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希特勒的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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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間晴空霹靂。
一切都取消了，德累斯頓和整個德國都被禁止上演這部歌劇。
更有甚者，讓人吃驚的是，人們在報紙上讀到：理查德·施特勞斯已經遞交了辭呈，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職務。
每個人都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特殊的事情。
我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其全部的真相。
施特勞斯又給我寫了封信，敦促我馬上要開始寫第二部歌劇的歌詞腳本，他也在信裡毫無顧忌地表達了他個人的看法。
這封信落到了蓋世太保的手中。
這封信被擺到施特勞斯的面前，他必須馬上提出辭呈，歌劇遭到禁演。
在德語範圍内，這部歌劇隻能在自由的瑞士以及布拉格上演，後來得到了墨索裡尼的特許，還用意大利語在米蘭的斯卡拉大劇院上演。
當時的墨索裡尼還沒有完全屈從于種族論。
德國人卻再沒有被允許聽到出自當世最偉大的音樂家所完成的一出頗令人銷魂的歌劇中的任何一個音符。
當這件事鬧得沸反盈天之時我正好在國外，因為我感覺到，奧地利的動蕩不安讓我無法靜心工作。
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離邊境線那麼近，用肉眼就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山，那裡就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那是一位令人不那麼愉快和非常不安的鄰居。
離德國邊境這麼近，也讓我對奧地利局勢之險惡比那些居住在維也納的朋友有更好的判斷。
那些坐在咖啡館裡的人，有些甚至是在政府中的高層人員，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看作“那邊”發生的事情，一點兒也碰不到奧地利。
有着嚴密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不是仍然有超過半數的民衆追随者嗎？自從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開非難基督教文化，公開聲稱他們的元首“比基督更偉大”之後，奧地利跟教會相關的黨派不是已經團結一緻堅決抵制國家社會主義了嗎？法國和英國不還是奧地利民族聯盟的支持者嗎？墨索裡尼不是明确接手了奧地利保護者的責任，甚至要保證奧地利的獨立嗎？甚至猶太人也毫不憂心，好像猶太人被剝奪擔任醫生、律師、學者、演員的權利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距離自己三個小時車程，同樣講德語的地區。
他們舒适地坐在自己的房子裡，開着車行駛在路上。
此外，每個人都會說這樣的安慰話：“這不可能持續時間太長。
”我還能回憶起在那次短暫的俄國之行當中，在列甯格勒與我的著作出版人的一次談話。
他告訴我，他以前是一個多麼富有的人，他擁有很多非常美的繪畫藝術作品。
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在革命爆發之初像許多人那樣走掉。
“唉，”他回答我說：“當時誰會相信，那麼一個委員會和士兵的共和國鬧的事情會超過十四天？”正是出于同樣的生活意願，人們才出現同樣的錯覺，也進行自我欺騙。
在緊鄰邊界的薩爾茨堡，人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窄窄的界河上不斷地有人過來過去，年輕人夜裡渡河過去接受訓練，煽動者開車而來，帶着登山的手杖，作為一個普通的“旅遊者”在各個階層當中發展自己的“基層組織”。
他們開始招募新的成員，也同時威脅說，誰不及時表态以後就會為此付出代價。
這讓警察和國家公職人員感到被震懾住了。
我感覺到某種不安全感在出現，人們開始動搖。
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個人經曆總是最有說服力的。
我在薩爾茨堡有一位青年時期的朋友，一位相當有名的作家，三十年來我和他有着最密切、最誠摯的交往。
我們互相以“你”相稱，彼此将自己的著作獻給對方，每個星期都要見面。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這位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注意到他馬上在一個無關緊要的櫥窗前站住，将後背轉向我，似乎在給那位陌生的先生看特别有趣的東西。
奇怪，我在想：他肯定是看到我了。
也許是趕巧了。
第二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下午是否可以到我這裡來聊天。
我同意了，有些吃驚，因為平常我們總是在咖啡館見面。
雖然是緊急來訪，他卻也沒有說什麼特别的事情。
這時我就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要與我保持友誼，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為是我青年時期的朋友而受到懷疑，不想讓這座小城裡的人看到他與我關系密切。
