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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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步。
在高中時我就在文學雜志《現代》（Morderne）上發表過短篇小說和散文，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影響更大、發行更廣的報紙上做這種嘗試。
其實，在維也納，高級别的報紙也隻有一份，即《新自由報》（NeueFreiePresse）。
這份報紙以高雅的格調、文化上知名度以及政治上的聲望在整個奧匈帝國備受重視，其地位正如《泰晤士報》在英語世界或者《時報》（LeTemps）1在法語世界中一樣。
甚至在德意志帝國也沒有哪家德語報紙去努力達到這樣足具代表性的文化水準。
這家報紙的主編莫裡茨·貝内狄克特（MoritzBenedikt）有着非凡的組織才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出渾身解數要讓自己的報紙在文學和文化領域裡超越所有的德語報紙。
如果他想争取某個名作家賜稿，會不顧惜任何代價，連發十幾封二十封電報，并且同意預付稿酬。
每逢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專号，文學副刊上就會出現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名字：法朗士（AnatoleFrance）、豪普特曼、易蔔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蕭伯納等人的名字就一起出現在這張報紙上。
對于整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文學品味的形成，這家報紙所做的貢獻無法估量。
這家報紙有順勢而為的“進步的”、自由的世界觀，有穩重而謹慎的态度，模範地代表了傳統奧地利的高文化水準。
這個“進步”的聖殿裡還有一個特别的神壇，即被稱為“文藝副刊”的那一部分，正如巴黎的大報《時報》和《論壇報》所做的那樣，在與那些政治的、日常的時效性信息明确分割開的欄目中，他們刊登關于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最有分量、最精辟的評論。
在這裡，隻有那些早已被認可的權威才能發言。
隻有具備了精辟的見解，多年的比較經驗，對藝術形式的完美掌握，一位作者才有可能經過多年考驗後被召喚到這神聖之地。
施派德爾（LudwigSpeidel）這位“小藝術”2大師以及漢斯利克（EdwardHanslick）在這裡主評戲劇和音樂，他們的評論所具有的聖父般的權威性與聖伯夫（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在巴黎主持的“星期一評論”一般無二。
在維也納，他們給出的“行”或者“不行”能決定一部作品、一出戲劇或者一本書的命運，與之連在一起的往往也是一個人的命運。
這裡發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每日話題，這些作品會受到讨論、批評、贊歎、痛恨。
每一次有新名字出現在早已得到尊敬和認可的“副刊作者”名單當中，就是一件轟動性的大事。
在年輕一代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爾有機會在那裡發表幾篇他的精彩文章。
其餘的年輕作者，隻好滿足于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文學報紙上不起眼的後面幾頁。
誰能給《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寫頭版，對維也納來說，他的名字就被刻到大理石豐碑上了。
我如何有如此這般的勇氣，将自己的一個小小作品投稿給《新自由報》——對我的父輩和家鄉來說，這份報紙幾乎如同最高的神谕一樣——今天我已經想不起來了。
不過，最壞的結局也無非是被拒絕而已。
每個星期當中隻有一天的下午兩點到三點，副刊主編才接待來訪者。
因為要經常接待那些著名的、固定的撰稿人，主編很少有時間花在處理投稿者的稿件上。
我心怦怦跳着走上狹窄的旋轉樓梯，來到辦公室通報了自己的姓名。
幾分鐘以後雜役回來說，副刊主編先生有請，于是我走進那個狹長的小房間。
《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主編名叫特奧多爾·赫爾茨爾（TheodorHerzl）。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與一位能載入世界史的重量級人物面對面站在一起。
當然，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本人注定要給猶太民族的命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曆史帶來怎樣巨大的轉折。
當時，他的态度還是經常矛盾的，不那麼一目了然。
