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再度漫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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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我甯可讓作品篇幅小，但是一定隻寫最重要的内容。
書中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完全帶着歐洲的、超越國界的取向，所以當有外國出版社和我取得聯系時，我實實在在地感到高興：他們來自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
不久以後，我就得買一個很大的書櫃，以便放下不同語言的譯本。
有一天我在日内瓦的國際組織“知識界合作”的統計數字上看到，我是當時被翻譯得最多的作者（按照我的秉性，我又會多次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消息）。
另外一天，來了一封俄國出版社的信件，該出版社要給我出俄文版作品全集，問我是否同意讓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
我是否會同意？我還是個中學生時，就在課桌下面偷偷地讀過他的中篇小說，多年來一直熱愛他、欽敬他。
然而，我從來沒敢想他會聽到過我的名字，更不用說還會讀我的作品，根本不敢想一位這麼重要的大師級人物會給我的作品寫序。
某一天，一位美國出版人出現在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前——還帶着一封介紹信，好像真有必要這麼做似的——建議接手我的全部作品來陸續出版。
這就是維京出版社（VikingPress）的本亞明·許布施（BenjaminHuebsch），從那時起他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
當我在其他地方的全部出版物都被希特勒的馬靴踏入地下時，在我失去了舊有的、原本的、德意志的、歐洲的家鄉時，他用文字給我保留了最後的家鄉。
這樣的外在成就也會是危險的，它能讓一個此前對自己美好意圖比對自己的能力和影響力更有信心的人，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一種知名度本身，都會擾亂一個人自然而然的均衡。
在平常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名字無非如同香煙的包裝紙一樣：一個識别性的标記，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對象，與真正的主體即原本的我，隻是松散地關聯在一起。
在成就出現時，這個名字也跟着一起蹿紅。
它掙脫了原本使用這個名字的人，自身變成了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個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在向内的強烈反沖中，它也會産生一種力量，開始去影響、去主宰、去改變那個用它作為自己名字的人。
榮幸的、自信的天性會在無意識中成為它所帶來的效應。
頭銜、地位、勳章以及名字的知名度讓這些人有更高的安全感，能産生一種被升高的自我感覺，會帶給他們一種意識：他們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他們不由自主地吹噓，以便讓自身能達到外在影響效應相符合的高度。
不過，一個天性就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會覺得每一種外在的成就都是一種責任，力圖讓這種困難狀态盡量保持不變。
我并不是要說，我沒有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興。
正好相反，它讓我感到非常幸福，隻要這隻關涉到已經與我脫鈎的産品，即我的書以及由此而來的虛名。
當我沒有被人認出來站在一家德國的書店裡，偶然看到一位中學生走進來要一本《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錢來買書，這是令人感動的一幕。
在卧鋪車廂裡，當列車員在旅客登記時看過名字之後充滿敬意地将護照還給我，或者當一位意大利海關人員在認出我之後，因為他讀過我的某一本書而不再對我的行李進行檢查時，這也會愉快地撥動我的虛榮心。
或者，純數量上的效應，對于作者而言也是一種誘惑。
我碰巧在一本書的首發那天來到萊比錫。
看到自己用三四個月的時間寫在三百頁紙上的東西，竟能在無意之中引起那麼多人力勞動，這讓我感到奇特的激動。
工人們把書裝在大箱子裡，另外一些人氣喘籲籲地把它們搬到下面的卡車上，裝到開往各個方向的火車上。
幾十個姑娘在印刷廠裡分揀印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批發商都從早晨一直工作到夜裡。
人們也能計算出來，如果把這些書當成地磚排起來，可以修建一段像樣的路。
物質方面的收益，我也從來沒有敢高傲地蔑視。
在剛開始的若幹年，我從來沒敢想過還能靠書掙錢，甚至版稅收益還能維持生活。
現在，這些書突然給我帶來數量可觀的錢财，而且數額總是在上升，好像它們足以消除我的任何憂慮——那時又有誰能想到我們這個時代呢？我可以慷慨地投入青少年時代的昔日愛好當中，去搜集名人手迹，這些令人贊歎的聖人遺迹中，也有一些最精美、最珍貴的作品在我那裡找到了備受呵護的歸宿。
