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夕陽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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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4到1933年的這十年，在那個人攪翻世界之前，是歐洲相對甯靜的時期。
每念及此，我總是心中充滿感激。
正因為它如此嚴重地遭受混亂不安，我們這一代人才将這相對的和平當成意想不到的禮物。
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必須得彌補上在戰争和戰後生活中被偷走的幸福、自由以及全力以赴的思想發展。
人們工作得更多，但是更為輕松；人們漫遊、人們嘗試、人們再度發現歐洲和世界。
從來沒有像在這十年裡，有那麼多人加入旅遊的行列。
那是年輕人的急不可耐，要迅速彌補在互相禁絕的狀态下所錯失的東西？或者，那也許是人們一種陰暗的預感，必須及時地趕在禁锢重新開始之前，沖破狹隘的小天地？ 我在這期間也旅行很多，隻是與我年輕時代的旅行有所不同，因為我在這些國家裡已經不是一個陌生人了。
到處都有我的朋友、出版人、讀者，所到之處我是我的書的作者，不再像從前那樣是一位匿名的好奇者。
這也有各種好處：我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更廣泛的效果來推行一個理念——多年以來這已經成為我真正的生活理念：歐洲在精神上的統一。
為了這樣的目标，我在瑞士、在荷蘭發表演講，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殿堂”演講，用意大利語在佛羅倫薩曆史性的韋其奧宮的十三世紀藝術大廳（SaladieDugento）——那曾經是米開朗琪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經滞留的地方——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進行巡回演講。
那完全是另外一種旅行，到處都能見到那個國家裡與我同道的最優秀的人物，不必到處去尋找他們。
那些我在年輕時滿心崇拜，本來從來也不敢給他們寫一行信的人，現在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能進入那些平時高傲地将外來者拒之門外的圈子，我能看到巴黎聖日耳曼區高級貴族的宅邸，意大利的各種宮殿和私人收藏；在公共圖書館裡，我不必站在外借窗口等候借書，而是館長親自帶我看他們珍藏的寶貝；我能夠成為某些身家百萬美元的古董商，比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Dr.Rosenbach）的座上客，而小收藏者隻能帶着羞窘的目光從他的店面前快速走過。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這所謂的“上層”世界，見識到這裡的豪華和舒适，而我不必向任何人請求允許我進入其中，這一切都是向我找上門來。
但是，這樣我就把世界了解得更好了嗎？我總是不自主地懷念青年時代的旅行：沒有人在等着我，由于隻身行動，一切都顯得更神秘。
因此，我也不願意完全放棄舊有的漫遊方式。
每次我到巴黎，都會避免在到達的當天告訴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如羅歇·馬丹·杜加爾（RogerMartinduGard）、儒勒·羅曼（JulesRomains）、杜阿梅爾（Duhamel）、馬塞雷爾（Masereel）。
我首先要不受幹擾、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閑逛一番，就如同當年作為大學生一樣，再去從前的咖啡館和小酒館，再讓自己找回青年時代的感覺。
如果我想寫作的話，也會到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去偏僻的小地方如布洛涅（Boulogne）、蒂拉諾（Tirano），或者去第戎（Dijon）。
不為人知，在住過奢華得不可思議的大飯店之後，住在小旅館裡是很美妙的事情；有時走上前台，有時退下，讓多少光和影子打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
後來，希特勒奪走了我那麼多東西；但是，就算他也既不能沒收也不能毀掉我的這一明确的意識：十年之久，按照自己的意願，帶着發自内心最深處的自由作為一個歐洲人生活過。
在這些旅行當中，令我最為激動也所學最多的便是前往新俄國的旅行。
1914年，就在戰争爆發之前，在寫作那本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時，我已經開始準備這次旅行了。
可是，血腥的戰争将這個計劃給中斷了，從此我就有所顧慮。
對于思想界的人士來說，俄國因為其布爾什維主義的實驗成為戰後最引人入勝的國家，人們并不真正了解其詳情，要麼馬上興奮地贊歎它，要麼極端地與之為敵。
由于宣傳以及同等力度的反宣傳，誰也不确切地知道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嘗試一些全新的東西，好的也罷、壞的也罷，一些會決定我們未來世界構成的東西。
