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希特勒的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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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滿足墨索裡尼的條件。
要摧毀社會民主黨，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别無他法。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經為實行這種恐怖行動建立了一個組織，就是所謂的“家鄉護衛隊”。
從外表上看，那是一個人們能想出來的最為落魄的組織，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師、退役軍官、無正當職業的人、失業的工程師等人組成，每個人都是心懷失望的庸常之輩，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
最終他們找到一位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ErnstRüdigervon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為自己的首領。
這位公爵曾經坐在希特勒的腳下，煽動反對共和與民主；現在他帶着雇傭而來的士兵，成了希特勒的敵手，放言“要讓人頭滾落”。
這些“家鄉護衛隊”的人要做什麼積極的事情，還不十分清楚。
事實上，“家鄉護衛隊”的目标無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們的全部力量都在于墨索裡尼的拳頭，正是這拳頭将他們推向前去。
這些号稱愛國的奧地利人，用意大利人交給他們的刀鋸，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樹枝，竟然還渾然不覺。
社會民主黨更為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哪裡。
按說他們用不着畏懼公開的鬥争。
他們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過總罷工可以讓鐵路交通、供水、供電等癱瘓。
但是，他們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這樣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個借口，作為“拯救者”挺入奧地利。
于是，他們甯可犧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權利和議會，以便達成一個可以忍受的妥協。
鑒于當時迫不得已的情勢——奧地利處于希特勒主義威脅的陰影當中，所有理性人當時都贊同這種折中方案。
甚至多爾富斯本人——他是一個多謀善變、野心勃勃，同時也是一個有現實感的人——也傾向于奧地利國内達成一緻意見。
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法伊（EmilFey，1886—1938）少校——他後來在謀殺多爾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奇特的角色——卻要求，“保衛同盟”（Schutzbund）1要交出武器，任何民主性的、公民的自由痕迹都要被消滅掉。
針對這個要求，社會民主黨做了抵抗，兩個陣營接連不斷地向對方發出威脅。
人們能感覺到，一場分出勝負的對決迫在眉睫。
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緊張中，我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如此渾濁的天空，沒有一場暴風雨是不會晴朗的。
” 我隻在薩爾茨堡待了幾天，接着就馬上去了維也納。
就在這2月的最初幾天裡，風暴爆發了。
“家鄉護衛隊”在林茨（Linz）襲擊了工人組織的駐地，他們認為那裡有武器庫，要将那裡的武器儲備拿走。
工人們以總罷工作為回應，多爾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将這人為的強行造成的“革命”鎮壓下去。
于是，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對準了維也納的工人住宅區。
三天艱苦的巷戰。
這是在西班牙内戰之前最後一次民主與法西斯的較量。
工人們堅持了三天，後來由于對方技術上的優勢而遭鎮壓。
那三天我在維也納，因而也是這決定性的戰鬥，是對奧地利獨立采取自殺行為的見證人。
可是，我既然想當一位誠實的見證人，就必須承認一些首先顯得矛盾的事實，那就是我自己一點兒也沒有看到革命的景象。
一個人若要挺身而出，給出那個時代盡可能真實而清楚的畫面，也必須有勇氣揭開那些浪漫主義的想象。
