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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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學努力之路上找到的人，最好是那些有意思的人。
畢竟，我也沒有白白讀那些“波希米亞”藝術家的作品，一位二十歲的人也必須希望自己能夠去經曆那樣的浪漫。
沒用多久，我就找到了這樣放蕩不羁、兼容并蓄地湊在一起的圈子。
我早在維也納時就已經給柏林“現代派”的主要雜志供稿，這份雜志幾乎是帶有諷刺意味地給自己命名為《社會》，其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各博夫斯基（LudwigJacobowski）。
這位年輕詩人在英年早逝之前成立了一個協會，協會的名字是對年輕人頗富誘惑力的“後起之秀”（DieKommenden），協會成員每星期在諾倫多夫廣場（Nollendorfplatz）的一家咖啡館的二樓聚會一次。
在這個模仿巴黎的“丁香園咖啡館”的地方，各色各樣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們當中有詩人和建築師，裝腔作勢的吹牛大王和新聞記者，有打扮成藝術工作者或者雕塑家的年輕姑娘，有想讓自己的德語水平變得完美的俄國大學生和滿頭淡色金發的斯堪的納維亞姑娘。
這裡也不乏來自德國本土各地的代表：骨骼健壯的威斯特法倫人、裝模作樣的巴伐利亞人、西裡西亞的猶太人，所有這一大群人在一起進行着熱烈的讨論，完全不受任何約束。
不時有人朗讀詩歌和戲劇，對大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互相結識。
在這些有意擺出“波希米亞”派頭的年輕人當中，坐着一位令人動容的，像聖誕老人一般年長而且長着灰色胡子的老人。
所有人都敬重他、愛戴他，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詩人，一位真正的“波希米亞”藝術家：彼得·希勒（PeterHiller）。
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用他那藍色的眼睛，愉快而不帶任何惡意地看着這群與衆不同的孩子。
他總是裹着一件灰色的風衣，用來遮蓋那套已經破損的西裝和肮髒的襯衣。
每次他都很願意應我們的要求，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來揉得皺巴巴的手稿，給大家朗讀他的詩歌。
那都是些别具一格的詩歌，原本是一位天才抒情詩人的即興作品，隻是詩歌的形式過于松散、過于随意。
他在咖啡館或者在電車裡用鉛筆寫下來，随後就忘掉了，在朗讀時總得費力地辨認那被塗抹或者弄髒了的紙條上的字。
他從來沒不曾有過錢，也從來不在乎錢。
他有時在這個人，有時在那個人那裡過夜。
他的遺世獨立，他那徹底的淡泊功利，是一種令人動容的真。
誰也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山野樵人是何時，是怎樣來到柏林這座大城市的，以及他想在這裡做什麼。
但是，他什麼都不要：不要成名，不要被人歡呼贊歎。
由于他有着詩人的夢幻感，他比我後來見到過的任何人都更了無憂愁，更自由自在。
圍在他周圍的，是那些争強好勝的讨論者在高聲大嗓、聲嘶力竭地争論。
他溫和地聽着，不與任何人争吵，有時候舉起酒杯向人表示友好的問候，但是他幾乎不卷入任何談話。
他給人的感覺是，在這一片的喧嚣混亂之中，在他那亂蓬蓬的、有些昏昏沉沉的腦袋中好像在詩句和詞語在穿梭着，但是并沒有被找到、被發現。
今天，這位天真的詩人即便在德國他也幾乎被忘記了，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真實與稚氣也許在感覺上讓我将自己的注意力從那位被選出來的“後起之秀”的主席身上轉移開。
後來，據說那個人以他的理念和言辭對無數人的生活方式産生決定性影響。
這位魯道夫·施泰納（RudolfSteiner）後來成為人智學的創始人，他的追随者建立了最為豪華的學校和研究院來傳播他的學說。
繼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之後，在這位魯道夫·施泰納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一個被賦予使命去成為數百萬人的指路人的形象。
就個人魅力而言，他不像赫爾茨爾那樣具有領袖氣質，但是他更有誘惑力。
他那棕色的眼睛裡，似乎有一種催眠的力量。
如果我不去看他，聽他講的内容會更專心，更具有批判性态度。
他那帶着苦修者式的清癯、充滿精神上激情的臉龐，讓人感到舒服，并非隻對女人才顯得有說服力。
魯道夫·施泰納當時離創建自己的學說還遠着呢，他自己還是一個尋找者、學習者。
他偶爾給我們講他對歌德的顔色學所做的評議，在他的描述中，歌德的形象越來越像浮士德或者帕拉采爾蘇斯5。