蕭伯納、威爾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紀德都去過那裡，回來時他們有的成了熱衷者，有的成了失望者。
假如我不是那種在思想上樂于了解一切新事物的人，也許不會馬上有願望要靠自己的眼睛來形成一番圖景。
我的書在那裡流傳甚廣，不光有馬克西姆·高爾基撰寫了序言的全集，還有若幹隻賣幾個戈比的價廉版本，它們進入了最廣大的民衆當中。
可以肯定，我會很受歡迎的。
但是，妨礙我成行的因素是：當時任何去俄國的旅行，從一開始就是意味着一種表态，強制性的公開認可或者公開否定。
我這個人對政治性和教條性的因素最深惡痛絕，不想受人強迫在幾個星期以後就對一個我無法獲得總體概觀的國家，一個尚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的國家形成一種評判。
所以，盡管我的好奇心炙熱如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去蘇聯。
1928年的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的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列夫·托爾斯泰一百周年誕辰的慶祝活動，并在晚會上向他敬獻賀詞。
我沒有理由避開這樣的機會，因為這個超越黨派的活動讓我的訪問失去了任何政治色彩。
托爾斯泰作為一位主張非暴力的先知人物，不能被認為是一位布爾什維主義者。
我也有足夠的資格，關于作為詩人的他來說些什麼，因為我寫的關于他的書已經銷售出去幾萬冊。
在歐洲的意義上，我也覺得這種活動——所有國家的作家聯合起來，共同向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員緻敬——也是一種意義深遠的表達。
我接受了邀請，也沒有後悔這快速的決定。
列車行經波蘭時，對我已經是一種難忘的經曆。
我從中看到，我們這個時代能多麼快速地讓自己切開的傷痕愈合起來。
我在1915年所看到的加利西亞的城市廢墟，現在都已經煥然一新。
我再一次認識到，十年的時間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是很長的一段，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隻是眨眼的瞬間。
在華沙已經沒有任何迹象能表明，這裡曾經有過兩次、三次、四次勝負雙方軍隊交戰。
咖啡館裡坐着衣着典雅的女人，耀人眼目；行走在大街上衣裝筆挺、身材瘦長的軍官們，更像是演技高超的宮廷劇院演員在扮演士兵。
到處都能讓人感覺到活力、信任和一種有充分理由的自豪，這讓新興的波蘭共和國從世紀的廢墟中擡起頭來。
從華沙繼續開往俄國的邊界。
這裡的土地廣袤平坦，沙質也越來越強。
在每一個車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花花綠綠的鄉村服飾站着，因為全天隻有一輛客車經過這片被禁止入内、被封閉的土地，因此能看到一輛整潔光鮮的快車，一輛将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連接在一起的快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終于到了邊境站涅戈洛爾耶（Njegorolje）。
在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挂着一條血紅的橫幅，上面的俄文字母我不認識。
有人給我翻譯說：“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一個人從這燃燒般的紅色橫幅下穿過，就踏入了一個勞工者的國度，蘇維埃共和國，一個新世界。
當然，我們乘坐的列車根本不是勞工者的，那是沙皇時代的卧鋪列車，比歐洲的豪華列車還要舒适，因為車廂要寬敞些，行駛的速度也慢一些。
我第一次行駛在俄國的大地上，很奇怪，我不覺得陌生。
一切都讓我覺得出乎意料地熟悉：那平坦空曠的草原帶着淡淡的憂傷，低矮的小茅舍以及有着洋蔥頭的小城鎮，那些長着長胡子的男人，他們半是農民半是先知，快樂而笑容滿面地向我們緻意；那些戴着彩色頭巾、穿着白色裙子的婦女出售格瓦斯、雞蛋和黃瓜。
我怎麼會知道這一切呢？隻是通過俄國的文學大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曾經真實而卓越地描寫過“人民”的生活。
我相信，盡管我不會這門語言，這些人說的話我也能懂。
這些令人感到樸實的男人站在那裡，穿着寬松的上衣，有着魁梧的身材；那些車廂裡的年輕工人，或者下棋，或者讀書，或者讨論，那種年輕人身上的不安定、不受羁絆的精神力量，它們還會因為對一切力量的呼喚而經曆一種特殊的複活。
那是留在我的記憶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民”的愛在發生作用：不管怎樣，還在火車上我已經對這些單純的、動人的、聰明的、蒙昧未開的人産生了好感。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這十四天一直都神經繃緊。
去看、去聽，去贊歎，被惡心、感到興奮、感到生氣，總是在冷與熱的激流變換中。
