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再度漫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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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時間，1919—1921年，奧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最為艱難的三年，我在薩爾茨堡生活的與世隔絕的狀态中，本來已經放棄了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這種希望。
戰後的崩潰，國外人對德意志人以及用德語寫作的人的憎恨，貨币貶值，這一切所具有的巨大災難，讓人已經想到此生隻能留在自己的家鄉了。
可是，一切都好起來了。
又能吃飽了，又能重新坐在寫字台旁不受打擾地工作了。
沒有發生搶劫，也沒有發生革命。
還活着，還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難道不應該再去嘗試一下年輕時的樂趣，出門去遠方？ 我還沒有考慮到遠途旅行。
可是，意大利就在跟前，隻有八個或者十個小時的車程。
我應該大膽一次走出這步？國境線這邊的奧地利人，可是他們的“頭号敵人”啊，盡管我自己倒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為了不讓自己的老朋友陷入尴尬，難道就應該不友好地避開他們，必須過他們的家門而不入？現在，我要邁出這一步，在某一天的中午，我越過了國境線。
晚上，我到了維羅納（Verona），住進一家旅館。
有人遞給我一張登記表，我在上面填寫了内容。
看門人接過登記表看着，當看到“國籍”一欄寫着“奧地利”時，他大為吃驚。
“您是奧地利人？”他問。
我想，現在他要把我趕出門了。
可是，當我肯定地回答時，他幾乎都高興得歡呼了。
“啊，太好了！終于來了一個！”這是第一句問候，也再次證實了我在戰争期間已經有的感覺：所有那些對仇恨的宣傳和煽動隻能掀起短暫的狂熱，在根本上從來也不能真正觸及歐洲的大衆。
一刻鐘以後，這位誠懇的看門人還特地到我的房間來看一下，是否所有的用品都準備停當。
他盛贊我的意大利語，告别時我們發自内心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
我又見到了大教堂，在畫廊裡遊蕩。
能聽到自己熱愛的意大利語的聲樂，對所有的街道都那麼熟悉，能享受在異地他鄉中找到熟悉感，讓人倍覺舒坦。
在路過時，我看到一個大樓上寫着《晚郵報》字樣。
我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傑塞（G.A.Borgese）是這個編輯部的領導，昔日在他的社交晚會上，我與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曾經度過很多思想激蕩的愉快夜晚。
他是意大利最好、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對年輕人有着特别大的影響。
雖然他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者，也狂熱地熱愛德國哲學，但在大戰期間卻采取了堅決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與墨索裡尼（後來分道揚镳了）肩并肩地主張戰争。
在整個戰争期間，我都因為知道有一位敵對國的老朋友是個軍事幹預主義者而有一種很怪異的感覺。
正因為如此，我更有來見這位“敵人”的願望。
不過，我可不想讓自己被拒之門外。
我給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上面寫上了我的旅館地址。
我還沒走下樓梯時，已經有人從後面追上來，那張充滿生命活力的臉因為興奮而光彩照人：博爾傑塞。
五分鐘以後，我們就交談得内心毫無芥蒂，或許還更加推心置腹。
他也從戰争中得到了教訓，我們從各自的一岸出發，彼此比以往更近了。
到處都是這樣的情況。
在佛羅倫薩，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AlbertStringa）在大街上向我走來，他緊緊地擁抱我，讓我的妻子——當時和我走在一起，卻不認識他——以為這位大胡子的陌生人要謀害我。
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不，比從前更加誠摯。
我松了一口氣：戰争被埋葬了。
戰争過去了。
可是，戰争并沒有過去。
隻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們都在美好的願望中讓自己受到蒙蔽，将自己的個人思想準備與外在世界的思想準備給混淆了。
但是，我們不需要為這一誤判感到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誤判一點也不亞于我們，他們同樣為複蘇的虛假繁榮和心滿意足的慵懶所蒙蔽。
實際上，戰鬥隻是轉移了陣地，從國家之間轉移到社會階層之間。
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場景的見證人，其影響深遠的意義我直到後來才明白。
