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重返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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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從邏輯的角度看，在德國和奧地利繳械以後，我能做的最愚不可及的事情便是回到奧地利，回到那個從前的皇權帝國，現在隻是歐洲地圖上一塊尚未确定的、毫無生氣的灰影子。
捷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都讓他們自己的地盤分出去了；現在所剩下的是，隻是一個殘軀，所有的動脈都在流淌着鮮血。
那些被強制性地稱為“德意志——奧地利人”的六七百萬人口中，其中的兩百萬饑寒交迫地擁擠在首都維也納。
那些曾經讓這個國家變得富裕的工廠，現在都在外國；火車現在也變成了可憐的短短的列車；國家銀行裡的黃金被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巨額戰争貸款。
邊境線還沒有劃定，因為和平會議幾乎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召開，誰承擔哪些責任還沒有确定下來。
沒有面粉、沒有面包、沒有煤、沒有煤油。
一場革命看來将會不可避免，不然的話，就得有個化解災難的辦法。
從各種現實的角度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制造出來的國家是無法獨自生存下去的，社會主義黨、教會力量的政黨、民族主義的政黨，所有的政黨在這個問題上異口同聲，都根本不想獨立。
據我所知，這是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麼糾結的情形：一個國家被強迫獨立，而這個國家自身卻拒絕這種獨立。
奧地利希望要麼跟過去的鄰國再度統一起來，要麼與同宗的德國統一，無論如何不要以這種殘缺的方式過最屈辱的乞丐式生活。
那些鄰國卻不願意繼續與奧地利保持經濟上的同盟關系，部分原因是他們覺得奧地利太窮了，部分原因是他們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卷土重來。
另外一方面，歸并到德國是被協約國所禁止的，為的是不要增強戰敗國德國的力量。
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明确條文：德意志人的奧地利共和國必須繼續存在下去。
這是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個不想存在的國家被命令道：“你必須留在這兒，存在下去！” 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我在最糟糕的時刻自願重新回到那個我曾經離開的國家，今天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我們戰前那一代人，不管怎樣還是在一種非常強的責任感中成長起來的。
人們認為，越是在最堅苦卓絕的時刻，越應該回到自己家庭所屬于的那個地方。
反正，我覺得為了自己的安逸而避開那裡正在發生的悲劇性情況，是一種怯懦。
我，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責任必須用自己的詞語來幫助人們戰勝失敗。
我感覺自己在戰争期間是多餘的，而在戰敗之後好像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因為我對戰争拖延的抵制，在人們當中，尤其是青年當中，赢得了一些道德上的聲望。
就算我百無一用，至少還有一個意義：那就是一同去經受早就預言到的、無所不在的苦難。
當時返回奧地利的行程準備差不多同去北極探險一樣。
必須穿得暖和，要準備好毛衣毛褲，因為誰都知道國境線那邊沒有煤可燒，而冬天已經站在門前；必須得換好鞋底，因為在那邊隻有木頭鞋底；在瑞士方面允許的額度内要盡量帶上食物儲備和巧克力，以保證在拿到面包票和肉票前不至于挨餓；要去給行李辦保險，保險額要盡量高，因為大部分行李車都會遭到搶劫，而任何一雙鞋、一件衣服都不是可有可無的。
隻有在我十年以後去俄國旅行時，才再一次做了類似的準備。
在邊境站布克斯（Buchs），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我帶着強大幸福感進入這個國家的那個地方，我還有那麼一刻的猶豫不定，問自己在這最後的一刻是否還是轉身回去。