我能夠用自己寫的，在某種更高意義上說相當短命的作品，來購入那些永恒著作的手迹，莫紮特、巴赫、貝多芬、歌德、巴爾紮克等人的手稿。
所以，如果我要号稱那些意想不到的外在成功對我來說無所謂，或者我在内心中對其有所拒斥，那會是一種多麼可笑姿态。
不過，我說這話時，也是實實在在的：隻是當成功限于我的書上、限于我的文學上的名聲時，我才為此感到高興；當人們将好奇平移到我本人身上時，成就對我來說更多是騷擾性質的。
從少年時代開始，我那本能地要保持自由獨立的願望就強于其他一切願望。
我感覺到，一旦照片被刊登出去，一個人的個人自由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會受到阻礙和破壞。
況且也存在着一種危險，即我出于興趣而開始的事情，會變成一種職業甚至成了“業務”。
每次郵差都帶來信件、請柬、通知、需要回答的詢問。
我要是外出一個月，回來以後總有那麼兩三天的時間花在處理成堆的大量郵件上，以便讓“業務”再重新井井有條。
由于我的書在市場上十分暢銷，我雖然不情願，但是也不得不陷入一種要求條理分明、全局把握、準時、機警的業務處理當中，以便正确地處理這些事情。
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天性根本不相符合，而且對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感覺和夢想構成了最危險的威脅，會将它們擊得粉碎。
于是，人們越希望我能參加活動——演講、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
我幾乎有一種病态的畏懼，不敢理直氣壯地承擔自己的名字，這個障礙我幾乎從來沒能克服。
直到今天，在大廳裡、音樂會或者戲劇演出中，我還會完全出于本能去坐在最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最讓我無法忍受的就是，坐在主席台上或者一個出頭露面的位置上，讓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臉。
每一種形式的匿名生存，對我來說都是一種需求。
當我還是一位小男孩時，就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所敬仰的老一輩作家和藝術家總是通過穿着絲絨外套，波浪卷發或者讓頭發覆蓋前額等方式——比如我尊敬的朋友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通過與衆不同的胡須樣式或者奇裝異服讓自己在大街上一下子就被人認出來。
我深信，任何因為外形而引人注意的人，都會在無意識當中讓自己過着本來之“我”的“鏡中人”的生活（這是韋爾弗爾的用詞），每個姿勢都要有一定的風格，随着這種外在态度的改變，一般而言内心天性中的誠懇、自由和無所顧慮也就會失去了。
如果我今天還能重新看，就會考慮到享受這雙份的幸運狀态：文學上的成就以及同時保留個人的匿名性。
我要用另外一個名字，一個憑空捏造的名字，一個筆名來發表自己的作品。
生活本身已經夠刺激，充滿了驚喜，要是還能有雙重生活，那該多棒！
書中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完全帶着歐洲的、超越國界的取向，所以當有外國出版社和我取得聯系時，我實實在在地感到高興：他們來自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
不久以後，我就得買一個很大的書櫃，以便放下不同語言的譯本。
有一天我在日内瓦的國際組織“知識界合作”的統計數字上看到，我是當時被翻譯得最多的作者（按照我的秉性，我又會多次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消息）。
另外一天，來了一封俄國出版社的信件，該出版社要給我出俄文版作品全集，問我是否同意讓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
我是否會同意？我還是個中學生時，就在課桌下面偷偷地讀過他的中篇小說，多年來一直熱愛他、欽敬他。
然而，我從來沒敢想他會聽到過我的名字，更不用說還會讀我的作品，根本不敢想一位這麼重要的大師級人物會給我的作品寫序。
某一天，一位美國出版人出現在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前——還帶着一封介紹信，好像真有必要這麼做似的——建議接手我的全部作品來陸續出版。
這就是維京出版社（VikingPress）的本亞明·許布施（BenjaminHuebsch），從那時起他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
當我在其他地方的全部出版物都被希特勒的馬靴踏入地下時，在我失去了舊有的、原本的、德意志的、歐洲的家鄉時，他用文字給我保留了最後的家鄉。
這樣的外在成就也會是危險的，它能讓一個此前對自己美好意圖比對自己的能力和影響力更有信心的人，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一種知名度本身，都會擾亂一個人自然而然的均衡。
在平常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名字無非如同香煙的包裝紙一樣：一個識别性的标記，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對象，與真正的主體即原本的我，隻是松散地關聯在一起。
在成就出現時，這個名字也跟着一起蹿紅。
它掙脫了原本使用這個名字的人，自身變成了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個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在向内的強烈反沖中，它也會産生一種力量，開始去影響、去主宰、去改變那個用它作為自己名字的人。