我們在奧地利的人，當時不太了解意大利的政治，隻是知道由于戰後失望所造成的強烈的社會主義甚至布爾什維主義傾向開始蔓延。
每一面牆上都能看到用墨炭或者粉筆寫下的僵硬字母“列甯萬歲”。
人們恍惚聽說，一個叫墨索裡尼的社會主義領袖在戰争期間與黨脫離，自己另行組織了某個對抗小組。
但是，人們帶着事不關己的無所謂态度來接受這種消息。
這樣的小組有什麼大不了的？每個國家裡都有無數個這樣的小黨派：在波羅的海沿岸，到處都有志願兵團的人在行進，在萊茵蘭、在巴伐利亞都形成了分裂分子小組。
到處都有遊行和政變，幾乎都被鎮壓下去了。
誰也沒有想到，這些“法西斯主義者”——他們不穿加裡波第義勇軍的紅衫，而是全部黑色着裝——會成為未來歐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這一詞彙之于我突然就有了實在的内容。
下午，我從米蘭來到我所熱愛的水上城市。
沒有搬運工，沒有小遊艇。
工人和鐵路員工無所事事地站在那裡，示威性地将雙手放在衣袋裡。
由于帶着兩個相當重的大箱子，我環顧四周尋求幫助，向一位年長的先生打聽，在哪裡可以找到搬運工。
“您來得太不湊巧，”他不無遺憾地回答我說，“不過，我們現在經常有這種日子。
又是一次總罷工。
”我不知道罷工是為了什麼，也沒有繼續問下去。
我們在奧地利已經對此習以為常，社會民主黨太經常使用這種最終讓自己倒黴得最厲害的手段了，根本不去考慮實際效果如何。
我于是吃力地提着箱子繼續走，直到看見一隻小船在小河道裡快速地、偷偷地向我招手，然後讓我和兩個箱子上了他的船。
我們用了半個小時到達了我的旅館，路上遇到若幹人對我的船夫——這個打破罷工規矩的家夥——揮舞拳頭。
我不假思索地按照老習慣去了聖馬可廣場。
那裡冷清得讓人吃驚。
大多數商店的防護窗都放下了，沒有人坐在咖啡館裡，隻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地站在拱廊下面，好像在等待着什麼特别之事的發生。
我和他們一起等。
然後，這樣的場景就突然出現了。
從旁邊的一條小巷裡邁步走出來，或者可以說原本是以急匆匆的腳步跑出來一組年輕人，非常整齊，用練習過的節奏唱一首歌，歌詞的内容我不知道——後來我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
他們揮舞着棍子，以疾跑的步子向人數超過他們百倍的人群沖過去，讓這些受攻擊者來不及反抗。
這個有組織的小團夥的确大膽而且快速地沖擊人群，等對方意識到這是一種挑釁時，已經沒有辦法抓到這些人了。
這些受到沖擊的人現在生氣地湊在一起，攥起拳頭，但是太晚了，他們已經追不上那個小小的沖鋒組了。
眼見為實的印象總是更有說服力。
我第一次知道，那個傳說中的，我還不知道的法西斯主義是真實存在的，領導極為有方，它是下定決心要讓那些無畏的年輕人成為自己的狂熱信徒。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能認同佛羅倫薩和羅馬那些年紀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聳肩膀，稱這些年輕人為“雇傭來的匪幫”，嘲諷他們為“魔鬼的兄弟”。
我出于好奇買了幾期《意大利人民報》
戰後的崩潰，國外人對德意志人以及用德語寫作的人的憎恨，貨币貶值，這一切所具有的巨大災難，讓人已經想到此生隻能留在自己的家鄉了。
可是，一切都好起來了。
又能吃飽了，又能重新坐在寫字台旁不受打擾地工作了。
沒有發生搶劫，也沒有發生革命。
還活着，還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難道不應該再去嘗試一下年輕時的樂趣，出門去遠方？ 我還沒有考慮到遠途旅行。
可是，意大利就在跟前，隻有八個或者十個小時的車程。
我應該大膽一次走出這步？國境線這邊的奧地利人，可是他們的“頭号敵人”啊，盡管我自己倒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為了不讓自己的老朋友陷入尴尬，難道就應該不友好地避開他們，必須過他們的家門而不入？現在，我要邁出這一步，在某一天的中午，我越過了國境線。
晚上，我到了維羅納（Verona），住進一家旅館。
有人遞給我一張登記表，我在上面填寫了内容。
看門人接過登記表看着，當看到“國籍”一欄寫着“奧地利”時，他大為吃驚。
“您是奧地利人？”他問。
我想，現在他要把我趕出門了。
可是，當我肯定地回答時，他幾乎都高興得歡呼了。
“啊，太好了！終于來了一個！”這是第一句問候，也再次證實了我在戰争期間已經有的感覺：所有那些對仇恨的宣傳和煽動隻能掀起短暫的狂熱，在根本上從來也不能真正觸及歐洲的大衆。
一刻鐘以後，這位誠懇的看門人還特地到我的房間來看一下，是否所有的用品都準備停當。
他盛贊我的意大利語，告别時我們發自内心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
我又見到了大教堂，在畫廊裡遊蕩。
能聽到自己熱愛的意大利語的聲樂，對所有的街道都那麼熟悉，能享受在異地他鄉中找到熟悉感，讓人倍覺舒坦。
在路過時，我看到一個大樓上寫着《晚郵報》字樣。
我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傑塞（G.A.Borgese）是這個編輯部的領導，昔日在他的社交晚會上，我與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曾經度過很多思想激蕩的愉快夜晚。
他是意大利最好、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對年輕人有着特别大的影響。
