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個世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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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作品中最美的長篇小說，以及他的戲劇中的某些片段。
但是，随着他與真實的生活劇場和那個時代的興趣關聯越來越緊，由于他的各種計劃中有明顯的意圖和野心，他那如夢遊者才會有的，隻有在童真的詩歌中才有的純粹靈感不見了，和它們一起消失的還有我們對自己青春歲月的沉醉和癡迷。
了解他這位未成年人的創作，讓我們早早知道，這個出現在我們青春時期的天才奇迹是一次性的，在我們的一生中，它再也不會梅開二度。
巴爾紮克曾經以無與倫比的方式描寫了一個拿破侖·波拿巴如何讓整整一代法國人群情激昂。
在巴爾紮克看來，波拿巴從一個小小的少尉到世界的皇帝，這令人炫目的飛黃騰達不光意味着某一個人的勝利，也是一種青年理念的勝利。
一個人并非一定要生為王侯貴胄才有可能早日獲得權力：哪怕出生于一個随便什麼樣的小戶人家，甚至窮人家，同樣也可以在二十四歲成為将軍，在三十歲成為法蘭西的統治者，不久以後也能統治整個世界。
這一不可複制的成功讓成百上千的人抛開自己卑微的職業，離開邊遠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讓所有的年輕人頭腦發熱。
他驅動他們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龐大軍隊中的諸多将軍，以及《人間喜劇》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雲的人。
一位獨一無二的年輕人，無論在哪個領域裡一下子就達到迄今無人企及的高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讓所有年輕人圍在他們身邊，跟在他們身後。
從這個意義上講，霍夫曼斯塔爾和裡爾克對于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說，對于我們身上還沒有完全迸發出來的能量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推動。
我們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迹能夠在自己的身上重現，單單他的存在就給我們增添了力量。
他直觀地證明，即便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座城市和我們的社會階層也有可能出詩人。
他的父親是一位銀行行長，畢竟也是來自同樣的猶太——市民階層，和我們一樣；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們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樣的家具，在同樣的社會階層的道德中成長起來，也在同樣嚴格無趣的人文中學讀書，他也學了同樣的課本，在同樣的木頭闆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們一樣沒有耐心，與我們相似，對一切精神價值充滿激情的熱愛。
但是，看啊，就在他還不得不在學校的闆凳上磨褲子時，必須在體操大廳來回踏步時，他一個箭步就成功地飛越了周圍的環境和逼仄，飛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從而進入一種沒有限制的境界。
在某種程度上，霍夫曼斯塔爾以活生生的實例向我們表明，從原則上講，在我們的時代，即便在一個奧地利的人文中學這種牢籠般的氣氛中，也是可以來完成詩歌創作的，甚至還有可能被印刷出來，被盛贊，成為名人！對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來說，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力！ 裡爾克則意味着另外一種類型的鼓勵，它以一種讓人心安的方式來補充霍夫曼斯塔爾帶來的那種激勵。
縱使我們當中最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與霍夫曼斯塔爾一争高低。
我們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複制的奇迹，如果将我們自己十六歲時的詩歌與這位著名人物在同樣年齡時的作品相比，我們會感到羞愧；同樣，如果将自己與他在中學時代已經在人類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們也會為自己汗顔。
裡爾克也是在很早時，大概也是在十七八歲時已經開始寫作并發表詩歌。
但是，裡爾克早期的作品，如果與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較起來，甚至可以說是絕對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詩歌，隻有帶着不那麼挑剔的眼光，人們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許的天才蹤迹。
直到後來，當這位被我們無比熱愛的詩人在二十二歲或者二十三歲時才開始出現有個性的長足進展：這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一個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爾那樣在中學時代就是成熟的詩人，也可以像裡爾克那樣摸索、嘗試、成型、提升。
如果一個人眼下寫出來的東西還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麼有責任感，他也許不會成為霍夫曼斯塔爾那樣的奇迹，而在他身上可能會重現裡爾克那樣平穩而尋常的成才之路。
我們所有的人都早已經開始創作或者寫詩，開始演奏樂器或者開始朗誦。
對我們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
那種被動的、激情化的态度，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不自然的，因為年輕人身上的本質就是不光要獲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創造來應答。
