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歐洲的心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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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中的決絕。
卡爾皇帝确實派皇後的哥哥帕爾瑪親王給克裡孟梭送去一封密信，以便在沒有征得柏林宮廷同意下打探締結和平的可能，如有可能便開始談判。
這一秘密使命是如何被德國所獲知的，我記得好像一直沒能得到完全澄清。
糟糕的是，卡爾皇帝沒能有勇氣公開主張自己的信念：要麼是因為德國曾經威脅武裝入侵奧地利——有些人這樣說——要麼是因為他作為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員，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關鍵時刻取消弗蘭茨·約瑟夫皇帝以抛灑那麼多鮮血為代價訂下的盟約。
不管怎樣，他沒有任命拉馬施和賽佩爾為内閣總理。
隻有他們這兩位信奉天主教的國際主義者出于内心的道德信念，才會有這樣的力量來背負背離德國的惡名。
這種猶豫最後毀了他。
這兩個人都是在後來千瘡百孔的奧地利共和國時期才擔任總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帝國時期。
當時除了這兩位有分量的、備受尊敬的人物以外，似乎沒有什麼人有能力在世界面前來護衛這一貌似不義的舉動。
如果拉馬施能夠公開以脫離德國相威脅，或者果真脫離，那麼他不僅拯救了奧地利的存在，也救德國于其最内在的危險，即沒有餍足的吞并企圖。
假如這位笃信宗教的智者當初對我坦言相告的計劃沒有因為軟弱和行事笨拙半途而廢的話，我們歐洲今天的處境會好一些。
第二天我繼續行程，穿過瑞士邊界。
很難想象，從一個被封鎖的，已經處于半饑荒狀态下的戰争國來到一個中立國意味着什麼。
從這邊的最後一站到那邊的第一站之間，隻有幾分鐘。
從過了邊界的第一秒開始，人就有了這樣的感覺，好像從令人窒息的污濁空氣中突然來到了一個滿是白雪的清新環境，那種眩暈感從大腦穿過所有的神經和感官。
很多年，每當我從奧地利來瑞士途經這個火車站（不然的話，它的名字我是不會保留在記憶當中的），每次這種放開呼吸的感覺就會倏然升起。
一下火車，第一個驚喜便是那食品櫃上琳琅滿目地陳列着的東西，這些曾經是生活中天經地義的東西，我幾乎都已經忘記了它們該是什麼樣子：飽滿的金色柑橘、香蕉，還有巧克力和火腿就放在那裡，而在我們那裡這是需要走後門才能弄到的，還有面包和肉，不需要面包票、肉票：旅客們像一群饑餓的動物一般向這些物美價廉的食品撲過去。
那裡還有一個電報局，一個郵局，可以将不被檢查的信件發送到全世界的各個方向。
那裡放着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英文的報紙，人們可以不受懲罰地購買、翻看、閱讀裡面的内容。
隻是行駛了五分鐘，被禁止的東西就被允許了；到了那邊，被允許的就被禁止了。
歐洲戰争的全部荒謬之處由于空間的比鄰而立變得如此昭然若揭。
就在對面的那座邊境小城，近得連招牌上的字還能用肉眼看到，從每一茅屋土舍裡都會有男人被拉出來，被運送到烏克蘭或者阿爾巴尼亞，到那裡去殺人或者被人殺死。
在離那裡五分鐘路程的這裡，那些與他們同齡的男人們正怡然與妻子坐在長滿爬山虎的房門前抽着煙鬥：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在這條邊界河流裡遊着的魚，右邊的是屬于戰争狀态的，左邊的是保持中立的。
在跨過國界的頭一秒，我的思考已經不同，更自由、更興奮、更無拘無束。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在戰争的世界裡，不光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被削弱了那麼多，甚至我們的身體機能也同樣如此。
當我受到親戚的邀請，不加考慮地在飯後喝了一杯純咖啡，還抽了哈瓦那雪茄之後，我突然感到頭暈，心跳得厲害。
我的身體、我的神經在經曆過長期的代用品之後，對真正的咖啡和煙草已經沒有接受能力了，連身體也得從戰争的不自然狀态切換到和平的自然狀态。
這種眩暈，這種舒适的頭昏眼花也傳遞到精神領域裡。
在我的眼裡，每一棵樹都更美了，每一座山都顯得更自由了，每一處風景都更能讓人感到幸福。
在一個處于戰争狀态的國家，在陰暗沉重的目光下，草地上那透着幸福氣息的和平也會被看成是大自然的冷漠無情，殷紅的落日會讓人想到流淌的鮮血。
在這裡，在和平的自然狀态下，大自然那幽雅的低調也讓人覺得原本就該如此了。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喜歡瑞士。
以前我也總是喜歡來到這個面積不大但是了不起的，有無盡多樣性的國家。
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感覺到她1的存在意義：在同樣的空間裡，各民族沒有敵意地共同存在的瑞士理念，這個最為睿智的指導思想，即通過相互間的尊重和真誠地推行的民主，讓語言上、民族上的差異提升為兄弟之愛，對我們這亂作一團的歐洲來說，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榜樣！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難所。
