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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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是一位鋼琴教師。
有一天我們在樓梯上相遇，她以最友好的态度對我說，我在工作時總得當她鋼琴課的不情願的聽衆，這讓她感到不好意思；她希望，我的工作沒有因為學生們尚未完美的藝術而受到太多幹擾。
在談話中她提到，她的母親和她住在一起，老太太因為已經差不多雙目失明，幾乎從來不出門。
這位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歌德的家庭醫生福格爾博士（Dr.Vogel）的女兒。
她是在1830年由奧蒂莉·馮·歌德（OttilievonGoethe）親自給受洗的，而詩人歌德本人當時也在場。
這讓我有些頭暈目眩：到了1910年，這世界上還有接觸過歌德那神聖目光的人！由于我對天才的任何人間展示都懷着特别的敬畏之感，我在搜集那些手稿之餘，也搜集能找到的各種遺物。
在我後來的那座房子裡——在我的“第二個人生”期間——有一間聖物收藏室，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
那裡面有一張貝多芬的寫字台和他的一個小錢匣子，他病倒在床上時還用那已經被死亡觸摸過的顫抖的手從錢匣裡拿錢給女仆，那裡還有他的食譜書中的一張紙，他的一縷已經變得灰白的頭發。
歌德的一支鵝毛筆我多年來一直放在玻璃闆下面，以免自己這配不上它的手去碰它。
但是，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怎麼能和一個活着的人，一位歌德用他那褐色的圓眼睛有意識地、疼愛地注視過的人相比呢？這是随時都可能斷裂的最後一條細線，這個風燭殘年的人間生靈出人意料地将魏瑪的奧林匹斯聖山與維也納城郊考赫巷（Kochgasse）8号這座房子連在一起。
我提出了去拜訪這位德梅麗烏斯（Demelius）太太的請求，她也願意并友好地接待了我。
在她的房間裡，我認出了若幹件那位不朽人物的家具，那都是歌德的孫女、她的童年朋友送給她的。
那對燭台曾經立在歌德的寫字台上，上面的徽章與魏瑪弗拉恩普蘭大街（Frauenplan）那幢房子的徽章相似。
但是，這位老太太本身，不就是一個真正的奇迹嗎？她滿是稀疏白發的頭上，戴着一頂“畢德麥雅”式的寬邊帽，她的嘴巴周圍滿是皺紋，很願意給我講述她如何在弗拉恩普蘭大街那幢房子住了十五年，度過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
當時那裡還不像博物館，自從德國這位最偉大的詩人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家和這個世界，那裡的東西就被保存起來，再不許别人去碰。
這位老人對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有着最強烈的感覺，正如我們在老人們身上經常看到的那樣。
令我動容的還有她的那種憤怒：“歌德研究會”做了一件非常不得體的事情，他們現在就迫不及待地公開出版了她童年時代的朋友奧蒂莉·馮·歌德的情書。
她用了“現在就迫不及待地”這個詞！她完全忘記了，奧蒂莉已經去世半個多世紀了！對她來說，這位歌德老人最喜歡的人還活着，還青春永駐。
對她來說，這些東西還都是眼下的實在生活；對我們來說，這早已變成了曆史和傳說！我總是能感覺到她周圍那種幽靈般的氛圍。
我住在石頭砌成的房子裡，用電話交談，開着電燈，用打字機寫信，往上面走二十個台階，就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紀，站在歌德之生活世界的神聖影子當中。
我後來還多次遇到這樣的女性，她們那長着蒼蒼白發的頭頂曾經觸碰過英雄的、奧林匹斯的世界。
這其中有科西瑪·瓦格納（CosimaWagner），李斯特的女兒，她總是那麼強硬、嚴厲，然而她的身體姿态雍容無比；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弗爾斯特（ElisabethF?rster），她嬌弱、身材矮小、自以為是；奧爾加·莫諾（OlgaMonod），赫爾岑的女兒，兒時的她經常坐在列夫·托爾斯泰的膝蓋上。
我也曾聆聽風燭殘年的勃蘭兌斯講述他如何得遇惠特曼、福樓拜、狄更斯等人；聽過理查德·施特勞斯描述他第一次見到瓦格納的情形。
