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歐洲的心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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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情報局最後終于成功地給他下了一個絆子。
在伯爾尼一個德國間諜的旅館房間裡搜出來的幾份報紙，這些無非能夠證明德國機構訂閱了幾份《明天》而已。
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就德國人的一絲不苟而言，這幾份《明日》似乎是不同圖書館和機構所要求的。
對巴黎來說，有了這個借口就足夠将吉爾博說成是受到德國人收買的煽動者，并對他進行了起訴。
他被缺席判處死刑。
這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那樣，這個判決在十年以後的複審中被撤銷了。
此後不久，由于他的偏激和極端行為——這種行為也慢慢危及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與瑞士當局發生了沖突，被逮捕并監禁。
列甯對他有好感，也出于對他在艱難時期所提供的幫助懷有感激之情，于是大筆一揮讓他變成俄國公民，讓他坐上第二個封閉列車來到莫斯科。
到了那裡，他的創造性活力才得以充分發揮出來。
他有着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一切條件：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再次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正如在日内瓦是通過羅曼·羅蘭的幫助一樣，他在莫斯科由于列甯的信任在俄國的建設中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
另外一方面，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由于戰争時期的大膽立場而在戰後的議會和公衆中受到青睐，并擔任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因為所有極端性質的群體都在他身上看到：一個有行動力、有勇氣的真男人，一個天生的領導者。
然而，事實證明，吉爾博根本不是一個具備領導者素質的人，他像許多戰争詩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的産兒，在經曆了與自己才能不相符的突然升遷之後，最終還是要塌垮下來。
吉爾博這位無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像他從前在巴黎那樣，将他的天才都花在吵架和惹是生非上，慢慢地與那些曾經敬重他的勇氣的人鬧翻，最先同列甯，之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和我們大家。
他終結于一個變得不那麼波瀾壯闊的時代，寫些沒有什麼分量的小冊子以及沒有什麼意義的争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樣。
在獲得赦免以後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無聲無息地死去。
這位在戰争時期最無畏、最勇敢地反對戰争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時代帶給他的契機，知道如何使之發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
今天他完全被人們所遺忘，他在戰争期間創辦《明天》這份刊物，也許我是最後一個帶着對這份功績的感激之情來回憶他的人。
幾天以後，我從日内瓦回到蘇黎世，以便開始讨論我的話劇試演的問題。
我一直都熱愛這座城市，因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為它那高雅，略為保守的文化生活。
由于瑞士位于各交戰國之間，蘇黎世也不再那麼安靜，一夜之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歐洲各種思想運動的聚會所，當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機者、間諜、宣傳鼓動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
當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帶着懷疑的态度來看待這些人。
在餐館、咖啡館、電車裡、大街上，人們聽到各種語言。
到處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總會陷入無休止的激烈争論當中，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
被命運卷到這裡的人，他們的生存都與戰争的結局休戚相關：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為受到迫害和蔑視。
每個人都從原本的生存狀态中脫離出來，被甩入偶然事件當中。
由于沒有家鄉，他們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處；因為沒有權力來影響軍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們日日夜夜在思想發燒的狀态中讨論問題，這讓一個人同時變得興奮而疲倦。
人們在自己的家鄉裡經曆了若幹年月的閉嘴不言之後，現在真的很難舍棄這種說話的樂趣。
當一個人又可以不受檢查地去思想、去寫作之後，這讓人不由得要去寫作、去發表。
每個人都開足馬力，哪怕是中等資質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爾博——也變得比此前以及此後更有意思了。
各種語言、各種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彙聚在這裡。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AlfredH.Fried）在這裡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FritzvonUnruh）給我們朗誦他的戲劇作品，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寫出了他那激動人心的短篇小說《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以他的《戰争中的人們》引起轟動，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來到這裡朗誦作品。
