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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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時，我該有怎樣的喜悅和驕傲！這種歸屬，對外意味着在文學水平上的檔次提升，同時對自身也意味着一種更強的責任感。
誰能進入這個佼佼者的行列，就必須嚴于律己、謹慎行事，不允許自己在文學上粗制濫造，不要讓自己産出新聞稿那樣的速成東西，因為一本書上有“島嶼出版社”的徽記，從一開始就向上千人，後來幾十萬人做出了保證：内容上的精純質量和印刷技術上的完美無瑕。
對于一位作者來說，沒有比這更幸運的事情了：一位年輕作者遇到一個年輕的出版社，能夠與這家出版社一起成長。
隻有這種共同的成長才能造就出一種在作家、他的作品和世界之間的有機生長條件。
很快，我和島嶼出版社的社長基彭貝格（Kippenberg）教授之間建立了發自内心的友誼，而且這種友誼還因為我們都充滿激情地投入私人收藏并惺惺相惜得以加強。
基彭貝格對與歌德相關物品的收藏與我對手稿的收藏同步進行，在三十年的進程中，都成為個人收藏中的驚人之作。
我從他那裡得到寶貴的建議，以及同樣寶貴的警告，不過我也因為自己對外國文學有比較好的總體了解，能給他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發。
這就是“島嶼叢書”，以它的四百萬冊銷量很快環繞着原本的“象牙塔”建造了一座世界之都，把這家出版社變成了一家有代表性的德語出版社，這是在我的建議基礎上出現的。
三十年以後，我們的處境與開始時完全不同：這家出版社從一個小企業跻身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從最初的小讀者圈到成為讀者最多的德國出版社之一。
說實話，要想解除這種讓我們雙方感到既幸福又理所當然的關系，真的需要一場世界災難和最殘忍的法律力量。
我不得不承認，比讓我離開自己的房子和家園更為困難的是，在我自己的書上再也看不到有那熟悉的徽記。
有了出版社，我的文學之路便暢通了。
我的處女作發表得太早，早得幾乎不合時宜，但是在内心深處，我覺得到了二十六歲還沒有創作出真正的作品。
我在年輕時代最美的收獲是，能夠與這個時代最有創造力的人交往并建立友誼，在我自己的文學産出方面卻不可思議地成了創作中的危險障礙。
為了了解真正的價值，我學得太投入，這讓我變得遲疑不決。
由于勇氣不足，我拿出來發表的作品除了譯作以外，便都是比較穩妥的規模較小的中篇小說和詩歌。
我遠還沒有寫長篇小說的勇氣（差不多還用了三十年）。
我第一次嘗試寫作大一點兒的作品是戲劇。
這第一次嘗試，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試驗，帶給我一些好兆頭。
在1905年或者1906年的夏天，我寫過一個劇本，當然完全按照我們那個時代的寫作風格，是一部詩劇，而且是古典劇。
這個劇本的名字是《忒耳西忒斯》（Tersites）。
今天我會說這是一部隻在形式上尚有可取之處的作品，我以後再沒有讓它再版——我三十二歲以前發表的全部作品，我幾乎都沒有讓它們再版。
不過這個劇本已經能看到我個人内心深處的一些想法：我不願意站在那些所謂的“英雄”那邊，總是在被征服者身上看到他們的悲劇。
在我的中篇小說中，總是那些遭受命運擺布的人能吸引我；在傳記中，吸引我的不是那些獲得實際上的成功的人，而是那些單單在道德意義上行事端正的人：是伊拉斯谟而不是馬丁·路德，是瑪麗·斯圖亞特而不是伊麗莎白一世，是卡斯特利奧而不是加爾文。
所以，在我當時寫的這個劇本中，阿喀琉斯也不是主人公，而是他的對手當中最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是經受苦痛之人，而不是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和堅定的目标給别人帶來苦痛的人。
我們将完稿之後的詩劇拿給任何演員看，哪怕在朋友面前我也羞于拿出手。
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知道這種無韻詩寫的劇本，加之古希臘的服裝道具，即便出自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亞之手，也很難在真正的舞台上帶來“票房價值”。
