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個世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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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來消除不可避免的身體上的笨拙。
但是，從總體上，我對這種隻用眼睛和神經來度過中學時代的極端做法從未感到後悔過。
它把那種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當中，這是我永遠也不想再失去的。
此後我讀過的書、學到的東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堅實地基之上的。
一個人肌肉訓練上錯過的機會，還可以在後來的歲月中補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内在靈魂上的捕捉力量，隻能在那些決定性的年月裡成形。
一個早早地學會讓自己的靈魂充分擴展的人，以後才能将整個世界收入自己的靈魂當中。
我們青春歲月真正的經曆是，藝術領域正有新的東西在醞釀，一種超出讓我們的父母和周圍環境滿意程度的，更加充滿了激情、更成問題、更有嘗試性質的新東西。
我們因為生活中的這一片段而陷入狂熱的興奮當中，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美學領域内的轉變不過是許多更為深遠的變化中的餘響和先兆而已，這些轉變将撼動我們父輩的那個世界、那個太平的世界，并最終将其毀滅。
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奧地利，有一種引人注目的轉變開始悄悄萌生。
那些大衆，那些幾十年來任由被統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順的自由市民階層，突然開始變得不那麼安分守己了，他們開始組織起來，要求他們的權利。
就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政治帶着尖銳而狂暴的疾風打破了舒适生活的風平浪靜。
新世紀想要一個新秩序，一個新時代。
在奧地利，這些大型群衆運動中首當其沖的是社會主義運動。
到那時為止，被我們錯誤命名的“普遍”選舉權隻是給了那些有錢人，那些能夠證明自己繳過某個額度稅款的有産者。
被這些有産者選舉出來的律師和土地所有者卻真誠地笃信，自己在議會裡是“人民”的發言人和代表。
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驕傲；他們講究尊嚴、體面、談吐優雅，因而議會的讨論往往像一個高級會所的晚間讨論會。
這些市民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帶着自由主義的信念，真誠地認為寬容和理性一定會帶來一個進步的世界；通過微小的讓渡和逐漸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
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代表的是那些為數五萬或者十萬，生活在大城市裡境況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個國家裡的那些五十萬或者一百萬的人口。
這時，機器已經大量使用，從前分散在各處的勞動力集中在工業産業周圍。
在著名人物維克多·阿德勒（VicotorAdler）博士的領導下，一個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于實現無産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對每個人都平等的選舉權。
這些要求剛一實行或者說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意識到：自由主義的那個階層是多麼單薄，盡管它是寶貴的。
相安共處與自由主義一起從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現在不同利益開始硬碰硬，戰鬥開始了。
我還能回憶起在我記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給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的興起帶來決定性轉折的日子。
工人們要讓人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力量以及人數的龐大，他們提出口号，将5月1日定為勞動人民的節日；他們決定在這一天列隊經過普拉特綠地公園遊行，而且隊伍要行經主要的林蔭大道。
在以前的大型集會活動時，這條漂亮而寬闊的主街“栗樹大道”是專門留給貴族和富裕市民階層的華麗馬車的。
聲明一出，那些自由派上層市民被吓得目瞪口呆。
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這個詞還暗含着一種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人們在說到此前的“雅各賓派”或者以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一樣。
人們一開始根本不相信，這些來自郊區的赤色分子怎麼可能不在他們的遊行中焚燒房屋、搶劫商店，幹出一切能想象得出來的暴行呢。
到處陷入一片驚慌，整座城市和周圍地區的警力都被調到普拉特公園的大街上，軍隊也處于戰備狀态，做好了開槍的準備。
