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歐洲的心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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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悲劇作品《耶利米》在1917年複活節時以書的形式出版時，我經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情形。
我在寫作這部作品時，内心深處有與這個時代最為強烈的抵制，因而也必須得期待着它會遭到嚴酷的抵制。
但是，實際的情形正好相反。
兩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對于劇本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公開褒揚這個劇作的人，不光有羅曼·羅蘭這樣的朋友，也有那些先前站在另外一面的人，如拉特瑙和戴默爾。
劇院的院長們——我根本沒有将書寄給他們，因為反正在戰争期間不可能上演——主動給我寫信，請求我給他們保留在和平時期首演此劇的權利。
甚至那些主張戰争的對立者，也顯示出了禮貌和尊重。
我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這一點。
到底發生了什麼？無非是戰争已經持續了兩年半，時間帶來了殘忍的清醒。
經過戰場上可怕的喋血，對戰争的狂熱高燒開始降溫。
人們現在用更為冷靜、更為堅硬的目光去直視戰争的面孔，與充滿興奮之情的最初幾個月完全不同。
那種同仇敵忾的感覺開始松動，因為人們看不到一絲一毫所謂的“道德精神上的淨化”，這是哲學家和詩人、作家曾經大肆标榜的。
一道深深的裂縫出現在這個民族當中，這個國家一下子成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前方是士兵，他們在打仗，在經受着最為殘忍的困苦；後方是留在家裡的那些人，他們繼續無憂無慮地生活，去劇院裡看歌舞升平，甚至還乘人之難而斂财。
前方和後方形成的反差越來越分明。
經由官廳的大門，在不同的面具之下形成了一個關系網絡。
人們知道，有了金錢和得力的關系，就可以得到獲利豐厚的物品；與此同時，那些已經瀕于斃命的農民或者工人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驅趕到戰壕裡去。
隻要有可能，每個人都在無所顧忌地為自己謀利益。
由于那些無恥的倒賣，生活必需品變得一天貴于一天，食品變得越來越少。
在大衆悲苦這慘霧萦繞的沼澤地之上，發戰争财者那令人炫目的奢侈仿佛閃爍不定的“鬼火”一般。
在民衆當中，開始出現深深的不滿：不再相信貨币，其貶值越來越厲害；不相信将軍、軍官和外交官；對政府和總參謀部發布的任何一項公告都不相信，不相信報紙和新聞，不相信戰争本身及其必要性。
并非我的那部劇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學上的成就，讓它獲得了這意外的成功。
我隻是說出了别人不敢公開說出來的話：對戰争的痛恨，對勝利的不信任。
然而，在舞台上以活的語言将這種氣氛表達出來，似乎是不可能的。
演出肯定會遭到抗議的，于是我必須得放棄在戰争期間看到反對戰争的詩劇能夠首演。
這時，我突然收到蘇黎世城市話劇院院長的一封信，他想馬上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請我去參加首演。
我竟然都忘記了，還有那麼一小塊無比珍貴的講德語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如此——還得到了可以置身事外的上帝恩賜，一個民主國家，在那裡言論仍然自由，思想還沒有成為一潭渾水。
我當然馬上就同意了。
我的同意當然也隻能是原則上的，因為前提是我能獲得許可，被允許離開我的工作崗位和本國一段時間。
幸運的是，當時每個參戰國都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處”的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根本就沒有設立這個部門。
我覺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氛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各國首腦、皇帝、國王還都是在仁愛的傳統中長大的，他們在無意識當中還因為戰争感到羞愧。
他們一個接一個反駁别人對他們的“軍事主義”的指責，說這是卑鄙的诽謗。
相反，他們要争相去表示、去證明、去解釋、去展現自己的國家是“文明國”。
在1914年，他們在世界面前要裝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樣子，他們會鄙視和排斥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生存空間”這樣的口号，他們最迫切期待的莫過于被認可本國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貢獻。
在所有中立國，到處都是各種藝術演出，令人眼花缭亂。
德國派出由具有世界性聲譽的著名指揮家帶領的交響樂團去瑞士、荷蘭、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了它的愛樂樂團。