這件事讓我警覺起來。
我很快就注意到，過去經常來我這裡的好多熟人都不來了。
我的處境岌岌可危。
我當時還沒有想到徹底離開薩爾茨堡。
但是，我比往常更樂于在國外度過這個冬天，以便逃脫所有這些小小的緊張氣氛。
不過我沒有想到，當我于1933年10月離開我那美麗的家時，不久之後就與之訣别。
我當時的想法是，1月和2月在法國工作。
我熱愛這個美麗的思想之國，把它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在那裡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
瓦雷裡、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丹·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裡夏爾·布洛克，這些文學界的領軍人物都是我的老朋友。
我在那裡的讀者幾乎與在德國同樣多，沒有人會把我當成外國作家、異鄉人。
我熱愛這個民族，熱愛那片土地，熱愛巴黎這座城市，我感覺到自己在那裡如同在自己的家裡一樣，每當火車開進巴黎北站，我就有了那種“回來了”的感覺。
但是，這次由于特殊情況我提早就出發了，并且想在聖誕節之後再到達巴黎。
這期間我去了哪裡？自從大學時代以來，我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去過英國了。
為什麼總要去巴黎，我對自己說。
為什麼不在倫敦待上十天或者十四天，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用另外一種眼光重新去看那些博物館，看這個國家和這座城市？于是，我登上的不是前往巴黎而是開往加萊的特快車，在一個11月不可或缺的大霧天中到達了倫敦維多利亞火車站。
讓我自己也吃驚的是，自己不像當初那樣乘出租馬車，而是乘坐出租汽車去了旅館。
這種霧，一種又冷又柔軟的灰色，一如從前。
我還沒有去看這座城市，但是我的嗅覺已經越過三十年的時間距離，聞到這種澀滞、渾濁、潮濕的氣味，從周圍的空氣中我又認出了這座城市。
我帶來的行李很少，我的期望也同樣不多。
在倫敦我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什麼朋友關系，在文學上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與英國作家接觸也很少。
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有自己邊界的生活，在他們圈子内的影響範圍，這對我們來說是難以進入的傳統：我想不起來，在我房間的書桌上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當中，能找到哪一本是由一位英國作家出于同行之誼寄來的。
蕭伯納，我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赫勒勞（Hellerau）與他相遇過一次；威爾斯，曾來過我在薩爾茨堡的家一次。
我自己的書，雖然都已經被翻譯出版，但不是很有名，英國仍然是我的書影響最小的國家。
我與我的書在美國、法國、意大利、俄國的出版人都建立了私人友誼，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在英國出版我的書那家公司的某位先生。
我也做好了準備，在那裡會有陌生的感覺，一如三十年前。
但是，情況大大不同。
幾天以後，我感覺自己在倫敦有說不出來的舒适。
不是因為倫敦有根本上的改變，是因為我自己改變了。
我年長了三十歲，經曆過戰争和戰後歲月的各種緊張和掙紮，我徹底渴望能過上甯靜的生活，不去聽任何政治性議論。
當然，在英國也有不同的黨派，輝格黨和托利黨，一個自由派，一個保守派，還有一個工人黨，但是他們之間的讨論與我不相幹。
毫無疑問，在文學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開的争論和隐蔽的敵意，可是我在這裡完全置身事外。
不過，最讓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終于又能感覺到一種文雅、禮貌，沒有激動、沒有仇恨的氛圍。
在過去的若幹年裡，對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過于那種無論在鄉下還是在城市裡都感覺到的憎恨和緊張，我總得保護自己不要卷入這些争論當中。
這裡的居民還沒有驚惶失措到那等份兒上，這裡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規矩和體面要多于我們那些因為通貨膨脹的欺騙而變得道德淪喪的國家。
這裡的人們生活得更為安詳，更為心滿意足，他們更多地關注自己的花園，自己喜愛的小玩意兒，而不是他們的鄰居如何。
在這裡一個人能呼吸、思想和考慮問題。
不過，真正讓我留下來的理由，是一部新的創作。
事情是這樣的。
當時，我的《瑪麗·安托瓦内特》剛好出版，我正在讀那本關于伊拉斯谟的書的校樣。
我在這本書裡嘗試着去描繪一位人文主義者的精神肖像：盡管他比任何專門緻力于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時代的荒謬，可悲的是他無力做到帶着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動。
在完成這部暗含着自我描繪的作品之後，我的本意是要寫一部計劃已久的長篇小說。
我寫的傳記已經夠多了。
但是，在我到了倫敦的第三天就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計劃。
