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情欲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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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這八年裡，我們每個人身上都發生的最私人化的事情，就是我們從十歲的孩子慢慢地變成了十六歲、十七歲、十八歲帶有男性性征的小夥子，自然本能開始萌生出來。
這種青春期的覺醒看似完全是個人之事，每個處在成長進程中的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與成長的煩惱進行鬥争，一開始人們也根本不以為這個話題适于當衆談論。
不過，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每一種危機帶來的影響都超出了其自身範圍。
青春期同時也表明了另外一種意識的覺醒，因為它第一次教會我們去審視生于斯長于斯的社會，去帶着批判意識來觀察它的規範。
一般來說，兒童甚至是年輕人都傾向于首先讓自己去适應周圍社會環境中的規則，他們對這些規則也心懷敬意。
不過，隻有當這些他們被要求遵守的規則也為其他所有人誠實地遵守時，他們才肯屈服從命。
老師和父母身上哪怕有一個不真實的行為，都無可避免地讓年輕人用狐疑，因而也更為尖銳的目光去看待整個世界。
我們沒用多久就發現，那些我們曾經予以信任的各種權威——學校、家庭和公衆道德——在“性”這個問題上都表現得很不誠實。
更過分的是，在這件事上他們也要求我們和他們一樣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三四十年以前，人們考慮事情的方式與今天完全不同。
也許沒有哪個領域如兩性關系那樣，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因為一系列因素——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競技體育對身體的膜拜、青少年開始獨立自主——發生了如此徹底的改變。
19世紀市民社會秉持的道德，在本質上還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
如果與今天通行的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世界觀進行對比的話，也許這樣的表述與事實最為接近：在那個時代，由于内心的不确定感，人們戰戰兢兢地避開一切跟“性”相關的問題。
在更早，人們誠實地信奉宗教的時代，尤其是在嚴格的清教徒信仰環境下，這還算是蠻簡單的。
當時的人們堅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體情欲是傷風敗俗和罪惡。
中世紀的權威人士在處理涉及“性”的問題時，采取粗暴的禁令、殘酷的懲罰來強制推行他們所倡議的道德信條——在深受加爾文影響的日内瓦，此風尤熾。
我們所處的時代卻大不相同，這是一個兼容并蓄的時代，一個人們早已不再相信有魔鬼也不太相信有上帝的時代，人們已經沒有勇氣再去實行這些極端的禁規。
然而，“性”還是被當成一種不受管束，因而會帶來幹擾的因素，人們無法将其納入這個時代的倫理範疇之内，不允許它得見天日，因為任何自由的、婚姻以外的愛情都有悖于市民階層的“體統”。
在這種糾結中，人們找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個時代的道德雖然沒有禁止年輕人去實現自己的情欲願望，卻要求他們采取隐而不宣的做法。
既然無法将“性”從這個世界上鏟除，至少不要讓它大肆張揚，以免傷風敗俗。
于是，一種不必明言的默契就出現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庭，或者在公共場合，人們都不許談這一令人懊惱的複雜問題，以免讓人想到“性”的存在。
自從有了弗洛伊德的學說以後，我們就清楚地知道：試圖将本能驅動從意識當中壓制下去的人，并不能因此将其消除，而是危險地将其推到潛意識當中。
今天回頭來看，我們很容易去笑話那些天真的掩藏手段中的無知。
但是，整個19世紀都頑固地囿于這樣的妄想當中：人們可以用理性來解決一切沖突；人們越是将天性深藏不露，就越能讓其無序的力量變得溫和；如果人們根本不給年輕人啟蒙“性”的存在，他們就會将其忘掉。
在這種以為通過無視就可以讓年輕人馴服其情欲的妄想裡，各方都對此守口如瓶，通力形成了一條封鎖線。
學校和教會、沙龍和法庭、報紙和書籍、時裝和風俗，它們原則上都避免提及這一問題，甚至科學界也無恥地加入這一行列，盡管他們本來的任務就是馬上不帶成見地面對這一“天性并非醜聞”1的問題。