甚至詩人、作家和學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讓他們去表彰軍事行動，或者去贊美兼并的趨勢，而僅僅是通過他們的詩句和作品來證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蠻人”，他們不光能生産燃燒彈或者優質的毒氣，也産出為歐洲所認可的完美價值。
我還要再強調一下，在1914—1918年，“世界的良心”還是一種被各國争奪的力量：在戰争中，一個國家在藝術創造上、道德上的因素還代表着一種被看作有深遠影響的力量；國家還在努力争得人們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國那樣，隻用恐怖将人們打翻在地。
因此，以參加本人戲劇作品在瑞士首演為理由提出請假申請，獲得批準的可能性很大。
唯一可以設想的障礙便是，這是一出反對戰争的戲劇。
在這場戲裡，一位奧地利人——哪怕那隻是一種象征性的形式——預期戰争會失敗。
我去找了“文化宣傳處”的負責人，向他陳述了我的願望。
讓我大為吃驚的是，他馬上答應我的一切計劃，以這個有點兒異乎尋常的理由：“謝天謝地，您從來也不屬于那些愚蠢地叫嚣戰争的人。
好吧，您在外邊做一切可能的事情，讓這個事早晚有個盡頭。
”四天以後，我獲得了休假批準，還有一份可以去外國的護照。
在戰争期間聽到奧地利政府一個部裡的最高級别官員這麼自由地談話，這還是讓我吃驚不小。
不過，我不熟悉政治的秘密進程，沒有預感到，在1917年新皇帝卡爾即位以後，政府的最高層已經有了些輕微動作，要擺脫德國軍隊的專制：它根本不顧及奧地利人的内心意願，繼續拖着奧地利加入它野蠻的兼并主義拔河賽。
在我們的總參謀部裡，人們痛恨魯登道夫那種殘忍的控制；在外交部裡，他們絕望而徒然地反對無限制潛艇戰，那肯定會把美國變成我們的敵人；甚至在普通人那裡，他們也在小聲地抱怨“普魯士人的飛揚跋扈”。
所有這些表達，首先都隻是以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以及似乎是無意之間的評論來流露出來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還能了解得更多，意想不到地比其他人更近地接觸到那時的一個大政治秘密。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赴瑞士途中，在薩爾斯堡停留了兩天。
我在那裡買了一座房子，打算戰争之後在那裡安居下來。
在這座城市，有一小群嚴格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兩位曾經在戰争之後擔任了總理，在奧地利曆史上擔任過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角色：他們是海因裡希·拉馬施（HeinrichLammasch）和伊格納茨·賽佩爾（IgnazSeipel）。
前者是當時最傑出的法學家之一，曾經擔任海牙會議的主席團成員；後者，伊格納茨·賽佩爾，是一位幾乎可以說具有不可思議才智的天主教神父。
在奧地利王朝瓦解之後，他被任命領導小小的奧地利，他在這一任職上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幹。
他們二人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充滿激情的老派奧地利人。
作為這樣的人，他們發自内心最深處反對德意志的、普魯士的、新教的軍國主義，他們覺得它與奧地利的傳統理念以及天主教的使命無法相容。
我的詩劇《耶利米》在這個宗教信奉者——和平主義者的圈子裡得到了最強烈的愛戴，宮廷顧問拉馬施——賽佩爾當時正旅行在外——邀請我在薩爾茨堡去訪問他。
這位舉足輕重的老學者非常誠摯地談到我的書：它體現了我們奧地利人那種友善相處的理念，他熱切地希望，這本書會在文學以外的範圍内發揮影響。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如此信任我這位此前未曾謀面的人，帶着一種能見證其内心勇敢的坦誠來說出一個秘密：我們奧地利正處在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上。
自從俄國實行軍事停火以後，無論對德國——隻要它不再釋放其侵略性的意圖——還是對奧地利，都沒有妨礙締結和平的真正障礙了，這個時刻我們絕不應該錯過。
如果那些德國佬不願意進行談判，那麼奧地利就必須接手戰争指揮并獨立行事。
他向我表示，年輕的卡爾皇帝已經答應幫助實現這一意圖。
也許下一步，就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政治決策所帶來的效果。
現在的一切都取決于奧地利是否有足夠的能量達成一種互諒性的和平，而不是德國軍方根本不顧繼續犧牲而要求的“勝利者和平”。
在緊急情況下，必須采取斷然措施：在被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拽進災難深淵之前，及時脫離與德國的聯盟。
“誰也不能指責我們背信棄義”，他堅定而決絕地說：“我們已經死去一百萬人。
我們已經犧牲得夠多，我們做得夠多了！現在不要再犧牲生命，一個生命也不要再為德國的世界霸權所犧牲！” 我屏住呼吸，站在那裡。
這些我們都默默地想過無數次，但是沒有誰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說出這句“我們要及時與德國的吞并政策擺脫幹系”的話，因為這意味着對戰争盟友的“背叛”。
可是在這裡，這些話卻由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奧地利為皇帝所信賴倚重，在國外因為他在海牙的作為而受到高度尊重——如此平靜而堅決地在我這位幾乎可以說還是一位陌生人的面前說出來。
我馬上就感覺到，奧地利想與德國切割的單方行動計劃不是尚在準備階段，而是已經付諸實施了。