沒有哪輛豪華的私人馬車或者出租馬車敢去普拉特綠地公園附近，商人們将鐵制的櫥窗護闆放下。
我還能回憶起來，父母嚴格禁止孩子們在維也納可能會火光沖天的這一天到大街上去。
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
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進，在普拉特綠地公園裡隊伍整齊規範，每個人上衣的扣眼裡插着一支紅色的康乃馨，這是這個黨的标志。
他們在行進中唱着《國際歌》，但是孩子們一到了他們第一次走過的豪華林蔭大道上，就開始唱他們那些無憂無慮的校園歌。
沒有人遭到謾罵，沒有人被打，沒有人攥拳頭；警察和士兵向對戰友們那樣對他們微笑。
正是由于這種無可挑剔的态度，市民階層不能再将工人标記為“革命的暴徒”了，然後就有了來自雙方的讓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奧地利，總是如此。
在那時，今天這個打壓和剿滅體系還沒有發明出來，人文主義的理念（盡管已經變得蒼白）即便在政黨領導人那裡也還沒有泯滅。
剛剛有紅色康乃馨作為政黨的标志出現，突然又有人将另外一種花插在上衣扣眼裡，這是白色康乃馨，是屬于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标志。
（那時人們還選擇花而不是長筒靴、匕首和骷髅來作為政黨的标志，這不也令人感動嗎？）基督教社會黨一直就是一個小市民的政黨，本來是無産者運動的有組織對立行動，從本質上它和無産者運動一樣，都是機器戰勝手工帶來的後果。
當機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廠裡從而提升了工人的權力和社會地位之時，同時也威脅了小手工業者。
大型商店和規模化生産對于社會中層和小型手工業技師來說意味着毀滅。
這種不滿和憂慮讓一位機敏的、廣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卡爾·盧埃格爾博士脫穎而出，他以關鍵性的一句話“小人物們必須得到幫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階層和被激怒的社會中層。
在這些人身上，對有錢人的嫉妒要遠遠少于對自身從市民階層落入無産者當中的恐懼。
這一擔驚受怕的社會階層，也是後來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圍的廣泛大衆階層。
卡爾·盧埃格爾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為希特勒做出了榜樣，那便是教會希特勒打出反猶太人的旗号，讓那些不滿意的小市民圈有一個看得見的對手，同時在不知不覺中将人們對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财富占有者的仇恨轉移出去。
把這兩個人的形象加以對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種粗俗和殘忍，我們這個世紀可怕的堕落。
卡爾·盧埃格爾留着柔軟的、金黃色的大胡子，看起來儀表堂堂，被維也納民間稱為“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在一個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時代，接受教育并非徒勞無益之舉；他擅長在公衆面前講話，言辭犀利卻不乏風趣，不過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說，在那些當時人們覺得激烈的——演講中，他也從來不失體面的風度；他定出的調子（指反猶态度）也能轉換成某種意義上的屠殺器具，來上演儀式性謀殺的童話和各種粗鄙之事，但他總是小心保管着，不讓它刀劍出鞘。
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簡樸而且無可指責，對于對手他總是保持着一定的君子風度，政治上的反猶立場從來沒有妨礙他去善待和關照早年的猶太朋友。
等到他領導的政黨最終赢得了維也納的市議會選舉，而他本人終于被任命為維也納市長之後（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曾經兩次拒絕簽署對他的任命，因為皇帝厭惡他的反猶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無可挑剔，甚至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典範。
猶太人在這個反猶政黨獲勝之前曾經心驚膽戰，此後仍然與以前一樣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繼續得到尊重。
那時，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徹底滅絕的意志還沒有進入時代的血液循環當中。
不過，這時已經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俾斯麥所鐘愛的花，這是“德意志民族黨”的标志。
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它是一個意識明确的革命黨。
它要以猛烈的沖擊之力來摧毀奧地利的皇權，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基督教新教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個夢想。
基督教社會黨的勢力發端于維也納和農村，社會主義黨發端于工業中心地區，德意志民族黨的追随者幾乎隻出現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緣地區。
