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個世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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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權威的痛恨，對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語的反對，也陪伴了我的一生。
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條性内容就像一種本能一樣，我已經忘記它來自何處。
有一次，我的一場演講被安排到大學裡的一個報告廳内舉行，我發現，自己是從講台上向下對人們講話，下面坐在長凳上的聽衆就如同當年我們那些中學生一樣，乖乖地聽着，沒有言談，沒有反問。
突然之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
我當時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個學校生涯中，這種非團隊式的、威權性的、教條性的自上而下的說教，讓我遭受了怎樣的痛苦。
一種恐懼感猛地向我湧來：我在這個高高的講台上對下面的人發表的演說，可能會如同當年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的演說一樣，完全沒有個人化的效果。
正是由于這種阻礙，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講。
直到十四五歲時，我們對學校忍耐得還相當不錯。
我們打趣老師，帶着冷漠的好奇而學習每一課的内容。
但是，再往後學校就讓我們覺得越來越沒有意思，越來越是負擔。
在悄無聲息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出現了：我們這些在十歲進入文理中學的男孩子，隻用了整個八年學制中的四年就超過了學校教學的知識水準。
我們直覺地感到，在這個文理中學中已經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學習了，在某些我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裡，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比那些可憐的老師還多，而這些老師在大學畢業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于自己的興趣去翻開過一本書。
另外一種對比也能日漸一日地讓人感覺到：我們原本也隻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這裡聽不到任何新東西，或者讓我們覺得值得了解的東西，而學校外面則是一座充滿了無數啟發的城市，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音樂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帶給人驚喜的城市。
所以，我們身上那些被壓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藝術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學校裡找不到任何營養，那麼就充滿激情地去面對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
一開始我們隻有兩三個人發現了自己對藝術、文學和音樂的興趣，後來是十幾個人，到了最後幾乎是全體同學。
年輕人的興奮是一種感染現象一樣。
在一個班級裡，它像麻疹和猩紅熱一樣從一個人傳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還帶着一種孩子氣的、虛榮的争強好勝，想要盡快在知識上超過别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進。
這種激情會走到哪個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緻。
如果一個班級裡有一個集郵者，那他很快就能讓十幾個人和他一樣對集郵着迷；如果有三個人對女舞蹈演員喋喋不休，那麼其餘的人也會每天站在歌劇院舞台口前面。
一個比我們低三個年級的班級，全班都對足球如醉如癡；比我們年級高的一個班，對社會主義和托爾斯泰感興趣。
我所在的年級偏巧是一群對藝術癡迷的同學，這對我的整個人生道路也許是決定性的。
按說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癡迷在維也納是極其理所當然的。
維也納的報紙給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周圍大人們在談論歌劇院或者城堡劇院的演出，所有的紙具店都挂出名演員們的畫像。
在當時，體育還算是一個粗俗野蠻的事，一位文理高中生會羞于熱衷于此的，而有着大衆理想的電影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呢。
喜歡戲劇和文學，也不用擔心在家裡遭到抵制，因為這算是“沒有罪惡的”激情，與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
畢竟，我的父親以及其他生活在維也納的父親們，年輕時也曾經同樣着迷于戲劇，在觀看理查德·瓦格納指揮的《羅恩格林》歌劇演出時的興奮，一如我們觀看理查德·施特勞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Hauptmann）的首演。