幾百年來，她就是和平與自由的家園，她以地主之誼最忠誠地存留着每一種思想特有的品質。
存在着這唯一的超越民族的國家，這對于我們的世界何其重要！我覺得，這個國家擁有美麗和财富，實在是得其所哉。
在這裡，沒有人是陌生人；在這個悲哀的時刻，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在這裡比在自己的祖國更有歸家的感覺。
我還在蘇黎世的大街上和湖邊徜徉了幾個小時，直到夜裡。
萬家燈火下一片和平，這裡的人們還有着生活中的那種泰然自若。
我仿佛能感覺到，在那些窗戶後面，沒有整夜無眠的婦女躺在床上想着她們的兒子；我看不到傷員，看不到殘疾人，看不到那些明後天就會被裝上火車運往前線的年輕士兵：這裡會讓人感覺到，人們有權利去生活，而在戰争的國家，自己還沒有變成殘疾仿佛都已經是一種不當、一種罪過了。
但是，對我來說最迫切的不是那些因為演出的談話，也不是去結識瑞士朋友和外國朋友。
我首先要會見羅曼·羅蘭。
我知道他能讓我變得更堅定、更清醒、更有行動力，我要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在最艱難的日子裡給予我的認可和友誼。
我必須首先去看他，于是馬上去了日内瓦。
現在，我們這兩個“敵人”處于一種相當複雜的情境中。
可想而知，交戰國政府不願意看到，屬于他們國家的公民在中立的第三國有私人來往。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沒有哪條法律禁止這些活動。
沒有哪個法律條文規定，因為坐在一起就會受到懲罰。
隻有貿易交換即“跟敵人通商”是被禁止的，而且要以叛國罪論處。
為了避免在這一點上引起任何些微的嫌疑，我們朋友之間原則上都不互相遞煙，因為我們肯定會不間斷地受到特工人員的監視。
為了不讓人懷疑我們害怕或者我們有什麼心虛之事，我們這些國際朋友總是選擇一個最為簡單的辦法：公開。
我們的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領的渠道，我們也不在夜裡偷偷互訪，而是公開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館裡。
我到了日内瓦以後，也馬上對旅館的門房報上全名，說我要見羅曼·羅蘭先生。
我這樣做，對德語和法語的情報機構都方便，他們馬上就知道我是誰，我要和誰見面。
對我們來說，兩個老朋友用不着因為各自碰巧所屬的國家碰巧正處于交戰狀态就故意避而不見，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世界表現得荒謬，我們就随着它一起來做荒謬之事。
我終于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幾乎覺得，跟巴黎的那個房間是一樣的。
像從前一樣，桌面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種書籍。
寫字台上滿滿的都是雜志、信函和紙張。
他有着與從前同樣樸素的住地，宛如隐修士的工作室一般，卻連接起整個世界。
無論他到哪裡，都出于自己的想法把房間布置成這個樣子。
我一下子說不出來問候之語，我們彼此伸出了手：這是幾年以來我第一次可以相握的法國人的手。
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
但是，在這三年裡，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走得更近。
跟他說外語讓我感覺比跟在我自己國家同任何人說話都更有信任、更直截了當。
我完全意識到，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當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歐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說話。
現在我才能看到，他為促進人類的諒解已經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樣的大貢獻。
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有秘書，關注各個國家發出的不同宣言，與無數在不同情況下向他咨詢意見的人保持通信聯系，每天在他的日記本裡寫滿很多頁紙。
在這個時代，沒有哪個人像他那樣有那麼強烈的見證曆史時代的責任感，感覺到有向後來人有所交代的需求。
（可是，到了今天，這些手寫的日記本，這些能讓人完整地了解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道德沖突和思想沖突的文稿，它們如今在哪裡？）與此同時，他也在發表文章，每一篇都引起國際反響。
他還在創作長篇小說《克萊朗博》2。
他的投入不遺餘力，沒有間隙，充滿了犧牲精神，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自己接手的那種無比巨大的責任當中；在人類瘋狂發作的時代，他在每一件事上的做法都堪為表率，都是充滿人性的。
每一封信他都答複，每一本讨論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閱讀。