以單獨媾和談判為威脅來迫使德國同意做出讓步，或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實施這一威脅，這種想法是非常大膽的。
曆史可以作證，這是當時可以拯救帝國、拯救皇室也就是拯救歐洲的唯一的、最後的可能。
可惜，在計劃的實施上缺少了原初計
我在寫作這部作品時，内心深處有與這個時代最為強烈的抵制，因而也必須得期待着它會遭到嚴酷的抵制。
但是，實際的情形正好相反。
兩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對于劇本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公開褒揚這個劇作的人，不光有羅曼·羅蘭這樣的朋友，也有那些先前站在另外一面的人，如拉特瑙和戴默爾。
劇院的院長們——我根本沒有将書寄給他們，因為反正在戰争期間不可能上演——主動給我寫信，請求我給他們保留在和平時期首演此劇的權利。
甚至那些主張戰争的對立者，也顯示出了禮貌和尊重。
我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這一點。
到底發生了什麼？無非是戰争已經持續了兩年半，時間帶來了殘忍的清醒。
經過戰場上可怕的喋血，對戰争的狂熱高燒開始降溫。
人們現在用更為冷靜、更為堅硬的目光去直視戰争的面孔，與充滿興奮之情的最初幾個月完全不同。
那種同仇敵忾的感覺開始松動，因為人們看不到一絲一毫所謂的“道德精神上的淨化”，這是哲學家和詩人、作家曾經大肆标榜的。
一道深深的裂縫出現在這個民族當中，這個國家一下子成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前方是士兵，他們在打仗，在經受着最為殘忍的困苦；後方是留在家裡的那些人，他們繼續無憂無慮地生活，去劇院裡看歌舞升平，甚至還乘人之難而斂财。
前方和後方形成的反差越來越分明。
經由官廳的大門，在不同的面具之下形成了一個關系網絡。
人們知道，有了金錢和得力的關系，就可以得到獲利豐厚的物品；與此同時，那些已經瀕于斃命的農民或者工人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驅趕到戰壕裡去。
隻要有可能，每個人都在無所顧忌地為自己謀利益。
由于那些無恥的倒賣，生活必需品變得一天貴于一天，食品變得越來越少。
在大衆悲苦這慘霧萦繞的沼澤地之上，發戰争财者那令人炫目的奢侈仿佛閃爍不定的“鬼火”一般。
在民衆當中，開始出現深深的不滿：不再相信貨币，其貶值越來越厲害；不相信将軍、軍官和外交官；對政府和總參謀部發布的任何一項公告都不相信，不相信報紙和新聞，不相信戰争本身及其必要性。
并非我的那部劇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學上的成就，讓它獲得了這意外的成功。
我隻是說出了别人不敢公開說出來的話：對戰争的痛恨，對勝利的不信任。
然而，在舞台上以活的語言将這種氣氛表達出來，似乎是不可能的。
演出肯定會遭到抗議的，于是我必須得放棄在戰争期間看到反對戰争的詩劇能夠首演。
這時，我突然收到蘇黎世城市話劇院院長的一封信，他想馬上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請我去參加首演。
我竟然都忘記了，還有那麼一小塊無比珍貴的講德語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如此——還得到了可以置身事外的上帝恩賜，一個民主國家，在那裡言論仍然自由，思想還沒有成為一潭渾水。
我當然馬上就同意了。
我的同意當然也隻能是原則上的，因為前提是我能獲得許可，被允許離開我的工作崗位和本國一段時間。
幸運的是，當時每個參戰國都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處”的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根本就沒有設立這個部門。
我覺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氛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各國首腦、皇帝、國王還都是在仁愛的傳統中長大的，他們在無意識當中還因為戰争感到羞愧。
他們一個接一個反駁别人對他們的“軍事主義”的指責，說這是卑鄙的诽謗。
相反，他們要争相去表示、去證明、去解釋、去展現自己的國家是“文明國”。
在1914年，他們在世界面前要裝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樣子，他們會鄙視和排斥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生存空間”這樣的口号，他們最迫切期待的莫過于被認可本國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貢獻。
在所有中立國，到處都是各種藝術演出，令人眼花缭亂。
德國派出由具有世界性聲譽的著名指揮家帶領的交響樂團去瑞士、荷蘭、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了它的愛樂樂團。
甚至詩人、作家和學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讓他們去表彰軍事行動，或者去贊美兼并的趨勢，而僅僅是通過他們的詩句和作品來證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蠻人”，他們不光能生産燃燒彈或者優質的毒氣，也産出為歐洲所認可的完美價值。
