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夕陽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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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去尋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部分都找到了：勃拉姆斯的《吉蔔賽人之歌》、肖邦的《巴爾卡羅勒》、舒伯特那不朽的《緻音樂》、海頓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那千古流傳的旋律。
對幾個人，我甚至成功地将收藏從作品獨有的形式擴展到創造者個人的全部生活畫面當中。
我不僅有一張莫紮特作為十一歲男孩時稚氣未脫的手稿，也有他為歌德的不朽之作《紫羅蘭》所作的譜曲——他的歌曲藝術的标志，在他的小步舞曲當中有表現費加羅“不再受人欺淩”，甚至《費加羅婚禮》當中的“天使詠歎調”；另外一方面我也有他寫給巴斯勒（B?sle）的十分粗魯的信，那是從來沒有全部公開發表過的，也有一首十分輕佻的卡農舞曲，還有一頁在他去世前不久寫下的手稿，是《狄托王的仁慈》中的詠歎調。
我收藏的歌德手稿也同樣涵蓋了他的人生跨度：從他九歲時的一篇拉丁文翻譯手稿，到他最後的一首詩歌，是他在去世前不久八十二歲高齡時寫下的；還有一張他的皇冠作品《浮士德》的雙頁校樣張，一份自然科學的手稿，無數篇詩稿以及他的不同生活階段中的素描，在這十五張紙頁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歌德的一生。
關于貝多芬，這位我最崇拜的人物，我卻沒能完成這樣完美的全景畫。
在涉及貝多芬的收藏上——和跟歌德相關的收藏一樣，我遇到的競争者和藏品提供者便是我的出版人基彭貝爾格教授，瑞士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關于貝多芬的收藏無人可以匹敵。
但是，除了他青少年時期的一個筆記本、歌曲《吻》和《哀格蒙特》的樂譜片段以外，我至少還能将他那悲劇生活中的一個時刻在視覺上完整地展示出來，這世界上沒有哪個博物館做得到。
由于一個最幸運的機會，我能夠将他房間裡的全部陳設入手，這些陳設在他去世之後被拍賣，由樞密顧問官布羅伊甯（Breuning）購得，而後轉到我這裡。
尤其是那個大大的寫字台，在抽屜裡還藏着他的兩個情人——吉烏莉塔·古西亞爾蒂伯爵夫人和埃爾德蒂伯爵夫人——的畫像；還有那個錢盒子，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保存在床頭；還有那個小斜面寫字桌，他卧床時還在那上面寫下了最後的樂譜和信件；他過世以後從頭發上剪下來的一縷白色卷發，吊唁的邀請函，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最後一張洗衣單，拍賣的家具什物登記清單，他在維也納的朋友簽署的照顧一貧如洗的廚娘莎莉的聲明。
機遇總是特别關照那些真正的收藏者，就在我入手他臨終房間裡的全部家什之後，還有三幅他在臨終床上的素描加入我的收藏當中。
從當事人的描述中我們知道，一位年輕的畫家、舒伯特的朋友約瑟夫·特爾切爾（JosefTeltscher）想在那個3月26日——當時貝多芬正在與死神抗争——将貝多芬的彌留之際畫下來，但是被樞密顧問官布羅伊甯從房間裡趕出來，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大不敬的行為。
這幾幅素描銷聲匿迹了一百年，直到在布爾諾（Brünn）的一個小小拍賣會上，這位名氣不大的畫家幾十個素描本以極端低廉的價格出手，而在這裡面就有那三張素描。