這位身體乏力、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威脅的男人，這位隻能輕聲說話、一直輕咳不斷的人，這位不戴圍巾就無法出門的人，這位快走幾步就喘不上氣來的人，煥發出來的力量卻能應對大得幾乎不可能的要求。
任何攻擊，任何卑劣的手段都不能讓他動搖，他無畏而清醒地看着世界的混亂。
我在這裡看到一種英雄主義，在一個活着的人身上看到這種精神上、道德上、紀念碑式的英雄主義——即便在那本寫他的書裡，我對他的描寫可能還是不夠充分
卡爾皇帝确實派皇後的哥哥帕爾瑪親王給克裡孟梭送去一封密信，以便在沒有征得柏林宮廷同意下打探締結和平的可能，如有可能便開始談判。
這一秘密使命是如何被德國所獲知的，我記得好像一直沒能得到完全澄清。
糟糕的是，卡爾皇帝沒能有勇氣公開主張自己的信念：要麼是因為德國曾經威脅武裝入侵奧地利——有些人這樣說——要麼是因為他作為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員，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關鍵時刻取消弗蘭茨·約瑟夫皇帝以抛灑那麼多鮮血為代價訂下的盟約。
不管怎樣，他沒有任命拉馬施和賽佩爾為内閣總理。
隻有他們這兩位信奉天主教的國際主義者出于内心的道德信念，才會有這樣的力量來背負背離德國的惡名。
這種猶豫最後毀了他。
這兩個人都是在後來千瘡百孔的奧地利共和國時期才擔任總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帝國時期。
當時除了這兩位有分量的、備受尊敬的人物以外，似乎沒有什麼人有能力在世界面前來護衛這一貌似不義的舉動。
如果拉馬施能夠公開以脫離德國相威脅，或者果真脫離，那麼他不僅拯救了奧地利的存在，也救德國于其最内在的危險，即沒有餍足的吞并企圖。
假如這位笃信宗教的智者當初對我坦言相告的計劃沒有因為軟弱和行事笨拙半途而廢的話，我們歐洲今天的處境會好一些。
第二天我繼續行程，穿過瑞士邊界。
很難想象，從一個被封鎖的，已經處于半饑荒狀态下的戰争國來到一個中立國意味着什麼。
從這邊的最後一站到那邊的第一站之間，隻有幾分鐘。
從過了邊界的第一秒開始，人就有了這樣的感覺，好像從令人窒息的污濁空氣中突然來到了一個滿是白雪的清新環境，那種眩暈感從大腦穿過所有的神經和感官。
很多年，每當我從奧地利來瑞士途經這個火車站（不然的話，它的名字我是不會保留在記憶當中的），每次這種放開呼吸的感覺就會倏然升起。
一下火車，第一個驚喜便是那食品櫃上琳琅滿目地陳列着的東西，這些曾經是生活中天經地義的東西，我幾乎都已經忘記了它們該是什麼樣子：飽滿的金色柑橘、香蕉，還有巧克力和火腿就放在那裡，而在我們那裡這是需要走後門才能弄到的，還有面包和肉，不需要面包票、肉票：旅客們像一群饑餓的動物一般向這些物美價廉的食品撲過去。
那裡還有一個電報局，一個郵局，可以将不被檢查的信件發送到全世界的各個方向。
那裡放着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英文的報紙，人們可以不受懲罰地購買、翻看、閱讀裡面的内容。
隻是行駛了五分鐘，被禁止的東西就被允許了；到了那邊，被允許的就被禁止了。
歐洲戰争的全部荒謬之處由于空間的比鄰而立變得如此昭然若揭。
就在對面的那座邊境小城，近得連招牌上的字還能用肉眼看到，從每一茅屋土舍裡都會有男人被拉出來，被運送到烏克蘭或者阿爾巴尼亞，到那裡去殺人或者被人殺死。
在離那裡五分鐘路程的這裡，那些與他們同齡的男人們正怡然與妻子坐在長滿爬山虎的房門前抽着煙鬥：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在這條邊界河流裡遊着的魚，右邊的是屬于戰争狀态的，左邊的是保持中立的。
在跨過國界的頭一秒，我的思考已經不同，更自由、更興奮、更無拘無束。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在戰争的世界裡，不光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被削弱了那麼多，甚至我們的身體機能也同樣如此。
當我受到親戚的邀請，不加考慮地在飯後喝了一杯純咖啡，還抽了哈瓦那雪茄之後，我突然感到頭暈，心跳得厲害。
我的身體、我的神經在經曆過長期的代用品之後，對真正的咖啡和煙草已經沒有接受能力了，連身體也得從戰争的不自然狀态切換到和平的自然狀态。
這種眩暈，這種舒适的頭昏眼花也傳遞到精神領域裡。
在我的眼裡，每一棵樹都更美了，每一座山都顯得更自由了，每一處風景都更能讓人感到幸福。
在一個處于戰争狀态的國家，在陰暗沉重的目光下，草地上那透着幸福氣息的和平也會被看成是大自然的冷漠無情，殷紅的落日會讓人想到流淌的鮮血。
在這裡，在和平的自然狀态下，大自然那幽雅的低調也讓人覺得原本就該如此了。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喜歡瑞士。
以前我也總是喜歡來到這個面積不大但是了不起的，有無盡多樣性的國家。
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感覺到她
幾百年來，她就是和平與自由的家園，她以地主之誼最忠誠地存留着每一種思想特有的品質。
存在着這唯一的超越民族的國家，這對于我們的世界何其重要！我覺得，這個國家擁有美麗和财富，實在是得其所哉。
在這裡，沒有人是陌生人；在這個悲哀的時刻，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在這裡比在自己的祖國更有歸家的感覺。
我還在蘇黎世的大街上和湖邊徜徉了幾個小時，直到夜裡。