每場首演我們這些中學生都争先恐後地去看，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個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學校裡報告每一個細節，那麼在那些幸運地看到首場演出的同學面前，他得有多麼難為情！假如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稍微上心一點兒的話，肯定早就已經發現，在每個大型首演的當天下午會有三分之二的同學神秘地生病了——為了能夠得到一張站票，下午三點我們就得去排隊。
他們要是再嚴格地注意些的話，肯定也會發現，在包着拉丁語語法書的書皮下，我們藏着裡爾克的詩歌；他們也會發現，在數學作業本裡我們從借來的書中抄下了美麗的詩歌。
每天我們都發明出一些新的技術，将乏味的課堂用于我們的閱讀。
當老師在老生常談做着關于席勒《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的報告時，我們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堡，他們的名字是這些迂夫子還從來沒有聽到過的。
我們像發了高燒一樣，熱切地要到對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發生的一些有所知曉、有所了解；下午我們擁擠在大學生當中，去聽大學裡的演講；我們去看藝術展覽；我們去解剖學教室看屍檢。
我們伸着好奇的鼻子東聞西嗅。
我們悄悄地溜進愛樂樂團的排練室，我們穿梭在古董店，我們每天都查看書店裡擺放出來的圖書，以便馬上知道從昨天起又有哪些新書出版。
最主要的是，我們讀書，讀一切到手的書。
我們去每一個公共圖書館裡找來新書，把自己能弄到的書借給别人。
但是，獲得一切新知識最好的教育場所，卻是在咖啡館。
要想理解這一點，人們就得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種非常特别的設施，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與之相比的。
它實際上是一種民主性的會所，任何人隻要買上一杯廉價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這筆小小的入場費讓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幾個小時坐下，讨論、寫作、打牌、處理郵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諸多的報紙和雜志。
一個比較好的維也納咖啡館，會有城裡的全部報紙，而且不光是維也納的報紙，還有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報紙，法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美國的報紙，此外還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和藝術評論期刊，如《法國水星評論》（MercuredeFrance）、《新觀察》（NeueRundschau）、《創作室》（Studio）、《伯靈頓雜志》（BurlingtonMagazine）。
我們馬上知道這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書，知道每一場随便在哪裡的演出，我們比較不同報紙上的評論。
奧地利人能夠在維也納的咖啡館裡大量地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能在好友圈子裡讨論這些事情，在形成奧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國際視野方面，也許沒有什麼能比咖啡館的貢獻更大。
我們每天坐在那裡幾個小時，沒有什麼能逃過我們的注意力，因為我們的興趣是集體性的，我們追尋藝術活動動态用的就不是兩隻眼睛，而是二十隻、四十隻眼睛。
一個人錯過的事情，另外一個人會幫他注意到；況且，因為我們帶着差不多像運動場上的争強好勝之心，幼稚而調皮地想要在新知識以及對最新情況的了解上超越别人。
實際上，我們一直嫉妒羨慕能帶來出其不意效果的做派。
比如，在讨論到當時尚被排拒的尼采時，我們當中的一個人會突然帶着一種做作的、高人一籌的模樣說：“不過，關于自我主義的理念，克爾凱郭爾還是在他之上。
”這句話馬上就會讓我們感到不安。
誰是這位克爾凱郭爾，這個某某某都已經知道，而我們對他還一無所知的人？第二天我們就會沖向圖書館，翻遍關于這個不為人知的丹麥學者的各種書籍。
如果一個陌生的名字已經為别人所知，而我們自己還不曾知道，那是會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
恰好是那些最新的、最近的、最先鋒的、最不同尋常的名字，那些還沒有人提到，尤其是在我們尊崇的報紙上那些正式文學批評中還沒有出現的名字，去發現它們，早于别人去注意到它們，正是我們的激情所在（我個人在這方面的激情還延續了很多年）。
我們就是要去了解那些尚未被普遍認可的事情，那些難以領悟的、異想天開的、新生的和極端的事物會挑起我們的特殊愛慕。
因此，在我們集體性的、過于饑不擇食的好奇面前，沒有什麼是隐而不現的、邊緣的。
比如，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Georg）和裡爾克，在我們上文理中學時，他們的書總共也不過印刷了兩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維也納，沒有哪個書店主人會把他們的書收在自己的庫房裡，沒有哪個正式的文學批評者會提到裡爾克的名字。
但是，我們這一群人出于意志的奇迹，能夠背誦他的每一首詩歌，每一個詩行。
我們這些還沒有長出胡子、沒有發育成熟的小夥子，這些白天還得老老實實坐在中學闆凳上的年輕人，的确是一位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群：好奇、有鑒賞理解能力、能傾心投入，因為我們激發狂熱的能力真是無邊無際。
