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個世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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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完國民小學以後我被送入文理中學，這不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每一戶殷實人家出于對社會地位的考慮，都要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讓他們學習法語和英語，精通音樂，首先給他們安排家庭保育教師，其後是私人教師教他們舉止得體禮貌。
但是，在那個“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隻有能夠通向大學文憑的所謂“學術”教育才具有完全的價值。
因此，每一個“上層”家庭都有那麼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兒子當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應該帶個博士頭銜，随便什麼專業的都行。
通往大學的這條路相當漫長而崎岖。
五年的國民小學，八年的文理中學必須得在木頭長凳上坐過來，每天五六個小時的功課，課餘時間還要完成作業。
除此以外，在學校之外他們還被要求獲得“通識教育”：法語、英語、意大利語，除了這些“活”的語言以外，還有古典希臘語和拉丁語，也就是說，五種語言再加上幾何學和物理學，以及學校裡的常規學科。
那内容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沒有給身體的發育、體育和散步留出空間，尤其是沒有給興奮感和愉快留出來任何餘地。
我隻能模糊地記得，我們在七歲時背誦了《快樂而幸福的童年》這首歌曲，必須表演合唱。
這首歌那簡單而單一的旋律還能在我的耳邊回響，但是那首歌的歌詞在當時我就很難唱出口，更難覺得它讓人口服心服。
如果可以實話實說，我的整個學校生涯，全是不間斷的無聊厭倦。
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擺脫這種磨盤般的折磨；無聊厭倦的感覺卻因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長。
我不記得在那個單調的、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學校中有什麼事情是“快樂”和“幸福”的，它把我們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歲月徹底敗壞了。
我甚至也會承認，當我看到這個世紀的孩子們，在童年時期能發展出來的幸福、自由和獨立比我們那時要多得多時，我還忍不住嫉妒呢。
直到今天，當我看見孩子們那麼無拘無束，幾乎可以說是平等地與老師談話時，看到他們一點兒也不心懷恐懼地趕往學校，而不是像我們一樣一直懷着隔閡的感覺，看到他們在學校、家裡可以随意公開說出那些來自年輕的、好奇的靈魂中的想法時，我似乎仍然覺得難以置信。
這自由、獨立、天然的生靈，在我們踏進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築物以前，就必須把它掩藏好，以免讓自己的前額撞上那看不見的牛轭。
對于我們來說，學校意味着強迫、冷漠、無聊，是一個對“不值得了解的知識”準确地進行切割分塊并死記硬背的地方；對于那些經院式或者被變成經院式的内容，我們找不到它們與現實或者個人興趣有任何關聯。
那是一種遲鈍枯燥的學習，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學習，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是舊式教育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
學校裡唯一真正讓我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也是我要為此感謝學校的時刻，就是學校的大門從此永遠在我身後關上了的那一天。
這并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有多糟糕。
正好相反，那所謂的“教學計劃”是在一百年經驗基礎上精心編制出來的。
如果這些内容能以富有啟發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就可以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相當全面的教育基礎。
但是，正因為有死闆的計劃和枯燥的條條框框，我們的課程表變成了殘酷的荒野，死氣沉沉。
一個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沒有根據個人的需求來調節，如同一個自動機器一樣，隻顯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來顯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學計劃上的“要求”。
這種人與人之間愛心全無，這種清醒的非個人化，這種軍營式的相處方式，正是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倍感煎熬的東西。
我們有固定的内容要學習，學過的東西要考試。
整整八年，沒有人問過我們自己願意學習什麼，一次都沒有。
每個年輕人都暗自渴望獲得那種支持他們求知的輔助力量，偏偏在學校裡完全沒有。
這種冷漠的狀态從學校建築的外觀上就可以一覽無餘。
這是一座典型的實用建築，五十年以前快速、廉價的方式沒多加考慮就搭造起來了。
質量糟糕的陰冷石灰牆，教室低矮，沒有一張畫或者任何能讓眼睛感到舒适的裝飾，整座房子裡都是廁所的氣味。
這座學習軍營從舊賓館拿來已經被無數人用過的家具，以後還将有無數人繼續用下去，不管他們對此是無所謂還是不情願。