我感覺，這會是影響我一生的決定。
我還是選擇走向那個更沉重、更艱難的生活。
我又上了火車。
當我一年前到達時，我在瑞士的邊境站布克斯站經曆了令人激動的一分鐘；現在在我返程時，在奧地利這邊的邊境站費爾德基爾希（Feldkirch）也有了與之相比毫不遜色的難忘一分鐘。
在下車時我已經感覺到邊境官員和警察身上那種明顯的不安。
他們并不太注意我們，邊境檢查十分草率，好像他們在等待更重要的事情。
終于有鐘聲敲響，宣告一輛來自奧地利方向的列車快要進站。
車站上的警察馬上各就各位，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從木闆屋裡出來，他們的太太們似乎事先也被知會過，都擠在站台上。
在等候的人群當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太太帶着她的兩個女兒，看她的儀态和服飾我猜想她是一位貴族。
她明顯非常激動，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眼睛。
列車徐徐地，幾乎可以說帶着王者風範駛進來。
是一種特殊類别的列車，不是那種已經用舊的，日曬雨淋褪了色的普通旅客列車，而是黑色的寬大車廂，一輛專車。
車頭停住了。
在等待的人群中，能感覺到有一種激動情緒在出現。
我始終還是不明白為什麼。
這時我通過車廂的反光車窗看到高高站立的卡爾皇帝，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還有他那身穿黑衣的夫人齊塔皇後。
我吓癱了：奧地利的皇帝，統治了七百多年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繼承人，要離開他的國家！盡管他拒絕宣告正式退位，奧地利共和國還是允許他離開，也許是他強迫共和國不得不這樣做。
此刻，這位身材高大、面容嚴肅的人站在車窗旁，最後看一眼自己國家的山巒、房屋和人群。
這是我所經曆的一個曆史性時刻：對于一位在帝國傳統中長大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雙重的震驚：在小學裡唱的第一支歌是皇帝之歌，以後在部隊服役時又宣誓對這個男人，這位身着便裝，一臉嚴肅和沉思的男人“在陸地、水域和領空唯命是從”。
我曾經無數次見過老皇帝，當時那些重大節慶典禮上所展示的豪華，在如今早已經成為傳奇。
我看見過他站在美泉宮的台階上，在他的家人和身着嶄新制服的将軍們環繞之下，接受站列在草地上的八萬名維也納兒童的歡呼，他們用稚嫩的童聲唱起海頓創作的大合唱《上帝護佑》，令人為之動容。
我曾經在宮廷舞會上看到過他，在話劇專場演出上看到過他穿着光燦燦的制服，看到過他又戴着一頂綠色的施蒂裡亞人帽子去伊施爾（Ischl）打獵，看到過他低着頭虔誠地在“聖體節”的行列中走向斯特凡大教堂，在那個霧蒙蒙的、潮濕的冬天，我看到了那靈車：在戰争進行當中，這位耄耋老者被安葬到皇室墓地，在那裡得到他永久的安甯。
對我們來說，“皇帝”這個詞曾經是一切權力、一切财富的彙總概念，是奧地利長治久安的象征：從孩童時代起，人們就學會了在說出這兩個音節時要帶着敬畏。
現在，我看到了他的繼承人，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作為被驅逐者離開這個國家。
哈布斯堡家族的光榮序列，一個又一個世紀帝國的權杖和皇冠世襲罔替，就在這一分鐘裡終結了。
在這悲哀的景象中，我們周圍所有人都感覺到曆史，世界的曆史。
憲兵、警察和士兵顯得有些尴尬，他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一旁，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還可以像從前那樣采取老式的敬禮儀式。
女人們都不敢真正擡起目光，沒有人說話。
突然人們聽到那位一身黑衣的老婦人在輕聲啜泣，誰知道她是從多遠的地方趕來，為了還能再看上一眼“她的”皇帝。
終于，火車司機給出了信号。
大家都不禁吓了一跳：不可逆轉的時刻開始了。
機車猛地一沖，好像它也必須對自己使用暴力，才能讓自己行進。
火車緩緩地遠去。
鐵路員工滿懷敬意地目送它。
然後，他們帶着某種尴尬——那是人們在送葬時可以觀察到的表情——再回到他們的小工作室。
在這個時刻，那個延續了幾乎一千年的皇朝才真正結束了。
我知道，我要回到的是另外一個奧地利，另外一個世界。
那輛列車一在遠處消失，我們就被要求從漂亮整潔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裡。
