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的大學
關燈
小
中
大
這個盼望已久的時刻終于來臨了：在19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們終于可以在走出遭人憎恨的文理中學後摔上它的大門。
在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通過了畢業考試——因為關于數學、物理以及那些經院哲學的東西，我們知道些什麼呢？——以後，我們的校長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來贊譽我們，為了這個特殊的慶典場合，我們都穿上了黑色的、莊重的禮服。
校長說，現在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從此要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幹來給祖國争得榮譽。
八年朝夕相處的夥伴關系也随着畢業而分崩離析，同坐在這條船上的夥伴我後來又見到過的隻有很少的幾個。
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在大學注了冊，而那些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和活動的人，則帶着滿是嫉妒的眼光來看我們。
在那個早已不複存在的時代，上大學還是一種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榮耀。
當上大學生就獲得了某些特權，這些年輕學子的特權之多超過所有的同齡人。
這種古風猶存的特例在德語以外的國家無人知曉，因而有必要來解釋一下這些荒誕而不合時宜的事情。
我們的大學大多成立于中世紀，在那個時代，跟淵博的知識打交道還算是不同尋常的事情。
為了能夠吸引年輕人來大學就讀，大學生們被授予一定的等級特權。
中世紀的學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轄範圍内，在校園裡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擾。
大學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決鬥而不受懲罰的特權，他們被認可為一個封閉式行會，有自己的良俗和惡俗。
随着時間的推移，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傾向日漸加強，當其他中世紀行會都已經被解散之後，整個歐洲範圍内學者的特權地位也随之喪失了。
隻有在階級意識比民主意識更勝一籌的德國和講德語的奧地利，大學生們還固執地抓住這些早已沒有任何意義的特權不放手，甚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大學生行為準則。
一名講德語的大學生在一般性的市民名譽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大學生“名譽”。
要是有誰羞辱了他，他就得給這個人“一點兒顔色看”。
這就是說，他得拿起武器跟這個人決鬥，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挽回名譽”。
依照這種自鳴得意的評判，“有挽回名譽”資格的不是商人或者銀行家，隻能是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大學生或者軍官，此外任何人無法享有這種特殊的“榮譽”，跟一個嘴上無毛的愚蠢青年劍光相見。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個人要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就得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這也意味着要盡量多地參加決鬥，甚至要讓這些英雄行為造成的标記留在臉上。
有着光滑的面頰，沒有被打歪過的鼻子，對于一位真正的日耳曼學者來說算是沒尊榮的。
那些屬于不同社團的大學生——這些人隸屬于以某些顔色自我标記的聯盟團（Verbindung）——總是要有事沒事地找機會“來一場”，他們要麼互相決鬥，要麼不斷去挑釁那些不願争鬥的大學生或者軍官。
在聯盟團的擊劍房裡，每個新入夥兒的大學生都得在這一維護名譽的主要行為上露一手，他們也得學會這些群體中的其他慣習。
每個“狐狸”——這是對新來者的稱呼——都會被分派給一位聯盟團兄長：新來者要像奴隸一樣對這位兄長唯命是從，而聯盟團兄長要教會新來者入鄉随俗的高級藝術：喝酒喝到嘔吐為止，将整罐啤酒一口氣一滴不剩地喝光，要這樣光彩地來磨煉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夫”；或者在合唱當中大聲吼着大學生歌曲，半夜裡到大街上尋釁滋事來跟警察過不去。
