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歐洲的心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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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在這裡又見到他，他的頭發已經灰白，眼睛裡籠罩着哀傷的暗影。
“我應該屬于哪一方？”有一次他這樣問我。
“當我夜裡從夢中醒來，我知道在夢裡我說意大利語。
我要寫東西時，我在用德語詞彙思考。
”他的學生遍及各國——“也許一個正在對另外一個開槍”——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心思恍惚。
他寫了一個小型的輕音樂獨幕劇，為的是讓自己獲得解放，但是在戰争期間，烏雲不會從他的頭裡散去。
很少能聽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悅耳笑聲，他從前那種令我如此喜愛的笑聲。
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車站餐館的大廳裡碰到他，這時他已經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
我從那裡走過時，他喊住了我。
“麻醉一下！”他指着酒瓶說，“不是酗酒！但是，有時候必須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
音樂也不總能有效，創作的靈感隻能在好光景時才降臨。
” 這種分裂的情形給阿爾薩斯人造成的痛苦最為強烈，而在他們當中最糟糕不過的是像勒内·席克勒這樣的人，他們心裡朝向法國，但是用德語寫作。
本來戰争争奪的就是他們的地盤，感覺将他們的心從中間切開。
有人想要把他們拉向左邊，有人要把他們拉向右邊，要強迫他們認可德國或者法國。
但是，他們最受不了的便是“要麼這個，要麼那個”的問題，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
他們想要的，和我們大家一樣，那便是德國和法國作為兄弟，彼此間的互諒而不是敵視，因此他們在兩邊受苦，為兩個國家而受難。
在他們周圍還有一群無所适從的半敵半友者，混血的人，跟德國軍官結婚的英國女人，奧地利外交官的法國母親。
在有些家庭中，一個兒子在這邊服役，而另外一個兒子在那邊服役；有的父母在等着信件；這邊不多的财産被沒收了，那邊的職位丢掉了。
所有這些被分裂的人都逃到瑞士來，為了逃脫嫌疑。
無論在舊的，還是在新的家鄉，他們都同樣遭到迫害。
這些被摧殘、被損害的生靈，為了避免羞辱這個或者那個人，他們避免說這種或者那種語言，像影子一樣悄無聲息地遊走。
一個人活得越歐洲化，那隻要砸碎歐洲的拳頭，對他就會教訓得越狠。
在此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日期也臨近了。
首演非常成功，甚至《法蘭克福報》也陰陽怪氣地向德國報道說，美國公使和協約國的幾個重要人物都觀看了首演。
這并不會讓我感到不安。
我們都感覺到，戰争現在進行到了第三個年頭，參戰國内部已經變得越來越弱，對由魯登道夫一意孤行而強迫繼續進行的戰争持反對态度也不像在他風光無比的罪惡之始時那麼危險了。
在1918年的秋天，會有最終的決定。
但是，我不想讓自己在整個等待時期留在蘇黎世。
我慢慢地變得更為清醒和警覺了。
在剛剛到達這裡的興奮中，我還曾經以為在這些和平主義者和反對軍國主義者當中，真的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們是為實現歐洲和解這一目标的堅定戰鬥者。
很快我就發現，在那些裝扮成流亡者或者扮演成英雄信念的殉道者當中，也有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混進來。
他們是受德國情報機構收買來監聽和刺探其他人的。
很快，每個人都從自己遇到的事情當中看清楚了：這個甯靜的、規矩的瑞士被來自兩個戰争陣營的情報人員給打通了無數個地洞。
倒字紙簍的女傭、電話接線員、在服務時出奇地與人靠得近而且速度慢的跑堂，都在為敵對的某一方服務，甚至是同一個人為雙方服務。
箱子被神秘地打開了；吸墨紙被拍了照片；信件在路上或者在郵局裡消失了；在旅館的大廳裡，舉止文雅的女人以令人厭煩的樣子向人擠出笑容；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和平主義者會突然來訪，請我們在聲明上簽字，或者一副無辜的樣子請求給他們那些“可靠的朋友”的地址。
一位“社會主義黨人”請我給拉紹德封（LaChaux-de-Fonds）的工人組織做一次報告，他給出的報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組織對此卻一無所知。
到處都得提防備至。
沒用多久我就注意到，那些能夠當作絕對可靠的人，數量是多麼少。
由于不想再卷入政治當中，我的交往變得越來越少。
即便是在跟那些可靠的人交往當中，那些沒有結果的無休無止讨論，那種一意孤行地局限在激進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無政治傾向的小圈子的做法，也讓我感到無聊。