他從詩歌寫作開始，很早就顯示出奪目的報人天賦。
他先是擔任駐巴黎的通訊記者，然後作為《新自由報》副刊的專欄作家而深受維也納讀者的青睐。
他的文章富于敏銳，往往也是睿智的觀察和優雅的筆調，帶着一種高雅的魅力，哪怕是涉及批評這類尖刻的内容也不會失去那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
這是人們在報刊中能讀到的最有文化修養的文章，能讓一座習慣于欣賞精細感覺的城市為之傾倒，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散發着魔力。
他的一個劇本也曾在城堡劇院上演，大獲成功。
現在，他是一個有名望的人，被青年當成神一樣的偶像，被我的父輩所尊重。
直到那一天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他的人生從此改變了。
命運總是能夠想辦法來找到它那隐秘目标所需要的人，哪怕這個人想把自己隐藏起來。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巴黎的一個經曆震撼了他的靈魂，這是一個改變了他全部生活的時刻：作為一名記者，他列席了對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的當衆貶黜。
他親眼看見了人們将他的肩章撕下時，這位臉色蒼白的人大喊：“我無罪！”在這一時刻，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内心最深處透徹地明白德雷福斯是清白的：那些可怕的背叛嫌疑之所以被強加到他身上，那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在大學時期，帶着正直的男子漢氣概的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就曾經為猶太人的命運感到痛苦。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那先知般的直覺，他已經提前感受到了整個悲劇，因為在當時還幾乎看不出真的會有厄運當頭。
他天生有着領袖的感覺，而且相貌堂堂，思想上的博大深邃和淵博知識都使他不愧為一個領袖人物。
他當時已經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計劃，要讓猶太人面臨的痛苦命運有一個最終的完結，那便是通過自願受洗讓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
他曾經設想過這樣的戲劇性場景：他将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帶進斯特凡大教堂，以一幕堪為樣闆的、具有象征意義的場景，讓這個被驅逐、沒有家鄉的民族從遭受歧視和仇恨的詛咒中解脫出來。
很快他就認識到這個計劃不可行。
有那麼一些年，分内的工作将他的精力從這個他此生注定要去解決的“原問題”上轉移開了。
而今，在德雷福斯遭到貶黜這一刻，他的民族永遠遭受鄙視的這一想法湧上心頭，就像匕首一樣紮進他的胸膛。
如果隔離是不可回避的，那麼就徹底隔離好了！如果命運讓我們一再承受屈辱，那麼我們就以自豪來面對它；如果我們因為沒有家鄉而受難，那麼我們就建設一個自己的家鄉！于是，他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猶太國》。
他在這裡宣告：對猶太人來說，所有的融入努力，對徹底寬容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在猶太民族身上都不可能發生。
必須在過去的家鄉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家園。
當這本簡短卻劍拔弩張的小冊子出版時，我還在上中學。
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來，當時維也納的市民——猶太人階層普遍有着怎樣的吃驚和憤怒。
他們滿不高興地說：這位平時那麼聰明、風趣，有教養的作家哪根筋不對勁兒了？他在幹什麼，寫什麼蠢事？為什麼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的語言是德語，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家園是美麗的奧地利。
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治下，我們過得不是好極了嗎？我們不是獲得體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職位嗎？難道我們不是有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不是這座我們深深熱愛的維也納城土生土長、忠貞不貳的市民嗎？難道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時代，所有的宗教偏見在幾十年以内就會蹤迹全無嗎？為什麼這個自己也是猶太人，想要幫助猶太人的人，就在我們每一天都與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聯結在一起的時候，卻要替我們最惡意的敵人提供論據，要把我們分化出去？拉比們怒火滿腔地離開布道台，《新自由報》的總編禁止在他的“激進”報紙上提到“錫安主義”（“猶太複國主義”）這個詞彙。