就人數而言他們處于弱勢，但是，他們以野蠻的進攻性和沒有底線的殘忍彌補自己的分量不足。
這個黨的幾位議員是奧地利議會中的恐怖和（傳統意義上的）羞辱。
在理念和技術上，他們構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濫觞——希特勒同樣也是一位來自邊緣地區的奧地利人。
希特勒從格奧爾格·馮·舍納雷爾（GeorgvonSch?nerer）那裡接過來“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口号，當時曾經有幾千德意志民族黨黨員忠實地遵循這一口号，從天主教轉而皈依新教，隻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職人員；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視他為了不起的鼻祖，從他這裡接受了“肮髒下流存在于人種當中”這樣的斷言；尤為突出的是，希特勒從他那裡學會了使用一個完全無所顧忌、大打出手的沖鋒隊，從而來實行這一原則：用一個小群體的暴行來震懾一個在數量上勝出但在為人上忍讓的群體。
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黨）的沖鋒隊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膠皮棍沖擊人群集會、夜裡襲擊對手并将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黨這裡是由屬于大學生聯合會的成員來完成的。
他們在知識人享有的豁免權的保護下，制造了一種絕無僅有的鬥毆恐怖手段。
每當有政治性的行動，一個召喚、一聲哨響他們便能做到軍事性地組織起來并出發前往。
他們是按照所謂的“青年會”來編組的，臉上帶着劍傷，酗酒而兇殘，集會大廳由他們來把持，因為他們不光和别人一樣戴着袖标和帽子，還佩戴着堅硬的、重重的棍子。
他們不停地挑釁，目标一會兒是斯拉夫人，一會兒是猶太人，一會兒是天主教徒，一會兒是意大利人，将這些沒有防衛能力的人趕出大學校園。
每一次“遊逛”（他們把每星期六的大學生檢閱稱為“遊逛”），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
由于大學還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可以進入大學教室，他們在隻好在外面眼睜睜地看着這些孬種大學生在裡面犯渾；他們能做的，僅限于将那些被民族黨的壞蛋從台階上扔到馬路邊，渾身流血的傷者運走。
每當奧地利這個小小的、虛張聲勢的德意志民族黨想強行達到某種目的時，總是先派出大學生沖鋒隊。
當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國議會的同意之後，決定實行一道官方語言使用法規時——其本意是要締結奧地利各民族之間的和平，讓皇朝的統治再延續幾十年——一群被挑撥起來的年輕大學生占領了環城大道。
騎兵不得不出動，軍刀和槍擊在鎮壓中被派上用場。
但是，那個人道的自由時代有着可悲的軟弱，也易于被打動，人們憚于任何形式的暴力騷亂和流血，這種傾向如此強烈，政府隻好在德意志民族黨面前做了退卻：首相被撤職，完全忠于皇權的語言規定被取消。
殘忍手段進入政治當中，第一次顯示出成效。
那些潛藏在不同種族和階級之間的裂痕與縫隙，在相互讓步容忍的年代曾經被人們花很大力氣來彌合，現在一下子全部爆裂，變成了深壑與鴻溝。
實際上，在新世紀開始前的十年裡，在奧地利内部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戰争已經拉開了序幕。
可是我們這些年輕人，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野心當中，很少意識到在我們的家鄉所發生的危險的改變：我們隻去看書、看畫。
我們對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沒有一丁點兒興趣：這種刺耳的争端在我們的生活中意味着什麼？當整個城市因為選舉感到不安時，我們卻走進了圖書館；當大衆奮起反抗之時，我們在寫作和讨論詩歌。
我們像古代巴比倫的伯沙撒國王面對珍馐盛宴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嘗着各種珍貴的藝術佳肴，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火紅的字符，沒有驚恐地看到未來4。
直到十幾年以後，當這座大廈房倒屋塌、頹牆殘瓦砸到我們頭頂時，我們才意識到這裡的地基早已經淘空了。
與新世紀同步開始的，是個人自由在歐洲的沒落。
注釋1伊米托斯山（Hymettos），位于希臘首都雅典東南，在古代以盛産蜂蜜而著名。
山上的木材被用為建築材料，被稱為藍灰色的“伊米托斯”大理石，與白色大理石形成反差。
詩人拜倫在《恰爾德·哈羅德的遊記》的詩中采用了這兩個意象來描寫大自然後寫道：“藝術、名聲和自由消失後，大自然卻美麗依舊。
”可能茨威格在這裡使用這一比喻，意在表達霍夫曼斯塔爾的詩歌藝術比通常的藝術更勝一籌。
2萊奧帕爾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紀著名浪漫主義詩人。
3此處涉及在《藝術葉片》上發表作品的人奧古斯特·厄勒時，茨威格的記憶有誤。
——德文版注釋。
厄勒後來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成為古典語文學的私人講師，并翻譯了古代希臘文的作品，不幸于1920年在39歲之際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4伯沙撒國王的典故，來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