出于收集手迹的舊有激情，我來到大英博物館浏覽那些向公衆展出的藏品，在裡面看到一份處決瑪麗·斯圖亞特的手寫報告。
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瑪麗亞·斯圖亞特到底是怎麼回事？她真的參與謀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還是根本沒有？因為晚上沒有什麼書可讀，我便買了一本關于她的書。
那是一本頌揚她的書，将她當成聖人一樣為她辯護，一本膚淺而愚蠢的書。
由于無可救藥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本書，這本書裡所主張的，幾乎和前一本書完全相反。
現在我開始對這個個案感興趣。
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書。
沒有人能說出一本來，于是我在尋找和了解中不由得進入了比較當中，在不自覺當中已經開始了準備一本關于瑪麗亞·斯圖亞特的書，這個工作讓我在圖書館待了好幾個星期。
當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奧地利時，我已經下了決心，再回到我已經喜歡上了的倫敦，在那裡安安靜靜地來完成這本書。
沒用兩三天的時間，我就能看出來，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奧地利的局勢正在向糟糕的方向發展。
從英國那甯靜、安穩的氛圍一下子回到這個到處充斥着狂熱和争鬥的奧地利，就如同人們在紐約酷熱的7月，從一個空氣涼爽，帶有空調的房間突然來到火爐般的大街上一樣。
納粹的高壓開始慢慢摧毀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他們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經濟上的壓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國要鬧騰得天翻地覆的壓力。
多爾富斯政府要保持奧地利的獨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無望地尋找最後的支柱。
法國和英國距離太遠，内心上也對奧地利持無所謂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還充滿了對維也納的宿怨和敵意，這樣就隻剩下了意大利：它當時力争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以便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
對于這種保護，墨索裡尼也提出了代價不菲的要求。
奧地利應該順應法西斯主義的趨勢，議會制和民主就要結束了。
如果不對社會民主黨——奧地利最強大、組織性最好的政黨——進行鏟除或者剝奪其權力的話，奧地利就
一切都取消了，德累斯頓和整個德國都被禁止上演這部歌劇。
更有甚者，讓人吃驚的是，人們在報紙上讀到：理查德·施特勞斯已經遞交了辭呈，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職務。
每個人都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特殊的事情。
我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其全部的真相。
施特勞斯又給我寫了封信，敦促我馬上要開始寫第二部歌劇的歌詞腳本，他也在信裡毫無顧忌地表達了他個人的看法。
這封信落到了蓋世太保的手中。
這封信被擺到施特勞斯的面前，他必須馬上提出辭呈，歌劇遭到禁演。
在德語範圍内，這部歌劇隻能在自由的瑞士以及布拉格上演，後來得到了墨索裡尼的特許，還用意大利語在米蘭的斯卡拉大劇院上演。
當時的墨索裡尼還沒有完全屈從于種族論。
德國人卻再沒有被允許聽到出自當世最偉大的音樂家所完成的一出頗令人銷魂的歌劇中的任何一個音符。
當這件事鬧得沸反盈天之時我正好在國外，因為我感覺到，奧地利的動蕩不安讓我無法靜心工作。
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離邊境線那麼近，用肉眼就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山，那裡就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那是一位令人不那麼愉快和非常不安的鄰居。
離德國邊境這麼近，也讓我對奧地利局勢之險惡比那些居住在維也納的朋友有更好的判斷。
那些坐在咖啡館裡的人，有些甚至是在政府中的高層人員，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看作“那邊”發生的事情，一點兒也碰不到奧地利。
有着嚴密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不是仍然有超過半數的民衆追随者嗎？自從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開非難基督教文化，公開聲稱他們的元首“比基督更偉大”之後，奧地利跟教會相關的黨派不是已經團結一緻堅決抵制國家社會主義了嗎？法國和英國不還是奧地利民族聯盟的支持者嗎？墨索裡尼不是明确接手了奧地利保護者的責任，甚至要保證奧地利的獨立嗎？甚至猶太人也毫不憂心，好像猶太人被剝奪擔任醫生、律師、學者、演員的權利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距離自己三個小時車程，同樣講德語的地區。
