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夕陽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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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樣，他們懷揣說不出的自豪來觀賞這些繪畫：這些現在屬于我們了，我們得學着去了解這些東西。
教師們帶着臉蛋圓圓的孩子穿過大廳，藝術管理員們在向那些有些拘謹的、認真傾聽的農民解釋倫勃朗和提香的繪畫。
每當講到細節，他們總是膽怯地将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擡起。
在這裡也如同到處都有的那種情況一樣，在這種純潔的、認真的努力後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處：想要在一夜之間讓那些大字不識的“人民”馬上能理解貝多芬或者維米爾的作品。
這種努力的最可寶貴之處在于，一方要立竿見影地讓藝術變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
但是，這讓雙方都變得毫無耐心。
在學校裡，他們讓孩子們畫最野性、最先鋒的東西，十二歲的小姑娘的課桌上放着黑格爾的著作和索雷爾（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人）的書；連根本不認字的馬車夫，手裡也拿着書，隻是因為那是書，“書”就意味着教育，也是新型無産者的尊嚴和責任。
有多少次他們讓我們參觀一個中型工廠并期待着我們的驚訝時，我們得露出那樣的微笑，好像我們在歐洲和美國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類東西似的。
有一次，一位充滿自豪的工人指着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
”他滿是期待地向我看過來，我應該大力贊揚才對。
這些民衆第一次看到這些技術産品，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甯和托洛茨基設想出來、發明出來這一切。
人們在贊歎中微笑着，暗地裡卻覺得好玩。
這個俄國，是一個有着怎樣了不起的天才，性情愉快的大孩子啊！人們不由得總是這樣想、這樣問自己：這個國家真的能像它打算的那樣，快速地學會那門龐大的課程嗎？這個偉大的計劃還能更加了不起地發展下去，抑或擱淺在舊式的奧勃洛摩夫的怠惰中？在某個鐘頭，我們對此有信心；在另外一個鐘頭裡，我們又失去了信任。
我看得越多，心裡就越發不清楚。
可是，難道這種矛盾隻在我身上才有？難道它不是更多地源于俄羅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于托爾斯泰——這位我們前來紀念的偉人——的靈魂當中嗎？在去往亞斯納亞·波爾亞納（JasnajaPoljana）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讨論過這個問題。
“他到底是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革命者？”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自己對此有所知嗎？作為一個俄國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
上千年來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間就改變。
差不多和我們一樣。
”他微笑着加上一句：“要按照一個獨此一家的公式來做，完全和我們一樣。
要是有人說我們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錯了我們，我們俄國人。
在身體上，甚至在靈魂上，我們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們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
我們想要一切真理，總是要馬上知曉真谛。
他，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
”的确，當我走進亞斯納亞·波爾亞納的托爾斯泰故居時，總是能感覺到“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這句話。
就是在那張寫字台上，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但是他離開它，到旁邊的一個貧窮不堪的小房子裡去做鞋，很糟糕的鞋。
那扇門、那個樓梯，他就是從那裡逃離了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離自身存在的矛盾。
那裡有一杆長槍，在戰争中他用它殺死過敵人，而他自己卻是一切戰争的敵人。
在這座低矮的白色莊園建築裡，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問題如此強烈而直觀地矗立在我的眼前。
當我走向他的最後安息地時，這種悲哀的感覺被奇妙地平複了。
我在俄國所見到的，沒有什麼比托爾斯泰的墓地更了不起、更令人動容的了。
這個廣為人知的朝聖之地偏僻孤寂地躺在一片樹林之中。
一條窄窄的步行小路通往這座土丘：那不過是一個四方形的土堆而已，沒有人來守衛它，沒有人來保護它，隻有幾棵大樹給它遮蔭。