我下榻的施韋德飯店（HotelSchwerdt）曆史悠久，當年卡薩諾瓦和歌德也曾經下榻在此處，這裡能夠遇到來自各個國家的人。
我看到過一些俄國人，他們後來現身在革命當中，他們的真實名字我從來不會知道；還有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強硬的社會主義者，還有德國的戰争黨。
在瑞士方面，站在我們這邊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萊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Ragaz）以及作家羅伯特·費齊（RobertFaesi）。
我在法語書店裡約見了我的法語譯者保羅·莫裡斯（PaulMorisse），在音樂廳裡得遇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OscarFried）：一切來來往往，你可以在那裡聽到所有的觀點，有最荒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惱怒，也有興奮。
雜志得以成立，辯論得以進行，不同觀點在碰撞，或者對立在升級；各種群體在形成，或者在解散。
我從來還沒有像在蘇黎世的那些日子裡（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在夜裡），見識到這麼豐富多彩而充滿激情的人和觀點的組合，這種集中而且熱烈的形式。
人們在貝萊菲咖啡館（CafeBellevue）或者奧德翁咖啡館（CafeOdeo）一直待到打烊為止，還經常再到另外一個人的寓所裡繼續讨論。
在這個着了魔的世界裡，沒有人再去注意風光、湖光和山色，以及這恬靜的和平；人們生活在報紙中、在新聞和謠言裡、在觀點中、在争論中。
非常特别的是：在這裡，人們在思想上對戰争的經曆更為集中，甚至超過戰争正在進行的本國土地上，因為在這裡人們可以将問題客觀化，可以完全不考慮勝利或者失敗帶來的國家利益。
人們不再從某一個政治錨點出發來看問題，而是從歐洲的角度出發，将戰争看成一種殘酷的、暴力性質的事件，它所改變的不光是地圖上的幾條邊境線，而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好像我已經預感到自己将來的命運一樣，我最為之動容的是這些人當中沒有家鄉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個，而是有兩個或者三個祖國的人，他們在内心中不知道應該屬于哪一個。
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個角落，一位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時候獨自坐在那裡，銳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鏡。
有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詩人。
當我在幾天以後與這位詹姆斯·喬伊斯相識以後，他直截了當地拒絕與英國有任何所屬關系。
他是愛爾蘭人。
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是他不用英語思考，也不想有英語式的思考。
他當時對我說：“我想要一種語言，一種超越一切語言之上的語言，所有的語言都對它俯首帖耳。
我沒法用英語表達自己而不讓自己因此進入一種傳統當中。
”我當時還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話，因為我不知道他已經在寫作《尤利西斯》。
他當時隻是将他的那本《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我閱讀，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還有他的短劇《流亡》。
為了幫助他，我當時甚至還想翻譯這個劇本。
我越了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語言知識就越讓我不勝驚訝。
他那圓圓的、高高凸起的前額，在電燈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額頭後面的大腦裡好像所有恰當表達其所具有的詞彙都在跳舞，而且它們以最光彩奪人的方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有一次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裡的一個複雜句子該如何用德語來表達出來。
我們一起嘗試着用意大利語和法語找到合适的句子構成。
每個單詞他都有四五個備選的詞彙，甚至是方言詞彙，他對這些詞彙的色彩和分量的細微差别都了如指掌。
他身上很少會不帶有某種苦澀的氣息，但是我相信這正是這種躁動，這種力量讓他内心裡變得激蕩而多産。
對都柏林、對英國和對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變成了動力能量的形式，的确隻是在詩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釋放。
他好像喜歡自己的不苟言笑。
我從來沒見過他笑，或者看見他高興過。
他總顯得是一團糾結在一起，讓人看不透的力量。
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時，他總是雙唇緊閉，總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個特定的目标而去，這時我就會比在我們的談話中更強烈地感覺到他的拒人于千裡之外，他内心的離群索居。
我後來一點兒也不感到吃驚，正好是他寫出了最孤獨、最沒有羁絆同時又如彗星一般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栖居于兩個國家之間生活的人，是費魯喬·布索尼（FeruccioBusoni）。
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意大利，但是他選擇在德國生活。
從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始，他就是衆多藝術名人當中我最喜歡的人。
當他坐在鋼琴前聚精會神時，眼睛裡有一種特别美的，如在夢境中的光彩。
他的雙手在下面輕松地彈奏音樂，絕對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傾聽，他那漂亮的、裝滿思想的頭略微後仰，在靜聽着自己演奏的音樂，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經進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曾經多少次在音樂廳裡如醉如癡般地看他那張神采煥發的臉，讓他的琴音輕柔地升起，帶着銀色的清亮而進入我的血液之中