對年輕人來說，熱愛戲劇至少意味着他們有這樣的願望和夢想：讓自己登上舞台或者參與戲劇演出。
他們對各種形式的天才極端崇拜，這不可避免地會讓他們去留意自己身上的某些苗頭，能否在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軀體裡或者在尚且半蒙昧的靈魂中看到這種出類拔萃特質的蛛絲馬迹。
與當時維也納的氣氛相符，也與那個時代特殊的限定條件相吻合，我們班級裡的同學中普遍都熱衷于藝術生産。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尋着天分，并力圖讓它發揚光大。
我們當中有四五個人想成為演員。
他們模仿着城堡劇院演員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練習台詞和朗誦，已經開始偷偷參加戲劇表演課，在課間臨時分派不同的角色，臨時表演經典戲劇中的場景，而我們其餘的人則構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觀衆。
我們當中有兩三個人是受到出色培訓的音樂人，但是他們還沒有決定自己是去當作曲家、演奏家還是去當樂隊指揮。
正是由于他們，我才對新音樂有了最早的認識，而這些新音樂在愛樂樂團的官方音樂會中還是很受鄙視的——他們也從我們這裡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詞。
我們當中還有一個人，這位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沙龍畫家，他在上課期間将我們的作業本畫得滿滿的，給我們這個班級裡全部的未來天才畫了肖像。
不過，我們在文學上的努力要遠遠超過其他方面。
由于我們彼此監督盡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對各自的詩歌進行評論，我們在十七歲時達到的水平遠遠超出了文學愛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個人作品的水平已經真正說得過去，并且得到了文學刊物的證明：它們不光是被粗俗的地方報紙所采用，也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學期刊所接受、被發表出來，甚至還得到了稿費——這是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我們班裡的一位同學Ph.A.，我曾經像崇敬天才一樣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最了不起的豪華雜志《潘神》（Pan）的首位，與理查·戴麥爾（RichardDehmel）和裡爾克并排；還有另外一位同學A.M.，曾經使用“奧古斯特·厄勒”（AugustOehler）的筆名，打入了當時所有德語期刊中最難進入、最離奇的刊物《藝術葉片》（Bl?tterfürdieKunst）——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奧爾格專門為自己那個超凡入聖、再三遴選才得以進入的文學團體的成員保留的園地。
我的第三位同學，在霍夫曼斯塔爾的鼓勵下，寫了一本關于拿破侖的劇本；第四位同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理論，完成了有重要意義的商籁體詩歌；我自己則在現代派的主流文學雜志《社會》（Gesellschaft）以及由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Harden）主編的《未來》（Zukunft）——一份在新德國的政治和文化曆史上舉足輕重的周刊——上發表了作品。
今天回過頭去看，我不得不客觀地承認，就那些作品中知識的廣博、文學技巧上的精緻、藝術上的水準而言，它們出自年僅十七歲的人，這的确是驚人的。
這種情況隻可以解釋為，是霍夫曼斯塔爾那神奇的早熟榜樣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導着我們，讓我們激情澎湃地努力将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緻。
我們掌握各種藝術訣竅，谙熟語言的誇張和奔放；我們了解每種詩體的寫作技術，從品達式的哀婉詩到民歌當中簡單的口語表達，我們都無數次嘗試、仔細推敲。
在每天的作品交換中，我們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處，讨論韻腳上的細節。
當我們那些盡職的老師還沒有任何預感地在用紅墨水劃出我們在作文中缺少的逗号時，我們早已在相互進行文學批評，其嚴格程度、藝術上的見識以及審查之細微，是那些大報紙上的文學批評頭領人物在對古典大師傑作的批評中所不曾有過的。
在中學裡的最後幾年，由于我們一味熱衷于文學批評，在專業評判和文采斐然的表達能力這方面，也已經走在那些名聲卓著的專業評論家的前面。
對于我們班級同學在文學上早熟做這種完全忠于實情的描述，也許會讓人錯誤地以為我們是一個特别的班級。
完全不是這樣的。
當時在許多學校，也都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同樣的狂熱和同樣早熟的天才。
這不可能是偶然的。
那是一種特别良好的氛圍，這座城市特殊的藝術沃土、非政治化的時代、世紀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學上的新取向撲面而來，這些因素與我們這一人生階段注定會有的創作意願連在一起。
每個青春期的年輕人身上都有詩性或者詩性的驅動。
當然，在大多數人那裡，詩性就如同一陣稍縱即逝的波浪一樣流過，這種熱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後，因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煥然勃發。
我們班級裡的五名校園演員沒有一個成為舞台上的真正演員，登上《潘神》和《藝術葉片》的詩人們在令人震驚的鋒芒初露之後變成庸常的律師或者官員，也許他們今天在憂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譏諷着自己當年的野心3。