所有這些行為都被當成是男子漢的、大學生的、德意志的做派。
當這些年輕人在星期六出去“遊逛”時，他們手裡舞動着小旗子，頭戴各種顔色的帽子，身上披着花花綠綠的飄帶，這些頭腦簡單，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無比自以為是的小夥子感覺自己才是年輕人的精神代表。
他們居高臨下地蔑視那些“粗人”，因為這些人壓根不知道去尊崇知識層的文化和日耳曼的男子漢氣概。
對一位從省城高中畢業來到維也納的愣頭青來說，這種活躍而“開心的大學時代”被看成一切浪漫經曆的濃縮。
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上了年紀的公證人或者醫生在自己村子裡與人杯酒交談中，還會因為交叉挂在房間牆上的劍或者各色仿制品而深為動情，他們驕傲地将臉上的傷疤當成知識人階層的标記。
對我們來說，這種簡單粗魯的活動隻讓人反感，如果我們看到這樣一群身佩彩色飄帶的人走過來，就躲到牆角等他們過去。
對我們這些将個人自由賦予最高意義的人來說，這些人樂于展示攻擊性、熱衷于屈從群體，這正好表明了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最危險的内容。
更何況我們也知道，這些曲意造作的浪漫活動之後是精心的計算，隐藏着各種目的：歸屬于某個“好鬥”的年輕人團體，會讓每一個成員得到這個團體中身居高位的“長老”們的保護，讓他們未來的職業前程變得容易些。
以波恩為基地的“普魯士人”是唯一一條有把握地通向德國外交界的道路，奧地利的“天主教聯盟”則是在當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求肥缺的好途徑。
這些“英雄”大多都非常清楚，他們佩戴的這些飄帶将來都能替代現在耽誤掉的學習，他們額頭表皮上的幾條疤痕在求職時會比額頭後面大腦裡的内容更有用。
單是看到這些粗魯、軍人化的烏合之衆，看到他們那一張張帶着傷疤、尋釁挑事的臉就讓我覺得在大學學習奇苦無比。
那些真正帶着強烈的求知欲來大學學習的人，在去圖書館和報告廳時都會甯可選擇走後面的小門，就是為了避免可能會與這群無聊的家夥有任何不期而遇。
我應該讀大學，這是家庭會上早已經決定好的事。
但是，要上哪個系呢？在這一點上，我父母給我以完全的自主決定權。
我哥哥已經進入了父親的工業企業，這樣第二個兒子的前途設計就完全沒有必要着急。
我上大學的意義原本便是保證給家庭榮譽上增加一個博士頭銜，無所謂是哪個專業的。
我的靈魂早已經屬于文學，對任何一個有專業規範的學科都不感興趣，甚至還對整個學術活動有一種不可言說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它還沒有消失。
對我來說，愛默生的“書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學”這一斷言一直是有效力的。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一個人不用上中學、大學就能成為一位出色的哲學家、曆史學家、語文學家或者法律學家或者其他什麼學家。
這在我的實際生活中也無數次得到證明，古舊書店店主對于書籍的了解比專業教授還要多，藝術商比藝術研究者更懂藝術，在所有學科領域，很大一部分關鍵性啟發和發現都來自學科之外。
也許對于那些智力平平的人來說，學術機構是實用的、可行的、生效的，但在我看來，對于個體的創造性天賦來說那純粹是多此一舉，甚至會起到阻礙的效果。
像我們維也納這所有六七千學生的大學，這一情況就尤為嚴重。
到處人滿為患，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接觸一開始就受到阻礙，因為太忠于傳統而完全落後于時代，我看不到哪個人能激發起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
所以，我在選擇專業時依據的标準，不是挑那個我在内心深處最願意了解的專業；正好相反，我要選那個對我最不困難的專業，以便騰出最多時間和自由投入自己願意做的事情上。
最終我選擇的是哲學專業，或者說按照我們當時依照舊學科劃分被稱為“狹義的”哲學，實際上這并非出自内心的呼喚，因為我的純抽象思維能力實在非常有限。
在我這裡，某些想法的産生毫無例外地都是與物、事件或者具象連在一起的，所有純粹理論性的或者形而上的東西，我都是怎麼也學不會的。
不管怎麼說，這個專業的純閱讀材料領域是最明确的，在“狹義”哲學專業的課程也是最好混的。
整個學業中最大的麻煩就是，在八個學期結束以後，得交上一篇畢業論文，參加幾次考試。
這樣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時間安排：三年的時間我根本不理會大學學習！然後，在最後一年以最大的努力去掌握那些經院式閱讀材料，快速地完成一篇管它是什麼樣的論文！這樣大學就能給予我那件我想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之物：在我的人生中有那麼幾年徹底的自由，讓自己投身藝術當中。