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座房子裡那種令人不快的黴味，和奧地利行政辦公室裡的氣味是一樣的。
當時我們将這種氣味稱為“衙門味”，是那種暖氣燒得太熱，多人聚集，從來沒有真正好好通風的房間裡會有的氣味。
這種氣味首先附着在衣服上，随後也附着在靈魂上。
我們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兩人一組，好像搖橹船上的囚犯一樣。
這種座位讓人後背彎曲，我們坐得骨頭都發疼。
在冬天，煤氣燈的明火發出來的藍光照在我們的書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挂上窗簾，好讓我們的目光無法瞥見一小塊四方形的藍天，不讓我們為此高興。
那個世紀的人們還沒有發現，尚在發育的身體需要空氣和運動。
四五個小時一動不動地坐在長凳上，這期間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鐘的休息，人們以為這就足夠了。
每周兩次，我們會被帶到體操大廳裡，窗戶都被關得嚴嚴實實，我們在地闆上毫無意義地蹦來蹦去，每一步都會揚起一米高的灰塵。
這樣下來，健體舉措就完成了，國家對我們盡了讓“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體中”這一“責任”。
多年以後，當我從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邊經過時，還是能有一種獲得救贖的感覺，我不必再走進這座我們青少年時代的牢獄。
當這座名校在舉行成立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時，我曾經受邀作為出色校友當着部長和市長的面發表演說。
我客氣地拒絕了。
我沒有什麼要感激這個學校的，每一個這類詞彙都會是謊言。
學校生活讓人感到的沮喪，責任也不在老師身上。
他們既不好也不壞，不是暴君，也不是樂于助人的戰友。
他們是可憐的魔鬼，像奴隸一樣被綁縛在一個程式裡面，被綁縛在具有威懾性的既定教學計劃上，他們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們也得完成我們的工作量一樣。
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等到中午學校裡那讓我們獲得自由的鐘響起來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高興。
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怎麼可能呢，因為他們也根本不了解我們。
幾年過去了，我們很多人的名字他們都不知道。
在那時的教學方法中，他們的腦子裡隻費心琢磨一件事，去确認“學生”在上一次作業中犯了多少個錯誤。
他們坐在上面的講台上，我們坐在下面；他們提問，我們必須回答。
除此以外，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關聯。
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台和長凳之間，在看得見的“上”和看得見的“下”之間，是看不見的“權威”，這阻止了任何接觸和相互間的了解。
老師将學生當作個體來看待從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對學生的觀察寫出“報告”——這種做法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了——既不是老師的責任，也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個人談話會減少老師的權威，因為那樣一來老師就讓我們“學生”同他們太平起平坐了，而他們本應該是“坐在上面的人”。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名字和長相，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問題了：我們和老師之間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靈魂上都毫無共同關聯。
在我的記憶當中，如照片一樣清晰的是講台和班級記事本。
對那個記事本，我們總是企圖去瞄上一眼，因為裡面寫着我們的分數——就在現在，那個裡面有分類标記的小小紅色記事本還浮現在我的眼前；接下來便是在記事本中寫進數字的那支黑鉛筆。
我眼前也浮現出自己的作業本，上面到處都是老師用紅色水筆修改過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的臉龐。
也許那是因為我們面對他們時，總是半閉着眼睛或者用漫不經心的眼睛看他們。
對于學校生活感到樂趣全無的，并非隻有我一個人。
我不記得同學當中有哪位對學校生活沒有反感，我們最佳的學習興趣和學習願望在這個磨盤裡受到阻滞和壓抑，變得興味索然。
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種對我們青少年沒有愛、沒有靈魂的教育方法并非國家主管部門的不作為：這裡面包含着一種特有的既定意圖，隻不過這意圖是一個應該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
我們面對的世界，或者說，高居我們頭上的世界将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這一偶像上，他們不愛年輕人，甚至可以說，他們對年輕人始終不信任。
他們熱衷于系統性的“進步”，熱衷于它的秩序；他們将市民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有條不紊和從容不迫當成人類唯一一個有效用的美德。
每一種能将我們帶向前方的匆忙都應該避免。
奧地利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由一位老皇帝君臨天下，由老首相實行治理；這個國家沒有其他野心，隻想通過抵制任何極端性的改變讓自己在歐洲毫發無損地得以保全。
年輕人在天性上總是想要快速極端的改變，因而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因素，他們應該受到排斥和壓制，時間越長越好。