他們舒适地坐在自己的房子裡，開着車行駛在路上。
此外，每個人都會說這樣的安慰話：“這不可能持續時間太長。
”我還能回憶起在那次短暫的俄國之行當中，在列甯格勒與我的著作出版人的一次談話。
他告訴我，他以前是一個多麼富有的人，他擁有很多非常美的繪畫藝術作品。
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在革命爆發之初像許多人那樣走掉。
“唉，”他回答我說：“當時誰會相信，那麼一個委員會和士兵的共和國鬧的事情會超過十四天？”正是出于同樣的生活意願，人們才出現同樣的錯覺，也進行自我欺騙。
在緊鄰邊界的薩爾茨堡，人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窄窄的界河上不斷地有人過來過去，年輕人夜裡渡河過去接受訓練，煽動者開車而來，帶着登山的手杖，作為一個普通的“旅遊者”在各個階層當中發展自己的“基層組織”。
他們開始招募新的成員，也同時威脅說，誰不及時表态以後就會為此付出代價。
這讓警察和國家公職人員感到被震懾住了。
我感覺到某種不安全感在出現，人們開始動搖。
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個人經曆總是最有說服力的。
我在薩爾茨堡有一位青年時期的朋友，一位相當有名的作家，三十年來我和他有着最密切、最誠摯的交往。
我們互相以“你”相稱，彼此将自己的著作獻給對方，每個星期都要見面。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這位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注意到他馬上在一個無關緊要的櫥窗前站住，将後背轉向我，似乎在給那位陌生的先生看特别有趣的東西。
奇怪，我在想：他肯定是看到我了。
也許是趕巧了。
第二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下午是否可以到我這裡來聊天。
我同意了，有些吃驚，因為平常我們總是在咖啡館見面。
雖然是緊急來訪，他卻也沒有說什麼特别的事情。
這時我就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要與我保持友誼，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為是我青年時期的朋友而受到懷疑，不想讓這座小城裡的人看到他與我關系密切。
這件事讓我警覺起來。
我很快就注意到，過去經常來我這裡的好多熟人都不來了。
我的處境岌岌可危。
我當時還沒有想到徹底離開薩爾茨堡。
但是，我比往常更樂于在國外度過這個冬天，以便逃脫所有這些小小的緊張氣氛。
不過我沒有想到，當我于1933年10月離開我那美麗的家時，不久之後就與之訣别。
我當時的想法是，1月和2月在法國工作。
我熱愛這個美麗的思想之國，把它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在那裡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
瓦雷裡、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丹·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裡夏爾·布洛克，這些文學界的領軍人物都是我的老朋友。
我在那裡的讀者幾乎與在德國同樣多，沒有人會把我當成外國作家、異鄉人。
我熱愛這個民族，熱愛那片土地，熱愛巴黎這座城市，我感覺到自己在那裡如同在自己的家裡一樣，每當火車開進巴黎北站，我就有了那種“回來了”的感覺。
但是，這次由于特殊情況我提早就出發了，并且想在聖誕節之後再到達巴黎。
這期間我去了哪裡？自從大學時代以來，我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去過英國了。
為什麼總要去巴黎，我對自己說。
為什麼不在倫敦待上十天或者十四天，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用另外一種眼光重新去看那些博物館，看這個國家和這座城市？于是，我登上的不是前往巴黎而是開往加萊的特快車，在一個11月不可或缺的大霧天中到達了倫敦維多利亞火車站。
讓我自己也吃驚的是，自己不像當初那樣乘出租馬車，而是乘坐出租汽車去了旅館。
這種霧，一種又冷又柔軟的灰色，一如從前。
我還沒有去看這座城市，但是我的嗅覺已經越過三十年的時間距離，聞到這種澀滞、渾濁、潮濕的氣味，從周圍的空氣中我又認出了這座城市。
我帶來的行李很少，我的期望也同樣不多。
在倫敦我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什麼朋友關系，在文學上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與英國作家接觸也很少。
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有自己邊界的生活，在他們圈子内的影響範圍，這對我們來說是難以進入的傳統：我想不起來，在我房間的書桌上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當中，能找到哪一本是由一位英國作家出于同行之誼寄來的。
蕭伯納，我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赫勒勞（Hellerau）與他相遇過一次；威爾斯，曾來過我在薩爾茨堡的家一次。