在那裡我第一次真正能觀察那些永久型的職業革命者：隻是作為反對者，他才會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們死守教條，因為他們自身沒有可以停靠的錨點。
要是繼續留在這喋喋不休的混亂環境裡，這種令人眼花缭亂、毫無把握的共同性就會繼續發酵下去，自身的信念和道德上的把握就會受到損害。
于是，我撤了出來。
事實上，這些咖啡館謀反者沒有一個敢于真正謀反的，那些臨時扮演的國際政治家沒有一個懂得，在真正有必要時該如何去從事政治。
在積極的任務即戰後的建設開始之時，他們還躲藏在自己那種吹毛求疵、滿腹牢騷的消極情緒當中，正如那些日子裡的反戰作家一樣，他們當中少有在戰争以後還完成重要作品的。
是那個發燒的時代，讓他們創作、讨論、從事政治；那隻是一個暫時的狀态，造成他們形成共同之處的并非一個内在的理念，于是這些由有趣的、有才華的年輕人組成的圈子一下子消散得不留任何痕迹，隻要他們反抗的對象——戰争——過去了。
我選擇的适合我停留的地方是呂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家小旅館，離蘇黎世半個小時路程。
從那裡的小山上可以看到整個蘇黎世湖，城市的尖塔顯得又小又遠，一覽無餘。
在這裡我隻需見我自己請來的人，真正的朋友，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在這裡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充分利用那些無情流逝的時間。
隻要本國的宣傳還沒有讓他們的眼睛變瞎、耳朵變聾，美國的參戰讓所有人都看到，德國的戰敗不可避免。
當德國皇帝突然宣布他從此要“民主地”執政時，我們都知道，這鐘聲傳達出來的是什麼。
我坦率地承認，我們奧地利人盡管與德國人在語言上和思想上有密切關聯，卻變得急不可耐：那不可避免的結局，也正因為它是不可避免的，應該快點到來。
曾經發誓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帝逃出國境線，那位為了他的“勝利者和平”而讓百萬人殒命的魯登道夫戴上墨鏡敗走瑞典的那一天，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安慰。
我們相信——當時全世界都和我們一起相信——這場戰争是一切時代的最後一場戰争，那個蹂躏世界的野獸被馴服了或者已經被殺死了。
我們相信威爾遜那了不起的綱領，那也正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在東方也看到一束差不多的光芒，因為俄國革命還帶着人道的理想主義理念在歡慶它的蜜月期。
我們是太傻了，我知道。
但是，這麼傻的不光是我們。
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能回憶起來，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滿是歡呼聲，以此來迎接地球的拯救者美國總統威爾遜，甚至敵對雙方的士兵都互相擁抱，互相親吻。
人們從來沒有像在和平的最初幾天裡，對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有那麼大的信任。
現在，在地球上終于有餘地去建立那早就被承諾的公平與博愛的王國了，去建立我們朝思暮想的那個共同的歐洲：要麼是現在，要麼便永無可能。
我們已經走過地獄，地獄之後還有什麼能吓住我們？一個新世界正整裝待發。
我們還都年輕，所以我們對自己說：那将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夢寐以求的世界，一個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注釋1德語中瑞士的名稱是dieSchweiz，定冠詞為陰性，所以這裡的譯文中采用了“她”來指代這個國家，這也更符合作者在這裡表露出來的對這個國家的熱愛。
2這是羅曼·羅蘭在1920年完成的一部曆史小說，主人公為法國17世紀作曲家克萊朗博（Louis-NicolasClérambault，1676—1749）。
茨威格将該書翻譯成德文，題名為《克萊朗博的故事：戰争中的自由精神》。
3科特特斯（HernánCortés，1485—1547），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者。
1519年，他讓自己的隊伍在登陸之後将船隊摧毀，斷絕一切後路，以示背水一戰征服墨西哥的決心。
4在法國大革命中，三級會議中來自吉倫特省的代表最終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被稱為“吉倫特派”。
在其12名代表中，有5人是律師。
5齊美爾瓦爾德（Zimmerwald）是位于瑞士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
瑞士社會民主黨于1915年9月5—8日在這裡舉辦了一場國際會議，有來自12個國家的37位代表參加，包括列甯和托洛茨基。