但是，最讓我觸動的，便是這位老人的頭顱，那些曾經被歌德的目光注視過的人當中，她是最後一位尚在人世的！也許，今天我是最後那位可以說出這句話的人：我曾經認識一個人，她的頭曾經被歌德的手撫摸過片刻。
在出行的間隙，我現在有了一個歇腳點。
不過，更重要的是，我也同時找到了另外一個家：一家出版社，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他們呵護并推出我的全部作品。
對一位作家來說，選擇出版社是人生的重要決定；對我來說，再沒有什麼比選擇這家出版社更能讓我感到幸福了。
若幹年前，有一位最有文化修養的詩歌愛好者産生了一個想法：他不要把自己的财富用到養馬場上，而是要用于完成某種精神作品。
他就是阿爾弗雷德·瓦爾特·海梅爾（AlfredWalterHeymel）。
作為一位詩人，他算不上出色，但是他決定在德國成立一家出版社，一家不考慮物質上赢利，甚至還考慮到會長期虧損的出版社，其準則是完全依據作品的内在質量來決定是否出版，而不要去考慮作品的銷量。
在當時的德國，出版社幾乎都是在商業化基礎上運作的。
在這家出版社，消遣性讀物哪怕再掙錢也會被拒絕；相反，那些最難被接受的精美作品會在這裡找到歸宿。
這裡隻接受那些一心追求藝術，有着最精緻表達形式的作品，這是這家高端出版社的口号。
它在一開始完全依靠的是真正内行的小衆讀者，它帶着自豪的、敢于鶴立雞群的目的将自己命名為“島嶼”（Insel），後來被稱為“島嶼出版社”（Insel-Verlag）。
那裡的每一本書都不會印刷得像大路貨一樣，書中的詩意會通過出版的技術細節被賦予外在的形式，要與其内在的完美相吻合。
每一本書的封面設計、版式、字體、紙張都是個性化的設置。
即便是廣告目錄、信紙等物件上，在這家精益求精的出版社也都讓它們浸透着滿懷激情的精心設計。
比如，我不記得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我在自己的書中找到過任何一個印刷錯誤，或者在出版社的信函中有任何改動過的字行：在一切事情上，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上，這家出版社都做得無懈可擊。
霍夫曼斯塔爾和裡爾克的抒情詩都在島嶼出版社出版。
有他們兩位詩人的作品在那裡，這家出版社從一開始就隻接受最高的标準。
人們不難想象，當二十六歲的我被接受為這座“島嶼”的常駐居
有一天我們在樓梯上相遇，她以最友好的态度對我說，我在工作時總得當她鋼琴課的不情願的聽衆，這讓她感到不好意思；她希望，我的工作沒有因為學生們尚未完美的藝術而受到太多幹擾。
在談話中她提到，她的母親和她住在一起，老太太因為已經差不多雙目失明，幾乎從來不出門。
這位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歌德的家庭醫生福格爾博士（Dr.Vogel）的女兒。
她是在1830年由奧蒂莉·馮·歌德（OttilievonGoethe）親自給受洗的，而詩人歌德本人當時也在場。
這讓我有些頭暈目眩：到了1910年，這世界上還有接觸過歌德那神聖目光的人！由于我對天才的任何人間展示都懷着特别的敬畏之感，我在搜集那些手稿之餘，也搜集能找到的各種遺物。
在我後來的那座房子裡——在我的“第二個人生”期間——有一間聖物收藏室，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
那裡面有一張貝多芬的寫字台和他的一個小錢匣子，他病倒在床上時還用那已經被死亡觸摸過的顫抖的手從錢匣裡拿錢給女仆，那裡還有他的食譜書中的一張紙，他的一縷已經變得灰白的頭發。
歌德的一支鵝毛筆我多年來一直放在玻璃闆下面，以免自己這配不上它的手去碰它。
但是，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怎麼能和一個活着的人，一位歌德用他那褐色的圓眼睛有意識地、疼愛地注視過的人相比呢？這是随時都可能斷裂的最後一條細線，這個風燭殘年的人間生靈出人意料地将魏瑪的奧林匹斯聖山與維也納城郊考赫巷（Kochgasse）8号這座房子連在一起。
我提出了去拜訪這位德梅麗烏斯（Demelius）太太的請求，她也願意并友好地接待了我。
在她的房間裡，我認出了若幹件那位不朽人物的家具，那都是歌德的孫女、她的童年朋友送給她的。
那對燭台曾經立在歌德的寫字台上，上面的徽章與魏瑪弗拉恩普蘭大街（Frauenplan）那幢房子的徽章相似。