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那裡有帶着圍牆和洋蔥塔頂的雄偉的紅場，有一些鞑靼人的、近東的、拜占庭的精彩因素在裡面，因而也有最初的俄羅斯的風格，但是緊挨着這些還有一群如美國巨人一樣的現代的、超現代的高樓建築。
什麼都顯得格格不入。
教堂裡被煙熏黑了的古舊聖像和嵌有寶石的聖壇影影綽綽可見，百步之外放着的一口水晶棺材中躺着列甯的遺體，剛剛整過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到來），穿着黑色的西服。
在幾輛閃亮的汽車旁邊，是滿臉胡子、邋裡邋遢的馬車夫在含混不清地吆喝着，用鞭子驅趕他們那瘦弱的馬匹。
在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一派沙皇時代的富麗景象展現在無産階級聽衆面前，而在城郊，無人照管的肮髒老人站在朽壞的老房子前，隻能互相依靠着以免跌倒在地。
一切都太老舊、衰頹、鏽迹斑斑，但是一切又都想一蹴而就變得現代、超級現代，變得在技術上有頂尖水平。
正是由于這種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混亂不堪。
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在商店裡，在劇場門前，人們到處都得等待。
一切都管理過度，因而不能真正有效運轉。
應該帶來秩序的新官僚體系，還在享受着批條子和派發許可證的樂趣，一切都在拖延。
那個重要的晚上，本來要在晚上六點鐘開始的，一直拖延到九點半才開始；等到我淩晨三點筋疲力盡地離開大歌劇院時，講話者還在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
每個招待會、每次赴約，歐洲人總是提前一個小時來到。
時間就這樣在手中流過，但是又因為觀望、觀察和讨論顯得滿滿的。
一切都蘊含着一種熱度，它讓人感覺到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俘獲，還會引發出來俄羅斯那種神秘的精神導火索，讓人迸發出無法抑制的快活、感覺和想法。
一個人在這裡會容易情緒激昂，盡管不知道原因何在，也不知道是為了怎樣的目标。
這是周圍環境導緻的結果，也許一種俄羅斯靈魂已經在一個人身上生長出來。
許多事情的确非常了不起。
尤其是聖彼得堡，這座由具有膽識的王侯天才們設計的城市，有着恢宏的布局和宏偉的宮殿。
不過，它同時也是《白夜》中讓人感到壓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w）的彼得堡。
冬宮非常雄偉，令人難忘的是在那裡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農民成群地穿着沉重的鞋子走進從前沙皇的大廳，他們充滿敬畏地将帽子拿在手裡，就如同從前站在聖像前
每念及此，我總是心中充滿感激。
正因為它如此嚴重地遭受混亂不安，我們這一代人才将這相對的和平當成意想不到的禮物。
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必須得彌補上在戰争和戰後生活中被偷走的幸福、自由以及全力以赴的思想發展。
人們工作得更多，但是更為輕松；人們漫遊、人們嘗試、人們再度發現歐洲和世界。
從來沒有像在這十年裡，有那麼多人加入旅遊的行列。
那是年輕人的急不可耐，要迅速彌補在互相禁絕的狀态下所錯失的東西？或者，那也許是人們一種陰暗的預感，必須及時地趕在禁锢重新開始之前，沖破狹隘的小天地？ 我在這期間也旅行很多，隻是與我年輕時代的旅行有所不同，因為我在這些國家裡已經不是一個陌生人了。
到處都有我的朋友、出版人、讀者，所到之處我是我的書的作者，不再像從前那樣是一位匿名的好奇者。
這也有各種好處：我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更廣泛的效果來推行一個理念——多年以來這已經成為我真正的生活理念：歐洲在精神上的統一。
為了這樣的目标，我在瑞士、在荷蘭發表演講，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殿堂”演講，用意大利語在佛羅倫薩曆史性的韋其奧宮的十三世紀藝術大廳（SaladieDugento）——那曾經是米開朗琪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經滞留的地方——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進行巡回演講。
那完全是另外一種旅行，到處都能見到那個國家裡與我同道的最優秀的人物，不必到處去尋找他們。
那些我在年輕時滿心崇拜，本來從來也不敢給他們寫一行信的人，現在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能進入那些平時高傲地将外來者拒之門外的圈子，我能看到巴黎聖日耳曼區高級貴族的宅邸，意大利的各種宮殿和私人收藏；在公共圖書館裡，我不必站在外借窗口等候借書，而是館長親自帶我看他們珍藏的寶貝；我能夠成為某些身家百萬美元的古董商，比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Dr.Rosenbach）的座上客，而小收藏者隻能帶着羞窘的目光從他的店面前快速走過。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這所謂的“上層”世界，見識到這裡的豪華和舒适，而我不必向任何人請求允許我進入其中，這一切都是向我找上門來。