連科學界也繳械投降了，他們為此找到的借口是：去處理這樣的污穢題目有失科學的尊嚴。
如果我們去翻閱那個時代哲學的、法律的甚至醫學的書籍，馬上就可以發現人們到處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性”這一話題。
當刑法學專家在學術大會上讨論監獄中的人道管制手段，或者談到教養院生活給人帶來的道德損害時，他們會羞怯地快速掠過這個原本為核心節點的問題；那些神經學醫生雖然在許多病例中完全清楚某些歇斯底裡症的病因如何，但是他們也同樣不敢承認這些事實。
我們從弗洛伊德的書裡可以讀到，甚至他尊敬的老師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Charcot）也曾私下裡對他說，他雖然知道一些病人發病的真正原因，但是從來沒有公開說出來過。
當時所謂的“精美”文學是最不敢有真實描寫的，因為這類文學是專門以描寫審美意義上的“美”為己任的。
在此前的若幹個世紀當中，作家們并不怯于提供一幅他們生活時代裡誠實而宏大的文化圖景。
我們可以在笛福（Defoe）、普雷沃修士（AbbePrevost）、菲爾丁（Fielding）、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tifdelaBretonne）的作品中看到對真實狀态不走樣的描寫，可是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文學隻可以讓人看到那些“感覺豐富”和“高貴的”内容，不可以看到令人難堪的和真實的東西。
在19世紀的文學當中，關于大城市青少年經曆的各種危險、陰暗和困惑，幾乎可以說蹤迹皆無。
即便有一個作家敢于鬥膽提到妓女，他也還是覺得必須讓她高貴，必須讓女主人公成為香氣缭繞的“茶花女”。
我們面對的也是這樣的特殊事實：如果今天的青少年想知道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青少年是怎樣在生活中搏擊過來的，于是打開那個時代的大師如狄更斯（Dickens）、薩克雷（Thackeray）、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Bj?rnson）等人的長篇小說來閱讀，他會發現這裡隻描寫了那些被提煉過的、不溫不火的情形。
整個這一代人因為時代給他們造成的壓力無法自由地言說表達，有所例外的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作為俄國人正好站在歐洲的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上。
那個時代對前輩的道德給予歇斯底裡式的維護，這也最能說明那個時代本身的特征。
當時的社會氣氛是今天難以想象的，甚至文學上對性描寫的如此克制仍不足以讓道德家們心滿意足。
不然的話，怎麼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呢：為什麼《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客觀描寫的小說會在法國一家公衆法庭上被判為傷風敗俗而遭到查禁呢？在我年輕的時代，左拉的小說被認為是色情淫穢的，那位更為平和、更為經典的叙事大師托馬斯·哈代（ThomasHardy）竟然會在英國和法國掀起憤怒的浪潮。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怎麼能想象得到呢？這些作家盡管已經那麼節制，他們的書裡還是洩露了太多的生活真實。
然而，在這種令人窒息的、不健康的、充滿了香水氣味的沉悶空氣中，我們在一天天成長起來。
這種不誠實的、不符合青少年心理的緘默道德，這種不要去想性問題的要求，像阿爾卑斯山一樣壓在我們青年的身上。
由于這些緘默“技藝”步調一緻，我們在文學和文化史資料中也找不到與實情相符合的資料。
要想重構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也并非易事，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個錨點，那就是時裝，因為每個世紀的時裝都不由自主地将當時的道德觀念展示在視覺口味上。
在1940年的今天，當電影院的銀幕上出現1900年的男男女女身着當時服裝登場時，觀衆——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會哄然大笑。
即便今天最天真老實的人，也會将過去的那些形象當成漫畫人物來嘲笑一番：那是一群在穿着上那麼不自然、不舒适、不衛生、不實用的傻瓜。
