》），我也是随手而過，沒有真正留意。
米斯巴赫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子，那份報紙也寫得很粗俗。
誰會在意呢？ 接下來，在相鄰的邊界地方賴興哈爾和貝希特斯加登——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到那邊去——一下子就出現了小型的，而後越來越大的年輕人群體，他們穿長筒靴、褐色襯衫，每個人的胳膊上都帶着顔色耀眼的“卐”字袖章。
他們舉行集會和遊行，唱着歌或者齊聲喊着口号穿過大街，在牆上粘上大标語、塗上“卐”字符号。
我第一次察覺到，在這些突然出現的烏合之衆後面，一定是有金主或者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
能把幾千個年輕人耗資不菲地裝備起來的，不是那個叫希特勒的人，他當時還隻能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裡發表演講。
一定有更強有力的手，在推動這場新的“運動”。
那些所謂的“沖鋒隊”，制服是簇新的，他們被從一座城市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一個貧窮的時代，當時那些正規部隊裡的老兵還都身着破舊褴褛的軍服，他們卻有着讓人吃驚的一大批嶄新的小汽車、摩托車和載重車。
此外，非常明顯的是軍隊頭領在對這些年輕人進行戰術訓練，或者用當時的話來說，進行“準軍事化”規範。
這肯定是德國國防部本身，在提供物質裝備以外再定期進行技術培訓，而希特勒從一開始就是國防部秘密情報處的一個密探。
不久以後，我恰好就有機會能提前觀察到這種“戰鬥行動”。
在邊境的一個地方，社會民主黨正在以和平的方式舉行集會，突然有四輛卡車飛馳而來，每輛車上都滿載着手持橡皮棍的年輕國家社會主義黨成員，他們快速沖向毫無準備的人群——這與我當初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所見的情況完全一樣。
這是從法西斯分子那裡學來的方法，隻是再加上軍事化的精準訓練，以及德國式系統性準備，直到最小環節。
這些沖鋒隊的人，随着一聲哨響快速跳下汽車，舉起橡皮棍掄向他們路上遇到的人。
在警察動手幹預或者工人們彙集到一起之前，他們又已經跳上汽車，揚長而去。
令我非常吃驚的，是他們跳上和跳下汽車的精準動作，每次都是随着歹徒頭目的一聲尖銳的哨聲來進行的。
可以看出來，每個年輕人的肌肉和神經事先都知道自己應該用怎樣的動作，在哪個汽車輪子的位置，跳上去到什麼地方，以便不擋住後面人的路，不影響整體的行動。
那絕不是單個人的身手機敏，而是每一個動作都提前在軍營裡、在演練場上幾十次、幾百次地訓練過。
一眼就能看出來，這支隊伍從一開始就是為襲擊、暴力和恐怖而受訓的。
不久以後，人們對巴伐利亞的這種地下演習聽說得更多了。
等到大家都入睡了，這些年輕小夥子從房子裡鑽出來，聚集在一起參加夜裡的“野外訓練”；由國家或者納粹黨的秘密金主來出資雇傭在職的或者非在職的國防軍教官來訓練這支隊伍，有關部門對這種少見的演習并沒有給予太多的注意。
他們真的是睡着了，還是隻是閉上了眼睛？他們對這個運動袖手旁觀，甚或秘密地對它的擴展予以支持？不管怎樣，連那些支持這個運動的人也震驚于他們的殘忍和快速行動，而這些讓他們成了氣候。
某天早晨當局才醒過神來，慕尼黑已經落到了希特勒的手中。
所有的機關部門被占領，報紙被手槍逼迫着發布革命已經圓滿完成的消息。
當一籌莫展的共和國還光顧做夢一般地擡頭往上看時，魯登道夫将軍如同從雲朵中一般從天而降——他是那些自以為能周旋過希特勒，結果反被希特勒給耍了許多人當中的第一個。
那天早上，這場意在奪取整個德國的著名啤酒館暴動開始了，衆所周知，到中午就結束了（我不需要在這裡講述世界曆史）。
希特勒逃跑了，不久以後被逮捕。
這場運動似乎就煙消火滅了。
在這個1923年，卐标記和沖鋒隊都不見了，希特勒的名字幾乎被人徹底忘記了。
沒有人再想到把他當成一個可能的權力因子。
若幹年以後，希特勒再度出現，并将喧嚣的不滿浪潮迅速地高高托起。
通貨膨脹、失業、各種政治危機，尤其是外國的愚蠢舉措讓德國民衆沸反盈天。
各個階層的德國民衆都強烈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利更為重要。
就連歌德都曾經說過，他對無秩序的不待見甚至會超過不公正，誰能承諾秩序，誰就會從一開始就有成千上萬的人跟在自己的後面。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意識到危險。
作家當中那少有的幾個肯花時間真正讀希特勒的書的人，對他的小報寫手式的聲嘶力竭風格嗤之以鼻，卻沒有真正去考慮他提出的綱領。
