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走出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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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時間的流逝在從前比在今天要快？或許，那是因為從前讓我們的世界發生徹頭徹尾改變的事情發生得太多？或許，歐洲大戰前夜的那幾年，我的青春歲月之所以變得模糊，是因為它們被消解在按部就班的工作當中？我進行創作，我發表作品，我的名字在德語世界為人所知，在外國我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有追随者，也已經有反對者，後者更能表明我的獨特性；帝國的各大報紙都向我敞開大門，我不必再将作品寄給誰，而是被人約稿。
但是，在内心深處我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所寫的、所做的，拿到今天則全無分量。
我們當年的抱負和憂慮，我們的失望和憤怒，在今天看來都太微不足道了。
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如此繁多，它們強制性地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
倘若我在幾年前開始寫這本書的話，我會提到與蓋爾哈特·豪普特曼、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戴默爾、皮蘭德婁、瓦塞爾曼、沙洛姆·阿什、阿納托爾·法朗士等人的談話（與法朗士談話實在是輕松愉快，因為這位老先生給我們講了一下午不着調的故事，卻帶着一種居高臨下的嚴肅和難以形容的優雅）。
我可能也會報告那些了不起的首場演出，馬勒的第八交響曲在慕尼黑、歌劇《玫瑰騎士》在德累斯頓的首演，關于卡爾薩文娜1和尼任斯基2的芭蕾舞演出，作為一位敏銳而好奇的觀衆我是許多“曆史性”藝術活動的見證人。
按照我們現今衡量問題之重要性的标準，一切與當下時代問題無關之事都不足挂齒。
以我今天的視角來回顧，那些在我年輕時曾經将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人，遠不如将我的目光引向現實的那些人那麼重要。
在後者當中，首當其沖的便是瓦爾特·拉特瑙（WalterRathenau）。
這是一位在一個最悲劇性時代裡掌管德意志帝國命運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奪取政權十一年之前已經遭遇“納粹”分子謀殺的第一人。
我們之間的友誼關系非常久遠而且誠摯，開始的方式頗為特殊。
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Harden）是當時十九歲的我最早的提攜人之一，他主辦政治周刊《未來》（Zukunft），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幾十年裡，這份期刊曾經擔當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哈爾登是被俾斯麥親自推入政治生活當中的，他也願意當俾斯麥的傳聲筒和避雷針。
他把當時的内閣大臣搞下台，促使奧伊倫堡醜聞（Eulenburg-Aff?re）發酵，讓宮廷每個星期都在新一輪的攻擊和爆料前發抖。
盡管他的期刊做這些事情，哈爾登的個人所愛仍然是戲劇和文學。
《未來》的某一期上刊登了一組格言，用的是一個我現在想不起來的筆名，這些格言中蘊含的特别智慧以及語言上的凝練力量，馬上令我耳目一新。
作為該刊固定作者的我寫信給哈爾登：“這位新人是誰？好多年來我都沒有讀過打磨得這麼好的格言了。
” 給我的回信不是哈爾登寫的，而是一位署名為瓦爾特·拉特瑙的先生。
我從信紙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斷出來：他不是别人，正是柏林電力公司那位有通天之力的總裁的兒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業家，任職于無數個公司裡的理事會，是那些“面向世界”的新式德國商人（借用讓·保爾的說法）。
他給我的回信誠摯而充滿感激，說我的信是他的文學嘗試所獲得的第一份贊許。
盡管他至少比我年長十歲，他還是向我坦言不知道該不該将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書出版，因為他畢竟是個門外漢，此前所做之事都是在經濟領域。
我真誠地鼓勵他出書，此後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系。
等到我下一次來到柏林時，我給他打電話。
一個略帶遲疑的聲音回答說：“噢，是您啊。
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點鐘要出發去南非……”我打斷他的話，說：“那我們下次見面好了。
”但是，這個聲音還緩慢地繼續下去，好像他在思忖着：“不，您等一下……一小會兒……下午被開會給占了。
晚上我得去部裡，然後還有一個俱樂部晚宴……但是，您可以晚上十一點一刻到我這裡來嗎？”我同意了。
我們談到淩晨兩點，六點他出發去西南非洲——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受命于德國皇帝的公務出行。
我之所以講述這些細節，因為這些都是拉特瑙非常典型的特征。
這位異常忙碌的人總有時間。
我曾經在最艱難的戰争日子裡以及在“熱那亞會議”馬上召開之際見過他，就在他被當街槍殺的幾天以前，我還和他一起在他遇害的那條街上駛過，坐的也是他遇害時乘坐的那輛汽車。