對我來說，現代革命的技術和特點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它上演在一個現代大城市巨大空間中少有的幾個地方，因此對于大多數居民來說是完全看不到的。
這顯得有些特别：我在1934年2月具有曆史性意義的這幾天裡就待在維也納，根本沒有看到這些發生在維也納的決定性事件當中的任何一件，在它們發生之時，一點點，哪怕一點點也毫無所知。
有炮擊發生，許多房屋被占領，幾百具屍體被運走，可是我一具也沒看到。
任何一位在紐約、倫敦、巴黎的報紙讀者對發生的事情的了解，都超過我們這些似乎應該是見證人的人。
在我們這個時代，離一個事件發生地十條街遠的人對該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裡之外的人所知還少，這一令人吃驚的現象以後一直不斷地被證實。
幾個月後，多爾富斯中午時分在維也納被謀殺之時，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在倫敦大街上看到了這個頭條新聞。
我馬上嘗試着跟維也納通電話。
讓我吃驚的是，電話馬上就接通了；而更讓我吃驚的是，那些身在維也納，離外交部隻隔着五條街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位身在倫敦街角的人少得多。
我也隻能以自己經曆維也納革命的情況來從反面說明：今天的人如果沒有碰巧站在一個關鍵位置上，他對于那些讓世界的面孔和自身生活發生改變的事件見到的會少很多。
我所經曆的全部情況是這樣的：那天晚上，我與歌劇院的一位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MargareteWallmann）相約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面。
我步行去環城大道，正漫不經心地想準備穿過馬路，這時突然有幾個身着七拼八湊的破舊制服的人向我走過來，問我要去哪裡。
當我向他們解釋說，我要去J咖啡館，他們就讓我過去了。
我既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士兵突然站在街頭，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幹什麼。
實際上，當時在郊區的槍戰已經持續了幾個小時，而在城裡大家都對此一無所知。
隻是當我晚上回到旅館結賬時——因為我打算明天回到薩爾茨堡——看門人才對我說，明天不大有可能通車。
鐵路工人在罷工，而且城郊在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天早上的報紙登載了關于社會民主黨暴動的消息，相當含混其詞，聲稱暴動已經差不多被鎮壓下去。
實際上，在這一天戰鬥才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政府決定除了機槍以外也要用大炮來對付工人的住宅。
大炮聲我也沒有聽到。
如果當時奧地利被占領了，不管是被社會黨、納粹黨或者共産黨，我對此都會毫無所知，正如當時那些在慕尼黑的人早晨醒來後才從《慕尼黑最新消息報》上知道，他們的城市已經在希特勒手中。
在市中心，一切都和平常一樣那麼安靜，那麼有條不紊；在郊區，戰鬥正在激烈進行。
我們愚蠢地相信官方的通報，以為一切都已經解決，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我因為要查閱一些東西去了國家圖書館，大學生們坐在那裡像平時一樣讀書、學習，所有的商店都在營業，人們根本沒有驚慌。
一直到了第三天，整個事情都過去了以後，人們才一點一點知道了真相。
第四天交通一恢複，我一大早就趕回了薩爾茨堡。
在那裡我在街上遇到了兩三個熟人，他們馬上一股腦地向我詢問維也納到底出了什麼事。
而我，按說曾經是革命的“見證人”，必須誠實地對他們說：“我不知道。
你們最好買一份外國報紙。
” 在事發的第二天，跟此事有所關聯的一件事以奇特的方式讓我做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決定。
那天下午我從維也納回到薩爾茨堡的家裡，看到有很多校樣和信件，于是一直工作到深夜來處理它們，以便把拖欠下來的工作都完成。
第二天早上，我還在床上沒有起身，有人敲門。
如果不是特意說定某個時間的話，我們忠實的老仆人從來不會來叫醒我的，他一臉驚慌失措出現在門口，說請我下去一趟，警察局的先生們等在那裡，希望跟我說話。
我有些吃驚，穿上晨服走到樓下。
那裡有四位身着便裝的警察，他們向我宣布，奉命來這裡對我的房子進行搜查，我應該馬上将藏在房子裡的“共和國保衛同盟”的武器交出來。
我必須承認，開始的一刹那我驚愕得不知如何回答。
我的房子裡有“共和國保衛同盟”的武器？這太荒謬了。
我從來沒有屬于過某一個黨派，從來不關心政治。
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在薩爾茨堡住了。
再說，将武器庫放置在位于城外山上的一座房子裡，好讓每個拿着武器下山的人都被人看到，這難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謬的事情嗎？我隻是冷冷地回答說：“請便，您去找吧。
”這四位秘密警察走遍房子，打開一些箱櫃，敲打幾處牆壁。
從他們搜查時的馬虎方式上我馬上就明白，這種查看無非是走形式而已，沒有人真正相信在這座房子裡會藏有武器。