這是大學帶給我的生活。
縱觀我的整個人生，我很少能回憶起來有剛上大學那幾年那麼幸福的生活，那是沒有大學學習的大學生活。
那時我還年輕，根本沒有那種必須要成就什麼的責任感。
我相當自由，每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全部屬于我自己，可以讀書、工作，想做什麼做什麼，不必因此感到虧欠了任何人。
考試的陰雲遠未出現在明亮的地平線上：如果以十九年的生命歲月為參照的話，三年是多麼長的時間，我們可以把它們安排得多麼豐富、多麼感性，我們會讓它們帶來多少驚喜和禮物！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我的詩歌進行——用我當時的話說——毫不留情面的篩選，編一本詩歌選集。
今天我還會毫無羞赧地承認，對于當時剛剛高中畢業十九歲的我來說，油墨的香味要勝過這地球上最香甜的氣味，要比設拉子的玫瑰油氣味更甜美。
任何一家報紙發表我的任何一首詩歌都會給我那搖晃不穩的自信帶來一股新力量。
我現在不應該有一個決定性的飛躍，嘗試着出版整個詩集嗎？夥伴們的建議讓我做出了這一決定，他們比我自己對我的詩歌更有信心。
我冒昧地将詩稿幹脆寄給當時那家有代表性的德語詩歌出版機構：舒斯特爾·勒夫勒（Schuster&L?ffler）出版社。
這是利利恩克龍（DetlevvonLiliencron，1844—1909）、戴麥爾、比爾鮑姆（OttoJuliusBierbaum，1865—1910）、莫姆伯特（AlfredMombert，1872—1942）那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人，同時他們也出版裡爾克、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新型德語抒情詩。
然後呢，那是奇迹和吉兆！令人難忘的幸運時刻接踵而至，這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再也沒有出現過，哪怕在已經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之後也沒有過：有一封帶着出版社印章的信。
我不安地将這封信拿在手裡，沒有勇氣去打開它。
我終于屏住呼吸來讀這封信：出版社決定接受書稿，甚至還要求有出版後續作品的優先權！一稿校樣的郵包送到了，我帶着無比的激動把它打開，去看字體、編排格式、書的毛本樣式。
幾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樣書就寄來了。
我不知疲倦地對它們去注視、撫摸、比較，一遍又一遍！随後我就孩子氣地到各家書店裡去轉悠，看他們是否已經把樣書擺出來了，看看這些樣書是擺在店面中央呢，還是堆在某個角落裡。
再往後呢，就是期待來信，等着最初的評論，期待着人們對此的最初反應，來自素不相識之人，來自意想不到之人。
那些曾經讓我倍感嫉妒的第一次出書的人所經曆的緊張、激動和興奮都出現在我身上。
不過，這種陶醉不過是一見鐘情般的初戀，絕非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為是。
至于後來我自己怎樣看待這些早期詩作，一個簡單的事實最能說明問題：我再也沒有重印這本《銀弦集》（SilberneSaiten）——這是我那已經被毀掉的處女作的書名——而且沒有将這裡面的任何一首詩收入我的《詩歌全集》。
那些詩句是一些拿捏不準的預感，或者是無意識的感覺代入，它們并非從自身的經曆中噴薄而出，而是出自我對語言的激情。
不管怎麼說，它們顯示出了一定的音樂性，也有足夠充分的詩歌形式感，能夠在對詩歌感興趣的特定圈子裡受到關注，我也無由抱怨說自己沒有受到鼓勵。
利利恩克龍和戴麥爾這兩位在當時屬于抒情詩領軍人物的大詩人給予十九歲的我以發自内心的，已經像是同仁一般的認可；像神一樣令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裡爾克寄給我他最新詩集的特印本，上面的贈言寫着“帶着感謝的心情”，作為對我那本“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
我把裡爾克的贈書當成我青年時代最為珍貴的回憶之一，從奧地利的廢墟中将它搶救出來帶到了倫敦（現在它會在哪裡呢？）。
我甚至這麼想，裡爾克饋贈我的第一件友情禮物——許多禮物中的第一個——已經四十年了，這些我所熟悉的作品從亡靈國度在向我緻意，當然這有點兒讓人毛骨悚然。
不過，最最令我沒有想到的意外是，當時與理查德·施特勞斯齊名的尚在人世的偉大作曲家馬克斯·雷格爾（MaxReger）居然請求我允許他為其中的六首詩譜曲。
此後我多少次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首或者那首詩——我自己寫的，但是我自己早已忘記或者舍棄的詩作，卻在另外一種藝術中經由一位大師的創作而得以傳世。