巧合一個接着一個，某一天一位中間商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有興趣要入手貝多芬臨終床上速寫像的真迹。
我回答他說，這些就在我自己的手中。
後來才弄清楚，他給我提供的是後來非常著名的貝多芬臨終情形的丹豪塞的石版畫真迹。
于是，那些以可視形式保留了貝多芬最後的、值得紀念的、真正永恒時刻的全部物件，都被我收藏齊了。
我理所當然地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是這些東西的所有者，而隻是一段時間内它們的保存者。
吸引我的不是那種“擁有”的感覺，“我擁有”的感覺，而是那種彙集帶來的刺激，将收藏打點成一件藝術作品。
我很清楚，通過這種收藏我完成了一件傑作，就傳世的總體價值而言，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值得。
我遲遲不願意整理一份目錄，盡管有很多人請我這樣做，因為我的收藏還在建設和打造當中，要想讓它臻于完善還缺少很多名字和藏品。
我的一番美意是，在我死後将這份獨一無二的收藏留給一個能滿足我的特殊條件的機構：即該機構要每年拿出一定數量的款項，來讓收藏按照我的意願繼續完善下去。
這樣它就不會是一個僵化的整體，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在我身後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還一直是正在補充、正在完善當中的美好整體。
但是，我們這一代備受磨難的人沒能做到去想得長遠些。
當希特勒的時代降臨，我離開自己的房子以後，我的收藏喜悅不複存在，也沒有那種能保留住什麼東西的把握。
一段時間内，我讓一部分藏品存放在保險箱裡以及放在朋友處，此後我下了決心，依照歌德那警告性的詞語：如果博物館、收藏庫和武器庫不能繼續充實，不得不僵化在自身當中的話，那麼最好就跟這個收藏告别。
我不再能将自己的收藏心思花費到這些藏品上了。
其中的一部分，作為一種告别，我送給了維也納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我自己從同時代朋友獲贈的那部分；一部分我出手了，其餘的那些在過去和現在的命運如何，我并不太在意。
對我來說，從來都是創造本身才是我的愉悅所在，而不是創造之物。
所以，我并不為從前的狂熱投入唱挽歌。
我們這些在這個時代——它是任何藝術、任何收藏的敵人——被追獵、被驅逐的人，如果還需要去新學一種藝術的話，那便是訣别的藝術：與一切曾經是我們的驕傲、我們的愛之所在的東西告别。
就這樣，歲月在工作和旅行、學習、讀書、收藏和享受中流逝而過。
我在1931年11月的一天早上醒來時，已經五十歲了。
對那位忠于職守、一頭白發的薩爾茨堡老郵遞員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頭疼的日子。
在德國有一種好的慣例，一位作家到了五十歲生日時報紙上要大張旗鼓地慶賀一番，于是這位老郵差不得不将一大包信件和電報背上陡峭的台階來。
在我打開讀取它們之前，我想仔細考慮這一天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
五十歲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一個人可以不安地回顧過去，看自己走過了哪些人生之路，然後平靜地問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向上。
我回想自己經曆的歲月，如同從自己的房子裡眺望阿爾卑斯山脈和那些平緩下行的山谷地帶一樣，我回望着自己這五十年，然後我對自己說：假若我毫無感激之情，那真是罪過啊。
我被給予的東西，遠遠地超過了我期待的或者我可以希望得到的。
讓我得以發展自己、表達自己的介質——詩歌和文學産出——所帶來的效果，遠遠超過我少年時代最大膽的夢想。
作為五十歲生日的禮物，因澤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的著作目錄，包括了各種語言的譯本。