甚至連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現在都無法想象，為什麼整整一代人竟會毫無抵抗地屈從于如此愚蠢的服飾之下，盡管我們都看到過自己母親一輩的人穿過這些古怪的晚禮服，我們自己在童年時也被打扮得如此怪氣。
當時男裝的時尚是僵硬的高衣領，即所謂的“弑父者”（Vaterm?rder）2，這種裝束讓任何
這種青春期的覺醒看似完全是個人之事，每個處在成長進程中的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與成長的煩惱進行鬥争，一開始人們也根本不以為這個話題适于當衆談論。
不過，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每一種危機帶來的影響都超出了其自身範圍。
青春期同時也表明了另外一種意識的覺醒，因為它第一次教會我們去審視生于斯長于斯的社會，去帶着批判意識來觀察它的規範。
一般來說，兒童甚至是年輕人都傾向于首先讓自己去适應周圍社會環境中的規則，他們對這些規則也心懷敬意。
不過，隻有當這些他們被要求遵守的規則也為其他所有人誠實地遵守時，他們才肯屈服從命。
老師和父母身上哪怕有一個不真實的行為，都無可避免地讓年輕人用狐疑，因而也更為尖銳的目光去看待整個世界。
我們沒用多久就發現，那些我們曾經予以信任的各種權威——學校、家庭和公衆道德——在“性”這個問題上都表現得很不誠實。
更過分的是，在這件事上他們也要求我們和他們一樣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三四十年以前，人們考慮事情的方式與今天完全不同。
也許沒有哪個領域如兩性關系那樣，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因為一系列因素——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競技體育對身體的膜拜、青少年開始獨立自主——發生了如此徹底的改變。
19世紀市民社會秉持的道德，在本質上還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
如果與今天通行的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世界觀進行對比的話，也許這樣的表述與事實最為接近：在那個時代，由于内心的不确定感，人們戰戰兢兢地避開一切跟“性”相關的問題。
在更早，人們誠實地信奉宗教的時代，尤其是在嚴格的清教徒信仰環境下，這還算是蠻簡單的。
當時的人們堅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體情欲是傷風敗俗和罪惡。
中世紀的權威人士在處理涉及“性”的問題時，采取粗暴的禁令、殘酷的懲罰來強制推行他們所倡議的道德信條——在深受加爾文影響的日内瓦，此風尤熾。
我們所處的時代卻大不相同，這是一個兼容并蓄的時代，一個人們早已不再相信有魔鬼也不太相信有上帝的時代，人們已經沒有勇氣再去實行這些極端的禁規。
然而，“性”還是被當成一種不受管束，因而會帶來幹擾的因素，人們無法将其納入這個時代的倫理範疇之内，不允許它得見天日，因為任何自由的、婚姻以外的愛情都有悖于市民階層的“體統”。
在這種糾結中，人們找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個時代的道德雖然沒有禁止年輕人去實現自己的情欲願望，卻要求他們采取隐而不宣的做法。
既然無法将“性”從這個世界上鏟除，至少不要讓它大肆張揚，以免傷風敗俗。
于是，一種不必明言的默契就出現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庭，或者在公共場合，人們都不許談這一令人懊惱的複雜問題，以免讓人想到“性”的存在。
自從有了弗洛伊德的學說以後，我們就清楚地知道：試圖将本能驅動從意識當中壓制下去的人，并不能因此将其消除，而是危險地将其推到潛意識當中。
今天回頭來看，我們很容易去笑話那些天真的掩藏手段中的無知。
但是，整個19世紀都頑固地囿于這樣的妄想當中：人們可以用理性來解決一切沖突；人們越是将天性深藏不露，就越能讓其無序的力量變得溫和；如果人們根本不給年輕人啟蒙“性”的存在，他們就會将其忘掉。
在這種以為通過無視就可以讓年輕人馴服其情欲的妄想裡，各方都對此守口如瓶，通力形成了一條封鎖線。
學校和教會、沙龍和法庭、報紙和書籍、時裝和風俗，它們原則上都避免提及這一問題，甚至科學界也無恥地加入這一行列，盡管他們本來的任務就是馬上不帶成見地面對這一“天性并非醜聞”
連科學界也繳械投降了，他們為此找到的借口是：去處理這樣的污穢題目有失科學的尊嚴。
如果我們去翻閱那個時代哲學的、法律的甚至醫學的書籍，馬上就可以發現人們到處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性”這一話題。