在墓前，他的孫女告訴我說，這些參天聳立的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自己栽下的。
他和哥哥尼古拉小時候曾經在某個村婦那裡聽到過這樣的傳說：人們栽下樹的地方，就會成為幸運之地。
他們半是遊戲似的栽下一些小樹苗。
很久以後，老人才想起來這個美好的預言，馬上就表達了要葬在自己栽種的樹下面這一願望。
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願望。
因為它那征服人心的簡樸，它也是世界上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墳墓。
在樹林中間，為樹木所籠罩的一個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碑文。
這位比任何人都因為自己的名字和榮譽而倍感痛苦的偉大人物，被不題名地埋葬在這裡，就如同一個被人偶然發現的流浪漢，如同一位無名的士兵。
誰也不會被擋在他的長眠之地以外，圍起墓地的那單薄的栅欄沒有上鎖。
沒有什麼能比人們的敬畏更好地保護這位永無止息之人的最後安息。
平常情況下，好奇者會因為一座墓地的奢華蜂擁而至，而在這裡，令人無法抵抗的簡單俘獲了所有參觀者。
風，像上帝的言辭一樣沙沙地掠過無名者的墳墓，此外便了無音聲。
從這裡走過的人，也許隻知道這裡埋葬着一個人，在俄國的土地上埋葬着某一位俄國人。
無論是巴黎榮軍大教堂大理石拱門下拿破侖的墓室，公爵陵寝中歌德的靈柩，還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裡的墓碑，讓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這沉默無言、令人動容的無名墳墓：它在樹林中的某個地方，隻有風兒同它喃喃細語，哪怕不傳遞任何訊息和言辭。
我在俄國度過了十四天，還一直感覺到這種内心的好奇，這種輕微的思想上的癡迷迷霧。
讓我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麼呢？很快我就認識到了：是人和從他們身上湧動出來的誠摯。
所有的人，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堅信他們在參與一項了不起的、關乎全人類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他們不得不接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
從前他們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一下子變成了沉醉般的驕傲：他們超前了，走在一切人的前面。
“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才能拯救世界。
他們真誠、堅定地這麼以為。
“這個”真理，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被給予機會，去實現其他民族隻能夢想的事情。
當他們把最微不足道的東西給人看時，也會兩眼放光：“這是我們做出來的。
”這個“我們”貫穿在整個民族當中。
送人趕路的馬車夫會用鞭子指着某座新房子，帶着一臉燦爛的笑容說：“我們建造了它。
”大學教室裡的鞑靼人、蒙古人走過來，帶着驕傲給人看他們的書。
“達爾文！”一個大學生說，另外一個說：“馬克思！”他們帶着的那種自豪，就好像書是他們自己寫出來的一樣。
他們不斷地擁擠前來，要給我們看、給我們解釋，他們非常感激有人來參觀他們的“事業”。
每個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對歐洲人都有着無邊的信任，他們用忠誠的眼睛看着人，像兄弟一般用力與人握手。
但是，也正是這些極少數人同時也表現出來，他們也許熱愛一個人，但是對一個人沒有什麼“尊敬”可言：大家都是兄弟，是同志。
在作家當中也不例外。
我們坐在亞曆山大·赫爾岑從前的宅邸裡，不光有歐洲人和俄羅斯人，還有通古斯人、格魯吉亞人、高加索人，每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都為紀念托爾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
我與他們大部分人之間語言不同，但是能互相明白。
有時候一個人站起來，朝某人走過去，說出該人一部作品的名字，指了指自己的心髒，意思是說“我非常喜歡它”，然後抓起這人的手熱烈地搖晃，好像出于喜愛而要将他的全部關節給弄斷一樣。
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帶來了禮物。
當時還是一個很艱難的時代，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每個人都準備了些什麼，以便留作紀念。
一幅沒有價值的舊版畫，一本讀不懂的書，一幅農民的剪紙。
對我來說，這當然要容易得多，因為我可以用一些若幹年來在蘇聯已經見不到的貴重物品來回贈他們：一個吉利牌刮臉刀片，一支鋼筆，幾本上好的白色信紙，一雙軟皮拖鞋，于是我回來時行李已經少得不能再少。
正因為這種誠摯是無言而帶有沖擊力的，它才那麼有震撼力。
在這裡人們所感受到的效果之廣泛、溫暖，于我們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在我們那裡從來不能接觸到“人民”。
每次與這些人在一起，都是一個很危險的誘惑，有些外國作家也确實在對蘇聯的訪問過程中被俘獲了。
他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歡呼，為真正的大衆所熱愛，所以他們相信當政者一定推崇他們的作品，所以人們才會讀他們的作品，熱愛他們的作品。
