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歐洲的心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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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蓋棺論定之前，人們不太敢對一個尚在人世的人給予太多贊美）。
當我在這個小房間裡見到他時——從這裡他将那看不見的強大光芒發散到世界上的各個地區——我當時受到了怎樣的震撼！也許我可以說那是“淨化”，直到今天這一震撼還流淌在我的血液當中。
我那時很清楚：羅曼·羅蘭一個人或者說幾乎是單槍匹馬而形成的那種正直而強勁的力量，可以抵抗上百萬人的非理性仇恨，這力量是任何測度和計算都不足以估量的。
隻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以及他那堪為表率的不可動搖在當時意味着什麼。
因為有了他，患上狂犬病的歐洲還得以存留住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那天下午以及後來幾天的談話中，他的言詞包裹下的内容給我帶來淡淡的悲哀，正如跟裡爾克談到戰争時一樣。
他對那些政客以及為了本民族的虛榮不惜犧牲他人的人感到憤慨；同時，他對那些難以計數的，為了一個他們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意義——實際上的無意義——而受難和死亡的人感到同情。
他把一份列甯的電報拿給我看。
在乘坐那輛廣受非議的全封閉列車離開瑞士之前，列甯強烈請求羅曼·羅蘭與他一同前往俄國，因為他完全知道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有多麼重要。
但是，羅曼·羅蘭堅決地不聽命于任何群體，隻是以一己之力在為一個他發誓為之努力的事業而奉獻：人類的共同事業。
正如他也從來不要求任何人屈從于他的理念，他也拒絕任何關聯。
愛戴他的人，本身應該是不受約束的。
他要讓人看到的，無非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哪怕為此要與整個世界作對。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便遇到了聚集在兩家小型獨立報紙《葉報》（LaFeuille）和《明天》（Demain）的幾位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皮埃爾－讓·茹弗（P.-J.Jourve）、勒内·阿科斯和弗朗斯·馬塞雷爾（FransMasereel）。
我們彼此一見傾心，成為知心朋友，就像平常青少年之間締結友誼才會出現的那個樣子。
但是，我們憑直覺感覺到，我們正站在一種新生活的開端。
由于從前的朋友受到愛國主義的蒙蔽，我們的一些昔日朋友關系已經不複存在。
我們需要新朋友，因為我們仍然站在同一陣線，在同樣的思想戰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于是我們馬上形成了一種充滿激情的同志般的友誼。
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我們彼此已經信任，好像我們已經相識多年，也都願意兄弟般地彼此以“你”相稱，像這個陣線中的人通常做的那樣。
“我們為數不多，我們快樂，我們是兄弟一樣的朋黨”，我們都感覺到，這種不尋常而膽大妄為的相聚也有個人的危險；我們知道，在五個小時路程以外的地方，每個德國與每個法國人在彼此虎視眈眈，他們要用刺刀将對方刺倒，或者用手榴彈将對方炸得粉碎，他們會因此得到嘉獎；國界兩邊的千百萬人都在做着這樣的夢，将對方消滅，讓對方從地上消失，敵對雙方的報紙彼此都隻有謾罵。
在千百萬人當中我們為數不多的幾個，不光能和平地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同時也是有着最誠懇的、最充滿激情的兄弟之誼。
我們知道自己這樣做與官方規定的内容多麼不符，我們也知道，這樣忠于友誼會讓我們在各自的國家給自己帶來危險。
但是，正是這種危險讓我們将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升級為一種亢奮。
我們就是要铤而走險，并且要享受铤而走險的樂趣，因為單單這将自身置于險境的行動，就足以給我們的抗議以真正的分量。
我甚至與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辦了一次公開的朗誦會，這在這場戰争期間是非常罕見的。
他用法語朗誦他的詩作，我用德語朗誦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
正因為我采取了将一切公開攤牌的做法，這也表明在這一場大膽的遊戲當中，我們是真誠的。
至于領事館和大使館的人對我們有什麼看法，那對我們來說無所謂，哪怕我們這樣做是像科爾特斯3将返回家鄉的船給燒毀。
我們直到靈魂深處深信不疑，真正的“叛徒”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在這一意外時刻背叛了詩人之人道使命的人。
這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生活得多麼有英雄氣概！正是那位弗朗斯·馬塞雷爾以他那些反對戰争殘忍的木刻版畫，在我們的眼前展示出永遠的戰争畫面，其中體現出來的激憤和狂怒，與戈雅的《戰争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
這位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無言的木頭上刻畫着新的形象和畫面，那窄小的房間和廚房裡已經堆滿了這些木闆。