他始終将自己的時間規劃到每一分鐘，也能随時毫不費力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外一件事情上。
他的大腦随時都有應變能力，如同一具精密而準确的儀器，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
他講話流暢無比，好像在讀一張看不見
我有追随者，也已經有反對者，後者更能表明我的獨特性；帝國的各大報紙都向我敞開大門，我不必再将作品寄給誰，而是被人約稿。
但是，在内心深處我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所寫的、所做的，拿到今天則全無分量。
我們當年的抱負和憂慮，我們的失望和憤怒，在今天看來都太微不足道了。
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如此繁多，它們強制性地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
倘若我在幾年前開始寫這本書的話，我會提到與蓋爾哈特·豪普特曼、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戴默爾、皮蘭德婁、瓦塞爾曼、沙洛姆·阿什、阿納托爾·法朗士等人的談話（與法朗士談話實在是輕松愉快，因為這位老先生給我們講了一下午不着調的故事，卻帶着一種居高臨下的嚴肅和難以形容的優雅）。
我可能也會報告那些了不起的首場演出，馬勒的第八交響曲在慕尼黑、歌劇《玫瑰騎士》在德累斯頓的首演，關于卡爾薩文娜
按照我們現今衡量問題之重要性的标準，一切與當下時代問題無關之事都不足挂齒。
以我今天的視角來回顧，那些在我年輕時曾經将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人，遠不如将我的目光引向現實的那些人那麼重要。
在後者當中，首當其沖的便是瓦爾特·拉特瑙（WalterRathenau）。
這是一位在一個最悲劇性時代裡掌管德意志帝國命運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奪取政權十一年之前已經遭遇“納粹”分子謀殺的第一人。
我們之間的友誼關系非常久遠而且誠摯，開始的方式頗為特殊。
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Harden）是當時十九歲的我最早的提攜人之一，他主辦政治周刊《未來》（Zukunft），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幾十年裡，這份期刊曾經擔當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哈爾登是被俾斯麥親自推入政治生活當中的，他也願意當俾斯麥的傳聲筒和避雷針。
他把當時的内閣大臣搞下台，促使奧伊倫堡醜聞（Eulenburg-Aff?re）發酵，讓宮廷每個星期都在新一輪的攻擊和爆料前發抖。
盡管他的期刊做這些事情，哈爾登的個人所愛仍然是戲劇和文學。
《未來》的某一期上刊登了一組格言，用的是一個我現在想不起來的筆名，這些格言中蘊含的特别智慧以及語言上的凝練力量，馬上令我耳目一新。
作為該刊固定作者的我寫信給哈爾登：“這位新人是誰？好多年來我都沒有讀過打磨得這麼好的格言了。
” 給我的回信不是哈爾登寫的，而是一位署名為瓦爾特·拉特瑙的先生。
我從信紙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斷出來：他不是别人，正是柏林電力公司那位有通天之力的總裁的兒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業家，任職于無數個公司裡的理事會，是那些“面向世界”的新式德國商人（借用讓·保爾的說法）。
他給我的回信誠摯而充滿感激，說我的信是他的文學嘗試所獲得的第一份贊許。
盡管他至少比我年長十歲，他還是向我坦言不知道該不該将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書出版，因為他畢竟是個門外漢，此前所做之事都是在經濟領域。
我真誠地鼓勵他出書，此後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系。
等到我下一次來到柏林時，我給他打電話。
一個略帶遲疑的聲音回答說：“噢，是您啊。
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點鐘要出發去南非……”我打斷他的話，說：“那我們下次見面好了。
”但是，這個聲音還緩慢地繼續下去，好像他在思忖着：“不，您等一下……一小會兒……下午被開會給占了。
晚上我得去部裡，然後還有一個俱樂部晚宴……但是，您可以晚上十一點一刻到我這裡來嗎？”我同意了。
我們談到淩晨兩點，六點他出發去西南非洲——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受命于德國皇帝的公務出行。
我之所以講述這些細節，因為這些都是拉特瑙非常典型的特征。
這位異常忙碌的人總有時間。
我曾經在最艱難的戰争日子裡以及在“熱那亞會議”馬上召開之際見過他，就在他被當街槍殺的幾天以前，我還和他一起在他遇害的那條街上駛過，坐的也是他遇害時乘坐的那輛汽車。
他始終将自己的時間規劃到每一分鐘，也能随時毫不費力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外一件事情上。
他的大腦随時都有應變能力，如同一具精密而準确的儀器，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
他講話流暢無比，好像在讀一張看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