沒有人有理由讓我們的學校生活變得愉快；任何升遷都要先經過耐心的等待。
由于一切都在向後推，那時每個年齡階段所具備的含義也與今天的完全不同。
人們對待一位十八歲的文理中學的畢業生，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如果被抓到在抽煙，他就會受到懲罰；如果需要離開教室去廁所的話，他得乖乖地先舉手報告以便獲得批準。
一個三十歲的男人還會被認為羽翼未豐，甚至四十歲也還被認為沒有成熟到足以擔當責任重大的職位。
當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外——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為宮廷歌劇院院長——發生之時，整個維也納被震驚得一塌糊塗。
人們到處竊竊私語，因為當局将這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交給了一個“這麼年輕的人”（人們完全忘記了，莫紮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三歲時已經完成了他們的裡程碑作品）。
這種覺得“每個年輕人都不那麼可靠”的不信任，貫穿在各個圈子裡。
我父親在業務中從來沒有接待過年輕人，如果一個人不幸面相年輕的話，他在哪兒都得先克服人們對他的不信任。
年輕成為職業進取上的障礙，年長受到優待，這種做法在今天幾乎是無法想象的。
在我們的今天，一位四十歲的人會盡一切努力讓自己顯得像三十歲，六十歲的人顯得像四十歲，年輕、精力充沛、行動力和自信是人們想要的、首選的，而在那個太平年代，每一個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嘗試一切想得出來的面具來讓自己顯得老成。
報紙推薦一些讓胡子快速生長的辦法，二十四五歲，剛剛完成學業的年輕醫生留着大胡子，哪怕沒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邊眼鏡，隻是為了給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經“有經驗”的印象。
人們穿上黑色的長外套，邁着從容的步子，還盡可能地挺起微圓的小腹，以此來體現那種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進心的人會至少從外表上盡量去掩蓋那讓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輕。
到六年級、七年級時，我們已經拒絕背雙肩背的書包，改用單肩背的公文包，為的是讓人不會馬上看出來我們是高中生。
所有在我們今天看來令人羨慕的素質——年輕人朝氣、自信、大膽、好奇、生活的樂趣——在那個隻講究“持重”的時代，都讓人覺得是靠不住的。
了解這些特殊看法給人帶來的唯一收獲是，可以從中明白國家利用學校為工具，來維護自身的權威。
我們首先要被灌輸這樣的想法：一切現存事物均完美無缺，應該尊奉；老師的意見絕不會錯；父親的話語不容反駁；國家機構是絕對性質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
那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這在家庭中也要實行）是：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服。
他們在獲得某些權利之前，必須先通曉自己的責任，尤其是完全聽話的責任。
我們從一開始就得牢牢記住：在生活中我們還沒有做出過任何貢獻，還沒有任何經驗；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去追問什麼，去要求什麼，對于人們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唯有心存感激。
在我成長的時代，在孩子們的早期童年，這種愚蠢的恐吓方法就被用在他們的身上了。
仆人和愚蠢的母親會恐吓三四歲的孩子說，要是他們不馬上停止做壞事，就會有警察上門來。
等到我們上了中學以後，如果某次在某個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績，就會受到這樣的威脅：讓我們退學，去學一門手藝。
這是市民階層中最糟糕的威脅：落入無産者的生活狀态。
但是，當年輕人帶着最誠懇的受教渴望，想從成年人那裡獲得對某個嚴肅的時下問題的解釋時，一句高傲的“這你還不懂”就把他們擋回來了。
年輕人所到之處，人們都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在家裡、學校、國家。
人們誨人不倦地讓年輕人明白：他還不“成熟”，還什麼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聽别人的，什麼時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駁。
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在學校裡可憐的魔鬼教師高高地坐在講台上，那是一尊我們無法接近的神像，他們把我們全部的感覺和心思限制在“教學計劃”當中。
至于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身心愉快，沒有人在意。
在那個時代，老師的使命不是要幫助我們前行，而是教會我們謙讓；不是去培養我們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我們盡可能沒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們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約束它們，使之趨同。
對年輕人這種心理上的（或者說，這是完全違背年輕人心理的）壓力，隻會帶來兩種效果：要麼讓他們麻木不仁，要麼起到刺激和激發的作用。
我們可以從心理分析治療的檔案中看到，這種荒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結”。
