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夕陽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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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後，由于迅速的改變，當時的每一個字都能因為後來發生的事實被斥責為謊言。
不管怎樣，我還是在俄國如此強烈地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潮流。
其程度之強，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過。
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空空如也。
能給出去的東西，我都分别送出去了；他們給我的東西，我隻帶回來兩個聖像，好長時間它們裝飾了我的房間。
不過，我帶回家裡最有價值的東西，是與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是在莫斯科才第一次見到他本人。
一年或者兩年以後，我們在索倫托（Sorrent）再度相逢：他當時因為健康狀況不好必須去那裡休養，而我作為客人在他那裡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我們的相聚共處原本有些特殊。
高爾基什麼外語都不會說，而我又不會俄語。
按照所有的邏輯來說，我們隻好無言地相對而坐，或者隻能借助于我們尊敬的朋友瑪麗亞·布德貝格男爵夫人（MariaBaroninBudberg）的翻譯才得以交談。
不過，高爾基能成為世界文學當中最天才的叙事者，絕非偶然。
講述，對他來說不光是藝術性的表達形式，也是他整個人最有效的魅力所在。
在叙述時，他将自己融入叙述對象當中，将自己置換到被叙述的事當中。
我雖然不懂他的語言，但是能從他臉上的各種象形動作中已經提前知道他講述的内容。
他本人的樣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沒法用别的說法。
他臉上的線條沒有什麼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們看到這位高高瘦瘦的，有着麥草般黃頭發和寬寬顴骨的男人，可能會想到他是田野裡的農民，出租馬車的車夫，不起眼的鞋匠或颠簸無依的流浪漢。
他完全是一個“老百姓”，是濃縮的俄羅斯人的原型。
如果在大街上，一個人從他的身邊走過，可能根本不會意識到他有什麼特殊之處。
隻是等到在他的對面坐下來，等到他開始講述時，人們才會認出他是誰。
他不由自主地成為他正在描繪的人。
我還記得他如何描述一位他在某次漫遊中遇見一位疲憊不堪的駝背老人——在他的句子被翻譯出來之前，我已經明白了。
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雙肩下垂，他的眼睛在開始講述時還是清澈的藍色，熠熠發光，現在卻變得黯淡而疲倦，聲音也變得顫顫巍巍。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變成了那個駝背老人。
當他描述一些高興的事情時，嘴裡會爆發出大笑，放松地将身體向後仰過去，額頭上閃着光亮。
當他用那不太準确，同時卻非常有畫面感的動作來展示風景和人物時，聽他說話真是一件難以言表的樂趣。
他身上的一切都那麼簡單、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傾聽和愉悅。
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喬裝打扮成一個貴族領主，橫跨着一把長刀，眼神當中馬上就有了尊貴之态。
他像下達命令般地将眉毛舒展，在房間裡有力地踱來踱去，好像他正在構思一道憤怒的谕旨。
瞬間以後，當他脫下妝服以後，馬上笑得那麼天真，像個農家少年一樣。
他的生命力就是一個奇迹：他的肺壞了，他還能活着，這原本是違背任何醫學規律的；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之意願，一種鋼鐵般的責任感讓他堅持下去。
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體寫作偉大的長篇小說，回答上百個問題——那是來自家鄉的年輕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來的。
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經曆俄國，不是那個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也不是從前和今天的俄國，而是一個永恒的民族所具有的寬廣、堅強和痛苦的靈魂。
在那些年裡，他的内心還沒有完全做出決定。
作為一個老革命者，他曾經願意改天換地，他與列甯也有私人友誼，但是他還在猶豫着是否要全身心地獻給黨，用他的話說是“成為神父或者教皇”。
