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走出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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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能比這更讓我感到驚駭了。
首先，豪斯霍費爾太太根本不符合種族純粹這一标準，他的兒子們（非常有天才，也非常招人喜歡）也根本經不住紐倫堡的“猶太人法”的推敲；其次，我也看不到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思的學者與一位隻在最狹隘、最血腥的意義上緊抓德意志精神不放，滿腔憤怒的煽動家之間在精神上會有什麼直接關聯。
不過，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曾經是他的學生，是他讓兩個人建立起聯系。
希特勒原本很少能聽得進别人的意見，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本能，能吸收一切對于達到他個人目的有用處的事情，因而他在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中徹底挖掘了“地緣政治學”的内容，讓它充分為自己的目标效力。
這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他們能将徹頭徹尾的自私權力本能包裹上一層意識形态和準道德的遮羞布。
他們使用“生存空間”這個概念，給赤裸裸的侵略意圖披上一件哲學的外衣。
這個關鍵詞因為其可定義性含糊不清而顯得無大妨礙，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種最蠻不講理的兼并，也可以借助這個關鍵詞得到辯護，來表明它們在倫理上和民族學意義上的必要性。
就這樣，這位曾經的旅途夥伴不得不因為自己的理論受到希特勒的篡改而背負罪責——希特勒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根本上對他的理論做了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篡改。
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位旅途夥伴對此是否有所了解，他自己是否也本意如此。
希特勒的目标最初隻嚴格地局限于民族國家以及種族純粹方面，但是通過“生存空間”這一理論，他的政治轉化為一個口号：“今天德意志屬于我們，明天全世界屬于我們！”這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案例：一個簡潔有力的表述，由于詞語的内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正如先前大百科全書派關于“理性”的統治這一表述，最終演變成完全相反的恐怖和大衆情感沖動。
據我所知，豪斯霍費爾本人在“納粹”黨裡從來沒有接受一個顯要的位置，甚至可能都不是黨員。
在他的身上，我一點兒也看不到那種像今天那些善于耍筆杆子的新聞記者那種魔鬼般的“灰色高參”：他們躲在幕後，制訂最危險的計劃并用這些計劃給元首提詞。
然而，在将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比較窄的國家範圍推到更大的普世範圍這一點上，他的理論所做的貢獻要超過希特勒的顧問當中最無所顧忌之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也許，隻有當後人掌握了更多的文獻材料以後，他們才能給予這個人物以正确的曆史評價。
在第一次海外旅行過後一段時間，我開始了前往美國的第二次旅行。
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擁有的未來，這次旅行全無其他意圖。
我相信，當時真的隻有為數極少的作家去那裡，不是為掙錢，也不為做關于美國的新聞報道，隻是為了做一件事：讓自己關于這塊新大陸相當模糊的想象與現實相遇。
我的這一設想是真正浪漫的，我不羞于将它說出口。
美國對我來說，是沃爾特·惠特曼，是躍動着新韻律的土地，是即将降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懷。
在遠渡重洋以前，我再讀一遍偉大的《卡美拉多》中那些狂野的、奔湧而來的長詩行，我敞開胸襟帶着兄弟一般的寬廣胸懷，而不是帶着歐洲人常有的那種傲慢踏上曼哈頓。
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問我下榻旅館裡的門衛，惠特曼的墓地在何處，因為我想去拜谒一番。
這一要求讓那位可憐的意大利人陷入窘迫，因為他還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呢。
紐約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有震撼力，盡管當時紐約還不像今天這樣有着迷人的美麗夜景。
當時的時代廣場還沒有燈光的瀑布，紐約也還沒有城市的夢幻夜空——它們在黑夜中以幾十億個人造星星與真實的、真正的天空交相輝映。
市容和城市交通還沒有今天這樣的大手筆，因為新建築藝術還不十分有把握地在個别的高層建築中進行最初嘗試。
櫥窗陳列和裝潢品味上的大膽嘗試還隻是剛開了一個頭。
不過，在那座走動會讓橋身輕微顫動的布魯克林懸索大橋上向港口瞭望，在大道上石頭砌成的峽道周圍行走，也足以讓人有所發現和興奮。
當然，這麼連續下來兩三天，興奮就會讓位于一種更為激烈的感覺：出奇的寂寞感。
我在紐約無事可做，而在當時，一個無所事事的人無論在哪裡都要比在紐約好受些。
那裡在當時還沒有可以在裡面消磨上一個小時的電影院，沒有小咖啡館，沒有像今天這麼多的藝術品商店、圖書館和博物館，一切文化活動方面都要遠遠落後于歐洲。
兩三天以後，我已經将博物館和名勝參觀完畢，我就像一條無槳船一樣在刮着大風的冰冷街道上打轉。
我的街頭漫遊帶來的無意義感覺太強烈，最後隻好想出一個藝術手段來讓這一行動對我更有吸引力，以便戰勝這種無意義的感覺。
我給自己虛構了一個劇情。