雖然他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者，也狂熱地熱愛德國哲學，但在大戰期間卻采取了堅決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與墨索裡尼（後來分道揚镳了）肩并肩地主張戰争。
在整個戰争期間，我都因為知道有一位敵對國的老朋友是個軍事幹預主義者而有一種很怪異的感覺。
正因為如此，我更有來見這位“敵人”的願望。
不過，我可不想讓自己被拒之門外。
我給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上面寫上了我的旅館地址。
我還沒走下樓梯時，已經有人從後面追上來，那張充滿生命活力的臉因為興奮而光彩照人：博爾傑塞。
五分鐘以後，我們就交談得内心毫無芥蒂，或許還更加推心置腹。
他也從戰争中得到了教訓，我們從各自的一岸出發，彼此比以往更近了。
到處都是這樣的情況。
在佛羅倫薩，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AlbertStringa）在大街上向我走來，他緊緊地擁抱我，讓我的妻子——當時和我走在一起，卻不認識他——以為這位大胡子的陌生人要謀害我。
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不，比從前更加誠摯。
我松了一口氣：戰争被埋葬了。
戰争過去了。
可是，戰争并沒有過去。
隻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們都在美好的願望中讓自己受到蒙蔽，将自己的個人思想準備與外在世界的思想準備給混淆了。
但是，我們不需要為這一誤判感到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誤判一點也不亞于我們，他們同樣為複蘇的虛假繁榮和心滿意足的慵懶所蒙蔽。
實際上，戰鬥隻是轉移了陣地，從國家之間轉移到社會階層之間。
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場景的見證人，其影響深遠的意義我直到後來才明白。
我們在奧地利的人，當時不太了解意大利的政治，隻是知道由于戰後失望所造成的強烈的社會主義甚至布爾什維主義傾向開始蔓延。
每一面牆上都能看到用墨炭或者粉筆寫下的僵硬字母“列甯萬歲”。
人們恍惚聽說，一個叫墨索裡尼的社會主義領袖在戰争期間與黨脫離，自己另行組織了某個對抗小組。
但是，人們帶着事不關己的無所謂态度來接受這種消息。
這樣的小組有什麼大不了的？每個國家裡都有無數個這樣的小黨派：在波羅的海沿岸，到處都有志願兵團的人在行進，在萊茵蘭、在巴伐利亞都形成了分裂分子小組。
到處都有遊行和政變，幾乎都被鎮壓下去了。
誰也沒有想到，這些“法西斯主義者”——他們不穿加裡波第義勇軍的紅衫，而是全部黑色着裝——會成為未來歐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這一詞彙之于我突然就有了實在的内容。
下午，我從米蘭來到我所熱愛的水上城市。
沒有搬運工，沒有小遊艇。
工人和鐵路員工無所事事地站在那裡，示威性地将雙手放在衣袋裡。
由于帶着兩個相當重的大箱子，我環顧四周尋求幫助，向一位年長的先生打聽，在哪裡可以找到搬運工。
“您來得太不湊巧，”他不無遺憾地回答我說，“不過，我們現在經常有這種日子。
又是一次總罷工。
”我不知道罷工是為了什麼，也沒有繼續問下去。
我們在奧地利已經對此習以為常，社會民主黨太經常使用這種最終讓自己倒黴得最厲害的手段了，根本不去考慮實際效果如何。
我于是吃力地提着箱子繼續走，直到看見一隻小船在小河道裡快速地、偷偷地向我招手，然後讓我和兩個箱子上了他的船。
我們用了半個小時到達了我的旅館，路上遇到若幹人對我的船夫——這個打破罷工規矩的家夥——揮舞拳頭。
我不假思索地按照老習慣去了聖馬可廣場。
那裡冷清得讓人吃驚。
大多數商店的防護窗都放下了，沒有人坐在咖啡館裡，隻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地站在拱廊下面，好像在等待着什麼特别之事的發生。
我和他們一起等。
然後，這樣的場景就突然出現了。
從旁邊的一條小巷裡邁步走出來，或者可以說原本是以急匆匆的腳步跑出來一組年輕人，非常整齊，用練習過的節奏唱一首歌，歌詞的内容我不知道——後來我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
他們揮舞着棍子，以疾跑的步子向人數超過他們百倍的人群沖過去，讓這些受攻擊者來不及反抗。
這個有組織的小團夥的确大膽而且快速地沖擊人群，等對方意識到這是一種挑釁時，已經沒有辦法抓到這些人了。
這些受到沖擊的人現在生氣地湊在一起，攥起拳頭，但是太晚了，他們已經追不上那個小小的沖鋒組了。
眼見為實的印象總是更有說服力。
我第一次知道，那個傳說中的，我還不知道的法西斯主義是真實存在的，領導極為有方，它是下定決心要讓那些無畏的年輕人成為自己的狂熱信徒。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能認同佛羅倫薩和羅馬那些年紀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聳肩膀，稱這些年輕人為“雇傭來的匪幫”，嘲諷他們為“魔鬼的兄弟”。
我出于好奇買了幾期《意大利人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