我們這些半大孩子在課堂上、在上學放學的路上、在咖啡館裡、在劇院裡、在散步中，隻是在讨論圖書、繪畫、音樂和哲學；哪個演員或者導演越來越有公衆影響了，誰出版了一本書或者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都是我們蒼穹中的一顆明星。
當我後來讀到巴爾紮克在描寫他的青少年時代的一個句子“我總以為名人就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時，曾經大為震驚，因為我們當時也帶着這樣的感覺。
在大街上看到馬勒是一樁重大事件，人們要在第二天一早講給同學們聽，就像是個人的某種偉大勝利一樣。
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有一次被介紹給勃拉姆斯，而且他還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為這個受寵若驚的經曆而神魂颠倒了好幾天。
當時十二歲的我并未确切地知道勃拉姆斯有怎樣的貢獻，但是光是他的名聲，他那創造者的靈光神采就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
當霍普特曼的劇作即将在城堡劇院首演之時，我們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幾個星期就開始心神不安。
我們悄悄地靠近演員和跑龍套的角色，為的是能最早——早于别人！——知道劇情和演員陣容；我們讓城堡劇院的理發師給我們理發（我并不怵于寫出當年的荒唐事），隻是為了獲得一些關于沃爾特或者索嫩塔爾的消息。
在比我們低一個年級的同學中，有一位在我們這裡特别受歡迎、被看重，隻因為他是歌劇院燈光師的外甥。
通過他的關系，我們偶爾會在排練時被悄悄地帶到舞台上。
我們在登上這個舞台時所感受到的誠惶誠恐，與但丁在升入天國樂園中所經曆的戰栗，有過之而無不及。
藝術家們的聲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經過了七層折射，還是足以令我們感受到敬畏。
一位貧窮的老太太，就因為是舒伯特的孫侄女，在我們眼裡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們也會在大街上對約瑟夫·凱恩茨的仆人久久凝視，就因為他能有這份幸運，能離這位最受人喜愛、最天才的演員那麼近。
今天我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種不加選擇的狂熱之中有多少荒謬，有多少内容不過是相互間的模仿而已，有多少隻是出于要高人一頭的競技樂趣，有多少是出于孩子氣的虛榮，對藝術感興趣無非是要在周圍不懂藝術的親屬和老師面前感覺到自己那淩駕于人的傲慢。
不過，直到今天還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出于對文學的激情，我們這些小夥子曾經從中學到了多少東西！通過不斷的讨論和條分縷析，我們早早地具備了批判鑒别能力。
我在十七歲時，不光了解波德萊爾和惠特曼的全部詩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還能背誦。
在我後來的人生歲月中，再沒有過像中學和大學這樣的集中閱讀階段。
有些在十年以後才被人們普遍尊崇的名字，當時都理所當然地從我們這裡滑過，哪怕那些昙花一現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記憶中，因為我們帶着熱望去捕捉一切。
有一次，我告訴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PaulValery），我與他在文學上的相識已經有多麼久遠，說我在三十年前已經讀過并熱愛他的作品。
瓦萊裡善意地笑着說：“您别騙人，我親愛的朋友！我的詩歌1916年才出版。
”但是，當我接下來準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學雜志的顔色和版面時——我們1898年在維也納讀到的他的第一首詩——他大為吃驚。
“可是，在巴黎都幾乎無人知道，”他驚詫地說，“您在維也納是怎麼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個邊遠小城裡讀馬拉美（Mallarme）的詩一樣，那也是當時主流文學界還不怎麼知道的，”我這樣回答他。
他對此表示同意，說：“年輕人發現他們自己的詩人，因為他們要自己去發現自己的詩人。
”的确，這些新風還沒有刮過來，我們就已經嗅到氣味了，因為我們總是在大張着鼻孔。
我們發現新東西，因為我們渴望新東西，渴望屬于我們而且隻屬于我們的一些新東西——不是那個父輩們的世界，而是我們自己的環境。
年輕人如同某些動物一樣，對天氣的轉變有着出色的直覺，因此，我們這一代趕在我們的老師和大學之前就知道，舊世紀結束了，在藝術觀方面已經走到了盡頭，一種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種價值轉變正在開始。
我們父輩那一代優秀而穩健的大師們，文學界的凱勒（GottfriedKeller）、戲劇界的易蔔生、音樂界的勃拉姆斯、繪畫界的萊布爾（WilhelmLeibl）、哲學界的馮·哈特曼（EduardvonHartmann），在我們的感覺中他們就體現那個太平世界中優緩的沉思。
盡管他們在技術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直覺地感覺到，他們那種冷靜、中庸的節奏與我們不安的血液中流淌着的東西是疏離的，與這個時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
現在，在維也納生活着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機警的頭腦，赫爾曼·巴爾（HermannBahr）。