偏巧是在那些從奧地利舊式學校裡走出來的男人發現了“自卑情結”的存在，也許這并非純屬巧合。
在我本人這裡，正因為有這種壓力我才很早就帶着宣言式的激情來主張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
此外，對一
每一戶殷實人家出于對社會地位的考慮，都要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讓他們學習法語和英語，精通音樂，首先給他們安排家庭保育教師，其後是私人教師教他們舉止得體禮貌。
但是，在那個“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隻有能夠通向大學文憑的所謂“學術”教育才具有完全的價值。
因此，每一個“上層”家庭都有那麼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兒子當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應該帶個博士頭銜，随便什麼專業的都行。
通往大學的這條路相當漫長而崎岖。
五年的國民小學，八年的文理中學必須得在木頭長凳上坐過來，每天五六個小時的功課，課餘時間還要完成作業。
除此以外，在學校之外他們還被要求獲得“通識教育”：法語、英語、意大利語，除了這些“活”的語言以外，還有古典希臘語和拉丁語，也就是說，五種語言再加上幾何學和物理學，以及學校裡的常規學科。
那内容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沒有給身體的發育、體育和散步留出空間，尤其是沒有給興奮感和愉快留出來任何餘地。
我隻能模糊地記得，我們在七歲時背誦了《快樂而幸福的童年》這首歌曲，必須表演合唱。
這首歌那簡單而單一的旋律還能在我的耳邊回響，但是那首歌的歌詞在當時我就很難唱出口，更難覺得它讓人口服心服。
如果可以實話實說，我的整個學校生涯，全是不間斷的無聊厭倦。
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擺脫這種磨盤般的折磨；無聊厭倦的感覺卻因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長。
我不記得在那個單調的、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學校中有什麼事情是“快樂”和“幸福”的，它把我們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歲月徹底敗壞了。
我甚至也會承認，當我看到這個世紀的孩子們，在童年時期能發展出來的幸福、自由和獨立比我們那時要多得多時，我還忍不住嫉妒呢。
直到今天，當我看見孩子們那麼無拘無束，幾乎可以說是平等地與老師談話時，看到他們一點兒也不心懷恐懼地趕往學校，而不是像我們一樣一直懷着隔閡的感覺，看到他們在學校、家裡可以随意公開說出那些來自年輕的、好奇的靈魂中的想法時，我似乎仍然覺得難以置信。
這自由、獨立、天然的生靈，在我們踏進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築物以前，就必須把它掩藏好，以免讓自己的前額撞上那看不見的牛轭。
對于我們來說，學校意味着強迫、冷漠、無聊，是一個對“不值得了解的知識”準确地進行切割分塊并死記硬背的地方；對于那些經院式或者被變成經院式的内容，我們找不到它們與現實或者個人興趣有任何關聯。
那是一種遲鈍枯燥的學習，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學習，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是舊式教育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
學校裡唯一真正讓我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也是我要為此感謝學校的時刻，就是學校的大門從此永遠在我身後關上了的那一天。
這并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有多糟糕。
正好相反，那所謂的“教學計劃”是在一百年經驗基礎上精心編制出來的。
如果這些内容能以富有啟發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就可以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相當全面的教育基礎。
但是，正因為有死闆的計劃和枯燥的條條框框，我們的課程表變成了殘酷的荒野，死氣沉沉。
一個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沒有根據個人的需求來調節，如同一個自動機器一樣，隻顯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來顯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學計劃上的“要求”。
這種人與人之間愛心全無，這種清醒的非個人化，這種軍營式的相處方式，正是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倍感煎熬的東西。
我們有固定的内容要學習，學過的東西要考試。
整整八年，沒有人問過我們自己願意學習什麼，一次都沒有。
每個年輕人都暗自渴望獲得那種支持他們求知的輔助力量，偏偏在學校裡完全沒有。
這種冷漠的狀态從學校建築的外觀上就可以一覽無餘。
這是一座典型的實用建築，五十年以前快速、廉價的方式沒多加考慮就搭造起來了。
質量糟糕的陰冷石灰牆，教室低矮，沒有一張畫或者任何能讓眼睛感到舒适的裝飾，整座房子裡都是廁所的氣味。
這座學習軍營從舊賓館拿來已經被無數人用過的家具，以後還将有無數人繼續用下去，不管他們對此是無所謂還是不情願。
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座房子裡那種令人不快的黴味，和奧地利行政辦公室裡的氣味是一樣的。
當時我們将這種氣味稱為“衙門味”，是那種暖氣燒得太熱，多人聚集，從來沒有真正好好通風的房間裡會有的氣味。
這種氣味首先附着在衣服上，随後也附着在靈魂上。