我自己的書，雖然都已經被翻譯出版，但不是很有名，英國仍然是我的書影響最小的國家。
我與我的書在美國、法國、意大利、俄國的出版人都建立了私人友誼，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在英國出版我的書那家公司的某位先生。
我也做好了準備，在那裡會有陌生的感覺，一如三十年前。
但是，情況大大不同。
幾天以後，我感覺自己在倫敦有說不出來的舒适。
不是因為倫敦有根本上的改變，是因為我自己改變了。
我年長了三十歲，經曆過戰争和戰後歲月的各種緊張和掙紮，我徹底渴望能過上甯靜的生活，不去聽任何政治性議論。
當然，在英國也有不同的黨派，輝格黨和托利黨，一個自由派，一個保守派，還有一個工人黨，但是他們之間的讨論與我不相幹。
毫無疑問，在文學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開的争論和隐蔽的敵意，可是我在這裡完全置身事外。
不過，最讓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終于又能感覺到一種文雅、禮貌，沒有激動、沒有仇恨的氛圍。
在過去的若幹年裡，對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過于那種無論在鄉下還是在城市裡都感覺到的憎恨和緊張，我總得保護自己不要卷入這些争論當中。
這裡的居民還沒有驚惶失措到那等份兒上，這裡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規矩和體面要多于我們那些因為通貨膨脹的欺騙而變得道德淪喪的國家。
這裡的人們生活得更為安詳，更為心滿意足，他們更多地關注自己的花園，自己喜愛的小玩意兒，而不是他們的鄰居如何。
在這裡一個人能呼吸、思想和考慮問題。
不過，真正讓我留下來的理由，是一部新的創作。
事情是這樣的。
當時，我的《瑪麗·安托瓦内特》剛好出版，我正在讀那本關于伊拉斯谟的書的校樣。
我在這本書裡嘗試着去描繪一位人文主義者的精神肖像：盡管他比任何專門緻力于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時代的荒謬，可悲的是他無力做到帶着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動。
在完成這部暗含着自我描繪的作品之後，我的本意是要寫一部計劃已久的長篇小說。
我寫的傳記已經夠多了。
但是，在我到了倫敦的第三天就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計劃。
出于收集手迹的舊有激情，我來到大英博物館浏覽那些向公衆展出的藏品，在裡面看到一份處決瑪麗·斯圖亞特的手寫報告。
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瑪麗亞·斯圖亞特到底是怎麼回事？她真的參與謀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還是根本沒有？因為晚上沒有什麼書可讀，我便買了一本關于她的書。
那是一本頌揚她的書，将她當成聖人一樣為她辯護，一本膚淺而愚蠢的書。
由于無可救藥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本書，這本書裡所主張的，幾乎和前一本書完全相反。
現在我開始對這個個案感興趣。
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書。
沒有人能說出一本來，于是我在尋找和了解中不由得進入了比較當中，在不自覺當中已經開始了準備一本關于瑪麗亞·斯圖亞特的書，這個工作讓我在圖書館待了好幾個星期。
當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奧地利時，我已經下了決心，再回到我已經喜歡上了的倫敦，在那裡安安靜靜地來完成這本書。
沒用兩三天的時間，我就能看出來，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奧地利的局勢正在向糟糕的方向發展。
從英國那甯靜、安穩的氛圍一下子回到這個到處充斥着狂熱和争鬥的奧地利，就如同人們在紐約酷熱的7月，從一個空氣涼爽，帶有空調的房間突然來到火爐般的大街上一樣。
納粹的高壓開始慢慢摧毀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他們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經濟上的壓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國要鬧騰得天翻地覆的壓力。
多爾富斯政府要保持奧地利的獨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無望地尋找最後的支柱。
法國和英國距離太遠，内心上也對奧地利持無所謂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還充滿了對維也納的宿怨和敵意，這樣就隻剩下了意大利：它當時力争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以便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
對于這種保護，墨索裡尼也提出了代價不菲的要求。
奧地利應該順應法西斯主義的趨勢，議會制和民主就要結束了。
如果不對社會民主黨——奧地利最強大、組織性最好的政黨——進行鏟除或者剝奪其權力的話，奧地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