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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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荷蘭,這種帶着好奇的漫遊和漂泊本身是令人愉快的,在很多方面也非常有收獲。

    不過,人總需要有一個穩固的停靠點,從那裡出發去漫遊,然後再回到那裡。

    當我現在不是出于自願,而是被驅趕着不得不遊蕩在這個世界上時,我對這種需求的感覺比任何時候都透徹!從中學時代開始,我已經慢慢積攢起一個小型圖書館,此外還有繪畫和各種紀念品;我的手稿也已經開始堆積成捆了。

    畢竟,我不能将這些讓人樂于擁有的重負裝在旅行箱裡,拖着它們周遊世界。

    于是我在維也納租了一個小公寓,但那不是我真正的栖身之地,正如法國人一針見血地說的那樣,那隻是一個歇腳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某種臨時的感覺一直莫名其妙地籠罩着我的生活。

    每做一件事,我都會對自己說:這還不是我本來要做的真正算數的事。

    對于創作,我隻感覺那是真正創作之前的練筆而已;對于那些與我交往的女人,這種臨時感更強。

    于是,我讓自己的青年時代有一種不特别負責任的感覺,同時也有那種試驗、嘗試、享受的“輕松快樂”,并無沉重負擔。

    别人到了我這個年齡,都早已結婚,有了孩子和重要職位,必須用上全部精力進行最後一搏,讓自己成就些什麼。

    可是我還是一直把自己當成年輕人,一個初出茅廬者,在我的前面還有無窮無盡的時間,我遲疑着不要在任何意義上将自己固定住。

    我的創作隻是“真正創作”的預演,如同一張名片,不過是在預告我的文學生涯即将到來;與此相類似,我自己的那套公寓也不過是一個地址而已。

    我特意選擇了一個位于城郊、面積不大的地方,以免我的自由因為住宅花費太大而受到妨礙。

    我也不買特别貴重的家具,因為我可不想像我父母那樣花精力來“呵護”它們。

    他們那裡每把扶手椅都要罩上,隻在有客人來時才取下來。

    我有意識地選擇不要一直住在維也納不動,不要讓自己情緒化地和某個地方綁定在一起。

    有好多年,我一直覺得這種“讓自己處于臨時狀态”的做法是一個錯誤。

    後來,當我一次又一次被迫離開親手建起來的家,看到身邊那些建設起來的東西再度崩塌時,這種神秘的“不讓自己有所束縛”的生活感覺于我是有裨益的。

    我早已經學會了不羁于一地,于是每次的失去和告别對我來說就容易些。

     我還不打算将太多貴重之物放到這第一個住處。

    但是,在倫敦得到的那張布萊克的素描畫已經挂在牆上了,還有一首出自歌德之手最美的詩歌,是他那潇灑奔放的手迹。

    我從中學開始就已經搜集手稿,這幅歌德手稿是我當時收藏中的王冠級藏品。

    就像我們當時在文學小組大家一起寫詩一樣,我們也成群結隊地找詩人、演員和歌唱家來簽名。

    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邁出學校大門時也同時放棄了收藏活動和寫詩,而我呢,對名人手稿——天才人物留在塵世上的影子——的搜集激情卻日益濃烈和深入。

    單純的簽名對我來說已經無所謂,一個人物的國際知名度或者估值我也不感興趣。

    我現在所尋找的,是詩歌或者曲譜的源手稿或者草稿,因為我對一件藝術品是如何産生的這個問題的興趣超過一切——無論是從藝術家生平這一角度還是從心理學角度:在那個最為神秘的過渡時刻,一首詩、一段旋律從不可見的、從一位天才的想象和本能迸發出來,經由象形的固化來到人世當中。

    除了在大師們那反複斟酌或者在如醉如癡中捕捉到那一瞬間的源手稿上,在哪裡還能更好地去聆聽這一時刻,去檢驗這一時刻?如果我隻看到一位藝術家已經完成的作品,那麼我對這位藝術家的了解還不夠。

    我認可歌德的話:要想完全把握偉大的作品,就必須不光看到它的完成,也要聆聽到它成形的過程。

    在純粹視覺上,手稿對我也會有所作用:貝多芬的一張最初草稿,上面是他那狂野的、不耐煩的筆畫,亂七八糟地交織在一起,那些開了頭又被扔掉的主題,上面有幾個鉛筆劃痕,凝聚着他那着魔般天性中的創作憤怒,這會讓我在肢體上感到興奮,因為看到這些手稿讓我的精神興奮起來。

    我能像着了魔法一樣愛不釋手地看這些天書一樣的手稿,就像别人看整幅畫一樣。

    巴爾紮克的一張修改稿,上面的每一個句子幾乎都被修改過,每一行都反複塗改過,四周的白邊上面因為布滿各種标記、符号、詞彙而變成了黑色,這讓我想到了人性的維蘇威火山之噴發;當我第一次看到某一首我鐘愛多年的詩歌的原初手稿,看到它問世的最初形式,内心會湧起一種宗教般的敬畏之情,幾乎都不敢伸手去觸碰它。

    擁有若幹份這樣的手稿,讓我感到自豪;與擁有它們相伴而來的,還有得到它們時——在拍賣會上或者在拍賣品名錄中尋找它們——的那種緊張和刺激,不亞于體育運動。

    這種追尋,讓我度過了多少興趣盎然的時光,有多少個激動人心的巧合!某一次我趕到拍賣會時晚了一天,而我打算入手的一幅作品又被認定為赝品,接下來卻發生了一個奇迹:我收藏了一幅小小的莫紮特的手稿,但這隻能說是半份歡欣,因為上面有一條樂譜被剪掉了,可是,這條在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被人奪愛而剪掉的紙條卻出現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個拍賣會上。

    這樣我就又能将莫紮特的詠歎調合在一起,和一百五十年前莫紮特留下來的一模一樣。

    當時我在文學出版方面的收入還不多,還不足以大量購買收藏品。

    不過,每一位做收藏的人都知道,要是為了入手一件藏品而不得不放棄另外一種享樂的話,藏品入手之時的喜悅就會提升很多。

    此外,我還請所有的詩人朋友都來為我的收藏做貢獻:羅曼·羅蘭給了我一卷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裡爾克把他最著名的作品《愛與死亡的方式》的手稿送給我,克羅岱爾送給我他的《聖母受孕的神谕》,高爾基給我一張大速寫稿,弗洛伊德給了我一篇論文手稿。

    他們都知道,我會比任何一家博物館更滿懷愛意地守護他們的手稿。

    這些藏品,有那麼多已經散落四處,它們給别人帶來的愉悅肯定不如給我的那麼多! 然而,最特别、最珍貴的文學史博物館收藏對象不在我的櫃子裡,卻在與我這套城郊公寓同一幢樓裡。

    這是我後來通過一個偶然機會才知道的。

    在我的樓上和我的住處同樣樸素的公寓裡,住着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頭發灰白。

    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