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的大學
關燈
小
中
大
奧多爾·赫爾茨爾從一開始就對我贊賞有加，他還馬上利用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們不應該以為維也納藝術界會凋零，正好相反，在霍夫曼斯塔爾之外，維也納還有一批年輕的天才，對他們抱有怎樣的期待都不會過分：他第一個提到的是我的名字。
我一直覺得那是一種特别的獎項，有特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分量的人物第一個站出來，在一個能讓人看到同時也是有很大責任的位置上替我說話。
這也讓我後來的那個決定變得非常困難——好像我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個道理似的：我沒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去加入甚至共同領導他發起的猶太複國運動。
但是，我不願意讓自己真正和他的這個事情攪在一起。
讓我發怵的主要是那種尊重感的缺乏。
今天我們都難以想象會有那樣毫無尊重可言的方式，而恰好是赫爾茨爾自己的同路人對他持有這種态度：東部猶太人指責他根本不懂猶太文化，連猶太風俗都不知道；國民經濟學家把他當成一個副刊專欄作家。
每個人都對他有所指責，提出自己的不滿，而且在這樣做時并非總是帶着敬意。
我知道赫爾茨爾曾經善待和幫助過很多失意的人，尤其是年輕人。
這個圈子裡一直有的那種尋釁的、自以為是的反對派姿态，缺少實在的、真心的從屬精神，讓我覺得自己跟這個運動有疏離感，雖然我一度因為赫爾茨爾而懷着好奇走近它。
有一次我曾經和赫爾茨爾談到這個話題，我公開承認自己對他的隊伍中缺少規矩的情形很不受用。
他有些苦澀地笑了笑，說：“您别忘記，我們幾千年來都在面對問題，都習慣了跟理念争吵。
我們猶太人在兩千年的曆史上沒有實踐，沒有給世界帶來什麼‘真實的’東西。
無條件的獻身精神也是需要學的，我自己到了今天還沒有學到手，因為我自己還在不時地寫專欄，我還是《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
按說我的責任是，除了那件事以外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在稿紙上寫任何東西。
不過，我已經在改進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先學會獻身，也許其他人會跟我一起學。
”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他這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我們都不理解，為什麼過了那麼長時間他還不決定放棄《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以為他是出于養家的考慮。
很久以後世人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甚至将自己的私人财産都奉獻給了那件事。
在這種矛盾中，他自己經曆着怎樣的痛苦，不光體現在這段談話上，他日記中的許多内容都是内心痛苦的明證。
以後我還見到過他很多次，但是在多次相遇中隻有一次于我如此重要，它保留在我的回憶中，令我難以忘懷，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
我曾經去了國外一段時間，期間與維也納隻保留着通信聯系。
終于有一天我在城市公園中碰到他了。
他好像是從編輯部出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
他不再有過去那種健步如飛的步伐了。
我禮貌地向他緻意，想與他擦肩而過，但是他快速向我走過來，把手伸給我說：“為什麼您要躲起來？您根本沒必要這麼做。
”他很贊同我經常去國外的做法。
“這是我們唯一的路，”他說，“我所了解的事情，都是在國外學到的。
隻有在國外，一個人才能學會保持距離來思考。
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身在國外的話，我肯定不會有勇氣寫出那個最初的設想。
還在萌芽和成長的狀态，人們就會把它給毀了。
謝天謝地，我把它拿出來時，那已經成形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
”接着他非常懊喪地談到維也納，最大的阻力來自這裡而不是外面。
新的推動力尤其來自東部，現在也有來自美國的了，但是他已經感到太累了。
“從根本上，”他說，“我的錯誤在于動手太晚了。
維克多·阿德勒在三十歲時已經是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在他最年富力強、最能進行戰鬥的年齡，更不用說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了。