這目錄本身就是一本書，什麼語言的譯本都有了，連保加利亞文、芬蘭文、葡萄牙文、亞美尼亞文、中文和馬拉提文都有。
我的詞語和思想以盲文、速記文，各種異國的字母和表達方式傳播到人們中間，我的存在極大地擴展到超越我本人所在的空間以外。
我和我們這個時代中一些最優秀的人成為私交好友；我享受過最完美的演出；我有機會看到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畫作，地球上最美的風景，并且能享受它們。
我能保持自由之身，不受任何機構和職業的羁絆，我的工作是我的樂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給别人帶來了愉悅！還能再有什麼糟糕的事情發生？我的書在這裡：莫非有人會把它們銷毀？（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完全沒有意料到後來的事情）我的房子在這裡：莫非會有人把我從家裡趕走？我的朋友們在這裡：莫非他們會什麼時候跟我絕交？我不帶任何恐懼地想到死亡、想到疾病，但是，對那些在未來我還要經曆的情景，一丁點兒也沒有在我的頭腦中出現過：我作為一個失去家園的人，一個被驅逐的人遭到攻擊、遭到追獵，還得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去流浪；我的書會被燒、被禁、被蔑視；我的名字在德國會像一個罪犯的名字一樣被通緝；同樣是那些朋友——在這一天他們的信件和電報出現在我桌子上——後來在與我邂逅時，會變得臉色蒼白。
我沒有想到，三四十年裡堅持不懈地所做的一切，會被幾乎不留任何痕迹地銷毀；我所面對的這一步一步建設起來的、似乎無法撼動的穩固生活，會徹底坍塌，我被逼迫得幾乎沒有任何退路，得用這已經疲憊不堪的精力和備受摧殘的靈魂再一次從頭開始。
千真萬确，那一天我無論如何設想不到這樣的邪惡和荒謬。
當時我心滿意足。
我熱愛自己的工作，也因此熱愛自己的生活。
我不必有什麼憂慮：就算我從此一行字也不寫了，我的書也能讓我衣食無虞。
一切似乎都已經企及，命運似乎已經被馴服了。
那種我早年在父母家裡感受到，在戰争中曾經失去的安全感，現在又憑靠自己的力量赢回來。
我還能渴望什麼呢？ 可是，很奇怪，正因為我在這個時刻并無所求，這給我帶來一種神秘的不安。
我心裡的某個人——我不再是自己——在發問：如果你的生活繼續這麼下去，這麼有條不紊，這麼收入豐厚，這麼舒适，這麼無須努力和考驗，那真的會好嗎？這種完全有所保障的優渥生活，難道不是并非與你，與你身上的本質性所在相契合嗎？我沉思着穿過這座房子。
這些年來，這座房子變得漂亮了，完全如我所願的那樣。
可是，我要一直在這裡生活，一直坐在同樣的寫字台旁寫書，一本又一本，然後收到一筆又一筆的版稅，越來越多的版稅？漸漸地變成一位尊貴的老先生，帶着體面和态度來經營着自己的名字和作品，遠離一切意外、一切焦慮、一切危險？就這麼一直在筆直平坦的大道上繼續走下去，到六十歲、七十歲？我在心裡繼續這樣夢想下去，如果有另外一些情況到來，某些新的東西，某些新的挑戰，也許是更加危險的戰鬥，來讓我變得不安、緊張，更年輕，那對我來說不會更好嗎？在每一位藝術家身上，總是有一種矛盾：如果生活讓他經曆太多的坎坷，他渴望安甯；當生活太過風平浪靜時，他又渴望返回驚心動魄之中。
所以，在我五十歲生日這天，我内心最深處有一種有罪的願望：我想發生一些能再次将我帶離安全和舒适的事情，迫使我不隻繼續現在的生活，而是重新開始。
那是對年事日增，變得疲憊、變得懶惰的恐懼嗎？還是一種神秘的預感，讓我在内心中發展出對另外一種更艱難的生活的渴望？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是在這一特殊的時刻，在無意識的昏暗中升起的感覺，根本不是能清楚地說出來的願望，肯定不是能跟清醒的意識聯結在一起的。
那隻是一個在我這裡如微風般吹過的念頭，也許根本不是我自己的念頭，而是來自我根本不知道的幽冥之地。