然而，在那些年裡良心在壓迫着他：每個星期都有新的決定出台，而且與他這個人不相符合。
在那幾天裡我碰巧見證了一個典型的新俄國的場景，這很好地向我揭示了這個國家的矛盾之處。
俄國的一艘戰艦第一次在訓練航行中駛進那不勒斯。
那些年輕的水手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之都，他們穿着漂亮的海軍服散步穿過托萊多大街（ViaToledo），睜着大大的、好奇的農民眼睛，對一切新東西看個沒夠。
第二天，他們中的一小組人要來索倫托看望“他們的”大作家。
他們沒有事先打招呼：在他們俄國人的兄弟理念中，“他們的”大作家理所當然随時有時間接待他們。
突然之間，他們站在房子前面，而且他們的感覺也沒有錯：高爾基沒有讓他們久等，馬上請他們進來。
但是——高爾基自己第二天笑着講述說——這些年輕人把“公事公辦”看得高于一切，首先對他做出非常嚴厲的姿态。
“你住在這裡啊”，他們剛一踏進這座漂亮舒适的别墅就這樣說。
“你生活得就像個小資産階級一樣。
你為什麼不回到俄國？”高爾基盡其所能，給他們仔細地解釋。
不過，從本質上這些好小夥子也不是那麼嚴格，他們隻是想要顯示一下，面對名人他們也沒有“尊重”，每個人都得先經受思想觀點的檢驗。
他們無拘無束地坐下來，喝茶，聊天，最後一個接一個與他擁抱告别。
非常美妙，高爾基後來講述說，他真心喜愛這年輕一代人那種随便、自由的方式，一點兒也沒有因為他們的大大咧咧而感到受了傷害。
“我們和他們多麼不同，”他一直重複，“要麼畏首畏尾，要麼太過分，但從來不能真正是自己原本的樣子。
”整個晚上，他的眼睛都放着光。
我對他說：“我相信，您更願意能跟他們一起回家去。
”這時他猛地一怔，犀利地看着我：“您怎麼知道這個？的确，我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考慮，是不是将這裡的一切都放下，這些書、紙、工作，跟這些小夥子們在碧藍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
之後也許我就又知道，俄國是什麼。
在遠方，一個人會丢掉最好的東西，我們當中還沒有誰在流放中拿出好作品來。
” 不過，高爾基将在索倫托的生活稱為流亡，那他是弄錯了。
他每天都可以回國，事實上他也回去過。
他的人和書都沒有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樣被流放——我曾經在巴黎遇見過這位悲劇性的憤世嫉俗者——也不像今天的“我們”——用裡爾帕策（Grillparzer）的美妙說法，“雙份外籍人，無一處是家鄉”，無法在熟悉的語言中安身，被風給吹來蕩去。
跟高爾基不一樣的一個真正流亡者，特殊類别的流亡者，我幾天以後在那不勒斯見到了：貝内德托·克羅齊。
長達幾十年，他是青年的精神領袖，他曾經作為參議員和部長，在他的國家裡獲得了外在的各種榮譽，一直到他因為抵抗法西斯主義和墨索裡尼産生沖突。
他辭去所有職務，從各種事務中退出來。
但是，對于那些強硬派來說，這還不夠。
他們要打破他的抵抗，必要時對他進行懲戒。
那些大學生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到處都成了反動勢力的先鋒隊，沖擊了他的房子，砸碎他的玻璃。
但是，這位有着一雙聰明的眼睛，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看起來更像一位愉快市民的矮胖人物，并沒有被吓倒。
他沒有離開這個國家，盡管他接到了美國和其他外國大學的聘任，他留在自己的房子裡，待在一排排書籍後面。
他将《批評》這份雜志繼續辦下去，繼續持同樣的觀點，繼續出版著作和文章，他的威望如此之強，以至于連按照墨索裡尼的命令建立起來的毫不留情的檢查制度也對他網開一面，而他的學生，與他持有同樣理念的人卻一個個被檢查所封殺。
對于意大利人來說，甚至對外國人來說，要去看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氣，因為當局非常清楚，他在自己堡壘中，在四壁是書的書房裡，他的談話不帶任何面具和裝飾。
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個密不透風的房間裡，在四千萬同胞當中卻如同生活在真空瓶裡一樣。
我覺得，在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幾千萬人口的國家，将單獨一個人完全孤立起來，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同時也很了不得。
我當時還無法知道，和後來加在我們自己頭上的做法比起來，這種滅絕思想的做法還算是十分溫和的形式。
我無法不欽佩，這位當時已經稱得上年邁的老人在每天的鬥争中保持了怎樣的振奮和精神上的張力。
但是，他笑了：“恰好是抵抗，才讓人變得年輕。
如果我繼續當參議員，我的日子好過多了，我的精神早就會變得懶散了，變得前後不一貫了。
對于一個有思想的人，最大的損害莫過于缺少抵抗。
隻是到了我一個人站在這裡，沒有年輕人圍在我身邊時，我才感覺有必要再讓自己變得年輕。
” 好幾年過去以後我才明白，檢查是對一個人的考驗，迫害讓一個人強大，孤立讓一個人得到提升，隻要它們沒有把一個人摧毀。
