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長
關燈
小
中
大
年完成了一部新劇《窮人的羔羊》（DasLammdesArmen）時，我有意做了有悖于自己利益的事情。
當我把劇本寄給我的朋友亞曆山大·莫伊西（AlexanderMoissi）之後的第二天，收到了他的一份電報：我應該将首演中的主角留給他來演。
莫伊西将語言的感官愉悅從他的家鄉意大利帶到德語的舞台上，這是此前講德語的人還無由認識到的。
當時，他是唯一堪稱約瑟夫·凱恩茨繼任者的演員。
他的外表有迷人的魅力，睿智而充滿活力，而且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快樂的人，他給每個作品都注入一些自己的魔力：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比他更理想的演員來出演這個角色。
然而，當他向我提出這個動議時，我想到了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
我找了個借口拒絕了他，沒有說出真正的原因。
我知道，他從凱恩茨那裡繼承了那枚所謂的伊夫蘭德指環（Ifflandring）——這總是由偉大的演員将其傳給自己中意的繼承人。
他也會遭受與凱恩茨相同的命運嗎？不管怎樣，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緣故讓這個時代的第三位偉大演員遭受厄運。
出于迷信，也是出于對他的愛，我放棄了最完美的演員陣容，盡管這對我的劇作幾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然而，盡管我拒絕他在這出劇中出演，盡管我此後再也沒有将新劇本搬上舞台，我的舍棄也仍然沒能保護得了他。
盡管我沒有哪怕再小的任何過錯，還是一直被卷入意想不到的厄運當中。
我知道，這會讓人懷疑我是在講鬼故事。
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釋為邪惡的偶然。
可是，繼他們二位之後，莫伊西的厄運怎麼解釋呢？畢竟我已經拒絕他出演劇中的角色，也沒有再寫新劇本。
事情是這樣的：多年以後——現在我得打破時間上的順序了——1935年的夏天，當時我正在蘇黎世，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收到亞曆山大·莫伊西從意大利的城市米蘭發來的電報，他要在當天晚上特地來蘇黎世與我會晤，請我務必要跟他見面。
奇怪，我在想，到底是什麼事，能讓他覺得這麼緊迫：我沒有寫新劇本，好多年來對戲劇也感到無所謂了。
當然，我要見他，我确實把他當成兄弟一樣來熱愛這個熱心、誠懇的人。
他從火車車廂裡沖出來走向我，我們以意大利的方式互相擁抱。
剛一坐進接站的汽車裡，他就迫不及待地給我講，他要我為他做些什麼。
他要求我做一件事，一件大事。
他說，皮蘭德婁1特别給他面子，将自己的新作《無從知曉》的首演交給他，況且那可不光是用意大利語演出，而是一個真正的世界級首場演出：要在維也納用德語上演。
像他這樣的一位意大利大師，讓自己的作品首先在外國上演，這還是第一次。
即便是巴黎，皮蘭德婁都沒有做過這樣的決定。
但是，他怕自己散文詩句中的音樂性以及其中隐含的活力會在翻譯過程中丢失，因此有一個殷切的希望，那就是不要随便找一位譯者，而是希望由我來把他的劇作譯成德語——他多年來都一直看重我的語言藝術。
讓我把時間浪費在翻譯他的作品上，皮蘭德婁當然很猶豫說出口。
于是，莫伊西就主動接手，由他來向我表達皮蘭德婁的請求。
的确，當時我已經多年不做翻譯工作了。
但是，我和皮蘭德婁有過多次愉快的會面，我太尊敬他了，不能讓他失望；尤其令我高興的是，我能夠借此向知己朋友莫伊西表達自己的同道之誼。
我将自己手頭的工作放下一兩個星期；幾個星期以後，我翻譯的皮蘭德婁的劇本在維也納的國際性首演在緊鑼密鼓的籌備當中。
由于當時的政治背景，該劇肯定會引起很大轟動。
皮蘭德婁已經答應親自來參加首演。
在當時，由于墨索裡尼還是奧地利的官方保護人，因此，首相及其手下官員都已經答應出席觀看首演。
這個戲劇之夜同時也将是意大利——奧地利友誼（實際上，奧地利淪為意大利的附屬國）的政治展演。
首次彩排開始的那幾天，我正好在維也納。
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皮蘭德婁，也很好奇地期待着聽到我翻譯過來的台詞在莫伊西的語言中湧動。