那一定出自那罩在我的頭上，驅使我的生活的無法把握的昏暗力量，它已經實現了那麼多我自己從來沒有去渴望的事情。
它已經聽話地擡起手，要砸碎我的生活，直到最後的一點兒根基，逼迫我從廢墟中從頭去建設一個完全别樣的，更為艱難、更為沉重的生活。
注釋1霍夫曼斯塔爾的代表作，已經成為薩爾茨堡藝術節的保留節目，至今仍然如此。
對幾個人，我甚至成功地将收藏從作品獨有的形式擴展到創造者個人的全部生活畫面當中。
我不僅有一張莫紮特作為十一歲男孩時稚氣未脫的手稿，也有他為歌德的不朽之作《紫羅蘭》所作的譜曲——他的歌曲藝術的标志，在他的小步舞曲當中有表現費加羅“不再受人欺淩”，甚至《費加羅婚禮》當中的“天使詠歎調”；另外一方面我也有他寫給巴斯勒（B?sle）的十分粗魯的信，那是從來沒有全部公開發表過的，也有一首十分輕佻的卡農舞曲，還有一頁在他去世前不久寫下的手稿，是《狄托王的仁慈》中的詠歎調。
我收藏的歌德手稿也同樣涵蓋了他的人生跨度：從他九歲時的一篇拉丁文翻譯手稿，到他最後的一首詩歌，是他在去世前不久八十二歲高齡時寫下的；還有一張他的皇冠作品《浮士德》的雙頁校樣張，一份自然科學的手稿，無數篇詩稿以及他的不同生活階段中的素描，在這十五張紙頁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歌德的一生。
關于貝多芬，這位我最崇拜的人物，我卻沒能完成這樣完美的全景畫。
在涉及貝多芬的收藏上——和跟歌德相關的收藏一樣，我遇到的競争者和藏品提供者便是我的出版人基彭貝爾格教授，瑞士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關于貝多芬的收藏無人可以匹敵。
但是，除了他青少年時期的一個筆記本、歌曲《吻》和《哀格蒙特》的樂譜片段以外，我至少還能将他那悲劇生活中的一個時刻在視覺上完整地展示出來，這世界上沒有哪個博物館做得到。
由于一個最幸運的機會，我能夠将他房間裡的全部陳設入手，這些陳設在他去世之後被拍賣，由樞密顧問官布羅伊甯（Breuning）購得，而後轉到我這裡。
尤其是那個大大的寫字台，在抽屜裡還藏着他的兩個情人——吉烏莉塔·古西亞爾蒂伯爵夫人和埃爾德蒂伯爵夫人——的畫像；還有那個錢盒子，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保存在床頭；還有那個小斜面寫字桌，他卧床時還在那上面寫下了最後的樂譜和信件；他過世以後從頭發上剪下來的一縷白色卷發，吊唁的邀請函，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最後一張洗衣單，拍賣的家具什物登記清單，他在維也納的朋友簽署的照顧一貧如洗的廚娘莎莉的聲明。
機遇總是特别關照那些真正的收藏者，就在我入手他臨終房間裡的全部家什之後，還有三幅他在臨終床上的素描加入我的收藏當中。
從當事人的描述中我們知道，一位年輕的畫家、舒伯特的朋友約瑟夫·特爾切爾（JosefTeltscher）想在那個3月26日——當時貝多芬正在與死神抗争——将貝多芬的彌留之際畫下來，但是被樞密顧問官布羅伊甯從房間裡趕出來，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大不敬的行為。
這幾幅素描銷聲匿迹了一百年，直到在布爾諾（Brünn）的一個小小拍賣會上，這位名氣不大的畫家幾十個素描本以極端低廉的價格出手，而在這裡面就有那三張素描。
巧合一個接着一個，某一天一位中間商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有興趣要入手貝多芬臨終床上速寫像的真迹。
我回答他說，這些就在我自己的手中。
後來才弄清楚，他給我提供的是後來非常著名的貝多芬臨終情形的丹豪塞的石版畫真迹。
于是，那些以可視形式保留了貝多芬最後的、值得紀念的、真正永恒時刻的全部物件，都被我收藏齊了。
我理所當然地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是這些東西的所有者，而隻是一段時間内它們的保存者。