他正作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進行憤怒的搏鬥，為将要形成的和即将到來的一切掃清路障：在他的幫助下，藝術家中分離派運動的展覽“分離”開幕了：讓舊學派感到震驚的是，巴黎印象派畫家和點描畫派的畫家、挪威的
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條性内容就像一種本能一樣，我已經忘記它來自何處。
有一次，我的一場演講被安排到大學裡的一個報告廳内舉行，我發現，自己是從講台上向下對人們講話，下面坐在長凳上的聽衆就如同當年我們那些中學生一樣，乖乖地聽着，沒有言談，沒有反問。
突然之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
我當時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個學校生涯中，這種非團隊式的、威權性的、教條性的自上而下的說教，讓我遭受了怎樣的痛苦。
一種恐懼感猛地向我湧來：我在這個高高的講台上對下面的人發表的演說，可能會如同當年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的演說一樣，完全沒有個人化的效果。
正是由于這種阻礙，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講。
直到十四五歲時，我們對學校忍耐得還相當不錯。
我們打趣老師，帶着冷漠的好奇而學習每一課的内容。
但是，再往後學校就讓我們覺得越來越沒有意思，越來越是負擔。
在悄無聲息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出現了：我們這些在十歲進入文理中學的男孩子，隻用了整個八年學制中的四年就超過了學校教學的知識水準。
我們直覺地感到，在這個文理中學中已經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學習了，在某些我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裡，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比那些可憐的老師還多，而這些老師在大學畢業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于自己的興趣去翻開過一本書。
另外一種對比也能日漸一日地讓人感覺到：我們原本也隻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這裡聽不到任何新東西，或者讓我們覺得值得了解的東西，而學校外面則是一座充滿了無數啟發的城市，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音樂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帶給人驚喜的城市。
所以，我們身上那些被壓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藝術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學校裡找不到任何營養，那麼就充滿激情地去面對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
一開始我們隻有兩三個人發現了自己對藝術、文學和音樂的興趣，後來是十幾個人，到了最後幾乎是全體同學。
年輕人的興奮是一種感染現象一樣。
在一個班級裡，它像麻疹和猩紅熱一樣從一個人傳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還帶着一種孩子氣的、虛榮的争強好勝，想要盡快在知識上超過别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進。
這種激情會走到哪個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緻。
如果一個班級裡有一個集郵者，那他很快就能讓十幾個人和他一樣對集郵着迷；如果有三個人對女舞蹈演員喋喋不休，那麼其餘的人也會每天站在歌劇院舞台口前面。
一個比我們低三個年級的班級，全班都對足球如醉如癡；比我們年級高的一個班，對社會主義和托爾斯泰感興趣。
我所在的年級偏巧是一群對藝術癡迷的同學，這對我的整個人生道路也許是決定性的。
按說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癡迷在維也納是極其理所當然的。
維也納的報紙給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周圍大人們在談論歌劇院或者城堡劇院的演出，所有的紙具店都挂出名演員們的畫像。
在當時，體育還算是一個粗俗野蠻的事，一位文理高中生會羞于熱衷于此的，而有着大衆理想的電影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呢。
喜歡戲劇和文學，也不用擔心在家裡遭到抵制，因為這算是“沒有罪惡的”激情，與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
畢竟，我的父親以及其他生活在維也納的父親們，年輕時也曾經同樣着迷于戲劇，在觀看理查德·瓦格納指揮的《羅恩格林》歌劇演出時的興奮，一如我們觀看理查德·施特勞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Hauptmann）的首演。
每場首演我們這些中學生都争先恐後地去看，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個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學校裡報告每一個細節，那麼在那些幸運地看到首場演出的同學面前，他得有多麼難為情！假如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稍微上心一點兒的話，肯定早就已經發現，在每個大型首演的當天下午會有三分之二的同學神秘地生病了——為了能夠得到一張站票，下午三點我們就得去排隊。