我隻是走形式一般将幾份手稿寄給了大劇院，然後就把這件事完全給忘了。
正因為如此，等到三個月以後我收到了信封上有“柏林皇家話劇院”字樣的郵件時，我感到多麼吃驚。
我在想，普魯士的國家劇院想讓我做什麼呢。
讓我吃驚的是，先前最著名的演員之一路德維希·巴爾奈（LudwigBarnay）院長告訴我說，這個劇本給他留下了最強的印象，他也特别願意接受這個劇本，因為在阿喀琉斯這個形象中，他終于找到了好久以來一直在為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AdalbertMatkowsky）尋找的角色。
因此，他請求我，将這個劇的首演安排在柏林的皇家話劇院。
我簡直是高興得目瞪口呆。
當時，德意志民族有兩位偉大的演員：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和約瑟夫·凱恩茨。
前者是北德人，他那旺盛的活力，那令人傾倒的激情，無人能夠企及；後者呢，是我們維也納人，他那精神上的雅緻，那令人望塵莫及的台詞藝術，那能讓詞語時而悠揚時而铿锵的大師手法，總會使人感到幸福無比。
現在，由馬特考夫斯基來讓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活起來，由他來在舞台上吐出我的詩，德意志帝國最令人景仰的劇院來扶植我的戲劇：似乎一個我根本沒有去尋找的、無可比拟的戲劇前程要在我面前展開了。
不過，在大幕拉起之前，永遠也不要對一場演出期待太多，這是我從那時開始學會的。
排戲确實開始了，一場接着一場，朋友們向我打保票說，馬特考夫斯基從來沒有比這次排演顯得更出色、更像男子漢，因為他在朗誦我的詩。
我已經訂好了前往柏林的卧鋪車票，在最後的時刻一份電報來到了：由于馬特考夫斯基生病，演出推遲。
我以為這隻是一個借口，就像在戲劇界常有的那樣。
但是，八天以後報紙上登出了訃告：馬特考夫斯基去世。
他那能夠出色講話的雙唇，最後朗誦的詩作出自我的手。
沒戲了，我對自己說。
就此結束。
雖然現在有兩家數得上的宮廷劇院德累斯頓和卡塞爾願意排演這出劇，但是在内心裡我已經覺得興味索然。
馬特考夫斯基之後，我無法設想别人來演阿喀琉斯。
但是，又有了一個更令人驚訝的消息。
某天一大早，一位朋友将我叫醒，是約瑟夫·凱恩茨讓他來的。
凱恩茨偶然讀到了這個劇本，從中看到一個自己想要演的角色：不是本來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
誰能進入這個佼佼者的行列，就必須嚴于律己、謹慎行事，不允許自己在文學上粗制濫造，不要讓自己産出新聞稿那樣的速成東西，因為一本書上有“島嶼出版社”的徽記，從一開始就向上千人，後來幾十萬人做出了保證：内容上的精純質量和印刷技術上的完美無瑕。
對于一位作者來說，沒有比這更幸運的事情了：一位年輕作者遇到一個年輕的出版社，能夠與這家出版社一起成長。
隻有這種共同的成長才能造就出一種在作家、他的作品和世界之間的有機生長條件。
很快，我和島嶼出版社的社長基彭貝格（Kippenberg）教授之間建立了發自内心的友誼，而且這種友誼還因為我們都充滿激情地投入私人收藏并惺惺相惜得以加強。
基彭貝格對與歌德相關物品的收藏與我對手稿的收藏同步進行，在三十年的進程中，都成為個人收藏中的驚人之作。
我從他那裡得到寶貴的建議，以及同樣寶貴的警告，不過我也因為自己對外國文學有比較好的總體了解，能給他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發。
這就是“島嶼叢書”，以它的四百萬冊銷量很快環繞着原本的“象牙塔”建造了一座世界之都，把這家出版社變成了一家有代表性的德語出版社，這是在我的建議基礎上出現的。
三十年以後，我們的處境與開始時完全不同：這家出版社從一個小企業跻身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從最初的小讀者圈到成為讀者最多的德國出版社之一。
說實話，要想解除這種讓我們雙方感到既幸福又理所當然的關系，真的需要一場世界災難和最殘忍的法律力量。
我不得不承認，比讓我離開自己的房子和家園更為困難的是，在我自己的書上再也看不到有那熟悉的徽記。
有了出版社，我的文學之路便暢通了。
我的處女作發表得太早，早得幾乎不合時宜，但是在内心深處，我覺得到了二十六歲還沒有創作出真正的作品。
我在年輕時代最美的收獲是，能夠與這個時代最有創造力的人交往并建立友誼，在我自己的文學産出方面卻不可思議地成了創作中的危險障礙。