因為我一直是一個人在瞎轉，于是我假設自己是無數移民者當中的一個，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身上隻有七美元。
我對自己說，自願地去做那些别人不
首先，豪斯霍費爾太太根本不符合種族純粹這一标準，他的兒子們（非常有天才，也非常招人喜歡）也根本經不住紐倫堡的“猶太人法”的推敲；其次，我也看不到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思的學者與一位隻在最狹隘、最血腥的意義上緊抓德意志精神不放，滿腔憤怒的煽動家之間在精神上會有什麼直接關聯。
不過，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曾經是他的學生，是他讓兩個人建立起聯系。
希特勒原本很少能聽得進别人的意見，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本能，能吸收一切對于達到他個人目的有用處的事情，因而他在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中徹底挖掘了“地緣政治學”的内容，讓它充分為自己的目标效力。
這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他們能将徹頭徹尾的自私權力本能包裹上一層意識形态和準道德的遮羞布。
他們使用“生存空間”這個概念，給赤裸裸的侵略意圖披上一件哲學的外衣。
這個關鍵詞因為其可定義性含糊不清而顯得無大妨礙，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種最蠻不講理的兼并，也可以借助這個關鍵詞得到辯護，來表明它們在倫理上和民族學意義上的必要性。
就這樣，這位曾經的旅途夥伴不得不因為自己的理論受到希特勒的篡改而背負罪責——希特勒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根本上對他的理論做了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篡改。
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位旅途夥伴對此是否有所了解，他自己是否也本意如此。
希特勒的目标最初隻嚴格地局限于民族國家以及種族純粹方面，但是通過“生存空間”這一理論，他的政治轉化為一個口号：“今天德意志屬于我們，明天全世界屬于我們！”這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案例：一個簡潔有力的表述，由于詞語的内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正如先前大百科全書派關于“理性”的統治這一表述，最終演變成完全相反的恐怖和大衆情感沖動。
據我所知，豪斯霍費爾本人在“納粹”黨裡從來沒有接受一個顯要的位置，甚至可能都不是黨員。
在他的身上，我一點兒也看不到那種像今天那些善于耍筆杆子的新聞記者那種魔鬼般的“灰色高參”：他們躲在幕後，制訂最危險的計劃并用這些計劃給元首提詞。
然而，在将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比較窄的國家範圍推到更大的普世範圍這一點上，他的理論所做的貢獻要超過希特勒的顧問當中最無所顧忌之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也許，隻有當後人掌握了更多的文獻材料以後，他們才能給予這個人物以正确的曆史評價。
在第一次海外旅行過後一段時間，我開始了前往美國的第二次旅行。
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擁有的未來，這次旅行全無其他意圖。
我相信，當時真的隻有為數極少的作家去那裡，不是為掙錢，也不為做關于美國的新聞報道，隻是為了做一件事：讓自己關于這塊新大陸相當模糊的想象與現實相遇。
我的這一設想是真正浪漫的，我不羞于将它說出口。
美國對我來說，是沃爾特·惠特曼，是躍動着新韻律的土地，是即将降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懷。
在遠渡重洋以前，我再讀一遍偉大的《卡美拉多》中那些狂野的、奔湧而來的長詩行，我敞開胸襟帶着兄弟一般的寬廣胸懷，而不是帶着歐洲人常有的那種傲慢踏上曼哈頓。
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問我下榻旅館裡的門衛，惠特曼的墓地在何處，因為我想去拜谒一番。
這一要求讓那位可憐的意大利人陷入窘迫，因為他還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呢。
紐約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有震撼力，盡管當時紐約還不像今天這樣有着迷人的美麗夜景。
當時的時代廣場還沒有燈光的瀑布，紐約也還沒有城市的夢幻夜空——它們在黑夜中以幾十億個人造星星與真實的、真正的天空交相輝映。
市容和城市交通還沒有今天這樣的大手筆，因為新建築藝術還不十分有把握地在個别的高層建築中進行最初嘗試。
櫥窗陳列和裝潢品味上的大膽嘗試還隻是剛開了一個頭。
不過，在那座走動會讓橋身輕微顫動的布魯克林懸索大橋上向港口瞭望，在大道上石頭砌成的峽道周圍行走，也足以讓人有所發現和興奮。
當然，這麼連續下來兩三天，興奮就會讓位于一種更為激烈的感覺：出奇的寂寞感。
我在紐約無事可做，而在當時，一個無所事事的人無論在哪裡都要比在紐約好受些。
那裡在當時還沒有可以在裡面消磨上一個小時的電影院，沒有小咖啡館，沒有像今天這麼多的藝術品商店、圖書館和博物館，一切文化活動方面都要遠遠落後于歐洲。
兩三天以後，我已經将博物館和名勝參觀完畢，我就像一條無槳船一樣在刮着大風的冰冷街道上打轉。
我的街頭漫遊帶來的無意義感覺太強烈，最後隻好想出一個藝術手段來讓這一行動對我更有吸引力，以便戰勝這種無意義的感覺。
我給自己虛構了一個劇情。
因為我一直是一個人在瞎轉，于是我假設自己是無數移民者當中的一個，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身上隻有七美元。
我對自己說，自願地去做那些别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