半個小時以後，他們宣布搜查完畢，然後離開了。
當時這出鬧劇為什麼令我如此憤慨，可惜這需要從曆史上做一些解釋性說明。
在過去的十年裡，歐洲和世界幾乎都已經忘記，在從前私人權利和公民自由是多麼神聖的事情。
自從1933年以來，搜查、随便逮捕、财産沒收、驅逐、遣送以及各種想得出來的摧殘形式幾乎都變成了司空見慣的形式。
我所認識的歐洲朋友們，幾乎沒有哪一位沒有遭遇過這些。
但是，在1934年初的奧地利，住宅遭到搜查還是一種奇恥大辱。
一個像我這樣完全遠離任何政治，多年來都沒有行使選舉權的人遭到了搜查，這一定有某種特殊的原因。
實際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奧地利做法。
薩爾茨堡的警察局長不得不對納粹分子出重拳，他們多次在夜裡用炸彈和爆炸物讓民衆感到不安。
監視納粹分子是一種能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的勇敢行為，因為納粹黨當時已經在采用恐怖手段。
警署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如果他們繼續“迫害”納粹黨，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納粹黨在涉及複仇的事情上，是會百分之百地守住承諾的。
希特勒剛一入侵奧地利，那些忠心耿耿的奧地利公務員就被送往集中營。
所以我推測，對我的住房進行搜查隻是一種表演式做法，意在表明他們無論對誰都一視同仁。
透過這個本身并不重要的小插曲，我能感覺到奧地利的形勢已經變得多麼嚴峻，來自德國方面的壓力有多麼大。
自從警察來過以後，我不再喜歡這個家了。
某種感覺告訴我，這樣的小插曲隻是一個帶震懾作用的前戲而已，更多更深遠的攻擊還會接踵而至的。
當天晚上，我開始将最重要的文件打包，決定從此一直生活在國外，而且這種放手意味着的不光是這座房子和這裡的土地，因為我的家人将這座房子當成自己的家，她們熱愛這個國家。
對我來說，個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沒有把我的意圖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兩天以後返回倫敦。
我到倫敦後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薩爾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門我徹底放棄将薩爾茨堡作為我的居住地。
那是我與家鄉脫鈎的第一步。
我知道，有了維也納的那幾天，奧地利已經慘敗了。
當然，我還不知道，我自己會因此失去多少。
注釋11923/1924年前後成立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組織。
要摧毀社會民主黨，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别無他法。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經為實行這種恐怖行動建立了一個組織，就是所謂的“家鄉護衛隊”。
從外表上看，那是一個人們能想出來的最為落魄的組織，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師、退役軍官、無正當職業的人、失業的工程師等人組成，每個人都是心懷失望的庸常之輩，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
最終他們找到一位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ErnstRüdigervon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為自己的首領。
這位公爵曾經坐在希特勒的腳下，煽動反對共和與民主；現在他帶着雇傭而來的士兵，成了希特勒的敵手，放言“要讓人頭滾落”。
這些“家鄉護衛隊”的人要做什麼積極的事情，還不十分清楚。
事實上，“家鄉護衛隊”的目标無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們的全部力量都在于墨索裡尼的拳頭，正是這拳頭将他們推向前去。
這些号稱愛國的奧地利人，用意大利人交給他們的刀鋸，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樹枝，竟然還渾然不覺。
社會民主黨更為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哪裡。
按說他們用不着畏懼公開的鬥争。
他們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過總罷工可以讓鐵路交通、供水、供電等癱瘓。
但是，他們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這樣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個借口，作為“拯救者”挺入奧地利。