以德報德，以大度回報大度，這也是人性的常情。
我也必須承認，在俄國的某些時刻，我自己也差不多要開始唱贊歌了，因為所看到的興奮之情而感到興奮。
我自己之所以沒有被這種魔術般的迷狂所附體，與其說是因為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甯說更應該感謝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無從知曉，永遠也不會知曉。
那是一個大學生的慶祝活動。
他們環繞着我、擁抱我，和我握手。
這種興奮，讓我渾身溫暖，我看到他們充滿活力的臉上滿是喜悅。
四五個人陪着我回到住地，一個小組，其中也有指派給我的女翻譯，她也是一位大學生，一切都是她來替我翻譯。
直到我在旅館裡将房間門關上，我才真正是一個人，十二天以來真正獨自一人，因為總是有人陪着，總是被包圍着，總是被熱情的波浪擁來蕩去。
我開始脫衣服，将外套脫下。
這時我發覺有紙的聲音。
我把手伸進衣袋。
是一封信。
一封用法語寫的信，但不是通過郵局送來的，一定是某個人在擁抱或者人群簇擁時巧妙地放到我的衣袋裡的。
那是一封沒有簽名的信，一封非常聰明、非常人性通達的信，雖然不是出自所謂的“白俄”，但是對近年來日益強化的對自由的限制表示徹底憤慨。
“人們對您所說的話，請您不要什麼都相信，”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您也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東西時，他們也有很多東西沒有給您看。
您要記住，那些跟您講話的人，大多數沒有說出他們想說的話，隻是說了可以對您說的話。
我們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一點兒也不少。
您的翻譯要報告您的每一句話。
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受到控制。
”這位陌生人給我列出一些例子和細節，可是我無法去核實這些。
但是，我按照他/她的要求将信燒掉了：“不要光是将信撕碎，因為他們會從您的紙簍裡找到每個碎片，把它們拼到一起。
”然後，我開始考慮。
我曾經身處這誠摯的熱情當中，這種美好的同志式情誼當中，原本不止有一次機會可以和某人私下裡無拘無束地談話，難道這不是真正的事實？我不懂俄語，這讓我無法對來自民衆的人群有真正的感覺。
況且，在這十四天裡我所見的，是這個看不透的國家中那麼微小的一塊！如果我要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别人的話，就必須承認，某些細節給我印象令人如此激動、如此歡欣鼓舞，然而卻沒有客觀上的可靠性。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幾乎所有的歐洲作家從俄國回來之後，馬上都寫了一本書，帶着興奮的肯定，或者是言詞尖刻的否定，而我隻寫了幾篇文章。
我的這種保留也不無益處：因為在三個月以後，很多事情與我所見到的已經有所不同；
教師們帶着臉蛋圓圓的孩子穿過大廳，藝術管理員們在向那些有些拘謹的、認真傾聽的農民解釋倫勃朗和提香的繪畫。
每當講到細節，他們總是膽怯地将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擡起。
在這裡也如同到處都有的那種情況一樣，在這種純潔的、認真的努力後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處：想要在一夜之間讓那些大字不識的“人民”馬上能理解貝多芬或者維米爾的作品。
這種努力的最可寶貴之處在于，一方要立竿見影地讓藝術變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
但是，這讓雙方都變得毫無耐心。
在學校裡，他們讓孩子們畫最野性、最先鋒的東西，十二歲的小姑娘的課桌上放着黑格爾的著作和索雷爾（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人）的書；連根本不認字的馬車夫，手裡也拿着書，隻是因為那是書，“書”就意味着教育，也是新型無産者的尊嚴和責任。
有多少次他們讓我們參觀一個中型工廠并期待着我們的驚訝時，我們得露出那樣的微笑，好像我們在歐洲和美國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類東西似的。
有一次，一位充滿自豪的工人指着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
”他滿是期待地向我看過來，我應該大力贊揚才對。
這些民衆第一次看到這些技術産品，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甯和托洛茨基設想出來、發明出來這一切。
人們在贊歎中微笑着，暗地裡卻覺得好玩。
這個俄國，是一個有着怎樣了不起的天才，性情愉快的大孩子啊！人們不由得總是這樣想、這樣問自己：這個國家真的能像它打算的那樣，快速地學會那門龐大的課程嗎？這個偉大的計劃還能更加了不起地發展下去，抑或擱淺在舊式的奧勃洛摩夫的怠惰中？在某個鐘頭，我們對此有信心；在另外一個鐘頭裡，我們又失去了信任。
我看得越多，心裡就越發不清楚。
可是，難道這種矛盾隻在我身上才有？難道它不是更多地源于俄羅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于托爾斯泰——這位我們前來紀念的偉人——的靈魂當中嗎？在去往亞斯納亞·波爾亞納（JasnajaPoljana）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讨論過這個問題。