萬家燈火下一片和平，這裡的人們還有着生活中的那種泰然自若。
我仿佛能感覺到，在那些窗戶後面，沒有整夜無眠的婦女躺在床上想着她們的兒子；我看不到傷員，看不到殘疾人，看不到那些明後天就會被裝上火車運往前線的年輕士兵：這裡會讓人感覺到，人們有權利去生活，而在戰争的國家，自己還沒有變成殘疾仿佛都已經是一種不當、一種罪過了。
但是，對我來說最迫切的不是那些因為演出的談話，也不是去結識瑞士朋友和外國朋友。
我首先要會見羅曼·羅蘭。
我知道他能讓我變得更堅定、更清醒、更有行動力，我要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在最艱難的日子裡給予我的認可和友誼。
我必須首先去看他，于是馬上去了日内瓦。
現在，我們這兩個“敵人”處于一種相當複雜的情境中。
可想而知，交戰國政府不願意看到，屬于他們國家的公民在中立的第三國有私人來往。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沒有哪條法律禁止這些活動。
沒有哪個法律條文規定，因為坐在一起就會受到懲罰。
隻有貿易交換即“跟敵人通商”是被禁止的，而且要以叛國罪論處。
為了避免在這一點上引起任何些微的嫌疑，我們朋友之間原則上都不互相遞煙，因為我們肯定會不間斷地受到特工人員的監視。
為了不讓人懷疑我們害怕或者我們有什麼心虛之事，我們這些國際朋友總是選擇一個最為簡單的辦法：公開。
我們的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領的渠道，我們也不在夜裡偷偷互訪，而是公開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館裡。
我到了日内瓦以後，也馬上對旅館的門房報上全名，說我要見羅曼·羅蘭先生。
我這樣做，對德語和法語的情報機構都方便，他們馬上就知道我是誰，我要和誰見面。
對我們來說，兩個老朋友用不着因為各自碰巧所屬的國家碰巧正處于交戰狀态就故意避而不見，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世界表現得荒謬，我們就随着它一起來做荒謬之事。
我終于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幾乎覺得，跟巴黎的那個房間是一樣的。
像從前一樣，桌面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種書籍。
寫字台上滿滿的都是雜志、信函和紙張。
他有着與從前同樣樸素的住地，宛如隐修士的工作室一般，卻連接起整個世界。
無論他到哪裡，都出于自己的想法把房間布置成這個樣子。
我一下子說不出來問候之語，我們彼此伸出了手：這是幾年以來我第一次可以相握的法國人的手。
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
但是，在這三年裡，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走得更近。
跟他說外語讓我感覺比跟在我自己國家同任何人說話都更有信任、更直截了當。
我完全意識到，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當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歐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說話。
現在我才能看到，他為促進人類的諒解已經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樣的大貢獻。
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有秘書，關注各個國家發出的不同宣言，與無數在不同情況下向他咨詢意見的人保持通信聯系，每天在他的日記本裡寫滿很多頁紙。
在這個時代，沒有哪個人像他那樣有那麼強烈的見證曆史時代的責任感，感覺到有向後來人有所交代的需求。
（可是，到了今天，這些手寫的日記本，這些能讓人完整地了解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道德沖突和思想沖突的文稿，它們如今在哪裡？）與此同時，他也在發表文章，每一篇都引起國際反響。
他還在創作長篇小說《克萊朗博》
他的投入不遺餘力，沒有間隙，充滿了犧牲精神，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自己接手的那種無比巨大的責任當中；在人類瘋狂發作的時代，他在每一件事上的做法都堪為表率，都是充滿人性的。
每一封信他都答複，每一本讨論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閱讀。
這位身體乏力、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威脅的男人，這位隻能輕聲說話、一直輕咳不斷的人，這位不戴圍巾就無法出門的人，這位快走幾步就喘不上氣來的人，煥發出來的力量卻能應對大得幾乎不可能的要求。
任何攻擊，任何卑劣的手段都不能讓他動搖，他無畏而清醒地看着世界的混亂。
我在這裡看到一種英雄主義，在一個活着的人身上看到這種精神上、道德上、紀念碑式的英雄主義——即便在那本寫他的書裡，我對他的描寫可能還是不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