于是，他們甯可犧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權利和議會，以便達成一個可以忍受的妥協。
鑒于當時迫不得已的情勢——奧地利處于希特勒主義威脅的陰影當中，所有理性人當時都贊同這種折中方案。
甚至多爾富斯本人——他是一個多謀善變、野心勃勃，同時也是一個有現實感的人——也傾向于奧地利國内達成一緻意見。
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法伊（EmilFey，1886—1938）少校——他後來在謀殺多爾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奇特的角色——卻要求，“保衛同盟”（Schutzbund）
針對這個要求，社會民主黨做了抵抗，兩個陣營接連不斷地向對方發出威脅。
人們能感覺到，一場分出勝負的對決迫在眉睫。
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緊張中，我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如此渾濁的天空，沒有一場暴風雨是不會晴朗的。
” 我隻在薩爾茨堡待了幾天，接着就馬上去了維也納。
就在這2月的最初幾天裡，風暴爆發了。
“家鄉護衛隊”在林茨（Linz）襲擊了工人組織的駐地，他們認為那裡有武器庫，要将那裡的武器儲備拿走。
工人們以總罷工作為回應，多爾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将這人為的強行造成的“革命”鎮壓下去。
于是，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對準了維也納的工人住宅區。
三天艱苦的巷戰。
這是在西班牙内戰之前最後一次民主與法西斯的較量。
工人們堅持了三天，後來由于對方技術上的優勢而遭鎮壓。
那三天我在維也納，因而也是這決定性的戰鬥，是對奧地利獨立采取自殺行為的見證人。
可是，我既然想當一位誠實的見證人，就必須承認一些首先顯得矛盾的事實，那就是我自己一點兒也沒有看到革命的景象。
一個人若要挺身而出，給出那個時代盡可能真實而清楚的畫面，也必須有勇氣揭開那些浪漫主義的想象。
對我來說，現代革命的技術和特點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它上演在一個現代大城市巨大空間中少有的幾個地方，因此對于大多數居民來說是完全看不到的。
這顯得有些特别：我在1934年2月具有曆史性意義的這幾天裡就待在維也納，根本沒有看到這些發生在維也納的決定性事件當中的任何一件，在它們發生之時，一點點，哪怕一點點也毫無所知。
有炮擊發生，許多房屋被占領，幾百具屍體被運走，可是我一具也沒看到。
任何一位在紐約、倫敦、巴黎的報紙讀者對發生的事情的了解，都超過我們這些似乎應該是見證人的人。
在我們這個時代，離一個事件發生地十條街遠的人對該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裡之外的人所知還少，這一令人吃驚的現象以後一直不斷地被證實。
幾個月後，多爾富斯中午時分在維也納被謀殺之時，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在倫敦大街上看到了這個頭條新聞。
我馬上嘗試着跟維也納通電話。
讓我吃驚的是，電話馬上就接通了；而更讓我吃驚的是，那些身在維也納，離外交部隻隔着五條街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位身在倫敦街角的人少得多。
我也隻能以自己經曆維也納革命的情況來從反面說明：今天的人如果沒有碰巧站在一個關鍵位置上，他對于那些讓世界的面孔和自身生活發生改變的事件見到的會少很多。
我所經曆的全部情況是這樣的：那天晚上，我與歌劇院的一位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MargareteWallmann）相約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面。
我步行去環城大道，正漫不經心地想準備穿過馬路，這時突然有幾個身着七拼八湊的破舊制服的人向我走過來，問我要去哪裡。
當我向他們解釋說，我要去J咖啡館，他們就讓我過去了。
我既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士兵突然站在街頭，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幹什麼。
實際上，當時在郊區的槍戰已經持續了幾個小時，而在城裡大家都對此一無所知。
隻是當我晚上回到旅館結賬時——因為我打算明天回到薩爾茨堡——看門人才對我說，明天不大有可能通車。
鐵路工人在罷工，而且城郊在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天早上的報紙登載了關于社會民主黨暴動的消息，相當含混其詞，聲稱暴動已經差不多被鎮壓下去。
實際上，在這一天戰鬥才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政府決定除了機槍以外也要用大炮來對付工人的住宅。
大炮聲我也沒有聽到。