在這些未曾期冀的認可中也伴随着一些友好而坦率的批評，但它們還是在恰到好處的時機給我足夠多的鼓勵，促使我有勇氣邁出一步：因為我無可救藥地缺少自信，所以從來沒有或者說沒有及早地走出
在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通過了畢業考試——因為關于數學、物理以及那些經院哲學的東西，我們知道些什麼呢？——以後，我們的校長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來贊譽我們，為了這個特殊的慶典場合，我們都穿上了黑色的、莊重的禮服。
校長說，現在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從此要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幹來給祖國争得榮譽。
八年朝夕相處的夥伴關系也随着畢業而分崩離析，同坐在這條船上的夥伴我後來又見到過的隻有很少的幾個。
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在大學注了冊，而那些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和活動的人，則帶着滿是嫉妒的眼光來看我們。
在那個早已不複存在的時代，上大學還是一種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榮耀。
當上大學生就獲得了某些特權，這些年輕學子的特權之多超過所有的同齡人。
這種古風猶存的特例在德語以外的國家無人知曉，因而有必要來解釋一下這些荒誕而不合時宜的事情。
我們的大學大多成立于中世紀，在那個時代，跟淵博的知識打交道還算是不同尋常的事情。
為了能夠吸引年輕人來大學就讀，大學生們被授予一定的等級特權。
中世紀的學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轄範圍内，在校園裡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擾。
大學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決鬥而不受懲罰的特權，他們被認可為一個封閉式行會，有自己的良俗和惡俗。
随着時間的推移，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傾向日漸加強，當其他中世紀行會都已經被解散之後，整個歐洲範圍内學者的特權地位也随之喪失了。
隻有在階級意識比民主意識更勝一籌的德國和講德語的奧地利，大學生們還固執地抓住這些早已沒有任何意義的特權不放手，甚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大學生行為準則。
一名講德語的大學生在一般性的市民名譽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大學生“名譽”。
要是有誰羞辱了他，他就得給這個人“一點兒顔色看”。
這就是說，他得拿起武器跟這個人決鬥，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挽回名譽”。
依照這種自鳴得意的評判，“有挽回名譽”資格的不是商人或者銀行家，隻能是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大學生或者軍官，此外任何人無法享有這種特殊的“榮譽”，跟一個嘴上無毛的愚蠢青年劍光相見。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個人要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就得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這也意味着要盡量多地參加決鬥，甚至要讓這些英雄行為造成的标記留在臉上。
有着光滑的面頰，沒有被打歪過的鼻子，對于一位真正的日耳曼學者來說算是沒尊榮的。
那些屬于不同社團的大學生——這些人隸屬于以某些顔色自我标記的聯盟團（Verbindung）——總是要有事沒事地找機會“來一場”，他們要麼互相決鬥，要麼不斷去挑釁那些不願争鬥的大學生或者軍官。
在聯盟團的擊劍房裡，每個新入夥兒的大學生都得在這一維護名譽的主要行為上露一手，他們也得學會這些群體中的其他慣習。
每個“狐狸”——這是對新來者的稱呼——都會被分派給一位聯盟團兄長：新來者要像奴隸一樣對這位兄長唯命是從，而聯盟團兄長要教會新來者入鄉随俗的高級藝術：喝酒喝到嘔吐為止，将整罐啤酒一口氣一滴不剩地喝光，要這樣光彩地來磨煉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夫”；或者在合唱當中大聲吼着大學生歌曲，半夜裡到大街上尋釁滋事來跟警察過不去。
所有這些行為都被當成是男子漢的、大學生的、德意志的做派。