聽他談話是令人激動的，因為他所受的教育讓人吃驚，尤其是對于我們這些學識僅限于文學方面的人來說，他的知識非常廣博。
每次聽完他的報告或者與他有過很好的私人交談之後，我總是帶着一種既興奮又壓抑的感覺回到家裡。
盡管如此，如果我今天問自己，當初是否已經從這位年輕人身上預見到他将在哲學與倫理方面帶來那麼廣泛的大衆效應，我必須慚愧地給出否定的回答。
從他的那種尋求精神中，我預想他在科學上會有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聽說他那富于直覺的精神成功地取得了一個重大生物學發現，我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吃驚。
但是，當很多年以後我在多納赫（Dornach）看到那座雄偉的“歌德樓”時——那座“智慧學校”，是他的學生捐贈給他的“人智學”的柏拉圖學院——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失望，他的影響如此嚴重地走向了寬泛，在某些地方甚至陷入凡庸。
我不想讓自己對“人智學”做任何評判，因為我到今天也不完全清楚他們想做什麼，他們所指的是什麼。
我甚至以為，在本質上這個學科的誘惑性效果不是來自它的理念，而是與魯道夫·施泰納這個令人着迷的人連在一起。
不管怎樣，對于這樣一位有魔力的人物，能夠在他早年與他相遇相識，在他還能夠友好地、不那麼教條地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時結識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低估的收獲。
從他那既引人入勝又十分深奧的學問中我認識到：我們讀了高中就曾經覺得自己已經學識淵博了，而真正的淵博，絕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依靠泛泛閱讀和讨論就可以獲得，那是需要經年累月的刻苦努力才能獲得。
那還是一個兼容并蓄的時代，建立友誼還相對容易，社會或者政治上的差異還沒有那麼無法調和。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位年輕人從與自己一起努力的同道人那裡會比從高于自己的人那裡學到更為重要的東西。
我又一次感覺到，集體性的熱忱投入會帶來怎樣豐碩的成果——這次是在比中學更高的、國際性的層次上。
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幾乎都出身市民階層，甚至百分之九十是猶太市民階層，我們的興趣大同小異，在朋友圈中無非讓自己的興趣得以加倍或者翻番地增長。
但是，這個新世界裡的年輕人卻來自完全不同的階層，有上層的，也有下層的，有普魯士貴族家庭的公子，也有漢堡船主的兒子，而另外一個很可能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家庭。
我突然置身于這樣的一個圈子，這裡也有身着衣衫褴褛的真正窮人，這個圈子是我在維也納時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我與酒徒、同性戀、吸毒者同坐在一張桌子旁，不無驕傲地與一位有名的、被判過刑的詐騙犯握手（他從監獄出來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因此加入我們作家群裡面）。
所有那些我在現實主義小說中裡讀到過卻幾乎無法相信的東西，都堆擠在這樣的小酒館或者咖啡館裡。
我被帶進這樣的地方，一個人的名聲越差，我想去認識這個人的興趣就會越強烈。
這種對身處岌岌可危境遇者所持有的好感和好奇，伴随了我整個一生。
即便後來到了本該慎重擇友的年齡，我的朋友們還經常指責我在與一些如何缺乏道德感、不可靠、真正一無是處的人打交道。
也許正是我出身的那個階層所強調的團結感以及另外一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覺“太平無虞”這一情結是負擔——才讓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是那麼令人着迷：他們對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健康、名譽大手大腳，對待它們幾乎可以說是帶着某種蔑視，這是些為激情所驅使、生存沒有任何目标的狂人。
也許在我的長篇和中篇小說裡，人們可以看到我對這種濃烈的、不受任何羁絆的自然本色的偏愛。
此外，這裡還有來自異域風情的外國因素所帶來的刺激。
他們當中的每一個幾乎都能給我的好奇心帶來一份來自陌生世界的禮物。
來自德羅霍畢茨（Drohobycz）6的畫家埃·莫·利林（E.M.Lilien）是一位貧窮的、信奉正統猶太教的旋木工的兒子，在他這裡，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東部猶太人，從而也了解了猶太教。