就如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樣，這些認識無法從别人的經驗中獲得，它們總是得自自身的命運。
我從來沒有見過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裡尼，這是因為我怯于接近任何政治人物。
就算是在我的祖國，小小的奧地利，我也沒有見過那些國家領導人，賽佩爾（Seipel）、多爾富斯（Dollfu?）、舒施尼克（Schuschnigg）——能做到這樣，差不多可以說是一件藝術傑作了。
去面見墨索裡尼，親自向他表示我個人對他滿足了我提出的一項臨時請求而表示感激，應該是我的分内責任。
這也是我對一位國家首腦提出的首個請求。
從那些既是我的，同時也是他的朋友的人當中，我得知他是我在意大利的第一批最忠誠的讀者。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從巴黎發來的快信：一位意大利女士因為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在薩爾茨堡拜訪我，我應該馬上接待她。
她第二天就來了，她給我講的事，實在是讓人震驚。
她的丈夫，一位出身窮人家庭的出色醫生，是由馬泰奧蒂（Matteotti）出錢培養的。
當這位社會主義黨領袖馬泰奧蒂被法西斯分子殘酷殺害時，已經疲憊的世界良心還針對這一罪行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整個歐洲都憤怒得血脈贲張。
而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就是那敢于擡着遇害者靈柩公開走在羅馬大街上的六位勇敢者當中的一員。
不久以後，他受到了刁難和威脅而流亡在外。
但是，馬泰奧蒂的家人讓他放心不下。
為了報答當年的資助者，他要把恩主的孩子們悄悄地帶到外國去。
在做這個嘗試時，他落入了間諜或者專事挑釁的密探手中，他被逮捕了。
由于任何與馬泰奧蒂有關的回憶都會讓意大利感到難堪，所以，拿這個理由來審判對他不會有太壞的結果。
但是，檢察官很巧妙地将他推到另外一個正在同時審理的案子中，那是一個計劃用炸彈暗殺墨索裡尼的案子。
于是，這位在一戰戰場上獲得最高戰争勳章的人，被判處十年的重犯監禁。
這位年輕女人當然非常着急。
必須得針對這個判決做些什麼，她的丈夫活不過這個判決。
必須讓全歐洲的文學名人聯合抗議，她請求我來幫助她。
我馬上建議她不要用抗議這個手段。
我自己知道，自從戰争以來所有的宣言都變得多麼一無用處。
我試圖讓她明白，就算是出于國家的自尊感，也沒有哪個國家會因為外來力量而修改自己的司法判決，而在美國的薩科（Sacco）和萬澤蒂（Vanzetti）一案中，來自歐洲的抗議反倒對當事人不利，而不是有所助益
不管怎樣，我還是在俄國如此強烈地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潮流。
其程度之強，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過。
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空空如也。
能給出去的東西，我都分别送出去了；他們給我的東西，我隻帶回來兩個聖像，好長時間它們裝飾了我的房間。
不過，我帶回家裡最有價值的東西，是與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是在莫斯科才第一次見到他本人。
一年或者兩年以後，我們在索倫托（Sorrent）再度相逢：他當時因為健康狀況不好必須去那裡休養，而我作為客人在他那裡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我們的相聚共處原本有些特殊。
高爾基什麼外語都不會說，而我又不會俄語。
按照所有的邏輯來說，我們隻好無言地相對而坐，或者隻能借助于我們尊敬的朋友瑪麗亞·布德貝格男爵夫人（MariaBaroninBudberg）的翻譯才得以交談。
不過，高爾基能成為世界文學當中最天才的叙事者，絕非偶然。
講述，對他來說不光是藝術性的表達形式，也是他整個人最有效的魅力所在。
在叙述時，他将自己融入叙述對象當中，将自己置換到被叙述的事當中。
我雖然不懂他的語言，但是能從他臉上的各種象形動作中已經提前知道他講述的内容。
他本人的樣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沒法用别的說法。
他臉上的線條沒有什麼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們看到這位高高瘦瘦的，有着麥草般黃頭發和寬寬顴骨的男人，可能會想到他是田野裡的農民，出租馬車的車夫，不起眼的鞋匠或颠簸無依的流浪漢。
他完全是一個“老百姓”，是濃縮的俄羅斯人的原型。
如果在大街上，一個人從他的身邊走過，可能根本不會意識到他有什麼特殊之處。
隻是等到在他的對面坐下來，等到他開始講述時，人們才會認出他是誰。
他不由自主地成為他正在描繪的人。
我還記得他如何描述一位他在某次漫遊中遇見一位疲憊不堪的駝背老人——在他的句子被翻譯出來之前，我已經明白了。
