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再度漫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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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墨索裡尼那尖銳、拉丁語式簡潔和形象的文風中看到了同樣的決心，正如聖馬可廣場上沖鋒組的年輕人表現出來的決心一樣。
我當然還無法知道這鬥争在一年以後達到的規模。
我從這個時刻開始知道，無論這裡還是在别處，我們都面臨着一場鬥争，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對我來說，這是第一個警告：在我們歐洲似乎平靜的表面之下，還潛藏着完全危險的暗流。
第二個警告沒過多久就接踵而至了。
我因為再度有了旅行的興趣，決定夏天去德國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Westerland）。
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去德國還是能讓人感覺振奮的。
跟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德國的貨币馬克還一直表現得相當不錯，現在似乎是在很好的康複之路上。
火車準點到以分鐘計算，旅館整潔得一塵不染，鐵路兩旁到處是新建的房屋、新建的工廠，到處都是無可指摘的、沒有喧嚣的秩序井然，人們在戰争之前痛恨這種秩序，可在混亂之中又學會了珍視秩序。
空氣中有某種特殊的緊張，因為整個國家都在等着熱那亞和拉巴洛（Rapallo）的談判結果，不知道能否得到人們所希望的減少戰争賠償，或者至少會達成真正和解的清醒姿态。
這是德國第一次作為有平等權利的國家與那些敵對國家一起坐在談判桌前。
主持這次在歐洲曆史上有紀念意義談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
他那傑出的組織才能在戰争期間已經顯露無遺，他在第一時間就認識到德國經濟的薄弱之處——這也是後來讓德國經濟遭受緻命一擊的軟肋——即原材料供應。
他及時地（在這方面他也是有遠見的）将全部經濟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戰争結束之後，當德國需要一位外交部部長來與對手中那些最睿智、最有經驗的人打交道時，這一人選自然就非他莫屬。
遲疑良久，我在柏林給他打了電話。
他正在打造這個時代的命運，我怎麼能去打擾他呢？“對，确實很難，”他在電話裡說，“現在我也必須因為工作而犧牲友誼。
”不過，他有那種能利用每一分鐘的出色組織技巧，馬上就找到了一個會面的可能性。
他說，他要去幾個使館拜會，從格魯内瓦爾德（Grunewald，拉特瑙的住地）得有半個小時的車程。
最簡單的辦法是，我過去到他那裡，我們利用這半個小時在汽車上聊一下。
他的确有那種精神上的專注能力，能快速而徹底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上，任何時候在汽車或者火車上的談話都能如此精确和深刻，如同在他的工作室裡一樣。
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而且我也相信，能跟一位不介入政治，與他有多年友誼的老朋友說說話，也會讓他感到愉快。
那是一次長談，我可以作證，拉特瑙雖然并非完全沒有個人野心，但是絕非帶着某種貪婪或者急不可耐地接手相當棘手的德國外交部部長一職。
他早就知道，這個任務目前還是無解的，他最多也就能完成四分之一，能達成幾個無關緊要的讓步。
但是，真正的和平，寬宏大度地彼此面對，現在還不能指望。
“也許需要十年，”他對我說，“前提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不光是我們不好過。
那些老一代得從外交界中退出，那些将軍都成了公共廣場上的紀念雕像，站在那裡不再作聲，這才有可能。
”他完全明了，自己作為猶太人，有雙重的責任。
在曆史上也許很少能有這樣一個人，帶着那麼大的疑慮和那麼深的内心思考來接受一項任務，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是時間而不是他。
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危險，自從埃爾茨伯格爾（Erzberger）被暗殺——他接手了簽署停火協議這個不愉快的責任，而魯登道夫小心地躲到了國外而回避這個責任——拉特瑙就一點兒也不懷疑，作為一位主張和解的先鋒，等待着他的也會是類似命運。
不過，沒有結婚、沒有子女、從根本上極度孤獨的他，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害怕這種危險。
我也沒有勇氣提醒他要注意個人安危。
拉特瑙在拉巴洛會議上做得非常出色，在當時的條件下他達到了最好的結果，這在如今已經是一個曆史事實。
他那種能把握任何一個有利時機的出色天才，那世界級人物的風度，個人的聲望，從來沒有像那次那麼光芒閃爍過。
但是，德國國内的一些群體的力量已經日漸壯大起來，他們知道能給自己注入力量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斷對被戰勝的民衆宣稱，他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是對國家的背叛。
當時的秘密團體——因為強烈的同性戀風氣而結成——的勢力之大，超過了當時共和國領導者的預想。
在自由的理念下，共和國領導者們對所有群體都聽之任之，包括那些意圖在德國永遠消滅自由的群體。