吸引我的不是那種“擁有”的感覺，“我擁有”的感覺，而是那種彙集帶來的刺激，将收藏打點成一件藝術作品。
我很清楚，通過這種收藏我完成了一件傑作，就傳世的總體價值而言，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值得。
我遲遲不願意整理一份目錄，盡管有很多人請我這樣做，因為我的收藏還在建設和打造當中，要想讓它臻于完善還缺少很多名字和藏品。
我的一番美意是，在我死後将這份獨一無二的收藏留給一個能滿足我的特殊條件的機構：即該機構要每年拿出一定數量的款項，來讓收藏按照我的意願繼續完善下去。
這樣它就不會是一個僵化的整體，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在我身後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還一直是正在補充、正在完善當中的美好整體。
但是，我們這一代備受磨難的人沒能做到去想得長遠些。
當希特勒的時代降臨，我離開自己的房子以後，我的收藏喜悅不複存在，也沒有那種能保留住什麼東西的把握。
一段時間内，我讓一部分藏品存放在保險箱裡以及放在朋友處，此後我下了決心，依照歌德那警告性的詞語：如果博物館、收藏庫和武器庫不能繼續充實，不得不僵化在自身當中的話，那麼最好就跟這個收藏告别。
我不再能将自己的收藏心思花費到這些藏品上了。
其中的一部分，作為一種告别，我送給了維也納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我自己從同時代朋友獲贈的那部分；一部分我出手了，其餘的那些在過去和現在的命運如何，我并不太在意。
對我來說，從來都是創造本身才是我的愉悅所在，而不是創造之物。
所以，我并不為從前的狂熱投入唱挽歌。
我們這些在這個時代——它是任何藝術、任何收藏的敵人——被追獵、被驅逐的人，如果還需要去新學一種藝術的話，那便是訣别的藝術：與一切曾經是我們的驕傲、我們的愛之所在的東西告别。
就這樣，歲月在工作和旅行、學習、讀書、收藏和享受中流逝而過。
我在1931年11月的一天早上醒來時，已經五十歲了。
對那位忠于職守、一頭白發的薩爾茨堡老郵遞員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頭疼的日子。
在德國有一種好的慣例，一位作家到了五十歲生日時報紙上要大張旗鼓地慶賀一番，于是這位老郵差不得不将一大包信件和電報背上陡峭的台階來。
在我打開讀取它們之前，我想仔細考慮這一天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
五十歲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一個人可以不安地回顧過去，看自己走過了哪些人生之路，然後平靜地問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向上。
我回想自己經曆的歲月，如同從自己的房子裡眺望阿爾卑斯山脈和那些平緩下行的山谷地帶一樣，我回望着自己這五十年，然後我對自己說：假若我毫無感激之情，那真是罪過啊。
我被給予的東西，遠遠地超過了我期待的或者我可以希望得到的。
讓我得以發展自己、表達自己的介質——詩歌和文學産出——所帶來的效果，遠遠超過我少年時代最大膽的夢想。
作為五十歲生日的禮物，因澤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的著作目錄，包括了各種語言的譯本。
這目錄本身就是一本書，什麼語言的譯本都有了，連保加利亞文、芬蘭文、葡萄牙文、亞美尼亞文、中文和馬拉提文都有。
我的詞語和思想以盲文、速記文，各種異國的字母和表達方式傳播到人們中間，我的存在極大地擴展到超越我本人所在的空間以外。
我和我們這個時代中一些最優秀的人成為私交好友；我享受過最完美的演出；我有機會看到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畫作，地球上最美的風景，并且能享受它們。