在那之前，我對這個宗教中所蘊含的力量、那種堅韌的狂熱根本不了解；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給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美的片段；一個漂亮的瑞典人讓我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畫；我也在畫家們（糟糕的畫家）的畫室裡滞留，觀察他們的繪畫技術；一位信徒将我帶到某個宗教圈子：這些活動讓我感受到生活的千般形式和多樣性，對此我感到津津有味。
我帶着自己在中學時将注意力投射到純粹的形式、韻律、詩句、詞彙上的力度，現在将注意力投射到人的身上。
在柏林，從早到晚我總是在和各種新結識的人在一起，有興奮也有失望，甚至也被他們所欺騙。
我想，我十年裡所收獲的精神上的交往還不如在柏林短短一個學期那麼多，這是徹底自由的第一步。
這種不可思議的多種啟發，原本意味着我的創作興趣也會有不同尋常的提升，似乎可以說理當如此，而實際上的情況正好相反。
我在中學時代由于精神上的興奮而陡然升起的自信，令人憂慮地消失了。
在那本不成熟的詩集出版四個月以後，我簡直不能理解自己當初怎麼有勇氣把它拿出來。
我仍然覺得那些詩句是很好的、很有技巧，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令人矚目的藝術工藝品，來自雄心勃勃的對于詩歌形式的遊戲樂趣，但是那裡面的感傷情緒不是真正的。
同樣，在與真實有了這樣的接觸以後，我也感覺自己第一個中篇小說中有種在稿紙上噴灑過香水的味道。
這些作品都是在對現實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寫就的，用的是從别人那裡學來的二手技巧。
我來柏林時，帶來了一部隻剩下一章還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手稿，本來是要讓我的出版人高興一下的，但是手稿很快就被我扔進火爐裡，因為在看到真實生活之後，我對自己的中學生能力的信任遭到了沉重一擊。
對我來說，那就好像在學校裡被留級一年一樣。
的确，在出版了第一部詩集以後，我過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詩集，再往後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
在這期間，我遵照詩人戴默爾的忠告，将時間用在翻譯上。
對這一忠告，我現在仍然心存感激。
到今天我也仍然認為，對一位年輕詩人來說，翻譯外文的文學作品是去更深地了解自身語言的精髓、去創造性地掌握這一語言的最好機會。
我翻譯波德萊爾的詩歌，還有魏爾倫、濟慈、威廉·莫裡斯的一些詩歌，夏爾·範·萊爾貝爾赫（CharlesvanLerberghe）的一個小劇本，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Lemonnier）的小說《熟能生巧》。
正因為每一種外語中那些最為獨特的約定俗成的用法會抵抗任何模仿，這才對語言表達力構成了平時不會遇到的挑戰。
這種鬥争——不屈不撓地強行将外語變為自己的語言，強行将自己的語言變得富有彈性——對我來說總是意味着一種特殊的藝術樂趣。
這種默默無聞、費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韌性，而這兩種美德被我在中學時代出于輕率和魯莽而抛棄了。
現在，我格外喜歡這項工作，因為在介紹藝術名著這項樸素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有一種确鑿無疑的感覺：我在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也算不枉此生。
在内心深處，我已經清楚自己接下來幾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學，然後才真正開始！不要帶着倉促發表的作品來面對這個世界，而是首先了解這個世界的本質内容！柏林的玉液瓊漿讓我變得對世界更如饑似渴。
我在考慮暑假的旅行去哪個國家。
我選擇了比利時。
在世紀之交，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藝術飛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其力度跟法國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繪畫界的克諾普夫（Khnopff）、羅普斯（Rops），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Meunier）、米納（Minne），工藝美術界的範·德·韋爾德（vanderVelde），詩歌界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埃克豪特（Eekhoud）、勒蒙尼耶，他們都表明了新的歐洲藝術力量所在。