如果當時奧地利被占領了，不管是被社會黨、納粹黨或者共産黨，我對此都會毫無所知，正如當時那些在慕尼黑的人早晨醒來後才從《慕尼黑最新消息報》上知道，他們的城市已經在希特勒手中。
在市中心，一切都和平常一樣那麼安靜，那麼有條不紊；在郊區，戰鬥正在激烈進行。
我們愚蠢地相信官方的通報，以為一切都已經解決，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我因為要查閱一些東西去了國家圖書館，大學生們坐在那裡像平時一樣讀書、學習，所有的商店都在營業，人們根本沒有驚慌。
一直到了第三天，整個事情都過去了以後，人們才一點一點知道了真相。
第四天交通一恢複，我一大早就趕回了薩爾茨堡。
在那裡我在街上遇到了兩三個熟人，他們馬上一股腦地向我詢問維也納到底出了什麼事。
而我，按說曾經是革命的“見證人”，必須誠實地對他們說：“我不知道。
你們最好買一份外國報紙。
” 在事發的第二天，跟此事有所關聯的一件事以奇特的方式讓我做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決定。
那天下午我從維也納回到薩爾茨堡的家裡，看到有很多校樣和信件，于是一直工作到深夜來處理它們，以便把拖欠下來的工作都完成。
第二天早上，我還在床上沒有起身，有人敲門。
如果不是特意說定某個時間的話，我們忠實的老仆人從來不會來叫醒我的，他一臉驚慌失措出現在門口，說請我下去一趟，警察局的先生們等在那裡，希望跟我說話。
我有些吃驚，穿上晨服走到樓下。
那裡有四位身着便裝的警察，他們向我宣布，奉命來這裡對我的房子進行搜查，我應該馬上将藏在房子裡的“共和國保衛同盟”的武器交出來。
我必須承認，開始的一刹那我驚愕得不知如何回答。
我的房子裡有“共和國保衛同盟”的武器？這太荒謬了。
我從來沒有屬于過某一個黨派，從來不關心政治。
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在薩爾茨堡住了。
再說，将武器庫放置在位于城外山上的一座房子裡，好讓每個拿着武器下山的人都被人看到，這難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謬的事情嗎？我隻是冷冷地回答說：“請便，您去找吧。
”這四位秘密警察走遍房子，打開一些箱櫃，敲打幾處牆壁。
從他們搜查時的馬虎方式上我馬上就明白，這種查看無非是走形式而已，沒有人真正相信在這座房子裡會藏有武器。
半個小時以後，他們宣布搜查完畢，然後離開了。
當時這出鬧劇為什麼令我如此憤慨，可惜這需要從曆史上做一些解釋性說明。
在過去的十年裡，歐洲和世界幾乎都已經忘記，在從前私人權利和公民自由是多麼神聖的事情。
自從1933年以來，搜查、随便逮捕、财産沒收、驅逐、遣送以及各種想得出來的摧殘形式幾乎都變成了司空見慣的形式。
我所認識的歐洲朋友們，幾乎沒有哪一位沒有遭遇過這些。
但是，在1934年初的奧地利，住宅遭到搜查還是一種奇恥大辱。
一個像我這樣完全遠離任何政治，多年來都沒有行使選舉權的人遭到了搜查，這一定有某種特殊的原因。
實際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奧地利做法。
薩爾茨堡的警察局長不得不對納粹分子出重拳，他們多次在夜裡用炸彈和爆炸物讓民衆感到不安。
監視納粹分子是一種能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的勇敢行為，因為納粹黨當時已經在采用恐怖手段。
警署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如果他們繼續“迫害”納粹黨，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納粹黨在涉及複仇的事情上，是會百分之百地守住承諾的。
希特勒剛一入侵奧地利，那些忠心耿耿的奧地利公務員就被送往集中營。
所以我推測，對我的住房進行搜查隻是一種表演式做法，意在表明他們無論對誰都一視同仁。
透過這個本身并不重要的小插曲，我能感覺到奧地利的形勢已經變得多麼嚴峻，來自德國方面的壓力有多麼大。
自從警察來過以後，我不再喜歡這個家了。
某種感覺告訴我，這樣的小插曲隻是一個帶震懾作用的前戲而已，更多更深遠的攻擊還會接踵而至的。
當天晚上，我開始将最重要的文件打包，決定從此一直生活在國外，而且這種放手意味着的不光是這座房子和這裡的土地，因為我的家人将這座房子當成自己的家，她們熱愛這個國家。
對我來說，個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沒有把我的意圖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兩天以後返回倫敦。
我到倫敦後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薩爾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門我徹底放棄将薩爾茨堡作為我的居住地。
那是我與家鄉脫鈎的第一步。
我知道，有了維也納的那幾天，奧地利已經慘敗了。
當然，我還不知道，我自己會因此失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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