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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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斯，而是忒耳西忒斯，這個悲劇性的對立角色。
他馬上為此事和城堡劇院取得了聯系。
院長保爾·施倫特（PaulSchlenther）來自柏林，是當時正在風行的現實主義的開創者。
他以一位原則上現實主義者的風格來主持城堡劇院（這讓維也納人感到很氣憤）。
他馬上給我寫信說，他也在劇本中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但是看不到在首演之外還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沒戲了，我心裡再一次對自己這樣說。
一如既往，我對自己和自己的文學作品都深深懷疑。
凱恩茨卻十分憤慨。
他馬上邀請我到他那裡，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位我青少年時代崇拜的神靈站在我的面前——當年作為中學生的我們恨不得去親吻他的手和腳。
他雖然年逾五旬，身軀如彈簧般輕靈，思想敏銳豐富，漂亮的深色眼睛讓他的臉生機盎然。
聽他說話是一種享受。
即便在私人談話當中，他出口的每一個字都如此精緻，每一個輔音都有打磨過的準确，每一個元音的躍動都豐滿而且清亮。
隻要我聽到過一次他朗誦的詩歌，再讀這些詩時，頭腦裡會回響起他的聲音：那铿锵的力量，完美的韻律，那了不起的跌宕起伏。
我還從來沒有帶着這麼大的樂趣去聽德語。
現在我看到，這位我年輕時像神靈一樣崇拜的人，在我這位年輕人面前因為沒有能夠讓我的劇本上演而表示歉意。
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不應該再失去聯系，他強調說。
本來他對我有一個請求。
我差不多笑了：凱恩茨對我有一個請求！這個請求是：他現在有很多訪問演出，為此他準備了兩場獨幕劇。
現在還缺少第三個。
他的設想是，這應該是一個短劇，盡量采用詩體，最好是那種噴湧而出的抒情段，他可以用自己卓越的台詞技巧，一口氣将這些台詞澆注到屏息聆聽的觀衆頭上（這是德語戲劇中絕無僅有的舞台藝術）。
他的請求是：我能給他寫一出這樣的獨幕劇嗎？ 我答應試試。
有時候，意志能“指使詩興”，正如歌德所說的那樣。
我完成了一出獨幕劇的大綱，即《粉墨登場的喜劇演員》，這是一出洛可可風格的輕松劇，裡面包括兩大段抒情的、戲劇性的獨白。
我不由自主地從他的意願出發來寫下每一個字，我讓自己去感受凱恩茨身上的那種激情，甚至他的吐字方式。
于是，完成這個臨時起意的作品成了一件少有的幸運之事：台詞裡面絕不光有娴熟的技巧，而是充溢着興奮。
三個星期以後，我已經可以将半完成的初稿拿給凱恩茨看，裡面已經加進了一個“詠歎調”。
凱恩茨由衷地感到興奮。
他當即将手稿中的長篇獨白吟誦了兩遍，第二遍時已經有着令人難忘的完美。
我還需要多長時間？他問我，帶着能讓人看得出來的急不可耐。
一個月。
太好了！這太完美了！他現在要到德國去客演幾個星期，一回來他必須馬上開始排演，因為這個劇作是屬于城堡劇院的。
然後，他還對我承諾說：不管他到哪裡演出，這出劇都在他的節目單上，因為這對他合适得如同一隻手套一樣。
“像手套一樣合适！”在由衷地和我三次熱烈握手的同時，他一直在重複着這句話。
好像在他啟程之前，城堡劇院就開始有所行動了。
院長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我現在就可以将劇本的草稿拿給他看，而且他馬上就預接受了這個劇本。
擔任凱恩茨周圍次要角色的城堡劇院演員們都開始演練台詞了。
又一次，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别的投入就赢得了最高的獎項：城堡劇院，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而且城堡劇院裡與女演員杜塞（Duse）齊名的、當時最偉大的男演員要在我的作品中擔任角色：對于一位剛入門者來說，這似乎是太多了些。
現在唯一存在的危險是：凱恩茨在完成這部作品之前還會突然改變主意，但這不太可能！不管怎樣，現在輪到我感到不安了。
終于，我在報紙上讀到約瑟夫·凱恩茨訪問演出歸來的消息。
出于禮貌，我遲疑了兩天，我不想他剛一回來就去打擾他。
第三天，我鼓起勇氣來到了凱恩茨下榻的薩赫大飯店，将我的名片交給那位我相當熟悉的老看門人：“去拜訪宮廷演員凱恩茨！”那位老人透過他的夾鼻眼睛驚愕地望着我。
“唉，看來您還不知道呢，博士先生？”不，我什麼都不知道。
“今天早上，他們把他送到醫院裡去了。
”現在我才知道：凱恩茨訪問演出歸來時身患重病。