會議形成了《齊美瓦爾德宣言》，以列甯為核心形成了反軍國主義、主張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運動，被稱為“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由此開始國際工人運動開始分化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即共産主義）和改革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
這次會議上也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該組織1916年的會議在昆塔爾（Kienthal，也是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召開。
現在，我在這裡又見到他，他的頭發已經灰白，眼睛裡籠罩着哀傷的暗影。
“我應該屬于哪一方？”有一次他這樣問我。
“當我夜裡從夢中醒來，我知道在夢裡我說意大利語。
我要寫東西時，我在用德語詞彙思考。
”他的學生遍及各國——“也許一個正在對另外一個開槍”——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心思恍惚。
他寫了一個小型的輕音樂獨幕劇，為的是讓自己獲得解放，但是在戰争期間，烏雲不會從他的頭裡散去。
很少能聽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悅耳笑聲，他從前那種令我如此喜愛的笑聲。
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車站餐館的大廳裡碰到他，這時他已經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
我從那裡走過時，他喊住了我。
“麻醉一下！”他指着酒瓶說，“不是酗酒！但是，有時候必須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
音樂也不總能有效，創作的靈感隻能在好光景時才降臨。
” 這種分裂的情形給阿爾薩斯人造成的痛苦最為強烈，而在他們當中最糟糕不過的是像勒内·席克勒這樣的人，他們心裡朝向法國，但是用德語寫作。
本來戰争争奪的就是他們的地盤，感覺将他們的心從中間切開。
有人想要把他們拉向左邊，有人要把他們拉向右邊，要強迫他們認可德國或者法國。
但是，他們最受不了的便是“要麼這個，要麼那個”的問題，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
他們想要的，和我們大家一樣，那便是德國和法國作為兄弟，彼此間的互諒而不是敵視，因此他們在兩邊受苦，為兩個國家而受難。
在他們周圍還有一群無所适從的半敵半友者，混血的人，跟德國軍官結婚的英國女人，奧地利外交官的法國母親。
在有些家庭中，一個兒子在這邊服役，而另外一個兒子在那邊服役；有的父母在等着信件；這邊不多的财産被沒收了，那邊的職位丢掉了。
所有這些被分裂的人都逃到瑞士來，為了逃脫嫌疑。
無論在舊的，還是在新的家鄉，他們都同樣遭到迫害。
這些被摧殘、被損害的生靈，為了避免羞辱這個或者那個人，他們避免說這種或者那種語言，像影子一樣悄無聲息地遊走。
一個人活得越歐洲化，那隻要砸碎歐洲的拳頭，對他就會教訓得越狠。
在此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日期也臨近了。
首演非常成功，甚至《法蘭克福報》也陰陽怪氣地向德國報道說，美國公使和協約國的幾個重要人物都觀看了首演。
這并不會讓我感到不安。
我們都感覺到，戰争現在進行到了第三個年頭，參戰國内部已經變得越來越弱，對由魯登道夫一意孤行而強迫繼續進行的戰争持反對态度也不像在他風光無比的罪惡之始時那麼危險了。
在1918年的秋天，會有最終的決定。
但是，我不想讓自己在整個等待時期留在蘇黎世。
我慢慢地變得更為清醒和警覺了。
在剛剛到達這裡的興奮中，我還曾經以為在這些和平主義者和反對軍國主義者當中，真的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們是為實現歐洲和解這一目标的堅定戰鬥者。
很快我就發現，在那些裝扮成流亡者或者扮演成英雄信念的殉道者當中，也有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混進來。
他們是受德國情報機構收買來監聽和刺探其他人的。
很快，每個人都從自己遇到的事情當中看清楚了：這個甯靜的、規矩的瑞士被來自兩個戰争陣營的情報人員給打通了無數個地洞。
倒字紙簍的女傭、電話接線員、在服務時出奇地與人靠得近而且速度慢的跑堂，都在為敵對的某一方服務，甚至是同一個人為雙方服務。
箱子被神秘地打開了；吸墨紙被拍了照片；信件在路上或者在郵局裡消失了；在旅館的大廳裡，舉止文雅的女人以令人厭煩的樣子向人擠出笑容；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和平主義者會突然來訪，請我們在聲明上簽字，或者一副無辜的樣子請求給他們那些“可靠的朋友”的地址。
一位“社會主義黨人”請我給拉紹德封（LaChaux-de-Fonds）的工人組織做一次報告，他給出的報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組織對此卻一無所知。
到處都得提防備至。
沒用多久我就注意到，那些能夠當作絕對可靠的人，數量是多麼少。
由于不想再卷入政治當中，我的交往變得越來越少。