當這些年輕人在星期六出去“遊逛”時，他們手裡舞動着小旗子，頭戴各種顔色的帽子，身上披着花花綠綠的飄帶，這些頭腦簡單，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無比自以為是的小夥子感覺自己才是年輕人的精神代表。
他們居高臨下地蔑視那些“粗人”，因為這些人壓根不知道去尊崇知識層的文化和日耳曼的男子漢氣概。
對一位從省城高中畢業來到維也納的愣頭青來說，這種活躍而“開心的大學時代”被看成一切浪漫經曆的濃縮。
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上了年紀的公證人或者醫生在自己村子裡與人杯酒交談中，還會因為交叉挂在房間牆上的劍或者各色仿制品而深為動情，他們驕傲地将臉上的傷疤當成知識人階層的标記。
對我們來說，這種簡單粗魯的活動隻讓人反感，如果我們看到這樣一群身佩彩色飄帶的人走過來，就躲到牆角等他們過去。
對我們這些将個人自由賦予最高意義的人來說，這些人樂于展示攻擊性、熱衷于屈從群體，這正好表明了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最危險的内容。
更何況我們也知道，這些曲意造作的浪漫活動之後是精心的計算，隐藏着各種目的：歸屬于某個“好鬥”的年輕人團體，會讓每一個成員得到這個團體中身居高位的“長老”們的保護，讓他們未來的職業前程變得容易些。
以波恩為基地的“普魯士人”是唯一一條有把握地通向德國外交界的道路，奧地利的“天主教聯盟”則是在當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求肥缺的好途徑。
這些“英雄”大多都非常清楚，他們佩戴的這些飄帶将來都能替代現在耽誤掉的學習，他們額頭表皮上的幾條疤痕在求職時會比額頭後面大腦裡的内容更有用。
單是看到這些粗魯、軍人化的烏合之衆，看到他們那一張張帶着傷疤、尋釁挑事的臉就讓我覺得在大學學習奇苦無比。
那些真正帶着強烈的求知欲來大學學習的人，在去圖書館和報告廳時都會甯可選擇走後面的小門，就是為了避免可能會與這群無聊的家夥有任何不期而遇。
我應該讀大學，這是家庭會上早已經決定好的事。
但是，要上哪個系呢？在這一點上，我父母給我以完全的自主決定權。
我哥哥已經進入了父親的工業企業，這樣第二個兒子的前途設計就完全沒有必要着急。
我上大學的意義原本便是保證給家庭榮譽上增加一個博士頭銜，無所謂是哪個專業的。
我的靈魂早已經屬于文學，對任何一個有專業規範的學科都不感興趣，甚至還對整個學術活動有一種不可言說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它還沒有消失。
對我來說，愛默生的“書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學”這一斷言一直是有效力的。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一個人不用上中學、大學就能成為一位出色的哲學家、曆史學家、語文學家或者法律學家或者其他什麼學家。
這在我的實際生活中也無數次得到證明，古舊書店店主對于書籍的了解比專業教授還要多，藝術商比藝術研究者更懂藝術，在所有學科領域，很大一部分關鍵性啟發和發現都來自學科之外。
也許對于那些智力平平的人來說，學術機構是實用的、可行的、生效的，但在我看來，對于個體的創造性天賦來說那純粹是多此一舉，甚至會起到阻礙的效果。
像我們維也納這所有六七千學生的大學，這一情況就尤為嚴重。
到處人滿為患，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接觸一開始就受到阻礙，因為太忠于傳統而完全落後于時代，我看不到哪個人能激發起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
所以，我在選擇專業時依據的标準，不是挑那個我在内心深處最願意了解的專業；正好相反，我要選那個對我最不困難的專業，以便騰出最多時間和自由投入自己願意做的事情上。
最終我選擇的是哲學專業，或者說按照我們當時依照舊學科劃分被稱為“狹義的”哲學，實際上這并非出自内心的呼喚，因為我的純抽象思維能力實在非常有限。
在我這裡，某些想法的産生毫無例外地都是與物、事件或者具象連在一起的，所有純粹理論性的或者形而上的東西，我都是怎麼也學不會的。
不管怎麼說，這個專業的純閱讀材料領域是最明确的，在“狹義”哲學專業的課程也是最好混的。
整個學業中最大的麻煩就是，在八個學期結束以後，得交上一篇畢業論文，參加幾次考試。
這樣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時間安排：三年的時間我根本不理會大學學習！然後，在最後一年以最大的努力去掌握那些經院式閱讀材料，快速地完成一篇管它是什麼樣的論文！這樣大學就能給予我那件我想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之物：在我的人生中有那麼幾年徹底的自由，讓自己投身藝術當中。
這是大學帶給我的生活。
縱觀我的整個人生，我很少能回憶起來有剛上大學那幾年那麼幸福的生活，那是沒有大學學習的大學生活。
那時我還年輕，根本沒有那種必須要成就什麼的責任感。