他們要是再嚴格地注意些的話，肯定也會發現，在包着拉丁語語法書的書皮下，我們藏着裡爾克的詩歌；他們也會發現，在數學作業本裡我們從借來的書中抄下了美麗的詩歌。
每天我們都發明出一些新的技術，将乏味的課堂用于我們的閱讀。
當老師在老生常談做着關于席勒《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的報告時，我們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堡，他們的名字是這些迂夫子還從來沒有聽到過的。
我們像發了高燒一樣，熱切地要到對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發生的一些有所知曉、有所了解；下午我們擁擠在大學生當中，去聽大學裡的演講；我們去看藝術展覽；我們去解剖學教室看屍檢。
我們伸着好奇的鼻子東聞西嗅。
我們悄悄地溜進愛樂樂團的排練室，我們穿梭在古董店，我們每天都查看書店裡擺放出來的圖書，以便馬上知道從昨天起又有哪些新書出版。
最主要的是，我們讀書，讀一切到手的書。
我們去每一個公共圖書館裡找來新書，把自己能弄到的書借給别人。
但是，獲得一切新知識最好的教育場所，卻是在咖啡館。
要想理解這一點，人們就得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種非常特别的設施，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與之相比的。
它實際上是一種民主性的會所，任何人隻要買上一杯廉價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這筆小小的入場費讓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幾個小時坐下，讨論、寫作、打牌、處理郵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諸多的報紙和雜志。
一個比較好的維也納咖啡館，會有城裡的全部報紙，而且不光是維也納的報紙，還有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報紙，法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美國的報紙，此外還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和藝術評論期刊，如《法國水星評論》（MercuredeFrance）、《新觀察》（NeueRundschau）、《創作室》（Studio）、《伯靈頓雜志》（BurlingtonMagazine）。
我們馬上知道這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書，知道每一場随便在哪裡的演出，我們比較不同報紙上的評論。
奧地利人能夠在維也納的咖啡館裡大量地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能在好友圈子裡讨論這些事情，在形成奧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國際視野方面，也許沒有什麼能比咖啡館的貢獻更大。
我們每天坐在那裡幾個小時，沒有什麼能逃過我們的注意力，因為我們的興趣是集體性的，我們追尋藝術活動動态用的就不是兩隻眼睛，而是二十隻、四十隻眼睛。
一個人錯過的事情，另外一個人會幫他注意到；況且，因為我們帶着差不多像運動場上的争強好勝之心，幼稚而調皮地想要在新知識以及對最新情況的了解上超越别人。
實際上，我們一直嫉妒羨慕能帶來出其不意效果的做派。
比如，在讨論到當時尚被排拒的尼采時，我們當中的一個人會突然帶着一種做作的、高人一籌的模樣說：“不過，關于自我主義的理念，克爾凱郭爾還是在他之上。
”這句話馬上就會讓我們感到不安。
誰是這位克爾凱郭爾，這個某某某都已經知道，而我們對他還一無所知的人？第二天我們就會沖向圖書館，翻遍關于這個不為人知的丹麥學者的各種書籍。
如果一個陌生的名字已經為别人所知，而我們自己還不曾知道，那是會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
恰好是那些最新的、最近的、最先鋒的、最不同尋常的名字，那些還沒有人提到，尤其是在我們尊崇的報紙上那些正式文學批評中還沒有出現的名字，去發現它們，早于别人去注意到它們，正是我們的激情所在（我個人在這方面的激情還延續了很多年）。
我們就是要去了解那些尚未被普遍認可的事情，那些難以領悟的、異想天開的、新生的和極端的事物會挑起我們的特殊愛慕。
因此，在我們集體性的、過于饑不擇食的好奇面前，沒有什麼是隐而不現的、邊緣的。
比如，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Georg）和裡爾克，在我們上文理中學時，他們的書總共也不過印刷了兩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維也納，沒有哪個書店主人會把他們的書收在自己的庫房裡，沒有哪個正式的文學批評者會提到裡爾克的名字。
但是，我們這一群人出于意志的奇迹，能夠背誦他的每一首詩歌，每一個詩行。
我們這些還沒有長出胡子、沒有發育成熟的小夥子，這些白天還得老老實實坐在中學闆凳上的年輕人，的确是一位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群：好奇、有鑒賞理解能力、能傾心投入，因為我們激發狂熱的能力真是無邊無際。
我們這些半大孩子在課堂上、在上學放學的路上、在咖啡館裡、在劇院裡、在散步中，隻是在讨論圖書、繪畫、音樂和哲學；哪個演員或者導演越來越有公衆影響了，誰出版了一本書或者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都是我們蒼穹中的一顆明星。