法國情報局最後終于成功地給他下了一個絆子。
在伯爾尼一個德國間諜的旅館房間裡搜出來的幾份報紙，這些無非能夠證明德國機構訂閱了幾份《明天》而已。
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就德國人的一絲不苟而言，這幾份《明日》似乎是不同圖書館和機構所要求的。
對巴黎來說，有了這個借口就足夠将吉爾博說成是受到德國人收買的煽動者，并對他進行了起訴。
他被缺席判處死刑。
這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那樣，這個判決在十年以後的複審中被撤銷了。
此後不久，由于他的偏激和極端行為——這種行為也慢慢危及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與瑞士當局發生了沖突，被逮捕并監禁。
列甯對他有好感，也出于對他在艱難時期所提供的幫助懷有感激之情，于是大筆一揮讓他變成俄國公民，讓他坐上第二個封閉列車來到莫斯科。
到了那裡，他的創造性活力才得以充分發揮出來。
他有着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一切條件：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再次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正如在日内瓦是通過羅曼·羅蘭的幫助一樣，他在莫斯科由于列甯的信任在俄國的建設中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
另外一方面，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由于戰争時期的大膽立場而在戰後的議會和公衆中受到青睐，并擔任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因為所有極端性質的群體都在他身上看到：一個有行動力、有勇氣的真男人，一個天生的領導者。
然而，事實證明，吉爾博根本不是一個具備領導者素質的人，他像許多戰争詩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的産兒，在經曆了與自己才能不相符的突然升遷之後，最終還是要塌垮下來。
吉爾博這位無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像他從前在巴黎那樣，将他的天才都花在吵架和惹是生非上，慢慢地與那些曾經敬重他的勇氣的人鬧翻，最先同列甯，之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和我們大家。
他終結于一個變得不那麼波瀾壯闊的時代，寫些沒有什麼分量的小冊子以及沒有什麼意義的争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樣。
在獲得赦免以後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無聲無息地死去。
這位在戰争時期最無畏、最勇敢地反對戰争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時代帶給他的契機，知道如何使之發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
今天他完全被人們所遺忘，他在戰争期間創辦《明天》這份刊物，也許我是最後一個帶着對這份功績的感激之情來回憶他的人。
幾天以後，我從日内瓦回到蘇黎世，以便開始讨論我的話劇試演的問題。
我一直都熱愛這座城市，因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為它那高雅，略為保守的文化生活。
由于瑞士位于各交戰國之間，蘇黎世也不再那麼安靜，一夜之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歐洲各種思想運動的聚會所，當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機者、間諜、宣傳鼓動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
當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帶着懷疑的态度來看待這些人。
在餐館、咖啡館、電車裡、大街上，人們聽到各種語言。
到處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總會陷入無休止的激烈争論當中，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
被命運卷到這裡的人，他們的生存都與戰争的結局休戚相關：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為受到迫害和蔑視。
每個人都從原本的生存狀态中脫離出來，被甩入偶然事件當中。
由于沒有家鄉，他們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處；因為沒有權力來影響軍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們日日夜夜在思想發燒的狀态中讨論問題，這讓一個人同時變得興奮而疲倦。
人們在自己的家鄉裡經曆了若幹年月的閉嘴不言之後，現在真的很難舍棄這種說話的樂趣。
當一個人又可以不受檢查地去思想、去寫作之後，這讓人不由得要去寫作、去發表。
每個人都開足馬力，哪怕是中等資質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爾博——也變得比此前以及此後更有意思了。
各種語言、各種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彙聚在這裡。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AlfredH.Fried）在這裡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FritzvonUnruh）給我們朗誦他的戲劇作品，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寫出了他那激動人心的短篇小說《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以他的《戰争中的人們》引起轟動，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來到這裡朗誦作品。
我下榻的施韋德飯店（HotelSchwerdt）曆史悠久，當年卡薩諾瓦和歌德也曾經下榻在此處，這裡能夠遇到來自各個國家的人。