您知道，我在頭腦中為那些失去的歲月感到難過——那些我沒有早些投身到這項工作中的歲月。
要是我的健康如同我的意志一樣旺盛，一切就都好辦了。
可惜，人無法贖回逝去的歲月。
” 我還陪着他走了一段長路，一直到他家門口。
他站住，将手伸給我：“為什麼您從來不來看我？您還從來沒有來過我家裡。
您提前給我電話，我把時間騰出來。
”我答應了他，但是決定不兌現這個承諾：越愛戴一個人，我就會越敬重他的時間。
不過我還是去了他的家，就在幾個月以後。
他的病——曾經讓他身體前躬的病——現在突然發作了，現在我隻能陪伴他走向墓地了。
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7月裡的一天，對于每個親曆這一場景的人都是難以忘懷的一天。
因為突然之間，這座城市的各個車站，每一輛火車，黑夜白晝，都是從各國各地趕來的人，他們是來自東部的、西部的、俄國的、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不同的省份和小城市突然蜂擁而至，噩耗帶來的震驚還寫在他們的臉上。
人們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偉大運動的領導人在這裡被擡往墳墓；而此前，争吵和辯論曾經讓人們對此視而不見。
送葬的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
維也納突然意識到，這位離世的人不光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普通詩人，而是一位思想理念的塑造者：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需要經曆很久才會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勝利地挺立出來。
墓地出現了騷動：太多人突然湧向他的靈柩，啼哭着、悲号着、大喊着陷入一種難以控制的爆發式絕望當中，那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暴躁、一種怒火。
一切秩序都被一種根本的極度悲傷所打破，葬禮上的這番情形我此前從來沒有看到過，此後也沒有。
這上百萬人内心深處迸發出來的巨大的、撞擊性的痛苦，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位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将多少激情和希望釋放到這個世界上。
我能隆重地邁入《新自由報》的副刊，于我的真正意義是在私人方面。
在家人面前，我赢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說服力。
我父母很少與文學打交道，他們也不做任何評價。
對于我父母以及整個維也納的市民社會來說，《新自由報》贊揚的東西便是重要的，那裡忽略或者批評的東西都是不值一提的。
發表在副刊上的文章，在他們看來都是獲得最高權威認可的；能在那裡發表見解或者做出評判的人，光因為獲得那裡的一席之地已經足以收獲人們的尊重。
您可以想象一個這樣的家庭，他們每天帶着敬畏和期待将目光投到這份報紙的第一頁上，某天早晨他們難以置信地發現，這位并不那麼有條理的十九歲年輕人，這位跟他們一起坐在桌邊的人，這位在學校裡根本不出類拔萃的人，居然能在這個責任重大的地方，在那些著名的、經驗豐富的男人名字中間找到發表自己看法的一席之地，而此前他們帶着善意把我寫的東西當成“沒有危險的”遊戲來接受（反正比打牌或者跟輕佻的姑娘調情好），他們在家裡也從來沒有重視過的看法。
假如我寫出來的是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最美的詩作，也許不會讓周圍人能對我這樣刮目相看。
每當我走進劇院，總會有人對我這個以神秘莫測的方式打進長老和德高望重者行列的毛頭小夥指指點點。
由于我經常或者甚至說定期在《新自由報》副刊上發表作品，我很快就面臨着成為一位在當地受尊敬之人物的危險。
我幸運地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早晨我告知父母說，自己想在下個學期去柏林學習，這讓他們吃驚不小。
我的家庭對我或者說對投給我金色影子的《新自由報》太過尊重，他們無法不滿足我的願望。
我當然沒有想去柏林“讀大學”。
我在那裡如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隻去大學兩次，第一次去是為了辦聽課注冊，第二次是去提交所謂的聽課證明，接受檢查。
我在柏林想要尋找的，既不是同學也不是好教授，而是一種更高級、更完美的自由。
在維也納我還是覺得被束縛在圈子之内。
我所交往的文學界同仁，幾乎都和我自己一樣來自猶太——市民社會這一階層。
在這座狹小的城市裡，大家都彼此知道對方是誰，我無可回避地是那個“好”家庭的兒子，而我對那個“好”社會已經感到厭倦；我甚至願意進入一個特别的“壞”社會，一種沒有強迫、沒有制約的生存形式。