每天早晨《葉報》上刊登出來的版畫控訴，并不是在指控某個國家，所有作品的控訴對象都是一樣的，是我們的共同對手：戰争。
我們夢想着能有人從飛機上将這些傳單而不是炮彈投向城市和軍隊，讓人們看到這些能讓頭腦最簡單的人，無需有閱讀語言能力的人也能理解的憤怒而悲慘的畫面。
我敢肯定，那樣的話，戰争就會更早地被扼殺。
可惜，這些版畫隻能刊登在《葉報》這張小報上，所及範圍幾乎都不出日内瓦。
我們所談論的、所嘗試的，都隻局限于瑞士這個小圈子内，等到它們能有效應時，已經為時太晚。
面對各國的總參謀部和政治機構這些龐大的機器，我們感到無能為力，對此我們都心知肚明。
他們之所以沒有迫害我們，也許正因為我們不會變得危險，我們的言詞被窒息，我們的影響無法得到發揮。
正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為數少，知道我們在孤軍奮戰，所以我們緊密相擁，肝膽相照。
在成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感受過像在日内瓦這個時候的熱烈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們都保持着這些關系。
從心理學以及從曆史的角度（而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這個小組裡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昂利·吉爾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讓人看到一條曆史上颠撲不破的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時期，尤其是在戰争或者革命時期，短時間内勇氣和膽量可能比内在意義更有效力，大無畏的公民勇氣能比一個人的品格和堅貞更有決定性意義。
當時代潮流奔湧而來時，總是那些毫不猶豫地将自己投入激流當中的人能先行一步。
有多少被曆史的潮流裹挾而來的昙花一現的風雲人物，如貝拉·庫恩（BelaKun）、庫特·艾斯納（KurtEisner），直到他們的才智無法勝任！吉爾博，一位瘦弱的、長着金黃色頭發的小個子男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銳利、充滿不安，他能說會道，有說起話來活靈活現的口才，卻并非天才人物。
盡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将我的詩歌翻譯成法語，但是我不得不誠實地說，他的文學才華真的無足輕重。
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沒有超出一般水平，他在各方面素養都不是特别深厚。
他的性格當中有一種很不幸的禀性，那就是一定要提出反對意見，完全無所謂本來要反對什麼。
如果能真正像一個街頭小混混那樣到處尋釁，能碰上比他自己強的對手，那他就會覺得很舒坦。
在巴黎，在戰争開始之前他就不斷地跟文學界的某個方向或者某個單個的人争來辯去，無論誰在他眼裡都不夠極端，盡管他本質上是一個心地不壞的小夥子。
現在，在戰争中，他這位原本的反軍國主義者，一下子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世界戰争。
與大多數人的恐懼和怯懦形成對比的，是他在戰鬥中帶來的無畏和勇猛，這讓他在關鍵時刻變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不可缺少。
吸引他的東西，也正是其他人所懼怕的：危險。
别人縮手縮腳不敢去做的事，他一個人卻做了那麼多，使得這位原本沒有什麼文學地位的人變成一位大人物，讓他的創作能力與戰鬥能力都提升到超正常的水準：類似的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省的小律師和小法律人4身上也可以觀察到。
當他人在保持沉默時，當我們自己躊躇猶豫，在每個環節上都仔細去考慮做什麼以及不做什麼時，他卻義無反顧地動起手來了。
吉爾博留下的長久性的功績是，他創辦并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一份在思想界舉足輕重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任何想要真正了解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必須去讀的文獻。
他辦了一件我們正需要的事情：一個在戰争期間超越民族的國際性讨論中心。
羅曼·羅蘭對這份刊物的支持，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由于在道德上的威望以及人事關系，他為這份雜志争取到來自歐洲、美洲和印度最寶貴的作者；另外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者如列甯、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博的激進立場有所信任，定期為《明日》撰稿。
這樣一來，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這世界上沒有哪份刊物比它更有趣、更獨立。
如果它能持續到戰争結束之後，也許對公衆輿論的形成還會産生影響呢。
同時，吉爾博在瑞士還代表着法國的激進小組，因為在法國克裡孟梭強行讓他們噤聲。
在著名的昆塔爾會議和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5——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從那些變成愛國者的成員當中分離出來——他扮演了一個曆史性的角色。