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雙肩下垂，他的眼睛在開始講述時還是清澈的藍色，熠熠發光，現在卻變得黯淡而疲倦，聲音也變得顫顫巍巍。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變成了那個駝背老人。
當他描述一些高興的事情時，嘴裡會爆發出大笑，放松地将身體向後仰過去，額頭上閃着光亮。
當他用那不太準确，同時卻非常有畫面感的動作來展示風景和人物時，聽他說話真是一件難以言表的樂趣。
他身上的一切都那麼簡單、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傾聽和愉悅。
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喬裝打扮成一個貴族領主，橫跨着一把長刀，眼神當中馬上就有了尊貴之态。
他像下達命令般地将眉毛舒展，在房間裡有力地踱來踱去，好像他正在構思一道憤怒的谕旨。
瞬間以後，當他脫下妝服以後，馬上笑得那麼天真，像個農家少年一樣。
他的生命力就是一個奇迹：他的肺壞了，他還能活着，這原本是違背任何醫學規律的；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之意願，一種鋼鐵般的責任感讓他堅持下去。
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體寫作偉大的長篇小說，回答上百個問題——那是來自家鄉的年輕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來的。
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經曆俄國，不是那個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也不是從前和今天的俄國，而是一個永恒的民族所具有的寬廣、堅強和痛苦的靈魂。
在那些年裡，他的内心還沒有完全做出決定。
作為一個老革命者，他曾經願意改天換地，他與列甯也有私人友誼，但是他還在猶豫着是否要全身心地獻給黨，用他的話說是“成為神父或者教皇”。
然而，在那些年裡良心在壓迫着他：每個星期都有新的決定出台，而且與他這個人不相符合。
在那幾天裡我碰巧見證了一個典型的新俄國的場景，這很好地向我揭示了這個國家的矛盾之處。
俄國的一艘戰艦第一次在訓練航行中駛進那不勒斯。
那些年輕的水手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之都，他們穿着漂亮的海軍服散步穿過托萊多大街（ViaToledo），睜着大大的、好奇的農民眼睛，對一切新東西看個沒夠。
第二天，他們中的一小組人要來索倫托看望“他們的”大作家。
他們沒有事先打招呼：在他們俄國人的兄弟理念中，“他們的”大作家理所當然随時有時間接待他們。
突然之間，他們站在房子前面，而且他們的感覺也沒有錯：高爾基沒有讓他們久等，馬上請他們進來。
但是——高爾基自己第二天笑着講述說——這些年輕人把“公事公辦”看得高于一切，首先對他做出非常嚴厲的姿态。
“你住在這裡啊”，他們剛一踏進這座漂亮舒适的别墅就這樣說。
“你生活得就像個小資産階級一樣。
你為什麼不回到俄國？”高爾基盡其所能，給他們仔細地解釋。
不過，從本質上這些好小夥子也不是那麼嚴格，他們隻是想要顯示一下，面對名人他們也沒有“尊重”，每個人都得先經受思想觀點的檢驗。
他們無拘無束地坐下來，喝茶，聊天，最後一個接一個與他擁抱告别。
非常美妙，高爾基後來講述說，他真心喜愛這年輕一代人那種随便、自由的方式，一點兒也沒有因為他們的大大咧咧而感到受了傷害。
“我們和他們多麼不同，”他一直重複，“要麼畏首畏尾，要麼太過分，但從來不能真正是自己原本的樣子。
”整個晚上，他的眼睛都放着光。
我對他說：“我相信，您更願意能跟他們一起回家去。
”這時他猛地一怔，犀利地看着我：“您怎麼知道這個？的确，我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考慮，是不是将這裡的一切都放下，這些書、紙、工作，跟這些小夥子們在碧藍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
之後也許我就又知道，俄國是什麼。
在遠方，一個人會丢掉最好的東西，我們當中還沒有誰在流放中拿出好作品來。
” 不過，高爾基将在索倫托的生活稱為流亡，那他是弄錯了。
他每天都可以回國，事實上他也回去過。
他的人和書都沒有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樣被流放——我曾經在巴黎遇見過這位悲劇性的憤世嫉俗者——也不像今天的“我們”——用裡爾帕策（Grillparzer）的美妙說法，“雙份外籍人，無一處是家鄉”，無法在熟悉的語言中安身，被風給吹來蕩去。
跟高爾基不一樣的一個真正流亡者，特殊類别的流亡者，我幾天以後在那不勒斯見到了：貝内德托·克羅齊。
長達幾十年，他是青年的精神領袖，他曾經作為參議員和部長，在他的國家裡獲得了外在的各種榮譽，一直到他因為抵抗法西斯主義和墨索裡尼産生沖突。
他辭去所有職務，從各種事務中退出來。