至于誰在柏林的大學裡講授什麼，這些信息我從來沒有去課程目錄裡查看。
對我來說，知道那裡的“新”文學比在我們這裡表現得更活躍、更激蕩，這理由已經足夠了。
在那裡可以與戴默爾以及年輕一代的其他詩人相遇，在那裡不斷有新的雜志、歌舞劇場、話劇場成立。
總之，用維也納的話說，那裡就是一個總有什麼事發生的地方。
的确，我是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曆史時刻來到柏林。
自從1870年以來，柏林從一個非常理性、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魯士王國的首都一躍成為德意志皇帝駐跸的都城，這讓施普雷河畔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動力。
不過，在藝術和文化活動方面的領軍形象還沒有落到柏林身上：畫家和詩人讓慕尼黑成為真正的藝術中心，德累斯頓的歌劇院主導着音樂領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将有價值潛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來。
尤其是維也納，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傳統，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當時都要遠遠勝出柏林。
不過，最近若幹年德國經濟的迅猛崛起開始讓柏林有了翻身之日。
大公司、資财雄厚的家庭搬遷到了柏林，新财富帶着強勁的大膽嘗試精神給這裡的建築設計和劇院給這座城市帶來的機會，要勝過任何一座德國城市。
在威廉皇帝的保護之下，博物館的規模在擴大；這裡的話劇院，有奧托·布拉姆（OttoBrahm）這樣的模範領導者。
正因為這裡沒有真正的傳統，沒有幾百年古老文化的存在，年輕人被吸引到這裡進行各種嘗試。
畢竟，傳統也總是意味着阻礙。
面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大膽試驗，維也納這座受到傳統的束縛，對自身的過去頂禮膜拜的城市，表現出謹慎觀望的态度，而柏林正想迅速以富有個性的形式來打扮自己，正在尋找新的東西。
毫不奇怪，整個帝國範圍内，甚至奧地利的年輕人都湧向柏林，他們當中的那些天才也真正獲得了成功。
維也納人馬克斯·賴因哈德在柏林用了兩年就獲得的職位，如果在維也納的話，他需要耐心地等上二十年。
正當柏林處在從一個王國首都到世界城市的過渡階段，我來到了柏林。
在維也納看到了太多從了不起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美，到柏林後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失望。
柏林決定性地向西擴展——在那裡要出現一些新建築物，而不是像締爾園4别墅那樣的奢華建築——還剛剛開始；腓特烈大街和萊比錫大街仍然是城市的中心，這裡的建築物單調，裝飾顯得那麼笨拙。
要想去郊區維爾默多夫（Wilmersdorf）、尼古拉湖（Nikolassee）、施特格利茨（Steglitz）還隻能頗費周折乘有軌電車；要想去有着美麗的植物風光的馬克湖區，那不啻一次探險旅行。
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denLinden）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根本沒有維也納那樣的環城車道；由于普魯士式的節儉，也根本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高雅奢華。
女人們穿着自己剪裁的，沒有任何裝飾的衣服去劇院。
所到之處，人們看不到那些輕盈、靈巧、揮金如土的手，而在巴黎和維也納，這樣的手知道如何将便宜得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令人心醉神迷的奢侈品。
在任何細小之處，人們都可以感覺到那種腓特烈式的、吝啬的儉樸持家。
咖啡淡而無味，因為每一個咖啡豆都要節約下來；飲食單調無趣，沒有果汁和提神飲料；整潔、僵硬而細緻的秩序是随處可見的主調，而在我們那裡則是歡快湧動的音樂。
我的柏林女房東和維也納的女房東之間的差别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維也納的女房東是一位性情愉快、愛說話的人，她不會把什麼都保持着最幹淨的狀态，也會丢三落四的，但是她總是願意提供任何幫助。
柏林的女房東将一切都做得正确無誤，無可挑剔。
在她給我的第一個月的賬單上，我發現她用清清楚楚的僵硬字體計算了她所提供的每一個哪怕再小的服務：縫一個褲子上的紐扣3芬尼，清除桌子上的墨水污迹20芬尼，所有這些勞務的價格核算到一起之後，總共67芬尼。
我一開始對此感到好笑。
不可思議的是，幾天之後我自己屈服于這種令人難堪的普魯士秩序規則，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做精确的開銷賬目。