當刑法學專家在學術大會上讨論監獄中的人道管制手段，或者談到教養院生活給人帶來的道德損害時，他們會羞怯地快速掠過這個原本為核心節點的問題；那些神經學醫生雖然在許多病例中完全清楚某些歇斯底裡症的病因如何，但是他們也同樣不敢承認這些事實。
我們從弗洛伊德的書裡可以讀到，甚至他尊敬的老師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Charcot）也曾私下裡對他說，他雖然知道一些病人發病的真正原因，但是從來沒有公開說出來過。
當時所謂的“精美”文學是最不敢有真實描寫的，因為這類文學是專門以描寫審美意義上的“美”為己任的。
在此前的若幹個世紀當中，作家們并不怯于提供一幅他們生活時代裡誠實而宏大的文化圖景。
我們可以在笛福（Defoe）、普雷沃修士（AbbePrevost）、菲爾丁（Fielding）、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tifdelaBretonne）的作品中看到對真實狀态不走樣的描寫，可是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文學隻可以讓人看到那些“感覺豐富”和“高貴的”内容，不可以看到令人難堪的和真實的東西。
在19世紀的文學當中，關于大城市青少年經曆的各種危險、陰暗和困惑，幾乎可以說蹤迹皆無。
即便有一個作家敢于鬥膽提到妓女，他也還是覺得必須讓她高貴，必須讓女主人公成為香氣缭繞的“茶花女”。
我們面對的也是這樣的特殊事實：如果今天的青少年想知道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青少年是怎樣在生活中搏擊過來的，于是打開那個時代的大師如狄更斯（Dickens）、薩克雷（Thackeray）、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Bj?rnson）等人的長篇小說來閱讀，他會發現這裡隻描寫了那些被提煉過的、不溫不火的情形。
整個這一代人因為時代給他們造成的壓力無法自由地言說表達，有所例外的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作為俄國人正好站在歐洲的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上。
那個時代對前輩的道德給予歇斯底裡式的維護，這也最能說明那個時代本身的特征。
當時的社會氣氛是今天難以想象的，甚至文學上對性描寫的如此克制仍不足以讓道德家們心滿意足。
不然的話，怎麼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呢：為什麼《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客觀描寫的小說會在法國一家公衆法庭上被判為傷風敗俗而遭到查禁呢？在我年輕的時代，左拉的小說被認為是色情淫穢的，那位更為平和、更為經典的叙事大師托馬斯·哈代（ThomasHardy）竟然會在英國和法國掀起憤怒的浪潮。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怎麼能想象得到呢？這些作家盡管已經那麼節制，他們的書裡還是洩露了太多的生活真實。
然而，在這種令人窒息的、不健康的、充滿了香水氣味的沉悶空氣中，我們在一天天成長起來。
這種不誠實的、不符合青少年心理的緘默道德，這種不要去想性問題的要求，像阿爾卑斯山一樣壓在我們青年的身上。
由于這些緘默“技藝”步調一緻，我們在文學和文化史資料中也找不到與實情相符合的資料。
要想重構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也并非易事，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個錨點，那就是時裝，因為每個世紀的時裝都不由自主地将當時的道德觀念展示在視覺口味上。
在1940年的今天，當電影院的銀幕上出現1900年的男男女女身着當時服裝登場時，觀衆——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會哄然大笑。
即便今天最天真老實的人，也會将過去的那些形象當成漫畫人物來嘲笑一番：那是一群在穿着上那麼不自然、不舒适、不衛生、不實用的傻瓜。
甚至連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現在都無法想象，為什麼整整一代人竟會毫無抵抗地屈從于如此愚蠢的服飾之下，盡管我們都看到過自己母親一輩的人穿過這些古怪的晚禮服，我們自己在童年時也被打扮得如此怪氣。
當時男裝的時尚是僵硬的高衣領，即所謂的“弑父者”（Vaterm?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