大型的民主性報紙沒有對讀者發出警告，而是每天都安慰讀者說，這場運動實際上隻是艱難地靠來自重工業的錢以及靠膽大妄為的借貸才能組織煽動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在明天或者後天徹底玩完。
不過，德國人為什麼會在那些年裡如此低估希特勒本人和他日益增加的權勢，并對這一發展無動于衷，這裡的真正原因也許在國外是難以理解的：德國不光一直是一個階級社會，而且在這種階級理念當中還有着不可動搖的對“受過教育”的高估和膜拜。
除了少有幾位将軍以外，國家高級要職都要保留給“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當時在英國卻有一個勞合·喬治，在意大利有一個加裡波第和一個墨索裡尼，在法國有一個白裡安，他們都是從平民走到最高政府首腦的位置；但是，對德國人來說，一個連公立學校都沒有上完，更枉談什麼高等教育的人，一個在成年男子收容所裡過夜，好長時間以至今仍不為人知的手段過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怎麼可能會靠近一個馮·施泰因男爵、俾斯麥、馮·比洛公爵擔任過的要職呢。
沒有什麼比對教育的高傲态度對德國知識分子産生的誤導更大，他們在希特勒身上隻看到一個啤酒館的滋事者，從來也不會成為嚴肅的危險，而這時他早已經通過看不見的牽線人在不同的圈子裡獲得了強有力的幫助者。
即使到了他在1933年1月成為總理以後，很多人，甚至那些将他推到這個位子上的人，也把他看成一個臨時的占據者，納粹的統治無非是一段插曲而已。
那時候希特勒的奸雄計策才第一次大規模地展示出來。
多年來他四處承諾，赢得了所有黨派裡重要人物的支持，他們每一個人都以為這位“無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能為自己所用。
這種手段給他帶來了第一個勝利。
同樣的這個手段，希特勒後來也用在大型政治策略上，他以誓言和德國式的忠誠之心來結盟，而他的結盟對象也正是他所要消滅和鏟除的。
他完全明白用承諾去欺騙所有各方，等到他掌權的那一天，那些彼此最水火不容的陣營都一緻向他歡呼。
多倫的保皇派覺得，他是皇帝最忠心的開路先鋒；那些性情愉快的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王族的君主派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們也認為希特勒是“自己人”。
德意志國家黨希望希特勒會替他們劈木柴，然後他們可以好好燒爐子，他們的黨魁胡根貝爾格（AlfredHugenberg，1865—1951）以協議的方式，保證了自己在希特勒的内閣當中獲得最重要的位置，認為這樣他已經一腳踩在馬镫上了。
當然，幾個星期以後，盡管有信誓旦旦的協議，他還是被從内閣當中踢出來。
重工業家們看到自己多年來秘密扶持的人獲得權力，感覺到因為希特勒他們可以不懼怕布爾什維克。
同時，那些變得貧窮的小市民也興奮地舒了口氣，因為希特勒在無數次集會當中承諾要“砸爛賠款利息的桎梏”；小商人們想到希特勒曾經答應要關掉大商家，這是他們最危險的競争對手。
最歡迎希特勒的是軍隊裡的人，因為他的思考是軍事性的，他詛咒和平主義。
甚至社會民主黨人對希特勒的崛起也并非如人們期待的那樣不情願，因為他們希望他能消滅他們的頭号敵人，在他們後面讨厭地躍躍欲試的共産主義者。
這位“無名小卒”對每個階層、每個政黨、每個傾向都有過承諾和誓言，最有差異、最互相對立的各政黨都視他為自己的朋友，就連德國的猶太人也沒有太過不安。
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為，一位“入閣的雅各賓”就不再是一位雅各賓分子了，德意志國家的總理自然會放棄反猶煽動者的下作行為。
再說，他怎麼能讓暴力行為得逞呢，畢竟是在這個國家的法律已經牢固下來，國會中的多數會站起來反對他，每個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都在曾經被莊嚴宣布的憲法保護之下。
接下來就發生了“國會縱火案”，議會被解散了，戈林讓手下的暴徒四處出擊，一下子将德國的法律砸得粉碎。
人們渾身戰栗地得知，就在和平環境之下，集中營已經存在，在軍營中有秘密審訊室，不經過法庭和任何程序，無辜的人就在那裡被秘密處死。
人們對自己說，這可能隻是喪失理智的狂怒的一次爆發而已。
這種事情在20世紀不會長久存在的。
然而，這隻不過是開始。
整個世界在關注着，一開始拒絕去相信那些難以置信之事。
在那些天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者。
他們在夜裡攀爬過薩爾茨堡的山梁，或者遊過邊境的界河。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