我們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兩人一組，好像搖橹船上的囚犯一樣。
這種座位讓人後背彎曲，我們坐得骨頭都發疼。
在冬天，煤氣燈的明火發出來的藍光照在我們的書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挂上窗簾，好讓我們的目光無法瞥見一小塊四方形的藍天，不讓我們為此高興。
那個世紀的人們還沒有發現，尚在發育的身體需要空氣和運動。
四五個小時一動不動地坐在長凳上，這期間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鐘的休息，人們以為這就足夠了。
每周兩次，我們會被帶到體操大廳裡，窗戶都被關得嚴嚴實實，我們在地闆上毫無意義地蹦來蹦去，每一步都會揚起一米高的灰塵。
這樣下來，健體舉措就完成了，國家對我們盡了讓“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體中”這一“責任”。
多年以後，當我從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邊經過時，還是能有一種獲得救贖的感覺，我不必再走進這座我們青少年時代的牢獄。
當這座名校在舉行成立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時，我曾經受邀作為出色校友當着部長和市長的面發表演說。
我客氣地拒絕了。
我沒有什麼要感激這個學校的，每一個這類詞彙都會是謊言。
學校生活讓人感到的沮喪，責任也不在老師身上。
他們既不好也不壞，不是暴君，也不是樂于助人的戰友。
他們是可憐的魔鬼，像奴隸一樣被綁縛在一個程式裡面，被綁縛在具有威懾性的既定教學計劃上，他們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們也得完成我們的工作量一樣。
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等到中午學校裡那讓我們獲得自由的鐘響起來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高興。
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怎麼可能呢，因為他們也根本不了解我們。
幾年過去了，我們很多人的名字他們都不知道。
在那時的教學方法中，他們的腦子裡隻費心琢磨一件事，去确認“學生”在上一次作業中犯了多少個錯誤。
他們坐在上面的講台上，我們坐在下面；他們提問，我們必須回答。
除此以外，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關聯。
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台和長凳之間，在看得見的“上”和看得見的“下”之間，是看不見的“權威”，這阻止了任何接觸和相互間的了解。
老師将學生當作個體來看待從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對學生的觀察寫出“報告”——這種做法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了——既不是老師的責任，也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個人談話會減少老師的權威，因為那樣一來老師就讓我們“學生”同他們太平起平坐了，而他們本應該是“坐在上面的人”。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名字和長相，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問題了：我們和老師之間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靈魂上都毫無共同關聯。
在我的記憶當中，如照片一樣清晰的是講台和班級記事本。
對那個記事本，我們總是企圖去瞄上一眼，因為裡面寫着我們的分數——就在現在，那個裡面有分類标記的小小紅色記事本還浮現在我的眼前；接下來便是在記事本中寫進數字的那支黑鉛筆。
我眼前也浮現出自己的作業本，上面到處都是老師用紅色水筆修改過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的臉龐。
也許那是因為我們面對他們時，總是半閉着眼睛或者用漫不經心的眼睛看他們。
對于學校生活感到樂趣全無的，并非隻有我一個人。
我不記得同學當中有哪位對學校生活沒有反感，我們最佳的學習興趣和學習願望在這個磨盤裡受到阻滞和壓抑，變得興味索然。
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種對我們青少年沒有愛、沒有靈魂的教育方法并非國家主管部門的不作為：這裡面包含着一種特有的既定意圖，隻不過這意圖是一個應該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
我們面對的世界，或者說，高居我們頭上的世界将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這一偶像上，他們不愛年輕人，甚至可以說，他們對年輕人始終不信任。
他們熱衷于系統性的“進步”，熱衷于它的秩序；他們将市民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有條不紊和從容不迫當成人類唯一一個有效用的美德。
每一種能将我們帶向前方的匆忙都應該避免。
奧地利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由一位老皇帝君臨天下，由老首相實行治理；這個國家沒有其他野心，隻想通過抵制任何極端性的改變讓自己在歐洲毫發無損地得以保全。
年輕人在天性上總是想要快速極端的改變，因而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因素，他們應該受到排斥和壓制，時間越長越好。
沒有人有理由讓我們的學校生活變得愉快；任何升遷都要先經過耐心的等待。
由于一切都在向後推，那時每個年齡階段所具備的含義也與今天的完全不同。
人們對待一位十八歲的文理中學的畢業生，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如果被抓到在抽煙，他就會受到懲罰；如果需要離開教室去廁所的話，他得乖乖地先舉手報告以便獲得批準。