即便是在跟那些可靠的人交往當中，那些沒有結果的無休無止讨論，那種一意孤行地局限在激進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無政治傾向的小圈子的做法，也讓我感到無聊。
在那裡我第一次真正能觀察那些永久型的職業革命者：隻是作為反對者，他才會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們死守教條，因為他們自身沒有可以停靠的錨點。
要是繼續留在這喋喋不休的混亂環境裡，這種令人眼花缭亂、毫無把握的共同性就會繼續發酵下去，自身的信念和道德上的把握就會受到損害。
于是，我撤了出來。
事實上，這些咖啡館謀反者沒有一個敢于真正謀反的，那些臨時扮演的國際政治家沒有一個懂得，在真正有必要時該如何去從事政治。
在積極的任務即戰後的建設開始之時，他們還躲藏在自己那種吹毛求疵、滿腹牢騷的消極情緒當中，正如那些日子裡的反戰作家一樣，他們當中少有在戰争以後還完成重要作品的。
是那個發燒的時代，讓他們創作、讨論、從事政治；那隻是一個暫時的狀态，造成他們形成共同之處的并非一個内在的理念，于是這些由有趣的、有才華的年輕人組成的圈子一下子消散得不留任何痕迹，隻要他們反抗的對象——戰争——過去了。
我選擇的适合我停留的地方是呂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家小旅館，離蘇黎世半個小時路程。
從那裡的小山上可以看到整個蘇黎世湖，城市的尖塔顯得又小又遠，一覽無餘。
在這裡我隻需見我自己請來的人，真正的朋友，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在這裡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充分利用那些無情流逝的時間。
隻要本國的宣傳還沒有讓他們的眼睛變瞎、耳朵變聾，美國的參戰讓所有人都看到，德國的戰敗不可避免。
當德國皇帝突然宣布他從此要“民主地”執政時，我們都知道，這鐘聲傳達出來的是什麼。
我坦率地承認，我們奧地利人盡管與德國人在語言上和思想上有密切關聯，卻變得急不可耐：那不可避免的結局，也正因為它是不可避免的，應該快點到來。
曾經發誓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帝逃出國境線，那位為了他的“勝利者和平”而讓百萬人殒命的魯登道夫戴上墨鏡敗走瑞典的那一天，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安慰。
我們相信——當時全世界都和我們一起相信——這場戰争是一切時代的最後一場戰争，那個蹂躏世界的野獸被馴服了或者已經被殺死了。
我們相信威爾遜那了不起的綱領，那也正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在東方也看到一束差不多的光芒，因為俄國革命還帶着人道的理想主義理念在歡慶它的蜜月期。
我們是太傻了，我知道。
但是，這麼傻的不光是我們。
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能回憶起來，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滿是歡呼聲，以此來迎接地球的拯救者美國總統威爾遜，甚至敵對雙方的士兵都互相擁抱，互相親吻。
人們從來沒有像在和平的最初幾天裡，對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有那麼大的信任。
現在，在地球上終于有餘地去建立那早就被承諾的公平與博愛的王國了，去建立我們朝思暮想的那個共同的歐洲：要麼是現在，要麼便永無可能。
我們已經走過地獄，地獄之後還有什麼能吓住我們？一個新世界正整裝待發。
我們還都年輕，所以我們對自己說：那将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夢寐以求的世界，一個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注釋
茨威格将該書翻譯成德文，題名為《克萊朗博的故事：戰争中的自由精神》。
1519年，他讓自己的隊伍在登陸之後将船隊摧毀，斷絕一切後路，以示背水一戰征服墨西哥的決心。
在其12名代表中，有5人是律師。
瑞士社會民主黨于1915年9月5—8日在這裡舉辦了一場國際會議，有來自12個國家的37位代表參加，包括列甯和托洛茨基。
會議形成了《齊美瓦爾德宣言》，以列甯為核心形成了反軍國主義、主張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運動，被稱為“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由此開始國際工人運動開始分化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即共産主義）和改革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
這次會議上也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該組織1916年的會議在昆塔爾（Kienthal，也是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