但是，這樣我就把世界了解得更好了嗎？我總是不自主地懷念青年時代的旅行：沒有人在等着我，由于隻身行動，一切都顯得更神秘。
因此，我也不願意完全放棄舊有的漫遊方式。
每次我到巴黎，都會避免在到達的當天告訴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如羅歇·馬丹·杜加爾（RogerMartinduGard）、儒勒·羅曼（JulesRomains）、杜阿梅爾（Duhamel）、馬塞雷爾（Masereel）。
我首先要不受幹擾、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閑逛一番，就如同當年作為大學生一樣，再去從前的咖啡館和小酒館，再讓自己找回青年時代的感覺。
如果我想寫作的話，也會到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去偏僻的小地方如布洛涅（Boulogne）、蒂拉諾（Tirano），或者去第戎（Dijon）。
不為人知，在住過奢華得不可思議的大飯店之後，住在小旅館裡是很美妙的事情；有時走上前台，有時退下，讓多少光和影子打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
後來，希特勒奪走了我那麼多東西；但是，就算他也既不能沒收也不能毀掉我的這一明确的意識：十年之久，按照自己的意願，帶着發自内心最深處的自由作為一個歐洲人生活過。
在這些旅行當中，令我最為激動也所學最多的便是前往新俄國的旅行。
1914年，就在戰争爆發之前，在寫作那本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時，我已經開始準備這次旅行了。
可是，血腥的戰争将這個計劃給中斷了，從此我就有所顧慮。
對于思想界的人士來說，俄國因為其布爾什維主義的實驗成為戰後最引人入勝的國家，人們并不真正了解其詳情，要麼馬上興奮地贊歎它，要麼極端地與之為敵。
由于宣傳以及同等力度的反宣傳，誰也不确切地知道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嘗試一些全新的東西，好的也罷、壞的也罷，一些會決定我們未來世界構成的東西。
蕭伯納、威爾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紀德都去過那裡，回來時他們有的成了熱衷者，有的成了失望者。
假如我不是那種在思想上樂于了解一切新事物的人，也許不會馬上有願望要靠自己的眼睛來形成一番圖景。
我的書在那裡流傳甚廣，不光有馬克西姆·高爾基撰寫了序言的全集，還有若幹隻賣幾個戈比的價廉版本，它們進入了最廣大的民衆當中。
可以肯定，我會很受歡迎的。
但是，妨礙我成行的因素是：當時任何去俄國的旅行，從一開始就是意味着一種表态，強制性的公開認可或者公開否定。
我這個人對政治性和教條性的因素最深惡痛絕，不想受人強迫在幾個星期以後就對一個我無法獲得總體概觀的國家，一個尚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的國家形成一種評判。
所以，盡管我的好奇心炙熱如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去蘇聯。
1928年的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的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列夫·托爾斯泰一百周年誕辰的慶祝活動，并在晚會上向他敬獻賀詞。
我沒有理由避開這樣的機會，因為這個超越黨派的活動讓我的訪問失去了任何政治色彩。
托爾斯泰作為一位主張非暴力的先知人物，不能被認為是一位布爾什維主義者。
我也有足夠的資格，關于作為詩人的他來說些什麼，因為我寫的關于他的書已經銷售出去幾萬冊。
在歐洲的意義上，我也覺得這種活動——所有國家的作家聯合起來，共同向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員緻敬——也是一種意義深遠的表達。
我接受了邀請，也沒有後悔這快速的決定。
列車行經波蘭時，對我已經是一種難忘的經曆。
我從中看到，我們這個時代能多麼快速地讓自己切開的傷痕愈合起來。
我在1915年所看到的加利西亞的城市廢墟，現在都已經煥然一新。
我再一次認識到，十年的時間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是很長的一段，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隻是眨眼的瞬間。
在華沙已經沒有任何迹象能表明，這裡曾經有過兩次、三次、四次勝負雙方軍隊交戰。
咖啡館裡坐着衣着典雅的女人，耀人眼目；行走在大街上衣裝筆挺、身材瘦長的軍官們，更像是演技高超的宮廷劇院演員在扮演士兵。
到處都能讓人感覺到活力、信任和一種有充分理由的自豪，這讓新興的波蘭共和國從世紀的廢墟中擡起頭來。
從華沙繼續開往俄國的邊界。
這裡的土地廣袤平坦，沙質也越來越強。