一個三十歲的男人還會被認為羽翼未豐，甚至四十歲也還被認為沒有成熟到足以擔當責任重大的職位。
當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外——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為宮廷歌劇院院長——發生之時，整個維也納被震驚得一塌糊塗。
人們到處竊竊私語，因為當局将這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交給了一個“這麼年輕的人”（人們完全忘記了，莫紮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三歲時已經完成了他們的裡程碑作品）。
這種覺得“每個年輕人都不那麼可靠”的不信任，貫穿在各個圈子裡。
我父親在業務中從來沒有接待過年輕人，如果一個人不幸面相年輕的話，他在哪兒都得先克服人們對他的不信任。
年輕成為職業進取上的障礙，年長受到優待，這種做法在今天幾乎是無法想象的。
在我們的今天，一位四十歲的人會盡一切努力讓自己顯得像三十歲，六十歲的人顯得像四十歲，年輕、精力充沛、行動力和自信是人們想要的、首選的，而在那個太平年代，每一個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嘗試一切想得出來的面具來讓自己顯得老成。
報紙推薦一些讓胡子快速生長的辦法，二十四五歲，剛剛完成學業的年輕醫生留着大胡子，哪怕沒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邊眼鏡，隻是為了給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經“有經驗”的印象。
人們穿上黑色的長外套，邁着從容的步子，還盡可能地挺起微圓的小腹，以此來體現那種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進心的人會至少從外表上盡量去掩蓋那讓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輕。
到六年級、七年級時，我們已經拒絕背雙肩背的書包，改用單肩背的公文包，為的是讓人不會馬上看出來我們是高中生。
所有在我們今天看來令人羨慕的素質——年輕人朝氣、自信、大膽、好奇、生活的樂趣——在那個隻講究“持重”的時代，都讓人覺得是靠不住的。
了解這些特殊看法給人帶來的唯一收獲是，可以從中明白國家利用學校為工具，來維護自身的權威。
我們首先要被灌輸這樣的想法：一切現存事物均完美無缺，應該尊奉；老師的意見絕不會錯；父親的話語不容反駁；國家機構是絕對性質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
那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這在家庭中也要實行）是：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服。
他們在獲得某些權利之前，必須先通曉自己的責任，尤其是完全聽話的責任。
我們從一開始就得牢牢記住：在生活中我們還沒有做出過任何貢獻，還沒有任何經驗；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去追問什麼，去要求什麼，對于人們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唯有心存感激。
在我成長的時代，在孩子們的早期童年，這種愚蠢的恐吓方法就被用在他們的身上了。
仆人和愚蠢的母親會恐吓三四歲的孩子說，要是他們不馬上停止做壞事，就會有警察上門來。
等到我們上了中學以後，如果某次在某個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績，就會受到這樣的威脅：讓我們退學，去學一門手藝。
這是市民階層中最糟糕的威脅：落入無産者的生活狀态。
但是，當年輕人帶着最誠懇的受教渴望，想從成年人那裡獲得對某個嚴肅的時下問題的解釋時，一句高傲的“這你還不懂”就把他們擋回來了。
年輕人所到之處，人們都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在家裡、學校、國家。
人們誨人不倦地讓年輕人明白：他還不“成熟”，還什麼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聽别人的，什麼時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駁。
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在學校裡可憐的魔鬼教師高高地坐在講台上，那是一尊我們無法接近的神像，他們把我們全部的感覺和心思限制在“教學計劃”當中。
至于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身心愉快，沒有人在意。
在那個時代，老師的使命不是要幫助我們前行，而是教會我們謙讓；不是去培養我們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我們盡可能沒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們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約束它們，使之趨同。
對年輕人這種心理上的（或者說，這是完全違背年輕人心理的）壓力，隻會帶來兩種效果：要麼讓他們麻木不仁，要麼起到刺激和激發的作用。
我們可以從心理分析治療的檔案中看到，這種荒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結”。
偏巧是在那些從奧地利舊式學校裡走出來的男人發現了“自卑情結”的存在，也許這并非純屬巧合。
在我本人這裡，正因為有這種壓力我才很早就帶着宣言式的激情來主張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
此外，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