但是，在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有着魔鬼般相似之處的情形又發生了。
我早上打開報紙看到這樣的消息，莫伊西從瑞士到達維也納時得了流感，由于他的生病，排演不得不推遲。
我在想，流感不可能太嚴重。
當我走近他下榻的飯店去看望病床上的朋友時，我的心跳動得十分激烈——謝天謝地，我安慰自己說，這不是薩赫大飯店，這是格蘭特大飯店！對當年去看望凱恩茨而撲空的回憶，驟然如在眼前。
完全同樣的事情，又一次重複發生在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演員身上。
我不再能獲允面見莫伊西，因為他已經陷入高燒昏迷當中。
兩天以後，我站在他身旁。
不是在彩排場，而是在他的靈柩前，就和當年的凱恩茨一樣。
我在這裡打破了時間順序，提及與我的戲劇嘗試連在一起的神秘詛咒。
當然，今天我認為這種重複發生的事件無非偶然而已。
不過在當時，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相隔不久的離世，的确對我的人生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
假如當初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凱恩茨在維也納将二十六歲的我的最初劇作搬上舞台，他們的藝術能讓最孱弱的作品獲得成功，我會因為他們的藝術快速地，也許快得沒有道理地置身于公衆舞台的聚光燈下，也會因此錯過那些能慢慢去學習和了解世界的歲月。
不難理解，我當時感覺到這一切是遭遇了命運的迫害。
戲劇從一開始就給了我自己從來不敢去夢想的一切，它先是顯得那麼誘人，然後又在最後一刻将其殘酷地奪走。
然而，隻有在青年時代的最初若幹年，偶然與命運似乎還是同一的。
後來一個人就會明白，人生的真正軌道由内在力量來決定。
不管我們的人生道路看起來如何混亂而無意義，偏離了我們的願望，它最終還會把我們引領到我們那看不見的人生目标。
注釋1皮蘭德婁（Luigi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小說家、戲劇作家。
茨威格在這裡講述的事情發生在1935年，此前皮蘭德婁獲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
當我把劇本寄給我的朋友亞曆山大·莫伊西（AlexanderMoissi）之後的第二天，收到了他的一份電報：我應該将首演中的主角留給他來演。
莫伊西将語言的感官愉悅從他的家鄉意大利帶到德語的舞台上，這是此前講德語的人還無由認識到的。
當時，他是唯一堪稱約瑟夫·凱恩茨繼任者的演員。
他的外表有迷人的魅力，睿智而充滿活力，而且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快樂的人，他給每個作品都注入一些自己的魔力：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比他更理想的演員來出演這個角色。
然而，當他向我提出這個動議時，我想到了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
我找了個借口拒絕了他，沒有說出真正的原因。
我知道，他從凱恩茨那裡繼承了那枚所謂的伊夫蘭德指環（Ifflandring）——這總是由偉大的演員将其傳給自己中意的繼承人。
他也會遭受與凱恩茨相同的命運嗎？不管怎樣，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緣故讓這個時代的第三位偉大演員遭受厄運。
出于迷信，也是出于對他的愛，我放棄了最完美的演員陣容，盡管這對我的劇作幾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然而，盡管我拒絕他在這出劇中出演，盡管我此後再也沒有将新劇本搬上舞台，我的舍棄也仍然沒能保護得了他。
盡管我沒有哪怕再小的任何過錯，還是一直被卷入意想不到的厄運當中。
我知道，這會讓人懷疑我是在講鬼故事。
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釋為邪惡的偶然。