我看到過一些俄國人，他們後來現身在革命當中，他們的真實名字我從來不會知道；還有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強硬的社會主義者，還有德國的戰争黨。
在瑞士方面，站在我們這邊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萊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Ragaz）以及作家羅伯特·費齊（RobertFaesi）。
我在法語書店裡約見了我的法語譯者保羅·莫裡斯（PaulMorisse），在音樂廳裡得遇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OscarFried）：一切來來往往，你可以在那裡聽到所有的觀點，有最荒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惱怒，也有興奮。
雜志得以成立，辯論得以進行，不同觀點在碰撞，或者對立在升級；各種群體在形成，或者在解散。
我從來還沒有像在蘇黎世的那些日子裡（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在夜裡），見識到這麼豐富多彩而充滿激情的人和觀點的組合，這種集中而且熱烈的形式。
人們在貝萊菲咖啡館（CafeBellevue）或者奧德翁咖啡館（CafeOdeo）一直待到打烊為止，還經常再到另外一個人的寓所裡繼續讨論。
在這個着了魔的世界裡，沒有人再去注意風光、湖光和山色，以及這恬靜的和平；人們生活在報紙中、在新聞和謠言裡、在觀點中、在争論中。
非常特别的是：在這裡，人們在思想上對戰争的經曆更為集中，甚至超過戰争正在進行的本國土地上，因為在這裡人們可以将問題客觀化，可以完全不考慮勝利或者失敗帶來的國家利益。
人們不再從某一個政治錨點出發來看問題，而是從歐洲的角度出發，将戰争看成一種殘酷的、暴力性質的事件，它所改變的不光是地圖上的幾條邊境線，而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好像我已經預感到自己将來的命運一樣，我最為之動容的是這些人當中沒有家鄉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個，而是有兩個或者三個祖國的人，他們在内心中不知道應該屬于哪一個。
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個角落，一位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時候獨自坐在那裡，銳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鏡。
有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詩人。
當我在幾天以後與這位詹姆斯·喬伊斯相識以後，他直截了當地拒絕與英國有任何所屬關系。
他是愛爾蘭人。
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是他不用英語思考，也不想有英語式的思考。
他當時對我說：“我想要一種語言，一種超越一切語言之上的語言，所有的語言都對它俯首帖耳。
我沒法用英語表達自己而不讓自己因此進入一種傳統當中。
”我當時還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話，因為我不知道他已經在寫作《尤利西斯》。
他當時隻是将他的那本《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我閱讀，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還有他的短劇《流亡》。
為了幫助他，我當時甚至還想翻譯這個劇本。
我越了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語言知識就越讓我不勝驚訝。
他那圓圓的、高高凸起的前額，在電燈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額頭後面的大腦裡好像所有恰當表達其所具有的詞彙都在跳舞，而且它們以最光彩奪人的方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有一次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裡的一個複雜句子該如何用德語來表達出來。
我們一起嘗試着用意大利語和法語找到合适的句子構成。
每個單詞他都有四五個備選的詞彙，甚至是方言詞彙，他對這些詞彙的色彩和分量的細微差别都了如指掌。
他身上很少會不帶有某種苦澀的氣息，但是我相信這正是這種躁動，這種力量讓他内心裡變得激蕩而多産。
對都柏林、對英國和對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變成了動力能量的形式，的确隻是在詩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釋放。
他好像喜歡自己的不苟言笑。
我從來沒見過他笑，或者看見他高興過。
他總顯得是一團糾結在一起，讓人看不透的力量。
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時，他總是雙唇緊閉，總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個特定的目标而去，這時我就會比在我們的談話中更強烈地感覺到他的拒人于千裡之外，他内心的離群索居。
我後來一點兒也不感到吃驚，正好是他寫出了最孤獨、最沒有羁絆同時又如彗星一般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栖居于兩個國家之間生活的人，是費魯喬·布索尼（FeruccioBusoni）。
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意大利，但是他選擇在德國生活。
從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始，他就是衆多藝術名人當中我最喜歡的人。
當他坐在鋼琴前聚精會神時，眼睛裡有一種特别美的，如在夢境中的光彩。
他的雙手在下面輕松地彈奏音樂，絕對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傾聽，他那漂亮的、裝滿思想的頭略微後仰，在靜聽着自己演奏的音樂，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經進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曾經多少次在音樂廳裡如醉如癡般地看他那張神采煥發的臉，讓他的琴音輕柔地升起，帶着銀色的清亮而進入我的血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