“他到底是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革命者？”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自己對此有所知嗎？作為一個俄國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
上千年來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間就改變。
差不多和我們一樣。
”他微笑着加上一句：“要按照一個獨此一家的公式來做，完全和我們一樣。
要是有人說我們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錯了我們，我們俄國人。
在身體上，甚至在靈魂上，我們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們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
我們想要一切真理，總是要馬上知曉真谛。
他，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
”的确，當我走進亞斯納亞·波爾亞納的托爾斯泰故居時，總是能感覺到“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這句話。
就是在那張寫字台上，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但是他離開它，到旁邊的一個貧窮不堪的小房子裡去做鞋，很糟糕的鞋。
那扇門、那個樓梯，他就是從那裡逃離了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離自身存在的矛盾。
那裡有一杆長槍，在戰争中他用它殺死過敵人，而他自己卻是一切戰争的敵人。
在這座低矮的白色莊園建築裡，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問題如此強烈而直觀地矗立在我的眼前。
當我走向他的最後安息地時，這種悲哀的感覺被奇妙地平複了。
我在俄國所見到的，沒有什麼比托爾斯泰的墓地更了不起、更令人動容的了。
這個廣為人知的朝聖之地偏僻孤寂地躺在一片樹林之中。
一條窄窄的步行小路通往這座土丘：那不過是一個四方形的土堆而已，沒有人來守衛它，沒有人來保護它，隻有幾棵大樹給它遮蔭。
在墓前，他的孫女告訴我說，這些參天聳立的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自己栽下的。
他和哥哥尼古拉小時候曾經在某個村婦那裡聽到過這樣的傳說：人們栽下樹的地方，就會成為幸運之地。
他們半是遊戲似的栽下一些小樹苗。
很久以後，老人才想起來這個美好的預言，馬上就表達了要葬在自己栽種的樹下面這一願望。
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願望。
因為它那征服人心的簡樸，它也是世界上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墳墓。
在樹林中間，為樹木所籠罩的一個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碑文。
這位比任何人都因為自己的名字和榮譽而倍感痛苦的偉大人物，被不題名地埋葬在這裡，就如同一個被人偶然發現的流浪漢，如同一位無名的士兵。
誰也不會被擋在他的長眠之地以外，圍起墓地的那單薄的栅欄沒有上鎖。
沒有什麼能比人們的敬畏更好地保護這位永無止息之人的最後安息。
平常情況下，好奇者會因為一座墓地的奢華蜂擁而至，而在這裡，令人無法抵抗的簡單俘獲了所有參觀者。
風，像上帝的言辭一樣沙沙地掠過無名者的墳墓，此外便了無音聲。
從這裡走過的人，也許隻知道這裡埋葬着一個人，在俄國的土地上埋葬着某一位俄國人。
無論是巴黎榮軍大教堂大理石拱門下拿破侖的墓室，公爵陵寝中歌德的靈柩，還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裡的墓碑，讓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這沉默無言、令人動容的無名墳墓：它在樹林中的某個地方，隻有風兒同它喃喃細語，哪怕不傳遞任何訊息和言辭。
我在俄國度過了十四天，還一直感覺到這種内心的好奇，這種輕微的思想上的癡迷迷霧。
讓我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麼呢？很快我就認識到了：是人和從他們身上湧動出來的誠摯。
所有的人，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堅信他們在參與一項了不起的、關乎全人類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他們不得不接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
從前他們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一下子變成了沉醉般的驕傲：他們超前了，走在一切人的前面。
“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才能拯救世界。
他們真誠、堅定地這麼以為。
“這個”真理，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被給予機會，去實現其他民族隻能夢想的事情。
當他們把最微不足道的東西給人看時，也會兩眼放光：“這是我們做出來的。
”這個“我們”貫穿在整個民族當中。