在整個戰争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沒有哪個法國人比這位金黃色頭發的小個子更讓人害怕、遭人痛恨，甚至超過那位後來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沙杜爾（JacquesSadoul，1881—1956）上尉
當我在這個小房間裡見到他時——從這裡他将那看不見的強大光芒發散到世界上的各個地區——我當時受到了怎樣的震撼！也許我可以說那是“淨化”，直到今天這一震撼還流淌在我的血液當中。
我那時很清楚：羅曼·羅蘭一個人或者說幾乎是單槍匹馬而形成的那種正直而強勁的力量，可以抵抗上百萬人的非理性仇恨，這力量是任何測度和計算都不足以估量的。
隻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以及他那堪為表率的不可動搖在當時意味着什麼。
因為有了他，患上狂犬病的歐洲還得以存留住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那天下午以及後來幾天的談話中，他的言詞包裹下的内容給我帶來淡淡的悲哀，正如跟裡爾克談到戰争時一樣。
他對那些政客以及為了本民族的虛榮不惜犧牲他人的人感到憤慨；同時，他對那些難以計數的，為了一個他們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意義——實際上的無意義——而受難和死亡的人感到同情。
他把一份列甯的電報拿給我看。
在乘坐那輛廣受非議的全封閉列車離開瑞士之前，列甯強烈請求羅曼·羅蘭與他一同前往俄國，因為他完全知道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有多麼重要。
但是，羅曼·羅蘭堅決地不聽命于任何群體，隻是以一己之力在為一個他發誓為之努力的事業而奉獻：人類的共同事業。
正如他也從來不要求任何人屈從于他的理念，他也拒絕任何關聯。
愛戴他的人，本身應該是不受約束的。
他要讓人看到的，無非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哪怕為此要與整個世界作對。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便遇到了聚集在兩家小型獨立報紙《葉報》（LaFeuille）和《明天》（Demain）的幾位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皮埃爾－讓·茹弗（P.-J.Jourve）、勒内·阿科斯和弗朗斯·馬塞雷爾（FransMasereel）。
我們彼此一見傾心，成為知心朋友，就像平常青少年之間締結友誼才會出現的那個樣子。
但是，我們憑直覺感覺到，我們正站在一種新生活的開端。
由于從前的朋友受到愛國主義的蒙蔽，我們的一些昔日朋友關系已經不複存在。
我們需要新朋友，因為我們仍然站在同一陣線，在同樣的思想戰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于是我們馬上形成了一種充滿激情的同志般的友誼。
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我們彼此已經信任，好像我們已經相識多年，也都願意兄弟般地彼此以“你”相稱，像這個陣線中的人通常做的那樣。
“我們為數不多，我們快樂，我們是兄弟一樣的朋黨”，我們都感覺到，這種不尋常而膽大妄為的相聚也有個人的危險；我們知道，在五個小時路程以外的地方，每個德國與每個法國人在彼此虎視眈眈，他們要用刺刀将對方刺倒，或者用手榴彈将對方炸得粉碎，他們會因此得到嘉獎；國界兩邊的千百萬人都在做着這樣的夢，将對方消滅，讓對方從地上消失，敵對雙方的報紙彼此都隻有謾罵。
在千百萬人當中我們為數不多的幾個，不光能和平地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同時也是有着最誠懇的、最充滿激情的兄弟之誼。
我們知道自己這樣做與官方規定的内容多麼不符，我們也知道，這樣忠于友誼會讓我們在各自的國家給自己帶來危險。
但是，正是這種危險讓我們将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升級為一種亢奮。
我們就是要铤而走險，并且要享受铤而走險的樂趣，因為單單這将自身置于險境的行動，就足以給我們的抗議以真正的分量。
我甚至與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辦了一次公開的朗誦會，這在這場戰争期間是非常罕見的。
他用法語朗誦他的詩作，我用德語朗誦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
正因為我采取了将一切公開攤牌的做法，這也表明在這一場大膽的遊戲當中，我們是真誠的。
至于領事館和大使館的人對我們有什麼看法，那對我們來說無所謂，哪怕我們這樣做是像科爾特斯
我們直到靈魂深處深信不疑，真正的“叛徒”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在這一意外時刻背叛了詩人之人道使命的人。
這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生活得多麼有英雄氣概！正是那位弗朗斯·馬塞雷爾以他那些反對戰争殘忍的木刻版畫，在我們的眼前展示出永遠的戰争畫面，其中體現出來的激憤和狂怒，與戈雅的《戰争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
這位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無言的木頭上刻畫着新的形象和畫面，那窄小的房間和廚房裡已經堆滿了這些木闆。
每天早晨《葉報》上刊登出來的版畫控訴，并不是在指控某個國家，所有作品的控訴對象都是一樣的，是我們的共同對手：戰争。
我們夢想着能有人從飛機上将這些傳單而不是炮彈投向城市和軍隊，讓人們看到這些能讓頭腦最簡單的人，無需有閱讀語言能力的人也能理解的憤怒而悲慘的畫面。