在那些對他的病一無所知的觀衆面前，他像英雄一樣成功地掩蓋了可怕的疼痛，最後一次表演了他的偉大角色。
第二天他因為癌症接受了手術治療。
根據報紙上的報道，我們還寄希望于他能夠恢複健康。
我到他的病床前去看望他。
他疲憊地躺在那裡，瘦骨嶙峋，那雙深色的眼睛在塌陷的臉上顯得更大了。
我大為驚駭：在他那永遠充滿青春活力，如此善于言說的唇上，我第一次看到有灰白色的胡子，我看到的是一位年邁的、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憂傷地對我微笑着，說：“親愛的上帝還會讓我演出嗎，我們的那出劇？這會讓我好起來的。
”可是，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卻站在他的靈柩旁。
人們會理解，繼續堅持戲劇創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多麼不快的事情，在将新劇本交給劇院時我心裡會有怎樣的擔憂。
德語世界兩位最偉大的演員，此生最後排演的是我的詩句，這讓我開始變得有些迷信了——我并不羞于承認這一點。
直到若幹年以後，我才又回到戲劇上。
城堡劇院的新院長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AlfredBaronBerger）本人是一位傑出的戲劇行家和演講大師，他馬上接受了我的劇本。
我幾乎心懷恐懼地看着那份經過挑選的演員名單，内心矛盾地長舒了一口氣：“謝天謝地，裡面沒有名流！”這種厄運不會降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了。
然而，還是有貌似最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當災禍被擋在一個門的外面時，它會從另外一個門溜進來。
我隻想到了演員，沒有想到劇院的院長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本人要親自導演我創作的悲劇《海邊的房子》，并且已經完成了導演手記的草稿。
确實發生了：在初次彩排之前十四天，他去世了。
看起來，那種施加在我的戲劇作品上的詛咒力量還沒有消退。
即便在十多年以後，當《耶利米》（Jeremias）和《沃爾波内》（Volpo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各種想得到的語言登上各地戲劇舞台上時，我仍然感到不安。
當我在1931
他馬上為此事和城堡劇院取得了聯系。
院長保爾·施倫特（PaulSchlenther）來自柏林，是當時正在風行的現實主義的開創者。
他以一位原則上現實主義者的風格來主持城堡劇院（這讓維也納人感到很氣憤）。
他馬上給我寫信說，他也在劇本中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但是看不到在首演之外還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沒戲了，我心裡再一次對自己這樣說。
一如既往，我對自己和自己的文學作品都深深懷疑。
凱恩茨卻十分憤慨。
他馬上邀請我到他那裡，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位我青少年時代崇拜的神靈站在我的面前——當年作為中學生的我們恨不得去親吻他的手和腳。
他雖然年逾五旬，身軀如彈簧般輕靈，思想敏銳豐富，漂亮的深色眼睛讓他的臉生機盎然。
聽他說話是一種享受。
即便在私人談話當中，他出口的每一個字都如此精緻，每一個輔音都有打磨過的準确，每一個元音的躍動都豐滿而且清亮。
隻要我聽到過一次他朗誦的詩歌，再讀這些詩時，頭腦裡會回響起他的聲音：那铿锵的力量，完美的韻律，那了不起的跌宕起伏。
我還從來沒有帶着這麼大的樂趣去聽德語。
現在我看到，這位我年輕時像神靈一樣崇拜的人，在我這位年輕人面前因為沒有能夠讓我的劇本上演而表示歉意。
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不應該再失去聯系，他強調說。
本來他對我有一個請求。
我差不多笑了：凱恩茨對我有一個請求！這個請求是：他現在有很多訪問演出，為此他準備了兩場獨幕劇。
現在還缺少第三個。
他的設想是，這應該是一個短劇，盡量采用詩體，最好是那種噴湧而出的抒情段，他可以用自己卓越的台詞技巧，一口氣将這些台詞澆注到屏息聆聽的觀衆頭上（這是德語戲劇中絕無僅有的舞台藝術）。
他的請求是：我能給他寫一出這樣的獨幕劇嗎？ 我答應試試。
有時候，意志能“指使詩興”，正如歌德所說的那樣。
我完成了一出獨幕劇的大綱，即《粉墨登場的喜劇演員》，這是一出洛可可風格的輕松劇，裡面包括兩大段抒情的、戲劇性的獨白。