但是，這位老太太本身，不就是一個真正的奇迹嗎？她滿是稀疏白發的頭上，戴着一頂“畢德麥雅”式的寬邊帽，她的嘴巴周圍滿是皺紋，很願意給我講述她如何在弗拉恩普蘭大街那幢房子住了十五年，度過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
當時那裡還不像博物館，自從德國這位最偉大的詩人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家和這個世界，那裡的東西就被保存起來，再不許别人去碰。
這位老人對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有着最強烈的感覺，正如我們在老人們身上經常看到的那樣。
令我動容的還有她的那種憤怒：“歌德研究會”做了一件非常不得體的事情，他們現在就迫不及待地公開出版了她童年時代的朋友奧蒂莉·馮·歌德的情書。
她用了“現在就迫不及待地”這個詞！她完全忘記了，奧蒂莉已經去世半個多世紀了！對她來說，這位歌德老人最喜歡的人還活着，還青春永駐。
對她來說，這些東西還都是眼下的實在生活；對我們來說，這早已變成了曆史和傳說！我總是能感覺到她周圍那種幽靈般的氛圍。
我住在石頭砌成的房子裡，用電話交談，開着電燈，用打字機寫信，往上面走二十個台階，就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紀，站在歌德之生活世界的神聖影子當中。
我後來還多次遇到這樣的女性，她們那長着蒼蒼白發的頭頂曾經觸碰過英雄的、奧林匹斯的世界。
這其中有科西瑪·瓦格納（CosimaWagner），李斯特的女兒，她總是那麼強硬、嚴厲，然而她的身體姿态雍容無比；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弗爾斯特（ElisabethF?rster），她嬌弱、身材矮小、自以為是；奧爾加·莫諾（OlgaMonod），赫爾岑的女兒，兒時的她經常坐在列夫·托爾斯泰的膝蓋上。
我也曾聆聽風燭殘年的勃蘭兌斯講述他如何得遇惠特曼、福樓拜、狄更斯等人；聽過理查德·施特勞斯描述他第一次見到瓦格納的情形。
但是，最讓我觸動的，便是這位老人的頭顱，那些曾經被歌德的目光注視過的人當中，她是最後一位尚在人世的！也許，今天我是最後那位可以說出這句話的人：我曾經認識一個人，她的頭曾經被歌德的手撫摸過片刻。
在出行的間隙，我現在有了一個歇腳點。
不過，更重要的是，我也同時找到了另外一個家：一家出版社，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他們呵護并推出我的全部作品。
對一位作家來說，選擇出版社是人生的重要決定；對我來說，再沒有什麼比選擇這家出版社更能讓我感到幸福了。
若幹年前，有一位最有文化修養的詩歌愛好者産生了一個想法：他不要把自己的财富用到養馬場上，而是要用于完成某種精神作品。
他就是阿爾弗雷德·瓦爾特·海梅爾（AlfredWalterHeymel）。
作為一位詩人，他算不上出色，但是他決定在德國成立一家出版社，一家不考慮物質上赢利，甚至還考慮到會長期虧損的出版社，其準則是完全依據作品的内在質量來決定是否出版，而不要去考慮作品的銷量。
在當時的德國，出版社幾乎都是在商業化基礎上運作的。
在這家出版社，消遣性讀物哪怕再掙錢也會被拒絕；相反，那些最難被接受的精美作品會在這裡找到歸宿。
這裡隻接受那些一心追求藝術，有着最精緻表達形式的作品，這是這家高端出版社的口号。
它在一開始完全依靠的是真正内行的小衆讀者，它帶着自豪的、敢于鶴立雞群的目的将自己命名為“島嶼”（Insel），後來被稱為“島嶼出版社”（Insel-Verlag）。
那裡的每一本書都不會印刷得像大路貨一樣，書中的詩意會通過出版的技術細節被賦予外在的形式，要與其内在的完美相吻合。
每一本書的封面設計、版式、字體、紙張都是個性化的設置。
即便是廣告目錄、信紙等物件上，在這家精益求精的出版社也都讓它們浸透着滿懷激情的精心設計。
比如，我不記得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我在自己的書中找到過任何一個印刷錯誤，或者在出版社的信函中有任何改動過的字行：在一切事情上，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上，這家出版社都做得無懈可擊。
霍夫曼斯塔爾和裡爾克的抒情詩都在島嶼出版社出版。
有他們兩位詩人的作品在那裡，這家出版社從一開始就隻接受最高的标準。
人們不難想象，當二十六歲的我被接受為這座“島嶼”的常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