我在市中心外交部門口和他告别，沒想到那竟然是永别。
我後來從新聞照片上認出，時隔不久，就在我們一起駛過的那條街道上，殺手伏擊了我們一起坐過的那輛汽車。
按說，我沒有成為這個曆史上災難性一幕的目擊者，也隻是因為偶然。
因此，這一悲劇性場景——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由此開始了——在我這裡更讓人内心有所觸動，更印象十足。
那一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
數以千百計的療養者在沙灘上愉快地休閑，又有樂隊在給了無憂無慮地避暑的人們演奏音樂，就如同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消息傳來的那一天一樣！突然，送報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樣從濱海大道上跑過來：“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恐慌開始了，這一消息震動了全德國。
馬克一下子暴跌，沒有什麼能支撐的了，一直瘋狂到以兆來計算。
現在才開始了真正的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相比之下，我們奧地利之前的1:15000的通脹率隻是一個小兒科的遊戲而已。
要想講述當初那些細節，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需要整整一本書的篇幅，而這樣的一本書在今天看來如同童話一樣。
我經曆了這樣的日子，早上買一份報紙需要五萬馬克，到了晚上則需要十萬馬克。
必須兌換外币的人，将兌換的數額按照小時來劃分，因為四點鐘能換到的數量比三點鐘的要多出幾倍，而五點鐘又會比一個小時前再多出幾倍來。
比如，我将寫了一年的一部手稿寄給出版人，為保險起見要求出版人馬上預付一萬冊印數的稿酬，等到支票來到時，其價值還不夠一個星期前我所支付的包裹費用呢。
電車票都是以百萬計算的。
中央銀行用卡車将紙币運往各銀行，十四天以後人們可以在排水溝裡看到十萬馬克的鈔票：那是一個乞丐不屑地扔掉的。
一根鞋帶比一雙鞋還貴，不，比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要貴。
去修理一扇玻璃窗比以前買整座房子還要貴。
一本書要比以前有上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貴。
如果兜裡有一百美元，可以在柏林的選帝侯大街上買一排六層樓的房子。
從前的一家工廠現在也不過是一台手推車的價錢。
半大的男孩子要是碰巧在港口揀到一箱被人落掉的香皂，他就可以開車兜風幾個月，每天賣出一塊香皂就能生活得像王侯一樣奢侈，而他們的父母，從前的富人則在四處乞讨。
送報人成立了銀行，在各種外彙買賣中投機。
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大赢家施廷内斯（Stinnes）。
他利用德國馬克崩潰的時機擴展貸款，買進一切能買到的東西，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
我當然還無法知道這鬥争在一年以後達到的規模。
我從這個時刻開始知道，無論這裡還是在别處，我們都面臨着一場鬥争，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對我來說，這是第一個警告：在我們歐洲似乎平靜的表面之下，還潛藏着完全危險的暗流。
第二個警告沒過多久就接踵而至了。
我因為再度有了旅行的興趣，決定夏天去德國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Westerland）。
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去德國還是能讓人感覺振奮的。
跟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德國的貨币馬克還一直表現得相當不錯，現在似乎是在很好的康複之路上。
火車準點到以分鐘計算，旅館整潔得一塵不染，鐵路兩旁到處是新建的房屋、新建的工廠，到處都是無可指摘的、沒有喧嚣的秩序井然，人們在戰争之前痛恨這種秩序，可在混亂之中又學會了珍視秩序。
空氣中有某種特殊的緊張，因為整個國家都在等着熱那亞和拉巴洛（Rapallo）的談判結果，不知道能否得到人們所希望的減少戰争賠償，或者至少會達成真正和解的清醒姿态。
這是德國第一次作為有平等權利的國家與那些敵對國家一起坐在談判桌前。
主持這次在歐洲曆史上有紀念意義談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
他那傑出的組織才能在戰争期間已經顯露無遺，他在第一時間就認識到德國經濟的薄弱之處——這也是後來讓德國經濟遭受緻命一擊的軟肋——即原材料供應。
他及時地（在這方面他也是有遠見的）将全部經濟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戰争結束之後，當德國需要一位外交部部長來與對手中那些最睿智、最有經驗的人打交道時，這一人選自然就非他莫屬。
遲疑良久，我在柏林給他打了電話。
他正在打造這個時代的命運，我怎麼能去打擾他呢？“對，确實很難，”他在電話裡說，“現在我也必須因為工作而犧牲友誼。
”不過，他有那種能利用每一分鐘的出色組織技巧，馬上就找到了一個會面的可能性。
他說，他要去幾個使館拜會，從格魯内瓦爾德（Grunewald，拉特瑙的住地）得有半個小時的車程。
最簡單的辦法是，我過去到他那裡，我們利用這半個小時在汽車上聊一下。
他的确有那種精神上的專注能力，能快速而徹底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上，任何時候在汽車或者火車上的談話都能如此精确和深刻，如同在他的工作室裡一樣。