當國王正在大宴賓客之時，宮殿的牆上出現神秘的阿比西尼亞語字符，預言了國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國的毀滅。
這一故事成為許多畫家的題材，倫勃朗曾經于1635年完成一幅該題材的油畫作品，現藏于倫敦的國家畫廊。
德國詩人海因裡希·海涅也曾以此為素材創作一首叙事詩。
但是，從總體上，我對這種隻用眼睛和神經來度過中學時代的極端做法從未感到後悔過。
它把那種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當中，這是我永遠也不想再失去的。
此後我讀過的書、學到的東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堅實地基之上的。
一個人肌肉訓練上錯過的機會，還可以在後來的歲月中補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内在靈魂上的捕捉力量，隻能在那些決定性的年月裡成形。
一個早早地學會讓自己的靈魂充分擴展的人，以後才能将整個世界收入自己的靈魂當中。
我們青春歲月真正的經曆是，藝術領域正有新的東西在醞釀，一種超出讓我們的父母和周圍環境滿意程度的，更加充滿了激情、更成問題、更有嘗試性質的新東西。
我們因為生活中的這一片段而陷入狂熱的興奮當中，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美學領域内的轉變不過是許多更為深遠的變化中的餘響和先兆而已，這些轉變将撼動我們父輩的那個世界、那個太平的世界，并最終将其毀滅。
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奧地利，有一種引人注目的轉變開始悄悄萌生。
那些大衆，那些幾十年來任由被統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順的自由市民階層，突然開始變得不那麼安分守己了，他們開始組織起來，要求他們的權利。
就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政治帶着尖銳而狂暴的疾風打破了舒适生活的風平浪靜。
新世紀想要一個新秩序，一個新時代。
在奧地利，這些大型群衆運動中首當其沖的是社會主義運動。
到那時為止，被我們錯誤命名的“普遍”選舉權隻是給了那些有錢人，那些能夠證明自己繳過某個額度稅款的有産者。
被這些有産者選舉出來的律師和土地所有者卻真誠地笃信，自己在議會裡是“人民”的發言人和代表。
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驕傲；他們講究尊嚴、體面、談吐優雅，因而議會的讨論往往像一個高級會所的晚間讨論會。
這些市民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帶着自由主義的信念，真誠地認為寬容和理性一定會帶來一個進步的世界；通過微小的讓渡和逐漸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
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代表的是那些為數五萬或者十萬，生活在大城市裡境況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個國家裡的那些五十萬或者一百萬的人口。
這時，機器已經大量使用，從前分散在各處的勞動力集中在工業産業周圍。
在著名人物維克多·阿德勒（VicotorAdler）博士的領導下，一個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于實現無産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對每個人都平等的選舉權。
這些要求剛一實行或者說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意識到：自由主義的那個階層是多麼單薄，盡管它是寶貴的。
相安共處與自由主義一起從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現在不同利益開始硬碰硬，戰鬥開始了。
我還能回憶起在我記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給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的興起帶來決定性轉折的日子。
工人們要讓人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力量以及人數的龐大，他們提出口号，将5月1日定為勞動人民的節日；他們決定在這一天列隊經過普拉特綠地公園遊行，而且隊伍要行經主要的林蔭大道。
在以前的大型集會活動時，這條漂亮而寬闊的主街“栗樹大道”是專門留給貴族和富裕市民階層的華麗馬車的。
聲明一出，那些自由派上層市民被吓得目瞪口呆。
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這個詞還暗含着一種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人們在說到此前的“雅各賓派”或者以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一樣。
人們一開始根本不相信，這些來自郊區的赤色分子怎麼可能不在他們的遊行中焚燒房屋、搶劫商店，幹出一切能想象得出來的暴行呢。
到處陷入一片驚慌，整座城市和周圍地區的警力都被調到普拉特公園的大街上，軍隊也處于戰備狀态，做好了開槍的準備。
沒有哪輛豪華的私人馬車或者出租馬車敢去普拉特綠地公園附近，商人們将鐵制的櫥窗護闆放下。