隻要一進到奧地利車廂，人們就已經提前知道在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
幫旅客找座位的列車員，走起路來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面帶饑色，衣衫已經半是褴褛，有
捷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都讓他們自己的地盤分出去了；現在所剩下的是，隻是一個殘軀，所有的動脈都在流淌着鮮血。
那些被強制性地稱為“德意志——奧地利人”的六七百萬人口中，其中的兩百萬饑寒交迫地擁擠在首都維也納。
那些曾經讓這個國家變得富裕的工廠，現在都在外國；火車現在也變成了可憐的短短的列車；國家銀行裡的黃金被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巨額戰争貸款。
邊境線還沒有劃定，因為和平會議幾乎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召開，誰承擔哪些責任還沒有确定下來。
沒有面粉、沒有面包、沒有煤、沒有煤油。
一場革命看來将會不可避免，不然的話，就得有個化解災難的辦法。
從各種現實的角度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制造出來的國家是無法獨自生存下去的，社會主義黨、教會力量的政黨、民族主義的政黨，所有的政黨在這個問題上異口同聲，都根本不想獨立。
據我所知，這是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麼糾結的情形：一個國家被強迫獨立，而這個國家自身卻拒絕這種獨立。
奧地利希望要麼跟過去的鄰國再度統一起來，要麼與同宗的德國統一，無論如何不要以這種殘缺的方式過最屈辱的乞丐式生活。
那些鄰國卻不願意繼續與奧地利保持經濟上的同盟關系，部分原因是他們覺得奧地利太窮了，部分原因是他們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卷土重來。
另外一方面，歸并到德國是被協約國所禁止的，為的是不要增強戰敗國德國的力量。
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明确條文：德意志人的奧地利共和國必須繼續存在下去。
這是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個不想存在的國家被命令道：“你必須留在這兒，存在下去！” 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我在最糟糕的時刻自願重新回到那個我曾經離開的國家，今天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我們戰前那一代人，不管怎樣還是在一種非常強的責任感中成長起來的。
人們認為，越是在最堅苦卓絕的時刻，越應該回到自己家庭所屬于的那個地方。
反正，我覺得為了自己的安逸而避開那裡正在發生的悲劇性情況，是一種怯懦。
我，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責任必須用自己的詞語來幫助人們戰勝失敗。
我感覺自己在戰争期間是多餘的，而在戰敗之後好像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因為我對戰争拖延的抵制，在人們當中，尤其是青年當中，赢得了一些道德上的聲望。
就算我百無一用，至少還有一個意義：那就是一同去經受早就預言到的、無所不在的苦難。
當時返回奧地利的行程準備差不多同去北極探險一樣。
必須穿得暖和，要準備好毛衣毛褲，因為誰都知道國境線那邊沒有煤可燒，而冬天已經站在門前；必須得換好鞋底，因為在那邊隻有木頭鞋底；在瑞士方面允許的額度内要盡量帶上食物儲備和巧克力，以保證在拿到面包票和肉票前不至于挨餓；要去給行李辦保險，保險額要盡量高，因為大部分行李車都會遭到搶劫，而任何一雙鞋、一件衣服都不是可有可無的。
隻有在我十年以後去俄國旅行時，才再一次做了類似的準備。
在邊境站布克斯（Buchs），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我帶着強大幸福感進入這個國家的那個地方，我還有那麼一刻的猶豫不定，問自己在這最後的一刻是否還是轉身回去。
我感覺，這會是影響我一生的決定。
我還是選擇走向那個更沉重、更艱難的生活。
我又上了火車。
當我一年前到達時，我在瑞士的邊境站布克斯站經曆了令人激動的一分鐘；現在在我返程時，在奧地利這邊的邊境站費爾德基爾希（Feldkirch）也有了與之相比毫不遜色的難忘一分鐘。
在下車時我已經感覺到邊境官員和警察身上那種明顯的不安。