維也納的朋友們給我寫了好多介紹信讓我帶來，但是我一封也沒有拿出手。
我之所以來異地，本義就在于逃脫那種市民社會的安逸氛圍，從那裡解脫出來，完全靠自己來生活。
我隻想認識那些在我
我一直覺得那是一種特别的獎項，有特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分量的人物第一個站出來，在一個能讓人看到同時也是有很大責任的位置上替我說話。
這也讓我後來的那個決定變得非常困難——好像我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個道理似的：我沒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去加入甚至共同領導他發起的猶太複國運動。
但是，我不願意讓自己真正和他的這個事情攪在一起。
讓我發怵的主要是那種尊重感的缺乏。
今天我們都難以想象會有那樣毫無尊重可言的方式，而恰好是赫爾茨爾自己的同路人對他持有這種态度：東部猶太人指責他根本不懂猶太文化，連猶太風俗都不知道；國民經濟學家把他當成一個副刊專欄作家。
每個人都對他有所指責，提出自己的不滿，而且在這樣做時并非總是帶着敬意。
我知道赫爾茨爾曾經善待和幫助過很多失意的人，尤其是年輕人。
這個圈子裡一直有的那種尋釁的、自以為是的反對派姿态，缺少實在的、真心的從屬精神，讓我覺得自己跟這個運動有疏離感，雖然我一度因為赫爾茨爾而懷着好奇走近它。
有一次我曾經和赫爾茨爾談到這個話題，我公開承認自己對他的隊伍中缺少規矩的情形很不受用。
他有些苦澀地笑了笑，說：“您别忘記，我們幾千年來都在面對問題，都習慣了跟理念争吵。
我們猶太人在兩千年的曆史上沒有實踐，沒有給世界帶來什麼‘真實的’東西。
無條件的獻身精神也是需要學的，我自己到了今天還沒有學到手，因為我自己還在不時地寫專欄，我還是《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
按說我的責任是，除了那件事以外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在稿紙上寫任何東西。
不過，我已經在改進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先學會獻身，也許其他人會跟我一起學。
”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他這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我們都不理解，為什麼過了那麼長時間他還不決定放棄《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以為他是出于養家的考慮。
很久以後世人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甚至将自己的私人财産都奉獻給了那件事。
在這種矛盾中，他自己經曆着怎樣的痛苦，不光體現在這段談話上，他日記中的許多内容都是内心痛苦的明證。
以後我還見到過他很多次，但是在多次相遇中隻有一次于我如此重要，它保留在我的回憶中，令我難以忘懷，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
我曾經去了國外一段時間，期間與維也納隻保留着通信聯系。
終于有一天我在城市公園中碰到他了。
他好像是從編輯部出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
他不再有過去那種健步如飛的步伐了。
我禮貌地向他緻意，想與他擦肩而過，但是他快速向我走過來，把手伸給我說：“為什麼您要躲起來？您根本沒必要這麼做。
”他很贊同我經常去國外的做法。
“這是我們唯一的路，”他說，“我所了解的事情，都是在國外學到的。
隻有在國外，一個人才能學會保持距離來思考。
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身在國外的話，我肯定不會有勇氣寫出那個最初的設想。
還在萌芽和成長的狀态，人們就會把它給毀了。
謝天謝地，我把它拿出來時，那已經成形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
”接着他非常懊喪地談到維也納，最大的阻力來自這裡而不是外面。
新的推動力尤其來自東部，現在也有來自美國的了，但是他已經感到太累了。
“從根本上，”他說，“我的錯誤在于動手太晚了。
維克多·阿德勒在三十歲時已經是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在他最年富力強、最能進行戰鬥的年齡，更不用說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了。
您知道，我在頭腦中為那些失去的歲月感到難過——那些我沒有早些投身到這項工作中的歲月。
要是我的健康如同我的意志一樣旺盛，一切就都好辦了。
可惜，人無法贖回逝去的歲月。
” 我還陪着他走了一段長路，一直到他家門口。