我還要再強調一下，在1914—1918年，“世界的良心”還是一種被各國争奪的力量：在戰争中，一個國家在藝術創造上、道德上的因素還代表着一種被看作有深遠影響的力量；國家還在努力争得人們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國那樣，隻用恐怖将人們打翻在地。
因此，以參加本人戲劇作品在瑞士首演為理由提出請假申請，獲得批準的可能性很大。
唯一可以設想的障礙便是，這是一出反對戰争的戲劇。
在這場戲裡，一位奧地利人——哪怕那隻是一種象征性的形式——預期戰争會失敗。
我去找了“文化宣傳處”的負責人，向他陳述了我的願望。
讓我大為吃驚的是，他馬上答應我的一切計劃，以這個有點兒異乎尋常的理由：“謝天謝地，您從來也不屬于那些愚蠢地叫嚣戰争的人。
好吧，您在外邊做一切可能的事情，讓這個事早晚有個盡頭。
”四天以後，我獲得了休假批準，還有一份可以去外國的護照。
在戰争期間聽到奧地利政府一個部裡的最高級别官員這麼自由地談話，這還是讓我吃驚不小。
不過，我不熟悉政治的秘密進程，沒有預感到，在1917年新皇帝卡爾即位以後，政府的最高層已經有了些輕微動作，要擺脫德國軍隊的專制：它根本不顧及奧地利人的内心意願，繼續拖着奧地利加入它野蠻的兼并主義拔河賽。
在我們的總參謀部裡，人們痛恨魯登道夫那種殘忍的控制；在外交部裡，他們絕望而徒然地反對無限制潛艇戰，那肯定會把美國變成我們的敵人；甚至在普通人那裡，他們也在小聲地抱怨“普魯士人的飛揚跋扈”。
所有這些表達，首先都隻是以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以及似乎是無意之間的評論來流露出來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還能了解得更多，意想不到地比其他人更近地接觸到那時的一個大政治秘密。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赴瑞士途中，在薩爾斯堡停留了兩天。
我在那裡買了一座房子，打算戰争之後在那裡安居下來。
在這座城市，有一小群嚴格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兩位曾經在戰争之後擔任了總理，在奧地利曆史上擔任過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角色：他們是海因裡希·拉馬施（HeinrichLammasch）和伊格納茨·賽佩爾（IgnazSeipel）。
前者是當時最傑出的法學家之一，曾經擔任海牙會議的主席團成員；後者，伊格納茨·賽佩爾，是一位幾乎可以說具有不可思議才智的天主教神父。
在奧地利王朝瓦解之後，他被任命領導小小的奧地利，他在這一任職上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幹。
他們二人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充滿激情的老派奧地利人。
作為這樣的人，他們發自内心最深處反對德意志的、普魯士的、新教的軍國主義，他們覺得它與奧地利的傳統理念以及天主教的使命無法相容。
我的詩劇《耶利米》在這個宗教信奉者——和平主義者的圈子裡得到了最強烈的愛戴，宮廷顧問拉馬施——賽佩爾當時正旅行在外——邀請我在薩爾茨堡去訪問他。
這位舉足輕重的老學者非常誠摯地談到我的書：它體現了我們奧地利人那種友善相處的理念，他熱切地希望，這本書會在文學以外的範圍内發揮影響。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如此信任我這位此前未曾謀面的人，帶着一種能見證其内心勇敢的坦誠來說出一個秘密：我們奧地利正處在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上。
自從俄國實行軍事停火以後，無論對德國——隻要它不再釋放其侵略性的意圖——還是對奧地利，都沒有妨礙締結和平的真正障礙了，這個時刻我們絕不應該錯過。
如果那些德國佬不願意進行談判，那麼奧地利就必須接手戰争指揮并獨立行事。
他向我表示，年輕的卡爾皇帝已經答應幫助實現這一意圖。
也許下一步，就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政治決策所帶來的效果。
現在的一切都取決于奧地利是否有足夠的能量達成一種互諒性的和平，而不是德國軍方根本不顧繼續犧牲而要求的“勝利者和平”。
在緊急情況下，必須采取斷然措施：在被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拽進災難深淵之前，及時脫離與德國的聯盟。
“誰也不能指責我們背信棄義”，他堅定而決絕地說：“我們已經死去一百萬人。
我們已經犧牲得夠多，我們做得夠多了！現在不要再犧牲生命，一個生命也不要再為德國的世界霸權所犧牲！” 我屏住呼吸，站在那裡。
這些我們都默默地想過無數次，但是沒有誰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說出這句“我們要及時與德國的吞并政策擺脫幹系”的話，因為這意味着對戰争盟友的“背叛”。
可是在這裡，這些話卻由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奧地利為皇帝所信賴倚重，在國外因為他在海牙的作為而受到高度尊重——如此平靜而堅決地在我這位幾乎可以說還是一位陌生人的面前說出來。
我馬上就感覺到，奧地利想與德國切割的單方行動計劃不是尚在準備階段，而是已經付諸實施了。
以單獨媾和談判為威脅來迫使德國同意做出讓步，或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實施這一威脅，這種想法是非常大膽的。
曆史可以作證，這是當時可以拯救帝國、拯救皇室也就是拯救歐洲的唯一的、最後的可能。
可惜，在計劃的實施上缺少了原初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