為了了解真正的價值，我學得太投入，這讓我變得遲疑不決。
由于勇氣不足，我拿出來發表的作品除了譯作以外，便都是比較穩妥的規模較小的中篇小說和詩歌。
我遠還沒有寫長篇小說的勇氣（差不多還用了三十年）。
我第一次嘗試寫作大一點兒的作品是戲劇。
這第一次嘗試，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試驗，帶給我一些好兆頭。
在1905年或者1906年的夏天，我寫過一個劇本，當然完全按照我們那個時代的寫作風格，是一部詩劇，而且是古典劇。
這個劇本的名字是《忒耳西忒斯》（Tersites）。
今天我會說這是一部隻在形式上尚有可取之處的作品，我以後再沒有讓它再版——我三十二歲以前發表的全部作品，我幾乎都沒有讓它們再版。
不過這個劇本已經能看到我個人内心深處的一些想法：我不願意站在那些所謂的“英雄”那邊，總是在被征服者身上看到他們的悲劇。
在我的中篇小說中，總是那些遭受命運擺布的人能吸引我；在傳記中，吸引我的不是那些獲得實際上的成功的人，而是那些單單在道德意義上行事端正的人：是伊拉斯谟而不是馬丁·路德，是瑪麗·斯圖亞特而不是伊麗莎白一世，是卡斯特利奧而不是加爾文。
所以，在我當時寫的這個劇本中，阿喀琉斯也不是主人公，而是他的對手當中最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是經受苦痛之人，而不是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和堅定的目标給别人帶來苦痛的人。
我們将完稿之後的詩劇拿給任何演員看，哪怕在朋友面前我也羞于拿出手。
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知道這種無韻詩寫的劇本，加之古希臘的服裝道具，即便出自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亞之手，也很難在真正的舞台上帶來“票房價值”。
我隻是走形式一般将幾份手稿寄給了大劇院，然後就把這件事完全給忘了。
正因為如此，等到三個月以後我收到了信封上有“柏林皇家話劇院”字樣的郵件時，我感到多麼吃驚。
我在想，普魯士的國家劇院想讓我做什麼呢。
讓我吃驚的是，先前最著名的演員之一路德維希·巴爾奈（LudwigBarnay）院長告訴我說，這個劇本給他留下了最強的印象，他也特别願意接受這個劇本，因為在阿喀琉斯這個形象中，他終于找到了好久以來一直在為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AdalbertMatkowsky）尋找的角色。
因此，他請求我，将這個劇的首演安排在柏林的皇家話劇院。
我簡直是高興得目瞪口呆。
當時，德意志民族有兩位偉大的演員：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和約瑟夫·凱恩茨。
前者是北德人，他那旺盛的活力，那令人傾倒的激情，無人能夠企及；後者呢，是我們維也納人，他那精神上的雅緻，那令人望塵莫及的台詞藝術，那能讓詞語時而悠揚時而铿锵的大師手法，總會使人感到幸福無比。
現在，由馬特考夫斯基來讓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活起來，由他來在舞台上吐出我的詩，德意志帝國最令人景仰的劇院來扶植我的戲劇：似乎一個我根本沒有去尋找的、無可比拟的戲劇前程要在我面前展開了。
不過，在大幕拉起之前，永遠也不要對一場演出期待太多，這是我從那時開始學會的。
排戲确實開始了，一場接着一場，朋友們向我打保票說，馬特考夫斯基從來沒有比這次排演顯得更出色、更像男子漢，因為他在朗誦我的詩。
我已經訂好了前往柏林的卧鋪車票，在最後的時刻一份電報來到了：由于馬特考夫斯基生病，演出推遲。
我以為這隻是一個借口，就像在戲劇界常有的那樣。
但是，八天以後報紙上登出了訃告：馬特考夫斯基去世。
他那能夠出色講話的雙唇，最後朗誦的詩作出自我的手。
沒戲了，我對自己說。
就此結束。
雖然現在有兩家數得上的宮廷劇院德累斯頓和卡塞爾願意排演這出劇，但是在内心裡我已經覺得興味索然。
馬特考夫斯基之後，我無法設想别人來演阿喀琉斯。
但是，又有了一個更令人驚訝的消息。
某天一大早，一位朋友将我叫醒，是約瑟夫·凱恩茨讓他來的。
凱恩茨偶然讀到了這個劇本，從中看到一個自己想要演的角色：不是本來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