榮幸的、自信的天性會在無意識中成為它所帶來的效應。
頭銜、地位、勳章以及名字的知名度讓這些人有更高的安全感，能産生一種被升高的自我感覺，會帶給他們一種意識：他們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他們不由自主地吹噓，以便讓自身能達到外在影響效應相符合的高度。
不過，一個天性就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會覺得每一種外在的成就都是一種責任，力圖讓這種困難狀态盡量保持不變。
我并不是要說，我沒有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興。
正好相反，它讓我感到非常幸福，隻要這隻關涉到已經與我脫鈎的産品，即我的書以及由此而來的虛名。
當我沒有被人認出來站在一家德國的書店裡，偶然看到一位中學生走進來要一本《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錢來買書，這是令人感動的一幕。
在卧鋪車廂裡，當列車員在旅客登記時看過名字之後充滿敬意地将護照還給我，或者當一位意大利海關人員在認出我之後，因為他讀過我的某一本書而不再對我的行李進行檢查時，這也會愉快地撥動我的虛榮心。
或者，純數量上的效應，對于作者而言也是一種誘惑。
我碰巧在一本書的首發那天來到萊比錫。
看到自己用三四個月的時間寫在三百頁紙上的東西，竟能在無意之中引起那麼多人力勞動，這讓我感到奇特的激動。
工人們把書裝在大箱子裡，另外一些人氣喘籲籲地把它們搬到下面的卡車上，裝到開往各個方向的火車上。
幾十個姑娘在印刷廠裡分揀印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批發商都從早晨一直工作到夜裡。
人們也能計算出來，如果把這些書當成地磚排起來，可以修建一段像樣的路。
物質方面的收益，我也從來沒有敢高傲地蔑視。
在剛開始的若幹年，我從來沒敢想過還能靠書掙錢，甚至版稅收益還能維持生活。
現在，這些書突然給我帶來數量可觀的錢财，而且數額總是在上升，好像它們足以消除我的任何憂慮——那時又有誰能想到我們這個時代呢？我可以慷慨地投入青少年時代的昔日愛好當中，去搜集名人手迹，這些令人贊歎的聖人遺迹中，也有一些最精美、最珍貴的作品在我那裡找到了備受呵護的歸宿。
我能夠用自己寫的，在某種更高意義上說相當短命的作品，來購入那些永恒著作的手迹，莫紮特、巴赫、貝多芬、歌德、巴爾紮克等人的手稿。
所以，如果我要号稱那些意想不到的外在成功對我來說無所謂，或者我在内心中對其有所拒斥，那會是一種多麼可笑姿态。
不過，我說這話時，也是實實在在的：隻是當成功限于我的書上、限于我的文學上的名聲時，我才為此感到高興；當人們将好奇平移到我本人身上時，成就對我來說更多是騷擾性質的。
從少年時代開始，我那本能地要保持自由獨立的願望就強于其他一切願望。
我感覺到，一旦照片被刊登出去，一個人的個人自由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會受到阻礙和破壞。
況且也存在着一種危險，即我出于興趣而開始的事情，會變成一種職業甚至成了“業務”。
每次郵差都帶來信件、請柬、通知、需要回答的詢問。
我要是外出一個月，回來以後總有那麼兩三天的時間花在處理成堆的大量郵件上，以便讓“業務”再重新井井有條。
由于我的書在市場上十分暢銷，我雖然不情願，但是也不得不陷入一種要求條理分明、全局把握、準時、機警的業務處理當中，以便正确地處理這些事情。
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天性根本不相符合，而且對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感覺和夢想構成了最危險的威脅，會将它們擊得粉碎。
于是，人們越希望我能參加活動——演講、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
我幾乎有一種病态的畏懼，不敢理直氣壯地承擔自己的名字，這個障礙我幾乎從來沒能克服。
直到今天，在大廳裡、音樂會或者戲劇演出中，我還會完全出于本能去坐在最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最讓我無法忍受的就是，坐在主席台上或者一個出頭露面的位置上，讓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臉。
每一種形式的匿名生存，對我來說都是一種需求。
當我還是一位小男孩時，就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所敬仰的老一輩作家和藝術家總是通過穿着絲絨外套，波浪卷發或者讓頭發覆蓋前額等方式——比如我尊敬的朋友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通過與衆不同的胡須樣式或者奇裝異服讓自己在大街上一下子就被人認出來。
我深信，任何因為外形而引人注意的人，都會在無意識當中讓自己過着本來之“我”的“鏡中人”的生活（這是韋爾弗爾的用詞），每個姿勢都要有一定的風格，随着這種外在态度的改變，一般而言内心天性中的誠懇、自由和無所顧慮也就會失去了。
如果我今天還能重新看，就會考慮到享受這雙份的幸運狀态：文學上的成就以及同時保留個人的匿名性。
我要用另外一個名字，一個憑空捏造的名字，一個筆名來發表自己的作品。
生活本身已經夠刺激，充滿了驚喜，要是還能有雙重生活，那該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