我還能回憶起來，父母嚴格禁止孩子們在維也納可能會火光沖天的這一天到大街上去。
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
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進，在普拉特綠地公園裡隊伍整齊規範，每個人上衣的扣眼裡插着一支紅色的康乃馨，這是這個黨的标志。
他們在行進中唱着《國際歌》，但是孩子們一到了他們第一次走過的豪華林蔭大道上，就開始唱他們那些無憂無慮的校園歌。
沒有人遭到謾罵，沒有人被打，沒有人攥拳頭；警察和士兵向對戰友們那樣對他們微笑。
正是由于這種無可挑剔的态度，市民階層不能再将工人标記為“革命的暴徒”了，然後就有了來自雙方的讓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奧地利，總是如此。
在那時，今天這個打壓和剿滅體系還沒有發明出來，人文主義的理念（盡管已經變得蒼白）即便在政黨領導人那裡也還沒有泯滅。
剛剛有紅色康乃馨作為政黨的标志出現，突然又有人将另外一種花插在上衣扣眼裡，這是白色康乃馨，是屬于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标志。
（那時人們還選擇花而不是長筒靴、匕首和骷髅來作為政黨的标志，這不也令人感動嗎？）基督教社會黨一直就是一個小市民的政黨，本來是無産者運動的有組織對立行動，從本質上它和無産者運動一樣，都是機器戰勝手工帶來的後果。
當機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廠裡從而提升了工人的權力和社會地位之時，同時也威脅了小手工業者。
大型商店和規模化生産對于社會中層和小型手工業技師來說意味着毀滅。
這種不滿和憂慮讓一位機敏的、廣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卡爾·盧埃格爾博士脫穎而出，他以關鍵性的一句話“小人物們必須得到幫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階層和被激怒的社會中層。
在這些人身上，對有錢人的嫉妒要遠遠少于對自身從市民階層落入無産者當中的恐懼。
這一擔驚受怕的社會階層，也是後來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圍的廣泛大衆階層。
卡爾·盧埃格爾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為希特勒做出了榜樣，那便是教會希特勒打出反猶太人的旗号，讓那些不滿意的小市民圈有一個看得見的對手，同時在不知不覺中将人們對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财富占有者的仇恨轉移出去。
把這兩個人的形象加以對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種粗俗和殘忍，我們這個世紀可怕的堕落。
卡爾·盧埃格爾留着柔軟的、金黃色的大胡子，看起來儀表堂堂，被維也納民間稱為“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在一個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時代，接受教育并非徒勞無益之舉；他擅長在公衆面前講話，言辭犀利卻不乏風趣，不過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說，在那些當時人們覺得激烈的——演講中，他也從來不失體面的風度；他定出的調子（指反猶态度）也能轉換成某種意義上的屠殺器具，來上演儀式性謀殺的童話和各種粗鄙之事，但他總是小心保管着，不讓它刀劍出鞘。
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簡樸而且無可指責，對于對手他總是保持着一定的君子風度，政治上的反猶立場從來沒有妨礙他去善待和關照早年的猶太朋友。
等到他領導的政黨最終赢得了維也納的市議會選舉，而他本人終于被任命為維也納市長之後（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曾經兩次拒絕簽署對他的任命，因為皇帝厭惡他的反猶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無可挑剔，甚至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典範。
猶太人在這個反猶政黨獲勝之前曾經心驚膽戰，此後仍然與以前一樣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繼續得到尊重。
那時，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徹底滅絕的意志還沒有進入時代的血液循環當中。
不過，這時已經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俾斯麥所鐘愛的花，這是“德意志民族黨”的标志。
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它是一個意識明确的革命黨。
它要以猛烈的沖擊之力來摧毀奧地利的皇權，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基督教新教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個夢想。
基督教社會黨的勢力發端于維也納和農村，社會主義黨發端于工業中心地區，德意志民族黨的追随者幾乎隻出現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緣地區。