我不由自主地從他的意願出發來寫下每一個字，我讓自己去感受凱恩茨身上的那種激情，甚至他的吐字方式。
于是，完成這個臨時起意的作品成了一件少有的幸運之事：台詞裡面絕不光有娴熟的技巧，而是充溢着興奮。
三個星期以後，我已經可以将半完成的初稿拿給凱恩茨看，裡面已經加進了一個“詠歎調”。
凱恩茨由衷地感到興奮。
他當即将手稿中的長篇獨白吟誦了兩遍，第二遍時已經有着令人難忘的完美。
我還需要多長時間？他問我，帶着能讓人看得出來的急不可耐。
一個月。
太好了！這太完美了！他現在要到德國去客演幾個星期，一回來他必須馬上開始排演，因為這個劇作是屬于城堡劇院的。
然後，他還對我承諾說：不管他到哪裡演出，這出劇都在他的節目單上，因為這對他合适得如同一隻手套一樣。
“像手套一樣合适！”在由衷地和我三次熱烈握手的同時，他一直在重複着這句話。
好像在他啟程之前，城堡劇院就開始有所行動了。
院長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我現在就可以将劇本的草稿拿給他看，而且他馬上就預接受了這個劇本。
擔任凱恩茨周圍次要角色的城堡劇院演員們都開始演練台詞了。
又一次，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别的投入就赢得了最高的獎項：城堡劇院，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而且城堡劇院裡與女演員杜塞（Duse）齊名的、當時最偉大的男演員要在我的作品中擔任角色：對于一位剛入門者來說，這似乎是太多了些。
現在唯一存在的危險是：凱恩茨在完成這部作品之前還會突然改變主意，但這不太可能！不管怎樣，現在輪到我感到不安了。
終于，我在報紙上讀到約瑟夫·凱恩茨訪問演出歸來的消息。
出于禮貌，我遲疑了兩天，我不想他剛一回來就去打擾他。
第三天，我鼓起勇氣來到了凱恩茨下榻的薩赫大飯店，将我的名片交給那位我相當熟悉的老看門人：“去拜訪宮廷演員凱恩茨！”那位老人透過他的夾鼻眼睛驚愕地望着我。
“唉，看來您還不知道呢，博士先生？”不，我什麼都不知道。
“今天早上，他們把他送到醫院裡去了。
”現在我才知道：凱恩茨訪問演出歸來時身患重病。
在那些對他的病一無所知的觀衆面前，他像英雄一樣成功地掩蓋了可怕的疼痛，最後一次表演了他的偉大角色。
第二天他因為癌症接受了手術治療。
根據報紙上的報道，我們還寄希望于他能夠恢複健康。
我到他的病床前去看望他。
他疲憊地躺在那裡，瘦骨嶙峋，那雙深色的眼睛在塌陷的臉上顯得更大了。
我大為驚駭：在他那永遠充滿青春活力，如此善于言說的唇上，我第一次看到有灰白色的胡子，我看到的是一位年邁的、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憂傷地對我微笑着，說：“親愛的上帝還會讓我演出嗎，我們的那出劇？這會讓我好起來的。
”可是，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卻站在他的靈柩旁。
人們會理解，繼續堅持戲劇創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多麼不快的事情，在将新劇本交給劇院時我心裡會有怎樣的擔憂。
德語世界兩位最偉大的演員，此生最後排演的是我的詩句，這讓我開始變得有些迷信了——我并不羞于承認這一點。
直到若幹年以後，我才又回到戲劇上。
城堡劇院的新院長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AlfredBaronBerger）本人是一位傑出的戲劇行家和演講大師，他馬上接受了我的劇本。
我幾乎心懷恐懼地看着那份經過挑選的演員名單，内心矛盾地長舒了一口氣：“謝天謝地，裡面沒有名流！”這種厄運不會降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了。
然而，還是有貌似最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當災禍被擋在一個門的外面時，它會從另外一個門溜進來。
我隻想到了演員，沒有想到劇院的院長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本人要親自導演我創作的悲劇《海邊的房子》，并且已經完成了導演手記的草稿。
确實發生了：在初次彩排之前十四天，他去世了。
看起來，那種施加在我的戲劇作品上的詛咒力量還沒有消退。
即便在十多年以後，當《耶利米》（Jeremias）和《沃爾波内》（Volpo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各種想得到的語言登上各地戲劇舞台上時，我仍然感到不安。
當我在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