他們并不太注意我們，邊境檢查十分草率，好像他們在等待更重要的事情。
終于有鐘聲敲響，宣告一輛來自奧地利方向的列車快要進站。
車站上的警察馬上各就各位，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從木闆屋裡出來，他們的太太們似乎事先也被知會過，都擠在站台上。
在等候的人群當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太太帶着她的兩個女兒，看她的儀态和服飾我猜想她是一位貴族。
她明顯非常激動，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眼睛。
列車徐徐地，幾乎可以說帶着王者風範駛進來。
是一種特殊類别的列車，不是那種已經用舊的，日曬雨淋褪了色的普通旅客列車，而是黑色的寬大車廂，一輛專車。
車頭停住了。
在等待的人群中，能感覺到有一種激動情緒在出現。
我始終還是不明白為什麼。
這時我通過車廂的反光車窗看到高高站立的卡爾皇帝，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還有他那身穿黑衣的夫人齊塔皇後。
我吓癱了：奧地利的皇帝，統治了七百多年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繼承人，要離開他的國家！盡管他拒絕宣告正式退位，奧地利共和國還是允許他離開，也許是他強迫共和國不得不這樣做。
此刻，這位身材高大、面容嚴肅的人站在車窗旁，最後看一眼自己國家的山巒、房屋和人群。
這是我所經曆的一個曆史性時刻：對于一位在帝國傳統中長大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雙重的震驚：在小學裡唱的第一支歌是皇帝之歌，以後在部隊服役時又宣誓對這個男人，這位身着便裝，一臉嚴肅和沉思的男人“在陸地、水域和領空唯命是從”。
我曾經無數次見過老皇帝，當時那些重大節慶典禮上所展示的豪華，在如今早已經成為傳奇。
我看見過他站在美泉宮的台階上，在他的家人和身着嶄新制服的将軍們環繞之下，接受站列在草地上的八萬名維也納兒童的歡呼，他們用稚嫩的童聲唱起海頓創作的大合唱《上帝護佑》，令人為之動容。
我曾經在宮廷舞會上看到過他，在話劇專場演出上看到過他穿着光燦燦的制服，看到過他又戴着一頂綠色的施蒂裡亞人帽子去伊施爾（Ischl）打獵，看到過他低着頭虔誠地在“聖體節”的行列中走向斯特凡大教堂，在那個霧蒙蒙的、潮濕的冬天，我看到了那靈車：在戰争進行當中，這位耄耋老者被安葬到皇室墓地，在那裡得到他永久的安甯。
對我們來說，“皇帝”這個詞曾經是一切權力、一切财富的彙總概念，是奧地利長治久安的象征：從孩童時代起，人們就學會了在說出這兩個音節時要帶着敬畏。
現在，我看到了他的繼承人，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作為被驅逐者離開這個國家。
哈布斯堡家族的光榮序列，一個又一個世紀帝國的權杖和皇冠世襲罔替，就在這一分鐘裡終結了。
在這悲哀的景象中，我們周圍所有人都感覺到曆史，世界的曆史。
憲兵、警察和士兵顯得有些尴尬，他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一旁，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還可以像從前那樣采取老式的敬禮儀式。
女人們都不敢真正擡起目光，沒有人說話。
突然人們聽到那位一身黑衣的老婦人在輕聲啜泣，誰知道她是從多遠的地方趕來，為了還能再看上一眼“她的”皇帝。
終于，火車司機給出了信号。
大家都不禁吓了一跳：不可逆轉的時刻開始了。
機車猛地一沖，好像它也必須對自己使用暴力，才能讓自己行進。
火車緩緩地遠去。
鐵路員工滿懷敬意地目送它。
然後，他們帶着某種尴尬——那是人們在送葬時可以觀察到的表情——再回到他們的小工作室。
在這個時刻，那個延續了幾乎一千年的皇朝才真正結束了。
我知道，我要回到的是另外一個奧地利，另外一個世界。
那輛列車一在遠處消失，我們就被要求從漂亮整潔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裡。
隻要一進到奧地利車廂，人們就已經提前知道在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
幫旅客找座位的列車員，走起路來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面帶饑色，衣衫已經半是褴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