在每一個車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花花綠綠的鄉村服飾站着，因為全天隻有一輛客車經過這片被禁止入内、被封閉的土地，因此能看到一輛整潔光鮮的快車，一輛将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連接在一起的快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終于到了邊境站涅戈洛爾耶（Njegorolje）。
在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挂着一條血紅的橫幅，上面的俄文字母我不認識。
有人給我翻譯說：“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一個人從這燃燒般的紅色橫幅下穿過，就踏入了一個勞工者的國度，蘇維埃共和國，一個新世界。
當然，我們乘坐的列車根本不是勞工者的，那是沙皇時代的卧鋪列車，比歐洲的豪華列車還要舒适，因為車廂要寬敞些，行駛的速度也慢一些。
我第一次行駛在俄國的大地上，很奇怪，我不覺得陌生。
一切都讓我覺得出乎意料地熟悉：那平坦空曠的草原帶着淡淡的憂傷，低矮的小茅舍以及有着洋蔥頭的小城鎮，那些長着長胡子的男人，他們半是農民半是先知，快樂而笑容滿面地向我們緻意；那些戴着彩色頭巾、穿着白色裙子的婦女出售格瓦斯、雞蛋和黃瓜。
我怎麼會知道這一切呢？隻是通過俄國的文學大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曾經真實而卓越地描寫過“人民”的生活。
我相信，盡管我不會這門語言，這些人說的話我也能懂。
這些令人感到樸實的男人站在那裡，穿着寬松的上衣，有着魁梧的身材；那些車廂裡的年輕工人，或者下棋，或者讀書，或者讨論，那種年輕人身上的不安定、不受羁絆的精神力量，它們還會因為對一切力量的呼喚而經曆一種特殊的複活。
那是留在我的記憶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民”的愛在發生作用：不管怎樣，還在火車上我已經對這些單純的、動人的、聰明的、蒙昧未開的人産生了好感。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這十四天一直都神經繃緊。
去看、去聽，去贊歎，被惡心、感到興奮、感到生氣，總是在冷與熱的激流變換中。
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那裡有帶着圍牆和洋蔥塔頂的雄偉的紅場，有一些鞑靼人的、近東的、拜占庭的精彩因素在裡面，因而也有最初的俄羅斯的風格，但是緊挨着這些還有一群如美國巨人一樣的現代的、超現代的高樓建築。
什麼都顯得格格不入。
教堂裡被煙熏黑了的古舊聖像和嵌有寶石的聖壇影影綽綽可見，百步之外放着的一口水晶棺材中躺着列甯的遺體，剛剛整過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到來），穿着黑色的西服。
在幾輛閃亮的汽車旁邊，是滿臉胡子、邋裡邋遢的馬車夫在含混不清地吆喝着，用鞭子驅趕他們那瘦弱的馬匹。
在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一派沙皇時代的富麗景象展現在無産階級聽衆面前，而在城郊，無人照管的肮髒老人站在朽壞的老房子前，隻能互相依靠着以免跌倒在地。
一切都太老舊、衰頹、鏽迹斑斑，但是一切又都想一蹴而就變得現代、超級現代，變得在技術上有頂尖水平。
正是由于這種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混亂不堪。
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在商店裡，在劇場門前，人們到處都得等待。
一切都管理過度，因而不能真正有效運轉。
應該帶來秩序的新官僚體系，還在享受着批條子和派發許可證的樂趣，一切都在拖延。
那個重要的晚上，本來要在晚上六點鐘開始的，一直拖延到九點半才開始；等到我淩晨三點筋疲力盡地離開大歌劇院時，講話者還在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
每個招待會、每次赴約，歐洲人總是提前一個小時來到。
時間就這樣在手中流過，但是又因為觀望、觀察和讨論顯得滿滿的。
一切都蘊含着一種熱度，它讓人感覺到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俘獲，還會引發出來俄羅斯那種神秘的精神導火索，讓人迸發出無法抑制的快活、感覺和想法。
一個人在這裡會容易情緒激昂，盡管不知道原因何在，也不知道是為了怎樣的目标。
這是周圍環境導緻的結果，也許一種俄羅斯靈魂已經在一個人身上生長出來。
許多事情的确非常了不起。
尤其是聖彼得堡，這座由具有膽識的王侯天才們設計的城市，有着恢宏的布局和宏偉的宮殿。
不過，它同時也是《白夜》中讓人感到壓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w）的彼得堡。
冬宮非常雄偉，令人難忘的是在那裡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農民成群地穿着沉重的鞋子走進從前沙皇的大廳，他們充滿敬畏地将帽子拿在手裡，就如同從前站在聖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