尤其讓我入迷的是艾彌爾·維爾哈倫（EmileVerhaeren），因為他的抒情詩完全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我發現了這位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詩人——官方的文學界很
畢竟，我也沒有白白讀那些“波希米亞”藝術家的作品，一位二十歲的人也必須希望自己能夠去經曆那樣的浪漫。
沒用多久，我就找到了這樣放蕩不羁、兼容并蓄地湊在一起的圈子。
我早在維也納時就已經給柏林“現代派”的主要雜志供稿，這份雜志幾乎是帶有諷刺意味地給自己命名為《社會》，其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各博夫斯基（LudwigJacobowski）。
這位年輕詩人在英年早逝之前成立了一個協會，協會的名字是對年輕人頗富誘惑力的“後起之秀”（DieKommenden），協會成員每星期在諾倫多夫廣場（Nollendorfplatz）的一家咖啡館的二樓聚會一次。
在這個模仿巴黎的“丁香園咖啡館”的地方，各色各樣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們當中有詩人和建築師，裝腔作勢的吹牛大王和新聞記者，有打扮成藝術工作者或者雕塑家的年輕姑娘，有想讓自己的德語水平變得完美的俄國大學生和滿頭淡色金發的斯堪的納維亞姑娘。
這裡也不乏來自德國本土各地的代表：骨骼健壯的威斯特法倫人、裝模作樣的巴伐利亞人、西裡西亞的猶太人，所有這一大群人在一起進行着熱烈的讨論，完全不受任何約束。
不時有人朗讀詩歌和戲劇，對大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互相結識。
在這些有意擺出“波希米亞”派頭的年輕人當中，坐着一位令人動容的，像聖誕老人一般年長而且長着灰色胡子的老人。
所有人都敬重他、愛戴他，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詩人，一位真正的“波希米亞”藝術家：彼得·希勒（PeterHiller）。
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用他那藍色的眼睛，愉快而不帶任何惡意地看着這群與衆不同的孩子。
他總是裹着一件灰色的風衣，用來遮蓋那套已經破損的西裝和肮髒的襯衣。
每次他都很願意應我們的要求，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來揉得皺巴巴的手稿，給大家朗讀他的詩歌。
那都是些别具一格的詩歌，原本是一位天才抒情詩人的即興作品，隻是詩歌的形式過于松散、過于随意。
他在咖啡館或者在電車裡用鉛筆寫下來，随後就忘掉了，在朗讀時總得費力地辨認那被塗抹或者弄髒了的紙條上的字。
他從來沒不曾有過錢，也從來不在乎錢。
他有時在這個人，有時在那個人那裡過夜。
他的遺世獨立，他那徹底的淡泊功利，是一種令人動容的真。
誰也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山野樵人是何時，是怎樣來到柏林這座大城市的，以及他想在這裡做什麼。
但是，他什麼都不要：不要成名，不要被人歡呼贊歎。
由于他有着詩人的夢幻感，他比我後來見到過的任何人都更了無憂愁，更自由自在。
圍在他周圍的，是那些争強好勝的讨論者在高聲大嗓、聲嘶力竭地争論。
他溫和地聽着，不與任何人争吵，有時候舉起酒杯向人表示友好的問候，但是他幾乎不卷入任何談話。
他給人的感覺是，在這一片的喧嚣混亂之中，在他那亂蓬蓬的、有些昏昏沉沉的腦袋中好像在詩句和詞語在穿梭着，但是并沒有被找到、被發現。
今天，這位天真的詩人即便在德國他也幾乎被忘記了，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真實與稚氣也許在感覺上讓我将自己的注意力從那位被選出來的“後起之秀”的主席身上轉移開。
後來，據說那個人以他的理念和言辭對無數人的生活方式産生決定性影響。
這位魯道夫·施泰納（RudolfSteiner）後來成為人智學的創始人，他的追随者建立了最為豪華的學校和研究院來傳播他的學說。
繼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之後，在這位魯道夫·施泰納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一個被賦予使命去成為數百萬人的指路人的形象。
就個人魅力而言，他不像赫爾茨爾那樣具有領袖氣質，但是他更有誘惑力。
他那棕色的眼睛裡，似乎有一種催眠的力量。
如果我不去看他，聽他講的内容會更專心，更具有批判性态度。
他那帶着苦修者式的清癯、充滿精神上激情的臉龐，讓人感到舒服，并非隻對女人才顯得有說服力。
魯道夫·施泰納當時離創建自己的學說還遠着呢，他自己還是一個尋找者、學習者。
他偶爾給我們講他對歌德的顔色學所做的評議，在他的描述中，歌德的形象越來越像浮士德或者帕拉采爾蘇斯
聽他談話是令人激動的，因為他所受的教育讓人吃驚，尤其是對于我們這些學識僅限于文學方面的人來說，他的知識非常廣博。
