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走出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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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我們身處舒适安全的歐洲對此還一無所知。
由于有了這些觀察，我所看到的印度并不是像皮埃爾·洛蒂（PierreLoti）所描寫的蒙着玫瑰紅色的浪漫，而是一種警示。
這次旅行在内心教育方面給我帶來最大受益的，不是那些壯麗的廟宇、風雨剝蝕的宮殿，也不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風光，而是我所認識的人，另外一種類型的人和世界，與一名作家在歐洲範圍内能認識到的人完全不同。
當時的人們還都比較節儉，也還沒有像庫克旅行社3組織的這種休閑旅行，因此，那些能去歐洲以外旅行的人，無論他們身處哪個階層或者社會位置，都可以說是另類之人：如果是一位商人，一定不是眼光狹隘做小買賣的人，而是一位大商人；如果是醫生，則是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屬于探險者那一類的企業家，一定是那種有着膽大、慷慨而無所顧忌的性格；即便是一位作家，也一定是有着比較高程度的精神上的好奇心。
當時還沒有能提供消遣節目的收音機，所以我在旅途中那些漫長的白晝和黑夜裡，在與這些特殊類别的人進行交往時，所了解到的那些讓我們的世界得以運轉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系，勝過讀上一百本書的收獲。
與家鄉之間空間距離的改變，同時也讓我内心的評判尺度發生改變。
在這次旅行回來之後，某些以前我會斤斤計較的小事，會被我認為太小家子氣。
我再也不會将我們歐洲看成這個世界的永久軸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結識的人，其中有一位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曆史産生了至今尚無法估量的影響，哪怕這些影響并不顯而易見。
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後印度的途中，以及在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的船上，我每天都與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Haushofer）夫婦一起度過幾個小時。
當時他作為德國武官前往日本履職。
他有着挺直的細長身材、瘦削的面龐、尖尖的鷹鈎鼻子，他讓我第一次見識到德國軍隊總參謀部軍官的非凡素質和内在修養。
此前在維也納時，我自然也與軍隊裡的人有過交往，那是一些友好的、熱愛生活甚至是滿有情趣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因為家境不特别好才逃進軍隊穿上軍裝，力圖讓自己在服役中過上盡量舒适的生活。
豪斯霍費爾與那些人正好相反，這讓人立刻就能感覺到。
他出身書香門第，屬于上流社會。
他的父親發表過很多詩歌，我記得好像還在大學裡當過教授。
他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在軍事方面以外也有非常廣博的知識。
他被任命去實地考察日俄戰争的舊地，因此他和太太都事先學了日本語言與詩歌創作。
在他的身上，我也再一次認識到：一個人如果想要精通任何學術領域，包括軍事科學，那麼他/她就必須跨出本專業的狹隘範圍，與其他一切學科有所接觸。
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時，一整天都在工作：用望遠鏡觀察各種細節，寫日記和報告，研究詞典。
我難得看到他手裡沒拿着書的時候。
他是一位出色的觀察者，也知道如何去描述。
我在從和他的談話中，了解到很多東方之謎。
回到歐洲之後，我也一直和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聯系。
我們互相寫信，去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去拜訪對方。
一場嚴重的肺病迫使他在達沃斯或者阿洛沙（Arosa）療養了一年。
離開軍隊的日子，有助于他轉入學術研究領域。
病愈之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承擔了軍事指揮之責。
想到德國的戰敗，我經常對他懷有同情。
他多年來緻力于建立德國的國際地位，也許他在自己不為所見的退隐當中也參與打造了戰争機器。
如今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的情況：他曾經在那裡赢得了許多朋友的日本，如今站在獲勝者的行列，成為德國的對手。
不久以後，事實就表明他是首批系統全面地考慮重建德國地位的人之一。
他主編一本關于地緣政治的期刊。
如同在很多事情上一樣，一開始我也沒能理解這一新興運動的深層含義。
我确實以為，地緣政治學無非是在民族國家的相處中去考慮各方力量的較量。
即便各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個詞——我想這是他最先提出來的——我的理解也是在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即這是一種相對的、随着時代而轉化的能量，在時間性的周期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主張。
豪斯霍費爾提出，應該更精确地研究各民族的個性特征，建立一種具有學術特質的常設性指導機構。
當時我也以為這是正确的，因為我以為這種研究隻服務于各民族彼此走近的趨勢。
我無法肯定斷言，也許豪斯霍費爾原本的意圖也根本不是政治性的。
不管怎樣，我興趣盎然地讀他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也曾經引用過我的話），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