他站住，将手伸給我：“為什麼您從來不來看我？您還從來沒有來過我家裡。
您提前給我電話，我把時間騰出來。
”我答應了他，但是決定不兌現這個承諾：越愛戴一個人，我就會越敬重他的時間。
不過我還是去了他的家，就在幾個月以後。
他的病——曾經讓他身體前躬的病——現在突然發作了，現在我隻能陪伴他走向墓地了。
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7月裡的一天，對于每個親曆這一場景的人都是難以忘懷的一天。
因為突然之間，這座城市的各個車站，每一輛火車，黑夜白晝，都是從各國各地趕來的人，他們是來自東部的、西部的、俄國的、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不同的省份和小城市突然蜂擁而至，噩耗帶來的震驚還寫在他們的臉上。
人們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偉大運動的領導人在這裡被擡往墳墓；而此前，争吵和辯論曾經讓人們對此視而不見。
送葬的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
維也納突然意識到，這位離世的人不光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普通詩人，而是一位思想理念的塑造者：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需要經曆很久才會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勝利地挺立出來。
墓地出現了騷動：太多人突然湧向他的靈柩，啼哭着、悲号着、大喊着陷入一種難以控制的爆發式絕望當中，那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暴躁、一種怒火。
一切秩序都被一種根本的極度悲傷所打破，葬禮上的這番情形我此前從來沒有看到過，此後也沒有。
這上百萬人内心深處迸發出來的巨大的、撞擊性的痛苦，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位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将多少激情和希望釋放到這個世界上。
我能隆重地邁入《新自由報》的副刊，于我的真正意義是在私人方面。
在家人面前，我赢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說服力。
我父母很少與文學打交道，他們也不做任何評價。
對于我父母以及整個維也納的市民社會來說，《新自由報》贊揚的東西便是重要的，那裡忽略或者批評的東西都是不值一提的。
發表在副刊上的文章，在他們看來都是獲得最高權威認可的；能在那裡發表見解或者做出評判的人，光因為獲得那裡的一席之地已經足以收獲人們的尊重。
您可以想象一個這樣的家庭，他們每天帶着敬畏和期待将目光投到這份報紙的第一頁上，某天早晨他們難以置信地發現，這位并不那麼有條理的十九歲年輕人，這位跟他們一起坐在桌邊的人，這位在學校裡根本不出類拔萃的人，居然能在這個責任重大的地方，在那些著名的、經驗豐富的男人名字中間找到發表自己看法的一席之地，而此前他們帶着善意把我寫的東西當成“沒有危險的”遊戲來接受（反正比打牌或者跟輕佻的姑娘調情好），他們在家裡也從來沒有重視過的看法。
假如我寫出來的是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最美的詩作，也許不會讓周圍人能對我這樣刮目相看。
每當我走進劇院，總會有人對我這個以神秘莫測的方式打進長老和德高望重者行列的毛頭小夥指指點點。
由于我經常或者甚至說定期在《新自由報》副刊上發表作品，我很快就面臨着成為一位在當地受尊敬之人物的危險。
我幸運地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早晨我告知父母說，自己想在下個學期去柏林學習，這讓他們吃驚不小。
我的家庭對我或者說對投給我金色影子的《新自由報》太過尊重，他們無法不滿足我的願望。
我當然沒有想去柏林“讀大學”。
我在那裡如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隻去大學兩次，第一次去是為了辦聽課注冊，第二次是去提交所謂的聽課證明，接受檢查。
我在柏林想要尋找的，既不是同學也不是好教授，而是一種更高級、更完美的自由。
在維也納我還是覺得被束縛在圈子之内。
我所交往的文學界同仁，幾乎都和我自己一樣來自猶太——市民社會這一階層。
在這座狹小的城市裡，大家都彼此知道對方是誰，我無可回避地是那個“好”家庭的兒子，而我對那個“好”社會已經感到厭倦；我甚至願意進入一個特别的“壞”社會，一種沒有強迫、沒有制約的生存形式。
至于誰在柏林的大學裡講授什麼，這些信息我從來沒有去課程目錄裡查看。
對我來說，知道那裡的“新”文學比在我們這裡表現得更活躍、更激蕩，這理由已經足夠了。
在那裡可以與戴默爾以及年輕一代的其他詩人相遇，在那裡不斷有新的雜志、歌舞劇場、話劇場成立。