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尖刻諷刺大師卡爾·克勞斯（KarlKraus）還寫了一個小冊子《錫安的王冠》。
當特奧多爾·赫爾茨爾走進劇院時，整個劇院裡的人都會嘲諷地小聲說：“陛下駕到！” 赫爾茨爾剛開始也許還覺得這是人們對他有誤解。
在維也納，他多年受到人們的愛戴，他也視這裡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這裡的人卻背棄了他，甚至嘲笑他。
然而，帶着巨大的力量和喜悅的回應突然來到了，這甚至把他給吓着了：他隻用了那麼幾頁紙就在這個世界上引發了那麼大的一場運動。
這場運動當然不是來自西部那些生活舒适，有着良好社會地位的猶太市民階層，而是來自東部的廣大群體，那些生活在加裡西亞、波蘭和俄國的猶太人聚居區中的無産者。
赫爾茨爾根本沒有想到，他這本小冊子在那些素不相識的人當中，讓灰燼中猶太文化滾燙的炭火重新燃起火苗：千年的彌賽亞夢想，神聖的經書中所強調的回歸到上帝稱許的土地。
這種希望，同時也是一種宗教信念，讓那些數百萬受虐待、受奴役的人感受到，這是生活唯一的意義所在。
在這兩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過程中，每當有人——先知或者騙子——撥動這根琴弦，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湧動起來，不過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強烈，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帶着咆哮般的回響。
一個人用幾十頁紙将那些星散各地、毫不相幹的人群變成一個整體。
這最初的瞬間，當理念還如夢一般沒有定型時，肯定也是赫爾茨爾短暫的生命中最為幸福的時刻。
一旦他開始試圖将這個目标固定在實際的空間，将各種力量聯結在一起時，他就不得不承認，他的這個猶太民族是多麼分化：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民族當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命運；這裡是嚴格信奉宗教的，那裡是自由思想的；這裡是社會主義的猶太人，那裡是資本主義的猶太人，他們用各種語言彼此相争，大家都不願意服從一個統一的權威。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那一年，1901年，他正處在鬥争當中，也許他也在與自己進行鬥争。
他還不能放棄這個讓他養家糊口的職位，他還必須将自己分身于渺小的報紙編輯工作與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之間。
當時接待我的那個人，還是那位文藝副刊主編特奧多爾·赫爾茨爾。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跟我打招呼。
我不由自主地感覺到，那個含沙射影帶着惡意的綽号“錫安國王”還真是一語中的。
他看起來真的像個國王，高聳開闊的額頭，清晰的面部輪廓，長長的、幾乎是青藍色的布道者胡須，深藍色的憂郁眼睛。
他那大幅度的、有些戲劇化的手勢在他這裡一點兒也不顯得做作，因為這些動作都出自一種自然而然的威嚴，他也根本用不着特地在我面前顯得自己是個多麼重要的人物。
即便在這個極為狹窄，隻有一個窗戶的編輯辦公室裡，坐在一張已經用舊了，堆滿了紙張的辦公桌前，他也好像一個貝都因部落3的頭人一樣。
要是他穿的是一件下垂飄然的白色貝都因長衫，也一樣會顯得自然得體，就如同他現在穿着精心剪裁的，顯然是依照巴黎樣式制作的黑色圓角長禮服一樣。
在一個有意保持的簡短停頓——正如我後來經常觀察到的那樣，他喜歡這種不起眼的效果，這可能是他在城堡劇院學來的——以後，他居高臨下然而還是帶着善意将手伸給我。
他手指自己旁邊的沙發，問我：“我覺得，您的名字我已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讀到過。
詩歌，對嗎？”我不得不承認。
“現在呢，”他仰身說，“您給我帶來了什麼？” 我回答說，自己很想投稿一份小小的散文作品，然後遞給他手稿。
他看着首頁，翻着手稿直到最後一頁，以便估算一下長度，然後在長背座椅上再往後靠一靠。
讓我吃驚的是（我根本沒敢這麼指望），我注意到他開始讀我的稿子。
他讀得很慢，翻過一頁也不擡頭。
等到他讀完了最後一頁，他慢慢地将手稿卷起來，做得很複雜，但是仍然沒有看我。
他将手稿裝進一個稿件袋，用藍色的筆在上面做了一個标記。
等到用這個神秘莫測的做法讓我緊張得時間夠長了以後，他才将深沉的目光轉向我，帶着有意識的、緩慢的莊重對我說：“我很高興能告知您，您那篇美麗的散文被《新自由報》接受了。
”這場景，就好像拿破侖在戰場上将一枚榮譽軍團的十字勳章别在一位年輕中士的胸前一樣。