我聽到的客觀評價，都是表彰他的學術演講非常有指導性，沒有人指責他的理念在為一種侵略性的霸權政策服務，在為舊時大德意志訴求的新形式做意識形态動員。
可是，當我某一天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用一種不言自明的音調說：“啊哈，是希特勒的那位朋友？”沒
由于有了這些觀察，我所看到的印度并不是像皮埃爾·洛蒂（PierreLoti）所描寫的蒙着玫瑰紅色的浪漫，而是一種警示。
這次旅行在内心教育方面給我帶來最大受益的，不是那些壯麗的廟宇、風雨剝蝕的宮殿，也不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風光，而是我所認識的人，另外一種類型的人和世界，與一名作家在歐洲範圍内能認識到的人完全不同。
當時的人們還都比較節儉，也還沒有像庫克旅行社
當時還沒有能提供消遣節目的收音機，所以我在旅途中那些漫長的白晝和黑夜裡，在與這些特殊類别的人進行交往時，所了解到的那些讓我們的世界得以運轉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系，勝過讀上一百本書的收獲。
與家鄉之間空間距離的改變，同時也讓我内心的評判尺度發生改變。
在這次旅行回來之後，某些以前我會斤斤計較的小事，會被我認為太小家子氣。
我再也不會将我們歐洲看成這個世界的永久軸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結識的人，其中有一位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曆史産生了至今尚無法估量的影響，哪怕這些影響并不顯而易見。
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後印度的途中，以及在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的船上，我每天都與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Haushofer）夫婦一起度過幾個小時。
當時他作為德國武官前往日本履職。
他有着挺直的細長身材、瘦削的面龐、尖尖的鷹鈎鼻子，他讓我第一次見識到德國軍隊總參謀部軍官的非凡素質和内在修養。
此前在維也納時，我自然也與軍隊裡的人有過交往，那是一些友好的、熱愛生活甚至是滿有情趣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因為家境不特别好才逃進軍隊穿上軍裝，力圖讓自己在服役中過上盡量舒适的生活。
豪斯霍費爾與那些人正好相反，這讓人立刻就能感覺到。
他出身書香門第，屬于上流社會。
他的父親發表過很多詩歌，我記得好像還在大學裡當過教授。
他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在軍事方面以外也有非常廣博的知識。
他被任命去實地考察日俄戰争的舊地，因此他和太太都事先學了日本語言與詩歌創作。
在他的身上，我也再一次認識到：一個人如果想要精通任何學術領域，包括軍事科學，那麼他/她就必須跨出本專業的狹隘範圍，與其他一切學科有所接觸。
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時，一整天都在工作：用望遠鏡觀察各種細節，寫日記和報告，研究詞典。
我難得看到他手裡沒拿着書的時候。
他是一位出色的觀察者，也知道如何去描述。
我在從和他的談話中，了解到很多東方之謎。
回到歐洲之後，我也一直和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聯系。
我們互相寫信，去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去拜訪對方。
一場嚴重的肺病迫使他在達沃斯或者阿洛沙（Arosa）療養了一年。
離開軍隊的日子，有助于他轉入學術研究領域。
病愈之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承擔了軍事指揮之責。
想到德國的戰敗，我經常對他懷有同情。
他多年來緻力于建立德國的國際地位，也許他在自己不為所見的退隐當中也參與打造了戰争機器。
如今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的情況：他曾經在那裡赢得了許多朋友的日本，如今站在獲勝者的行列，成為德國的對手。
不久以後，事實就表明他是首批系統全面地考慮重建德國地位的人之一。
他主編一本關于地緣政治的期刊。
如同在很多事情上一樣，一開始我也沒能理解這一新興運動的深層含義。
我确實以為，地緣政治學無非是在民族國家的相處中去考慮各方力量的較量。
即便各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個詞——我想這是他最先提出來的——我的理解也是在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即這是一種相對的、随着時代而轉化的能量，在時間性的周期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主張。
豪斯霍費爾提出，應該更精确地研究各民族的個性特征，建立一種具有學術特質的常設性指導機構。
當時我也以為這是正确的，因為我以為這種研究隻服務于各民族彼此走近的趨勢。
我無法肯定斷言，也許豪斯霍費爾原本的意圖也根本不是政治性的。
不管怎樣，我興趣盎然地讀他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也曾經引用過我的話），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
我聽到的客觀評價，都是表彰他的學術演講非常有指導性，沒有人指責他的理念在為一種侵略性的霸權政策服務，在為舊時大德意志訴求的新形式做意識形态動員。
可是，當我某一天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用一種不言自明的音調說：“啊哈，是希特勒的那位朋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