就人數而言他們處于弱勢，但是，他們以野蠻的進攻性和沒有底線的殘忍彌補自己的分量不足。
這個黨的幾位議員是奧地利議會中的恐怖和（傳統意義上的）羞辱。
在理念和技術上，他們構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濫觞——希特勒同樣也是一位來自邊緣地區的奧地利人。
希特勒從格奧爾格·馮·舍納雷爾（GeorgvonSch?nerer）那裡接過來“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口号，當時曾經有幾千德意志民族黨黨員忠實地遵循這一口号，從天主教轉而皈依新教，隻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職人員；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視他為了不起的鼻祖，從他這裡接受了“肮髒下流存在于人種當中”這樣的斷言；尤為突出的是，希特勒從他那裡學會了使用一個完全無所顧忌、大打出手的沖鋒隊，從而來實行這一原則：用一個小群體的暴行來震懾一個在數量上勝出但在為人上忍讓的群體。
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黨）的沖鋒隊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膠皮棍沖擊人群集會、夜裡襲擊對手并将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黨這裡是由屬于大學生聯合會的成員來完成的。
他們在知識人享有的豁免權的保護下，制造了一種絕無僅有的鬥毆恐怖手段。
每當有政治性的行動，一個召喚、一聲哨響他們便能做到軍事性地組織起來并出發前往。
他們是按照所謂的“青年會”來編組的，臉上帶着劍傷，酗酒而兇殘，集會大廳由他們來把持，因為他們不光和别人一樣戴着袖标和帽子，還佩戴着堅硬的、重重的棍子。
他們不停地挑釁，目标一會兒是斯拉夫人，一會兒是猶太人，一會兒是天主教徒，一會兒是意大利人，将這些沒有防衛能力的人趕出大學校園。
每一次“遊逛”（他們把每星期六的大學生檢閱稱為“遊逛”），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
由于大學還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可以進入大學教室，他們在隻好在外面眼睜睜地看着這些孬種大學生在裡面犯渾；他們能做的，僅限于将那些被民族黨的壞蛋從台階上扔到馬路邊，渾身流血的傷者運走。
每當奧地利這個小小的、虛張聲勢的德意志民族黨想強行達到某種目的時，總是先派出大學生沖鋒隊。
當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國議會的同意之後，決定實行一道官方語言使用法規時——其本意是要締結奧地利各民族之間的和平，讓皇朝的統治再延續幾十年——一群被挑撥起來的年輕大學生占領了環城大道。
騎兵不得不出動，軍刀和槍擊在鎮壓中被派上用場。
但是，那個人道的自由時代有着可悲的軟弱，也易于被打動，人們憚于任何形式的暴力騷亂和流血，這種傾向如此強烈，政府隻好在德意志民族黨面前做了退卻：首相被撤職，完全忠于皇權的語言規定被取消。
殘忍手段進入政治當中，第一次顯示出成效。
那些潛藏在不同種族和階級之間的裂痕與縫隙，在相互讓步容忍的年代曾經被人們花很大力氣來彌合，現在一下子全部爆裂，變成了深壑與鴻溝。
實際上，在新世紀開始前的十年裡，在奧地利内部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戰争已經拉開了序幕。
可是我們這些年輕人，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野心當中，很少意識到在我們的家鄉所發生的危險的改變：我們隻去看書、看畫。
我們對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沒有一丁點兒興趣：這種刺耳的争端在我們的生活中意味着什麼？當整個城市因為選舉感到不安時，我們卻走進了圖書館；當大衆奮起反抗之時，我們在寫作和讨論詩歌。
我們像古代巴比倫的伯沙撒國王面對珍馐盛宴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嘗着各種珍貴的藝術佳肴，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火紅的字符，沒有驚恐地看到未來
直到十幾年以後，當這座大廈房倒屋塌、頹牆殘瓦砸到我們頭頂時，我們才意識到這裡的地基早已經淘空了。
與新世紀同步開始的，是個人自由在歐洲的沒落。
注釋
山上的木材被用為建築材料，被稱為藍灰色的“伊米托斯”大理石，與白色大理石形成反差。
詩人拜倫在《恰爾德·哈羅德的遊記》的詩中采用了這兩個意象來描寫大自然後寫道：“藝術、名聲和自由消失後，大自然卻美麗依舊。
”可能茨威格在這裡使用這一比喻，意在表達霍夫曼斯塔爾的詩歌藝術比通常的藝術更勝一籌。
——德文版注釋。
厄勒後來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成為古典語文學的私人講師，并翻譯了古代希臘文的作品，不幸于1920年在39歲之際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當國王正在大宴賓客之時，宮殿的牆上出現神秘的阿比西尼亞語字符，預言了國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國的毀滅。
這一故事成為許多畫家的題材，倫勃朗曾經于1635年完成一幅該題材的油畫作品，現藏于倫敦的國家畫廊。
德國詩人海因裡希·海涅也曾以此為素材創作一首叙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