但是，對于那些強硬派來說，這還不夠。
他們要打破他的抵抗，必要時對他進行懲戒。
那些大學生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到處都成了反動勢力的先鋒隊，沖擊了他的房子，砸碎他的玻璃。
但是，這位有着一雙聰明的眼睛，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看起來更像一位愉快市民的矮胖人物，并沒有被吓倒。
他沒有離開這個國家，盡管他接到了美國和其他外國大學的聘任，他留在自己的房子裡，待在一排排書籍後面。
他将《批評》這份雜志繼續辦下去，繼續持同樣的觀點，繼續出版著作和文章，他的威望如此之強，以至于連按照墨索裡尼的命令建立起來的毫不留情的檢查制度也對他網開一面，而他的學生，與他持有同樣理念的人卻一個個被檢查所封殺。
對于意大利人來說，甚至對外國人來說，要去看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氣，因為當局非常清楚，他在自己堡壘中，在四壁是書的書房裡，他的談話不帶任何面具和裝飾。
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個密不透風的房間裡，在四千萬同胞當中卻如同生活在真空瓶裡一樣。
我覺得，在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幾千萬人口的國家，将單獨一個人完全孤立起來，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同時也很了不得。
我當時還無法知道，和後來加在我們自己頭上的做法比起來，這種滅絕思想的做法還算是十分溫和的形式。
我無法不欽佩，這位當時已經稱得上年邁的老人在每天的鬥争中保持了怎樣的振奮和精神上的張力。
但是，他笑了：“恰好是抵抗，才讓人變得年輕。
如果我繼續當參議員，我的日子好過多了，我的精神早就會變得懶散了，變得前後不一貫了。
對于一個有思想的人，最大的損害莫過于缺少抵抗。
隻是到了我一個人站在這裡，沒有年輕人圍在我身邊時，我才感覺有必要再讓自己變得年輕。
” 好幾年過去以後我才明白，檢查是對一個人的考驗，迫害讓一個人強大，孤立讓一個人得到提升，隻要它們沒有把一個人摧毀。
就如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樣，這些認識無法從别人的經驗中獲得，它們總是得自自身的命運。
我從來沒有見過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裡尼，這是因為我怯于接近任何政治人物。
就算是在我的祖國，小小的奧地利，我也沒有見過那些國家領導人，賽佩爾（Seipel）、多爾富斯（Dollfu?）、舒施尼克（Schuschnigg）——能做到這樣，差不多可以說是一件藝術傑作了。
去面見墨索裡尼，親自向他表示我個人對他滿足了我提出的一項臨時請求而表示感激，應該是我的分内責任。
這也是我對一位國家首腦提出的首個請求。
從那些既是我的，同時也是他的朋友的人當中，我得知他是我在意大利的第一批最忠誠的讀者。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從巴黎發來的快信：一位意大利女士因為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在薩爾茨堡拜訪我，我應該馬上接待她。
她第二天就來了，她給我講的事，實在是讓人震驚。
她的丈夫，一位出身窮人家庭的出色醫生，是由馬泰奧蒂（Matteotti）出錢培養的。
當這位社會主義黨領袖馬泰奧蒂被法西斯分子殘酷殺害時，已經疲憊的世界良心還針對這一罪行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整個歐洲都憤怒得血脈贲張。
而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就是那敢于擡着遇害者靈柩公開走在羅馬大街上的六位勇敢者當中的一員。
不久以後，他受到了刁難和威脅而流亡在外。
但是，馬泰奧蒂的家人讓他放心不下。
為了報答當年的資助者，他要把恩主的孩子們悄悄地帶到外國去。
在做這個嘗試時，他落入了間諜或者專事挑釁的密探手中，他被逮捕了。
由于任何與馬泰奧蒂有關的回憶都會讓意大利感到難堪，所以，拿這個理由來審判對他不會有太壞的結果。
但是，檢察官很巧妙地将他推到另外一個正在同時審理的案子中，那是一個計劃用炸彈暗殺墨索裡尼的案子。
于是，這位在一戰戰場上獲得最高戰争勳章的人，被判處十年的重犯監禁。
這位年輕女人當然非常着急。
必須得針對這個判決做些什麼，她的丈夫活不過這個判決。
必須讓全歐洲的文學名人聯合抗議，她請求我來幫助她。
我馬上建議她不要用抗議這個手段。
我自己知道，自從戰争以來所有的宣言都變得多麼一無用處。
我試圖讓她明白，就算是出于國家的自尊感，也沒有哪個國家會因為外來力量而修改自己的司法判決，而在美國的薩科（Sacco）和萬澤蒂（Vanzetti）一案中，來自歐洲的抗議反倒對當事人不利，而不是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