每次聽完他的報告或者與他有過很好的私人交談之後，我總是帶着一種既興奮又壓抑的感覺回到家裡。
盡管如此，如果我今天問自己，當初是否已經從這位年輕人身上預見到他将在哲學與倫理方面帶來那麼廣泛的大衆效應，我必須慚愧地給出否定的回答。
從他的那種尋求精神中，我預想他在科學上會有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聽說他那富于直覺的精神成功地取得了一個重大生物學發現，我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吃驚。
但是，當很多年以後我在多納赫（Dornach）看到那座雄偉的“歌德樓”時——那座“智慧學校”，是他的學生捐贈給他的“人智學”的柏拉圖學院——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失望，他的影響如此嚴重地走向了寬泛，在某些地方甚至陷入凡庸。
我不想讓自己對“人智學”做任何評判，因為我到今天也不完全清楚他們想做什麼，他們所指的是什麼。
我甚至以為，在本質上這個學科的誘惑性效果不是來自它的理念，而是與魯道夫·施泰納這個令人着迷的人連在一起。
不管怎樣，對于這樣一位有魔力的人物，能夠在他早年與他相遇相識，在他還能夠友好地、不那麼教條地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時結識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低估的收獲。
從他那既引人入勝又十分深奧的學問中我認識到：我們讀了高中就曾經覺得自己已經學識淵博了，而真正的淵博，絕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依靠泛泛閱讀和讨論就可以獲得，那是需要經年累月的刻苦努力才能獲得。
那還是一個兼容并蓄的時代，建立友誼還相對容易，社會或者政治上的差異還沒有那麼無法調和。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位年輕人從與自己一起努力的同道人那裡會比從高于自己的人那裡學到更為重要的東西。
我又一次感覺到，集體性的熱忱投入會帶來怎樣豐碩的成果——這次是在比中學更高的、國際性的層次上。
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幾乎都出身市民階層，甚至百分之九十是猶太市民階層，我們的興趣大同小異，在朋友圈中無非讓自己的興趣得以加倍或者翻番地增長。
但是，這個新世界裡的年輕人卻來自完全不同的階層，有上層的，也有下層的，有普魯士貴族家庭的公子，也有漢堡船主的兒子，而另外一個很可能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家庭。
我突然置身于這樣的一個圈子，這裡也有身着衣衫褴褛的真正窮人，這個圈子是我在維也納時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我與酒徒、同性戀、吸毒者同坐在一張桌子旁，不無驕傲地與一位有名的、被判過刑的詐騙犯握手（他從監獄出來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因此加入我們作家群裡面）。
所有那些我在現實主義小說中裡讀到過卻幾乎無法相信的東西，都堆擠在這樣的小酒館或者咖啡館裡。
我被帶進這樣的地方，一個人的名聲越差，我想去認識這個人的興趣就會越強烈。
這種對身處岌岌可危境遇者所持有的好感和好奇，伴随了我整個一生。
即便後來到了本該慎重擇友的年齡，我的朋友們還經常指責我在與一些如何缺乏道德感、不可靠、真正一無是處的人打交道。
也許正是我出身的那個階層所強調的團結感以及另外一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覺“太平無虞”這一情結是負擔——才讓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是那麼令人着迷：他們對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健康、名譽大手大腳，對待它們幾乎可以說是帶着某種蔑視，這是些為激情所驅使、生存沒有任何目标的狂人。
也許在我的長篇和中篇小說裡，人們可以看到我對這種濃烈的、不受任何羁絆的自然本色的偏愛。
此外，這裡還有來自異域風情的外國因素所帶來的刺激。
他們當中的每一個幾乎都能給我的好奇心帶來一份來自陌生世界的禮物。
來自德羅霍畢茨（Drohobycz）
在那之前，我對這個宗教中所蘊含的力量、那種堅韌的狂熱根本不了解；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給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美的片段；一個漂亮的瑞典人讓我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畫；我也在畫家們（糟糕的畫家）的畫室裡滞留，觀察他們的繪畫技術；一位信徒将我帶到某個宗教圈子：這些活動讓我感受到生活的千般形式和多樣性，對此我感到津津有味。