可是，繼他們二位之後，莫伊西的厄運怎麼解釋呢？畢竟我已經拒絕他出演劇中的角色，也沒有再寫新劇本。
事情是這樣的：多年以後——現在我得打破時間上的順序了——1935年的夏天，當時我正在蘇黎世，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收到亞曆山大·莫伊西從意大利的城市米蘭發來的電報，他要在當天晚上特地來蘇黎世與我會晤，請我務必要跟他見面。
奇怪，我在想，到底是什麼事，能讓他覺得這麼緊迫：我沒有寫新劇本，好多年來對戲劇也感到無所謂了。
當然，我要見他，我确實把他當成兄弟一樣來熱愛這個熱心、誠懇的人。
他從火車車廂裡沖出來走向我，我們以意大利的方式互相擁抱。
剛一坐進接站的汽車裡，他就迫不及待地給我講，他要我為他做些什麼。
他要求我做一件事，一件大事。
他說，皮蘭德婁
像他這樣的一位意大利大師，讓自己的作品首先在外國上演，這還是第一次。
即便是巴黎，皮蘭德婁都沒有做過這樣的決定。
但是，他怕自己散文詩句中的音樂性以及其中隐含的活力會在翻譯過程中丢失，因此有一個殷切的希望，那就是不要随便找一位譯者，而是希望由我來把他的劇作譯成德語——他多年來都一直看重我的語言藝術。
讓我把時間浪費在翻譯他的作品上，皮蘭德婁當然很猶豫說出口。
于是，莫伊西就主動接手，由他來向我表達皮蘭德婁的請求。
的确，當時我已經多年不做翻譯工作了。
但是，我和皮蘭德婁有過多次愉快的會面，我太尊敬他了，不能讓他失望；尤其令我高興的是，我能夠借此向知己朋友莫伊西表達自己的同道之誼。
我将自己手頭的工作放下一兩個星期；幾個星期以後，我翻譯的皮蘭德婁的劇本在維也納的國際性首演在緊鑼密鼓的籌備當中。
由于當時的政治背景，該劇肯定會引起很大轟動。
皮蘭德婁已經答應親自來參加首演。
在當時，由于墨索裡尼還是奧地利的官方保護人，因此，首相及其手下官員都已經答應出席觀看首演。
這個戲劇之夜同時也将是意大利——奧地利友誼（實際上，奧地利淪為意大利的附屬國）的政治展演。
首次彩排開始的那幾天，我正好在維也納。
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皮蘭德婁，也很好奇地期待着聽到我翻譯過來的台詞在莫伊西的語言中湧動。
但是，在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有着魔鬼般相似之處的情形又發生了。
我早上打開報紙看到這樣的消息，莫伊西從瑞士到達維也納時得了流感，由于他的生病，排演不得不推遲。
我在想，流感不可能太嚴重。
當我走近他下榻的飯店去看望病床上的朋友時，我的心跳動得十分激烈——謝天謝地，我安慰自己說，這不是薩赫大飯店，這是格蘭特大飯店！對當年去看望凱恩茨而撲空的回憶，驟然如在眼前。
完全同樣的事情，又一次重複發生在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演員身上。
我不再能獲允面見莫伊西，因為他已經陷入高燒昏迷當中。
兩天以後，我站在他身旁。
不是在彩排場，而是在他的靈柩前，就和當年的凱恩茨一樣。
我在這裡打破了時間順序，提及與我的戲劇嘗試連在一起的神秘詛咒。
當然，今天我認為這種重複發生的事件無非偶然而已。
不過在當時，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相隔不久的離世，的确對我的人生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
假如當初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凱恩茨在維也納将二十六歲的我的最初劇作搬上舞台，他們的藝術能讓最孱弱的作品獲得成功，我會因為他們的藝術快速地，也許快得沒有道理地置身于公衆舞台的聚光燈下，也會因此錯過那些能慢慢去學習和了解世界的歲月。
不難理解，我當時感覺到這一切是遭遇了命運的迫害。
戲劇從一開始就給了我自己從來不敢去夢想的一切，它先是顯得那麼誘人，然後又在最後一刻将其殘酷地奪走。
然而，隻有在青年時代的最初若幹年，偶然與命運似乎還是同一的。
後來一個人就會明白，人生的真正軌道由内在力量來決定。
不管我們的人生道路看起來如何混亂而無意義，偏離了我們的願望，它最終還會把我們引領到我們那看不見的人生目标。
注釋
茨威格在這裡講述的事情發生在1935年，此前皮蘭德婁獲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