這原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隻有維也納人，也隻有那一代的維也納人才明白，這種提攜能幫助人邁出多麼大的一步。
這樣一來，我以十九歲的年齡一夜之間就跻身于名人的行列當中。
特
在高中時我就在文學雜志《現代》（Morderne）上發表過短篇小說和散文，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影響更大、發行更廣的報紙上做這種嘗試。
其實，在維也納，高級别的報紙也隻有一份，即《新自由報》（NeueFreiePresse）。
這份報紙以高雅的格調、文化上知名度以及政治上的聲望在整個奧匈帝國備受重視，其地位正如《泰晤士報》在英語世界或者《時報》（LeTemps）
甚至在德意志帝國也沒有哪家德語報紙去努力達到這樣足具代表性的文化水準。
這家報紙的主編莫裡茨·貝内狄克特（MoritzBenedikt）有着非凡的組織才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出渾身解數要讓自己的報紙在文學和文化領域裡超越所有的德語報紙。
如果他想争取某個名作家賜稿，會不顧惜任何代價，連發十幾封二十封電報，并且同意預付稿酬。
每逢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專号，文學副刊上就會出現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名字：法朗士（AnatoleFrance）、豪普特曼、易蔔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蕭伯納等人的名字就一起出現在這張報紙上。
對于整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文學品味的形成，這家報紙所做的貢獻無法估量。
這家報紙有順勢而為的“進步的”、自由的世界觀，有穩重而謹慎的态度，模範地代表了傳統奧地利的高文化水準。
這個“進步”的聖殿裡還有一個特别的神壇，即被稱為“文藝副刊”的那一部分，正如巴黎的大報《時報》和《論壇報》所做的那樣，在與那些政治的、日常的時效性信息明确分割開的欄目中，他們刊登關于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最有分量、最精辟的評論。
在這裡，隻有那些早已被認可的權威才能發言。
隻有具備了精辟的見解，多年的比較經驗，對藝術形式的完美掌握，一位作者才有可能經過多年考驗後被召喚到這神聖之地。
施派德爾（LudwigSpeidel）這位“小藝術”
在維也納，他們給出的“行”或者“不行”能決定一部作品、一出戲劇或者一本書的命運，與之連在一起的往往也是一個人的命運。
這裡發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每日話題，這些作品會受到讨論、批評、贊歎、痛恨。
每一次有新名字出現在早已得到尊敬和認可的“副刊作者”名單當中，就是一件轟動性的大事。
在年輕一代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爾有機會在那裡發表幾篇他的精彩文章。
其餘的年輕作者，隻好滿足于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文學報紙上不起眼的後面幾頁。
誰能給《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寫頭版，對維也納來說，他的名字就被刻到大理石豐碑上了。
我如何有如此這般的勇氣，将自己的一個小小作品投稿給《新自由報》——對我的父輩和家鄉來說，這份報紙幾乎如同最高的神谕一樣——今天我已經想不起來了。
不過，最壞的結局也無非是被拒絕而已。
每個星期當中隻有一天的下午兩點到三點，副刊主編才接待來訪者。
因為要經常接待那些著名的、固定的撰稿人，主編很少有時間花在處理投稿者的稿件上。
我心怦怦跳着走上狹窄的旋轉樓梯，來到辦公室通報了自己的姓名。
幾分鐘以後雜役回來說，副刊主編先生有請，于是我走進那個狹長的小房間。
《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主編名叫特奧多爾·赫爾茨爾（TheodorHerzl）。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與一位能載入世界史的重量級人物面對面站在一起。
當然，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本人注定要給猶太民族的命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曆史帶來怎樣巨大的轉折。
當時，他的态度還是經常矛盾的，不那麼一目了然。
他從詩歌寫作開始，很早就顯示出奪目的報人天賦。
他先是擔任駐巴黎的通訊記者，然後作為《新自由報》副刊的專欄作家而深受維也納讀者的青睐。
他的文章富于敏銳，往往也是睿智的觀察和優雅的筆調，帶着一種高雅的魅力，哪怕是涉及批評這類尖刻的内容也不會失去那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