我相當自由，每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全部屬于我自己，可以讀書、工作，想做什麼做什麼，不必因此感到虧欠了任何人。
考試的陰雲遠未出現在明亮的地平線上：如果以十九年的生命歲月為參照的話，三年是多麼長的時間，我們可以把它們安排得多麼豐富、多麼感性，我們會讓它們帶來多少驚喜和禮物！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我的詩歌進行——用我當時的話說——毫不留情面的篩選，編一本詩歌選集。
今天我還會毫無羞赧地承認，對于當時剛剛高中畢業十九歲的我來說，油墨的香味要勝過這地球上最香甜的氣味，要比設拉子的玫瑰油氣味更甜美。
任何一家報紙發表我的任何一首詩歌都會給我那搖晃不穩的自信帶來一股新力量。
我現在不應該有一個決定性的飛躍，嘗試着出版整個詩集嗎？夥伴們的建議讓我做出了這一決定，他們比我自己對我的詩歌更有信心。
我冒昧地将詩稿幹脆寄給當時那家有代表性的德語詩歌出版機構：舒斯特爾·勒夫勒（Schuster&L?ffler）出版社。
這是利利恩克龍（DetlevvonLiliencron，1844—1909）、戴麥爾、比爾鮑姆（OttoJuliusBierbaum，1865—1910）、莫姆伯特（AlfredMombert，1872—1942）那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人，同時他們也出版裡爾克、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新型德語抒情詩。
然後呢，那是奇迹和吉兆！令人難忘的幸運時刻接踵而至，這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再也沒有出現過，哪怕在已經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之後也沒有過：有一封帶着出版社印章的信。
我不安地将這封信拿在手裡，沒有勇氣去打開它。
我終于屏住呼吸來讀這封信：出版社決定接受書稿，甚至還要求有出版後續作品的優先權！一稿校樣的郵包送到了，我帶着無比的激動把它打開，去看字體、編排格式、書的毛本樣式。
幾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樣書就寄來了。
我不知疲倦地對它們去注視、撫摸、比較，一遍又一遍！随後我就孩子氣地到各家書店裡去轉悠，看他們是否已經把樣書擺出來了，看看這些樣書是擺在店面中央呢，還是堆在某個角落裡。
再往後呢，就是期待來信，等着最初的評論，期待着人們對此的最初反應，來自素不相識之人，來自意想不到之人。
那些曾經讓我倍感嫉妒的第一次出書的人所經曆的緊張、激動和興奮都出現在我身上。
不過，這種陶醉不過是一見鐘情般的初戀，絕非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為是。
至于後來我自己怎樣看待這些早期詩作，一個簡單的事實最能說明問題：我再也沒有重印這本《銀弦集》（SilberneSaiten）——這是我那已經被毀掉的處女作的書名——而且沒有将這裡面的任何一首詩收入我的《詩歌全集》。
那些詩句是一些拿捏不準的預感，或者是無意識的感覺代入，它們并非從自身的經曆中噴薄而出，而是出自我對語言的激情。
不管怎麼說，它們顯示出了一定的音樂性，也有足夠充分的詩歌形式感，能夠在對詩歌感興趣的特定圈子裡受到關注，我也無由抱怨說自己沒有受到鼓勵。
利利恩克龍和戴麥爾這兩位在當時屬于抒情詩領軍人物的大詩人給予十九歲的我以發自内心的，已經像是同仁一般的認可；像神一樣令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裡爾克寄給我他最新詩集的特印本，上面的贈言寫着“帶着感謝的心情”，作為對我那本“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
我把裡爾克的贈書當成我青年時代最為珍貴的回憶之一，從奧地利的廢墟中将它搶救出來帶到了倫敦（現在它會在哪裡呢？）。
我甚至這麼想，裡爾克饋贈我的第一件友情禮物——許多禮物中的第一個——已經四十年了，這些我所熟悉的作品從亡靈國度在向我緻意，當然這有點兒讓人毛骨悚然。
不過，最最令我沒有想到的意外是，當時與理查德·施特勞斯齊名的尚在人世的偉大作曲家馬克斯·雷格爾（MaxReger）居然請求我允許他為其中的六首詩譜曲。
此後我多少次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首或者那首詩——我自己寫的，但是我自己早已忘記或者舍棄的詩作，卻在另外一種藝術中經由一位大師的創作而得以傳世。
在這些未曾期冀的認可中也伴随着一些友好而坦率的批評，但它們還是在恰到好處的時機給我足夠多的鼓勵，促使我有勇氣邁出一步：因為我無可救藥地缺少自信，所以從來沒有或者說沒有及早地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