我能保持自由之身，不受任何機構和職業的羁絆，我的工作是我的樂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給别人帶來了愉悅！還能再有什麼糟糕的事情發生？我的書在這裡：莫非有人會把它們銷毀？（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完全沒有意料到後來的事情）我的房子在這裡：莫非會有人把我從家裡趕走？我的朋友們在這裡：莫非他們會什麼時候跟我絕交？我不帶任何恐懼地想到死亡、想到疾病，但是，對那些在未來我還要經曆的情景，一丁點兒也沒有在我的頭腦中出現過：我作為一個失去家園的人，一個被驅逐的人遭到攻擊、遭到追獵，還得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去流浪；我的書會被燒、被禁、被蔑視；我的名字在德國會像一個罪犯的名字一樣被通緝；同樣是那些朋友——在這一天他們的信件和電報出現在我桌子上——後來在與我邂逅時，會變得臉色蒼白。
我沒有想到，三四十年裡堅持不懈地所做的一切，會被幾乎不留任何痕迹地銷毀；我所面對的這一步一步建設起來的、似乎無法撼動的穩固生活，會徹底坍塌，我被逼迫得幾乎沒有任何退路，得用這已經疲憊不堪的精力和備受摧殘的靈魂再一次從頭開始。
千真萬确，那一天我無論如何設想不到這樣的邪惡和荒謬。
當時我心滿意足。
我熱愛自己的工作，也因此熱愛自己的生活。
我不必有什麼憂慮：就算我從此一行字也不寫了，我的書也能讓我衣食無虞。
一切似乎都已經企及，命運似乎已經被馴服了。
那種我早年在父母家裡感受到，在戰争中曾經失去的安全感，現在又憑靠自己的力量赢回來。
我還能渴望什麼呢？ 可是，很奇怪，正因為我在這個時刻并無所求，這給我帶來一種神秘的不安。
我心裡的某個人——我不再是自己——在發問：如果你的生活繼續這麼下去，這麼有條不紊，這麼收入豐厚，這麼舒适，這麼無須努力和考驗，那真的會好嗎？這種完全有所保障的優渥生活，難道不是并非與你，與你身上的本質性所在相契合嗎？我沉思着穿過這座房子。
這些年來，這座房子變得漂亮了，完全如我所願的那樣。
可是，我要一直在這裡生活，一直坐在同樣的寫字台旁寫書，一本又一本，然後收到一筆又一筆的版稅，越來越多的版稅？漸漸地變成一位尊貴的老先生，帶着體面和态度來經營着自己的名字和作品，遠離一切意外、一切焦慮、一切危險？就這麼一直在筆直平坦的大道上繼續走下去，到六十歲、七十歲？我在心裡繼續這樣夢想下去，如果有另外一些情況到來，某些新的東西，某些新的挑戰，也許是更加危險的戰鬥，來讓我變得不安、緊張，更年輕，那對我來說不會更好嗎？在每一位藝術家身上，總是有一種矛盾：如果生活讓他經曆太多的坎坷，他渴望安甯；當生活太過風平浪靜時，他又渴望返回驚心動魄之中。
所以，在我五十歲生日這天，我内心最深處有一種有罪的願望：我想發生一些能再次将我帶離安全和舒适的事情，迫使我不隻繼續現在的生活，而是重新開始。
那是對年事日增，變得疲憊、變得懶惰的恐懼嗎？還是一種神秘的預感，讓我在内心中發展出對另外一種更艱難的生活的渴望？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是在這一特殊的時刻，在無意識的昏暗中升起的感覺，根本不是能清楚地說出來的願望，肯定不是能跟清醒的意識聯結在一起的。
那隻是一個在我這裡如微風般吹過的念頭，也許根本不是我自己的念頭，而是來自我根本不知道的幽冥之地。
那一定出自那罩在我的頭上，驅使我的生活的無法把握的昏暗力量，它已經實現了那麼多我自己從來沒有去渴望的事情。
它已經聽話地擡起手，要砸碎我的生活，直到最後的一點兒根基，逼迫我從廢墟中從頭去建設一個完全别樣的，更為艱難、更為沉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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