這是人們在報刊中能讀到的最有文化修養的文章，能讓一座習慣于欣賞精細感覺的城市為之傾倒，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散發着魔力。
他的一個劇本也曾在城堡劇院上演，大獲成功。
現在，他是一個有名望的人，被青年當成神一樣的偶像，被我的父輩所尊重。
直到那一天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他的人生從此改變了。
命運總是能夠想辦法來找到它那隐秘目标所需要的人，哪怕這個人想把自己隐藏起來。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巴黎的一個經曆震撼了他的靈魂，這是一個改變了他全部生活的時刻：作為一名記者，他列席了對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的當衆貶黜。
他親眼看見了人們将他的肩章撕下時，這位臉色蒼白的人大喊：“我無罪！”在這一時刻，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内心最深處透徹地明白德雷福斯是清白的：那些可怕的背叛嫌疑之所以被強加到他身上，那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在大學時期，帶着正直的男子漢氣概的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就曾經為猶太人的命運感到痛苦。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那先知般的直覺，他已經提前感受到了整個悲劇，因為在當時還幾乎看不出真的會有厄運當頭。
他天生有着領袖的感覺，而且相貌堂堂，思想上的博大深邃和淵博知識都使他不愧為一個領袖人物。
他當時已經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計劃，要讓猶太人面臨的痛苦命運有一個最終的完結，那便是通過自願受洗讓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
他曾經設想過這樣的戲劇性場景：他将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帶進斯特凡大教堂，以一幕堪為樣闆的、具有象征意義的場景，讓這個被驅逐、沒有家鄉的民族從遭受歧視和仇恨的詛咒中解脫出來。
很快他就認識到這個計劃不可行。
有那麼一些年，分内的工作将他的精力從這個他此生注定要去解決的“原問題”上轉移開了。
而今，在德雷福斯遭到貶黜這一刻，他的民族永遠遭受鄙視的這一想法湧上心頭，就像匕首一樣紮進他的胸膛。
如果隔離是不可回避的，那麼就徹底隔離好了！如果命運讓我們一再承受屈辱，那麼我們就以自豪來面對它；如果我們因為沒有家鄉而受難，那麼我們就建設一個自己的家鄉！于是，他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猶太國》。
他在這裡宣告：對猶太人來說，所有的融入努力，對徹底寬容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在猶太民族身上都不可能發生。
必須在過去的家鄉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家園。
當這本簡短卻劍拔弩張的小冊子出版時，我還在上中學。
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來，當時維也納的市民——猶太人階層普遍有着怎樣的吃驚和憤怒。
他們滿不高興地說：這位平時那麼聰明、風趣，有教養的作家哪根筋不對勁兒了？他在幹什麼，寫什麼蠢事？為什麼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的語言是德語，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家園是美麗的奧地利。
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治下，我們過得不是好極了嗎？我們不是獲得體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職位嗎？難道我們不是有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不是這座我們深深熱愛的維也納城土生土長、忠貞不貳的市民嗎？難道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時代，所有的宗教偏見在幾十年以内就會蹤迹全無嗎？為什麼這個自己也是猶太人，想要幫助猶太人的人，就在我們每一天都與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聯結在一起的時候，卻要替我們最惡意的敵人提供論據，要把我們分化出去？拉比們怒火滿腔地離開布道台，《新自由報》的總編禁止在他的“激進”報紙上提到“錫安主義”（“猶太複國主義”）這個詞彙。