我敢肯定，那樣的話，戰争就會更早地被扼殺。
可惜，這些版畫隻能刊登在《葉報》這張小報上，所及範圍幾乎都不出日内瓦。
我們所談論的、所嘗試的，都隻局限于瑞士這個小圈子内，等到它們能有效應時，已經為時太晚。
面對各國的總參謀部和政治機構這些龐大的機器，我們感到無能為力，對此我們都心知肚明。
他們之所以沒有迫害我們，也許正因為我們不會變得危險，我們的言詞被窒息，我們的影響無法得到發揮。
正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為數少，知道我們在孤軍奮戰，所以我們緊密相擁，肝膽相照。
在成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感受過像在日内瓦這個時候的熱烈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們都保持着這些關系。
從心理學以及從曆史的角度（而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這個小組裡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昂利·吉爾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讓人看到一條曆史上颠撲不破的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時期，尤其是在戰争或者革命時期，短時間内勇氣和膽量可能比内在意義更有效力，大無畏的公民勇氣能比一個人的品格和堅貞更有決定性意義。
當時代潮流奔湧而來時，總是那些毫不猶豫地将自己投入激流當中的人能先行一步。
有多少被曆史的潮流裹挾而來的昙花一現的風雲人物，如貝拉·庫恩（BelaKun）、庫特·艾斯納（KurtEisner），直到他們的才智無法勝任！吉爾博，一位瘦弱的、長着金黃色頭發的小個子男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銳利、充滿不安，他能說會道，有說起話來活靈活現的口才，卻并非天才人物。
盡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将我的詩歌翻譯成法語，但是我不得不誠實地說，他的文學才華真的無足輕重。
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沒有超出一般水平，他在各方面素養都不是特别深厚。
他的性格當中有一種很不幸的禀性，那就是一定要提出反對意見，完全無所謂本來要反對什麼。
如果能真正像一個街頭小混混那樣到處尋釁，能碰上比他自己強的對手，那他就會覺得很舒坦。
在巴黎，在戰争開始之前他就不斷地跟文學界的某個方向或者某個單個的人争來辯去，無論誰在他眼裡都不夠極端，盡管他本質上是一個心地不壞的小夥子。
現在，在戰争中，他這位原本的反軍國主義者，一下子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世界戰争。
與大多數人的恐懼和怯懦形成對比的，是他在戰鬥中帶來的無畏和勇猛，這讓他在關鍵時刻變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不可缺少。
吸引他的東西，也正是其他人所懼怕的：危險。
别人縮手縮腳不敢去做的事，他一個人卻做了那麼多，使得這位原本沒有什麼文學地位的人變成一位大人物，讓他的創作能力與戰鬥能力都提升到超正常的水準：類似的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省的小律師和小法律人
當他人在保持沉默時，當我們自己躊躇猶豫，在每個環節上都仔細去考慮做什麼以及不做什麼時，他卻義無反顧地動起手來了。
吉爾博留下的長久性的功績是，他創辦并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一份在思想界舉足輕重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任何想要真正了解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必須去讀的文獻。
他辦了一件我們正需要的事情：一個在戰争期間超越民族的國際性讨論中心。
羅曼·羅蘭對這份刊物的支持，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由于在道德上的威望以及人事關系，他為這份雜志争取到來自歐洲、美洲和印度最寶貴的作者；另外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者如列甯、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博的激進立場有所信任，定期為《明日》撰稿。
這樣一來，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這世界上沒有哪份刊物比它更有趣、更獨立。
如果它能持續到戰争結束之後，也許對公衆輿論的形成還會産生影響呢。
同時，吉爾博在瑞士還代表着法國的激進小組，因為在法國克裡孟梭強行讓他們噤聲。
在著名的昆塔爾會議和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
在整個戰争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沒有哪個法國人比這位金黃色頭發的小個子更讓人害怕、遭人痛恨，甚至超過那位後來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沙杜爾（JacquesSadoul，1881—1956）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