總之，用維也納的話說，那裡就是一個總有什麼事發生的地方。
的确，我是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曆史時刻來到柏林。
自從1870年以來，柏林從一個非常理性、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魯士王國的首都一躍成為德意志皇帝駐跸的都城，這讓施普雷河畔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動力。
不過，在藝術和文化活動方面的領軍形象還沒有落到柏林身上：畫家和詩人讓慕尼黑成為真正的藝術中心，德累斯頓的歌劇院主導着音樂領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将有價值潛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來。
尤其是維也納，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傳統，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當時都要遠遠勝出柏林。
不過，最近若幹年德國經濟的迅猛崛起開始讓柏林有了翻身之日。
大公司、資财雄厚的家庭搬遷到了柏林，新财富帶着強勁的大膽嘗試精神給這裡的建築設計和劇院給這座城市帶來的機會，要勝過任何一座德國城市。
在威廉皇帝的保護之下，博物館的規模在擴大；這裡的話劇院，有奧托·布拉姆（OttoBrahm）這樣的模範領導者。
正因為這裡沒有真正的傳統，沒有幾百年古老文化的存在，年輕人被吸引到這裡進行各種嘗試。
畢竟，傳統也總是意味着阻礙。
面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大膽試驗，維也納這座受到傳統的束縛，對自身的過去頂禮膜拜的城市，表現出謹慎觀望的态度，而柏林正想迅速以富有個性的形式來打扮自己，正在尋找新的東西。
毫不奇怪，整個帝國範圍内，甚至奧地利的年輕人都湧向柏林，他們當中的那些天才也真正獲得了成功。
維也納人馬克斯·賴因哈德在柏林用了兩年就獲得的職位，如果在維也納的話，他需要耐心地等上二十年。
正當柏林處在從一個王國首都到世界城市的過渡階段，我來到了柏林。
在維也納看到了太多從了不起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美，到柏林後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失望。
柏林決定性地向西擴展——在那裡要出現一些新建築物，而不是像締爾園
要想去郊區維爾默多夫（Wilmersdorf）、尼古拉湖（Nikolassee）、施特格利茨（Steglitz）還隻能頗費周折乘有軌電車；要想去有着美麗的植物風光的馬克湖區，那不啻一次探險旅行。
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denLinden）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根本沒有維也納那樣的環城車道；由于普魯士式的節儉，也根本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高雅奢華。
女人們穿着自己剪裁的，沒有任何裝飾的衣服去劇院。
所到之處，人們看不到那些輕盈、靈巧、揮金如土的手，而在巴黎和維也納，這樣的手知道如何将便宜得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令人心醉神迷的奢侈品。
在任何細小之處，人們都可以感覺到那種腓特烈式的、吝啬的儉樸持家。
咖啡淡而無味，因為每一個咖啡豆都要節約下來；飲食單調無趣，沒有果汁和提神飲料；整潔、僵硬而細緻的秩序是随處可見的主調，而在我們那裡則是歡快湧動的音樂。
我的柏林女房東和維也納的女房東之間的差别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維也納的女房東是一位性情愉快、愛說話的人，她不會把什麼都保持着最幹淨的狀态，也會丢三落四的，但是她總是願意提供任何幫助。
柏林的女房東将一切都做得正确無誤，無可挑剔。
在她給我的第一個月的賬單上，我發現她用清清楚楚的僵硬字體計算了她所提供的每一個哪怕再小的服務：縫一個褲子上的紐扣3芬尼，清除桌子上的墨水污迹20芬尼，所有這些勞務的價格核算到一起之後，總共67芬尼。
我一開始對此感到好笑。
不可思議的是，幾天之後我自己屈服于這種令人難堪的普魯士秩序規則，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做精确的開銷賬目。
維也納的朋友們給我寫了好多介紹信讓我帶來，但是我一封也沒有拿出手。
我之所以來異地，本義就在于逃脫那種市民社會的安逸氛圍，從那裡解脫出來，完全靠自己來生活。
我隻想認識那些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