送人趕路的馬車夫會用鞭子指着某座新房子，帶着一臉燦爛的笑容說：“我們建造了它。
”大學教室裡的鞑靼人、蒙古人走過來，帶着驕傲給人看他們的書。
“達爾文！”一個大學生說，另外一個說：“馬克思！”他們帶着的那種自豪，就好像書是他們自己寫出來的一樣。
他們不斷地擁擠前來，要給我們看、給我們解釋，他們非常感激有人來參觀他們的“事業”。
每個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對歐洲人都有着無邊的信任，他們用忠誠的眼睛看着人，像兄弟一般用力與人握手。
但是，也正是這些極少數人同時也表現出來，他們也許熱愛一個人，但是對一個人沒有什麼“尊敬”可言：大家都是兄弟，是同志。
在作家當中也不例外。
我們坐在亞曆山大·赫爾岑從前的宅邸裡，不光有歐洲人和俄羅斯人，還有通古斯人、格魯吉亞人、高加索人，每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都為紀念托爾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
我與他們大部分人之間語言不同，但是能互相明白。
有時候一個人站起來，朝某人走過去，說出該人一部作品的名字，指了指自己的心髒，意思是說“我非常喜歡它”，然後抓起這人的手熱烈地搖晃，好像出于喜愛而要将他的全部關節給弄斷一樣。
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帶來了禮物。
當時還是一個很艱難的時代，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每個人都準備了些什麼，以便留作紀念。
一幅沒有價值的舊版畫，一本讀不懂的書，一幅農民的剪紙。
對我來說，這當然要容易得多，因為我可以用一些若幹年來在蘇聯已經見不到的貴重物品來回贈他們：一個吉利牌刮臉刀片，一支鋼筆，幾本上好的白色信紙，一雙軟皮拖鞋，于是我回來時行李已經少得不能再少。
正因為這種誠摯是無言而帶有沖擊力的，它才那麼有震撼力。
在這裡人們所感受到的效果之廣泛、溫暖，于我們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在我們那裡從來不能接觸到“人民”。
每次與這些人在一起，都是一個很危險的誘惑，有些外國作家也确實在對蘇聯的訪問過程中被俘獲了。
他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歡呼，為真正的大衆所熱愛，所以他們相信當政者一定推崇他們的作品，所以人們才會讀他們的作品，熱愛他們的作品。
以德報德，以大度回報大度，這也是人性的常情。
我也必須承認，在俄國的某些時刻，我自己也差不多要開始唱贊歌了，因為所看到的興奮之情而感到興奮。
我自己之所以沒有被這種魔術般的迷狂所附體，與其說是因為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甯說更應該感謝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無從知曉，永遠也不會知曉。
那是一個大學生的慶祝活動。
他們環繞着我、擁抱我，和我握手。
這種興奮，讓我渾身溫暖，我看到他們充滿活力的臉上滿是喜悅。
四五個人陪着我回到住地，一個小組，其中也有指派給我的女翻譯，她也是一位大學生，一切都是她來替我翻譯。
直到我在旅館裡将房間門關上，我才真正是一個人，十二天以來真正獨自一人，因為總是有人陪着，總是被包圍着，總是被熱情的波浪擁來蕩去。
我開始脫衣服，将外套脫下。
這時我發覺有紙的聲音。
我把手伸進衣袋。
是一封信。
一封用法語寫的信，但不是通過郵局送來的，一定是某個人在擁抱或者人群簇擁時巧妙地放到我的衣袋裡的。
那是一封沒有簽名的信，一封非常聰明、非常人性通達的信，雖然不是出自所謂的“白俄”，但是對近年來日益強化的對自由的限制表示徹底憤慨。
“人們對您所說的話，請您不要什麼都相信，”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您也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東西時，他們也有很多東西沒有給您看。
您要記住，那些跟您講話的人，大多數沒有說出他們想說的話，隻是說了可以對您說的話。
我們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一點兒也不少。
您的翻譯要報告您的每一句話。
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受到控制。
”這位陌生人給我列出一些例子和細節，可是我無法去核實這些。
但是，我按照他/她的要求将信燒掉了：“不要光是将信撕碎，因為他們會從您的紙簍裡找到每個碎片，把它們拼到一起。
”然後，我開始考慮。
我曾經身處這誠摯的熱情當中，這種美好的同志式情誼當中，原本不止有一次機會可以和某人私下裡無拘無束地談話，難道這不是真正的事實？我不懂俄語，這讓我無法對來自民衆的人群有真正的感覺。
況且，在這十四天裡我所見的，是這個看不透的國家中那麼微小的一塊！如果我要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别人的話，就必須承認，某些細節給我印象令人如此激動、如此歡欣鼓舞，然而卻沒有客觀上的可靠性。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幾乎所有的歐洲作家從俄國回來之後，馬上都寫了一本書，帶着興奮的肯定，或者是言詞尖刻的否定，而我隻寫了幾篇文章。
我的這種保留也不無益處：因為在三個月以後，很多事情與我所見到的已經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