我帶着自己在中學時将注意力投射到純粹的形式、韻律、詩句、詞彙上的力度，現在将注意力投射到人的身上。
在柏林，從早到晚我總是在和各種新結識的人在一起，有興奮也有失望，甚至也被他們所欺騙。
我想，我十年裡所收獲的精神上的交往還不如在柏林短短一個學期那麼多，這是徹底自由的第一步。
這種不可思議的多種啟發，原本意味着我的創作興趣也會有不同尋常的提升，似乎可以說理當如此，而實際上的情況正好相反。
我在中學時代由于精神上的興奮而陡然升起的自信，令人憂慮地消失了。
在那本不成熟的詩集出版四個月以後，我簡直不能理解自己當初怎麼有勇氣把它拿出來。
我仍然覺得那些詩句是很好的、很有技巧，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令人矚目的藝術工藝品，來自雄心勃勃的對于詩歌形式的遊戲樂趣，但是那裡面的感傷情緒不是真正的。
同樣，在與真實有了這樣的接觸以後，我也感覺自己第一個中篇小說中有種在稿紙上噴灑過香水的味道。
這些作品都是在對現實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寫就的，用的是從别人那裡學來的二手技巧。
我來柏林時，帶來了一部隻剩下一章還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手稿，本來是要讓我的出版人高興一下的，但是手稿很快就被我扔進火爐裡，因為在看到真實生活之後，我對自己的中學生能力的信任遭到了沉重一擊。
對我來說，那就好像在學校裡被留級一年一樣。
的确，在出版了第一部詩集以後，我過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詩集，再往後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
在這期間，我遵照詩人戴默爾的忠告，将時間用在翻譯上。
對這一忠告，我現在仍然心存感激。
到今天我也仍然認為，對一位年輕詩人來說，翻譯外文的文學作品是去更深地了解自身語言的精髓、去創造性地掌握這一語言的最好機會。
我翻譯波德萊爾的詩歌，還有魏爾倫、濟慈、威廉·莫裡斯的一些詩歌，夏爾·範·萊爾貝爾赫（CharlesvanLerberghe）的一個小劇本，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Lemonnier）的小說《熟能生巧》。
正因為每一種外語中那些最為獨特的約定俗成的用法會抵抗任何模仿，這才對語言表達力構成了平時不會遇到的挑戰。
這種鬥争——不屈不撓地強行将外語變為自己的語言，強行将自己的語言變得富有彈性——對我來說總是意味着一種特殊的藝術樂趣。
這種默默無聞、費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韌性，而這兩種美德被我在中學時代出于輕率和魯莽而抛棄了。
現在，我格外喜歡這項工作，因為在介紹藝術名著這項樸素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有一種确鑿無疑的感覺：我在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也算不枉此生。
在内心深處，我已經清楚自己接下來幾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學，然後才真正開始！不要帶着倉促發表的作品來面對這個世界，而是首先了解這個世界的本質内容！柏林的玉液瓊漿讓我變得對世界更如饑似渴。
我在考慮暑假的旅行去哪個國家。
我選擇了比利時。
在世紀之交，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藝術飛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其力度跟法國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繪畫界的克諾普夫（Khnopff）、羅普斯（Rops），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Meunier）、米納（Minne），工藝美術界的範·德·韋爾德（vanderVelde），詩歌界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埃克豪特（Eekhoud）、勒蒙尼耶，他們都表明了新的歐洲藝術力量所在。
尤其讓我入迷的是艾彌爾·維爾哈倫（EmileVerhaeren），因為他的抒情詩完全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我發現了這位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詩人——官方的文學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