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尖刻諷刺大師卡爾·克勞斯（KarlKraus）還寫了一個小冊子《錫安的王冠》。
當特奧多爾·赫爾茨爾走進劇院時，整個劇院裡的人都會嘲諷地小聲說：“陛下駕到！” 赫爾茨爾剛開始也許還覺得這是人們對他有誤解。
在維也納，他多年受到人們的愛戴，他也視這裡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這裡的人卻背棄了他，甚至嘲笑他。
然而，帶着巨大的力量和喜悅的回應突然來到了，這甚至把他給吓着了：他隻用了那麼幾頁紙就在這個世界上引發了那麼大的一場運動。
這場運動當然不是來自西部那些生活舒适，有着良好社會地位的猶太市民階層，而是來自東部的廣大群體，那些生活在加裡西亞、波蘭和俄國的猶太人聚居區中的無産者。
赫爾茨爾根本沒有想到，他這本小冊子在那些素不相識的人當中，讓灰燼中猶太文化滾燙的炭火重新燃起火苗：千年的彌賽亞夢想，神聖的經書中所強調的回歸到上帝稱許的土地。
這種希望，同時也是一種宗教信念，讓那些數百萬受虐待、受奴役的人感受到，這是生活唯一的意義所在。
在這兩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過程中，每當有人——先知或者騙子——撥動這根琴弦，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湧動起來，不過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強烈，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帶着咆哮般的回響。
一個人用幾十頁紙将那些星散各地、毫不相幹的人群變成一個整體。
這最初的瞬間，當理念還如夢一般沒有定型時，肯定也是赫爾茨爾短暫的生命中最為幸福的時刻。
一旦他開始試圖将這個目标固定在實際的空間，将各種力量聯結在一起時，他就不得不承認，他的這個猶太民族是多麼分化：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民族當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命運；這裡是嚴格信奉宗教的，那裡是自由思想的；這裡是社會主義的猶太人，那裡是資本主義的猶太人，他們用各種語言彼此相争，大家都不願意服從一個統一的權威。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那一年，1901年，他正處在鬥争當中，也許他也在與自己進行鬥争。
他還不能放棄這個讓他養家糊口的職位，他還必須将自己分身于渺小的報紙編輯工作與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之間。
當時接待我的那個人，還是那位文藝副刊主編特奧多爾·赫爾茨爾。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跟我打招呼。
我不由自主地感覺到，那個含沙射影帶着惡意的綽号“錫安國王”還真是一語中的。
他看起來真的像個國王，高聳開闊的額頭，清晰的面部輪廓，長長的、幾乎是青藍色的布道者胡須，深藍色的憂郁眼睛。
他那大幅度的、有些戲劇化的手勢在他這裡一點兒也不顯得做作，因為這些動作都出自一種自然而然的威嚴，他也根本用不着特地在我面前顯得自己是個多麼重要的人物。
即便在這個極為狹窄，隻有一個窗戶的編輯辦公室裡，坐在一張已經用舊了，堆滿了紙張的辦公桌前，他也好像一個貝都因部落
要是他穿的是一件下垂飄然的白色貝都因長衫，也一樣會顯得自然得體，就如同他現在穿着精心剪裁的，顯然是依照巴黎樣式制作的黑色圓角長禮服一樣。
在一個有意保持的簡短停頓——正如我後來經常觀察到的那樣，他喜歡這種不起眼的效果，這可能是他在城堡劇院學來的——以後，他居高臨下然而還是帶着善意将手伸給我。
他手指自己旁邊的沙發，問我：“我覺得，您的名字我已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讀到過。
詩歌，對嗎？”我不得不承認。
“現在呢，”他仰身說，“您給我帶來了什麼？” 我回答說，自己很想投稿一份小小的散文作品，然後遞給他手稿。
他看着首頁，翻着手稿直到最後一頁，以便估算一下長度，然後在長背座椅上再往後靠一靠。
讓我吃驚的是（我根本沒敢這麼指望），我注意到他開始讀我的稿子。
他讀得很慢，翻過一頁也不擡頭。
等到他讀完了最後一頁，他慢慢地将手稿卷起來，做得很複雜，但是仍然沒有看我。
他将手稿裝進一個稿件袋，用藍色的筆在上面做了一個标記。
等到用這個神秘莫測的做法讓我緊張得時間夠長了以後，他才将深沉的目光轉向我，帶着有意識的、緩慢的莊重對我說：“我很高興能告知您，您那篇美麗的散文被《新自由報》接受了。
”這場景，就好像拿破侖在戰場上将一枚榮譽軍團的十字勳章别在一位年輕中士的胸前一樣。
這原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隻有維也納人，也隻有那一代的維也納人才明白，這種提攜能幫助人邁出多麼大的一步。
這樣一來，我以十九歲的年齡一夜之間就跻身于名人的行列當中。
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