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而且我也相信，能跟一位不介入政治，與他有多年友誼的老朋友說說話，也會讓他感到愉快。
那是一次長談，我可以作證，拉特瑙雖然并非完全沒有個人野心，但是絕非帶着某種貪婪或者急不可耐地接手相當棘手的德國外交部部長一職。
他早就知道，這個任務目前還是無解的，他最多也就能完成四分之一，能達成幾個無關緊要的讓步。
但是，真正的和平，寬宏大度地彼此面對，現在還不能指望。
“也許需要十年，”他對我說，“前提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不光是我們不好過。
那些老一代得從外交界中退出，那些将軍都成了公共廣場上的紀念雕像，站在那裡不再作聲，這才有可能。
”他完全明了，自己作為猶太人，有雙重的責任。
在曆史上也許很少能有這樣一個人，帶着那麼大的疑慮和那麼深的内心思考來接受一項任務，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是時間而不是他。
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危險，自從埃爾茨伯格爾（Erzberger）被暗殺——他接手了簽署停火協議這個不愉快的責任，而魯登道夫小心地躲到了國外而回避這個責任——拉特瑙就一點兒也不懷疑，作為一位主張和解的先鋒，等待着他的也會是類似命運。
不過，沒有結婚、沒有子女、從根本上極度孤獨的他，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害怕這種危險。
我也沒有勇氣提醒他要注意個人安危。
拉特瑙在拉巴洛會議上做得非常出色，在當時的條件下他達到了最好的結果，這在如今已經是一個曆史事實。
他那種能把握任何一個有利時機的出色天才，那世界級人物的風度，個人的聲望，從來沒有像那次那麼光芒閃爍過。
但是，德國國内的一些群體的力量已經日漸壯大起來，他們知道能給自己注入力量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斷對被戰勝的民衆宣稱，他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是對國家的背叛。
當時的秘密團體——因為強烈的同性戀風氣而結成——的勢力之大，超過了當時共和國領導者的預想。
在自由的理念下，共和國領導者們對所有群體都聽之任之，包括那些意圖在德國永遠消滅自由的群體。
我在市中心外交部門口和他告别，沒想到那竟然是永别。
我後來從新聞照片上認出，時隔不久，就在我們一起駛過的那條街道上，殺手伏擊了我們一起坐過的那輛汽車。
按說，我沒有成為這個曆史上災難性一幕的目擊者，也隻是因為偶然。
因此，這一悲劇性場景——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由此開始了——在我這裡更讓人内心有所觸動，更印象十足。
那一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
數以千百計的療養者在沙灘上愉快地休閑，又有樂隊在給了無憂無慮地避暑的人們演奏音樂，就如同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消息傳來的那一天一樣！突然，送報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樣從濱海大道上跑過來：“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恐慌開始了，這一消息震動了全德國。
馬克一下子暴跌，沒有什麼能支撐的了，一直瘋狂到以兆來計算。
現在才開始了真正的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相比之下，我們奧地利之前的1:15000的通脹率隻是一個小兒科的遊戲而已。
要想講述當初那些細節，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需要整整一本書的篇幅，而這樣的一本書在今天看來如同童話一樣。
我經曆了這樣的日子，早上買一份報紙需要五萬馬克，到了晚上則需要十萬馬克。
必須兌換外币的人，将兌換的數額按照小時來劃分，因為四點鐘能換到的數量比三點鐘的要多出幾倍，而五點鐘又會比一個小時前再多出幾倍來。
比如，我将寫了一年的一部手稿寄給出版人，為保險起見要求出版人馬上預付一萬冊印數的稿酬，等到支票來到時，其價值還不夠一個星期前我所支付的包裹費用呢。
電車票都是以百萬計算的。
中央銀行用卡車将紙币運往各銀行，十四天以後人們可以在排水溝裡看到十萬馬克的鈔票：那是一個乞丐不屑地扔掉的。
一根鞋帶比一雙鞋還貴，不，比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要貴。
去修理一扇玻璃窗比以前買整座房子還要貴。
一本書要比以前有上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貴。
如果兜裡有一百美元，可以在柏林的選帝侯大街上買一排六層樓的房子。
從前的一家工廠現在也不過是一台手推車的價錢。
半大的男孩子要是碰巧在港口揀到一箱被人落掉的香皂，他就可以開車兜風幾個月，每天賣出一塊香皂就能生活得像王侯一樣奢侈，而他們的父母，從前的富人則在四處乞讨。
送報人成立了銀行，在各種外彙買賣中投機。
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大赢家施廷内斯（Stinnes）。
他利用德國馬克崩潰的時機擴展貸款，買進一切能買到的東西，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