當我後來讀到巴爾紮克在描寫他的青少年時代的一個句子“我總以為名人就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時，曾經大為震驚，因為我們當時也帶着這樣的感覺。
在大街上看到馬勒是一樁重大事件，人們要在第二天一早講給同學們聽，就像是個人的某種偉大勝利一樣。
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有一次被介紹給勃拉姆斯，而且他還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為這個受寵若驚的經曆而神魂颠倒了好幾天。
當時十二歲的我并未确切地知道勃拉姆斯有怎樣的貢獻，但是光是他的名聲，他那創造者的靈光神采就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
當霍普特曼的劇作即将在城堡劇院首演之時，我們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幾個星期就開始心神不安。
我們悄悄地靠近演員和跑龍套的角色，為的是能最早——早于别人！——知道劇情和演員陣容；我們讓城堡劇院的理發師給我們理發（我并不怵于寫出當年的荒唐事），隻是為了獲得一些關于沃爾特或者索嫩塔爾的消息。
在比我們低一個年級的同學中，有一位在我們這裡特别受歡迎、被看重，隻因為他是歌劇院燈光師的外甥。
通過他的關系，我們偶爾會在排練時被悄悄地帶到舞台上。
我們在登上這個舞台時所感受到的誠惶誠恐，與但丁在升入天國樂園中所經曆的戰栗，有過之而無不及。
藝術家們的聲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經過了七層折射，還是足以令我們感受到敬畏。
一位貧窮的老太太，就因為是舒伯特的孫侄女，在我們眼裡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們也會在大街上對約瑟夫·凱恩茨的仆人久久凝視，就因為他能有這份幸運，能離這位最受人喜愛、最天才的演員那麼近。
今天我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種不加選擇的狂熱之中有多少荒謬，有多少内容不過是相互間的模仿而已，有多少隻是出于要高人一頭的競技樂趣，有多少是出于孩子氣的虛榮，對藝術感興趣無非是要在周圍不懂藝術的親屬和老師面前感覺到自己那淩駕于人的傲慢。
不過，直到今天還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出于對文學的激情，我們這些小夥子曾經從中學到了多少東西！通過不斷的讨論和條分縷析，我們早早地具備了批判鑒别能力。
我在十七歲時，不光了解波德萊爾和惠特曼的全部詩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還能背誦。
在我後來的人生歲月中，再沒有過像中學和大學這樣的集中閱讀階段。
有些在十年以後才被人們普遍尊崇的名字，當時都理所當然地從我們這裡滑過，哪怕那些昙花一現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記憶中，因為我們帶着熱望去捕捉一切。
有一次，我告訴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PaulValery），我與他在文學上的相識已經有多麼久遠，說我在三十年前已經讀過并熱愛他的作品。
瓦萊裡善意地笑着說：“您别騙人，我親愛的朋友！我的詩歌1916年才出版。
”但是，當我接下來準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學雜志的顔色和版面時——我們1898年在維也納讀到的他的第一首詩——他大為吃驚。
“可是，在巴黎都幾乎無人知道，”他驚詫地說，“您在維也納是怎麼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個邊遠小城裡讀馬拉美（Mallarme）的詩一樣，那也是當時主流文學界還不怎麼知道的，”我這樣回答他。
他對此表示同意，說：“年輕人發現他們自己的詩人，因為他們要自己去發現自己的詩人。
”的确，這些新風還沒有刮過來，我們就已經嗅到氣味了，因為我們總是在大張着鼻孔。
我們發現新東西，因為我們渴望新東西，渴望屬于我們而且隻屬于我們的一些新東西——不是那個父輩們的世界，而是我們自己的環境。
年輕人如同某些動物一樣，對天氣的轉變有着出色的直覺，因此，我們這一代趕在我們的老師和大學之前就知道，舊世紀結束了，在藝術觀方面已經走到了盡頭，一種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種價值轉變正在開始。
我們父輩那一代優秀而穩健的大師們，文學界的凱勒（GottfriedKeller）、戲劇界的易蔔生、音樂界的勃拉姆斯、繪畫界的萊布爾（WilhelmLeibl）、哲學界的馮·哈特曼（EduardvonHartmann），在我們的感覺中他們就體現那個太平世界中優緩的沉思。
盡管他們在技術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直覺地感覺到，他們那種冷靜、中庸的節奏與我們不安的血液中流淌着的東西是疏離的，與這個時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
現在，在維也納生活着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機警的頭腦，赫爾曼·巴爾（HermannBahr）。
他正作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進行憤怒的搏鬥，為将要形成的和即将到來的一切掃清路障：在他的幫助下，藝術家中分離派運動的展覽“分離”開幕了：讓舊學派感到震驚的是，巴黎印象派畫家和點描畫派的畫家、挪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