我是這些人當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創作激情并讓它成為整個生活中的意義和核心的。
但是，我是多麼充滿感激地去想到這些同學啊！他們曾經給了我多麼大的幫助！我從這種火熱尖銳的讨論當中，從這種狂野的你追我趕的勁頭當中，從相互的欣賞和批評當中，早早地開始了練手和磨砺神經，領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遼闊和寬廣，這些多麼有力地促使我們超越了學校生活的單調和無聊！“你這令人心迷的藝術，在多少個灰暗的時刻……”，每當舒伯特這首不朽的歌曲響起時，我眼前就活靈活現地出現了我們縮着肩膀，坐在學校闆凳上的情形，而後在放學路上，我們有着怎樣放着光彩的、激動的目光，滿是激情地解析着、背誦着詩歌，忘掉了空間和時間的束縛，真正“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了。
這種對藝術狂熱的忠貞執着，對審美因素的過分看重，到了近于荒謬的程度，當然這隻是在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平常興趣才得以實現。
當我今天回過頭來問自己，當年我們的每一天都被學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滿滿的，我們是怎麼找到時間來讀這些書的呢？這時我才發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們的睡眠和肢體活動為代價的。
雖然我每天早上應該七點起床，但是我幾乎從來沒有在夜裡一點到兩點以前放下手中的書。
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個壞習慣，即便已經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兩個小時書才睡覺。
在我的記憶中，每天總是在沒睡醒時起來，用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洗漱，然後被驅趕着去學校，一路跑着吃黃油面包。
毫不奇怪，我們這些小學究都是骨瘦如柴，滿臉菜色，看起來好像還沒有成熟的水果一樣，我們的衣着也很不講究。
我們的每一分零花錢都花在看戲劇、聽音樂會或者買書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輕姑娘，我們隻是想到要讓高級人物注意到我們。
和年輕姑娘一起散步，在我們看來那是浪費時間。
思想上的傲慢讓我們從一開始就覺得另外那個性别在精神上價值低下，我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膚淺的閑聊中。
要想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當初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體育運動，甚至予以蔑視，這可并不容易。
不過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紀，體育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從英國傳到歐洲大陸上。
那時還沒有那種當一個拳擊手用拳頭擊碎另外一個拳擊手的下巴時，成千上萬的人在一起出于興奮而大呼小叫的體育場；報紙也還不像現在這樣，用整欄的篇幅以荷馬一般生動傳神的描述來報道一場曲棍球的比賽。
摔跤比賽、田徑協會、體重分級的賽事在我們那個時代還屬于城郊的活動，屠宰師傅和搬貨工是這些活動的觀衆；最多那些高層的、貴族的賽馬比賽——一年也就那麼幾次——能吸引一些所謂的“上層社會”來到賽馬場，可是我們對此卻無動于衷，因為在我們看來，每一種身體活動都幹脆是浪費時間。
當我在十三歲時開始感染上文學——藝術的傳染病以後，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給我學跳舞的錢用在買書上。
在十八歲時，我還不會遊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
至今我既不會騎自行車，也不會開車，在體育活動方面，每個十歲的孩子都會勝我一籌。
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與美式足球之間、曲棍球與馬球之間的區别我還是分不大清楚；每張報紙上的體育欄目，對我來說都好像是用無法理喻的符号寫成的漢語一樣看不懂。
我對于體育上的速度紀錄和技巧紀錄的理解，還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國王的觀點上：某一次有人想動員他去看賽馬比賽，他用東方式的智慧說：“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馬比另外一匹馬跑得快。
哪個更快，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
”與身體訓練同樣遭到我們蔑視的，是用遊樂來打發時間。
在我們眼裡，唯有國際象棋還多少能獲得幾分垂青，因為它還需要用上些腦力。
而且，甚至可以說更為荒謬的是，盡管我們都覺得自己即将成為詩人或者感覺自己是潛在的詩人，我們很少關注大自然。
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當中，我幾乎沒有去看過維也納城周圍的美好景色。
在最美麗、最炎熱的夏天，當人們紛紛離開城市時，我們甚至還覺得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為在咖啡館裡我們可以更快地将多種期刊、報紙拿到手。
後來，我還用好多年、好幾十年才達到一種平衡，來避免這種孩子氣式的貪心閱讀帶來的過度緊張，在
但是，随着他與真實的生活劇場和那個時代的興趣關聯越來越緊，由于他的各種計劃中有明顯的意圖和野心，他那如夢遊者才會有的，隻有在童真的詩歌中才有的純粹靈感不見了，和它們一起消失的還有我們對自己青春歲月的沉醉和癡迷。
了解他這位未成年人的創作，讓我們早早知道，這個出現在我們青春時期的天才奇迹是一次性的，在我們的一生中，它再也不會梅開二度。
巴爾紮克曾經以無與倫比的方式描寫了一個拿破侖·波拿巴如何讓整整一代法國人群情激昂。
在巴爾紮克看來，波拿巴從一個小小的少尉到世界的皇帝，這令人炫目的飛黃騰達不光意味着某一個人的勝利，也是一種青年理念的勝利。
一個人并非一定要生為王侯貴胄才有可能早日獲得權力：哪怕出生于一個随便什麼樣的小戶人家，甚至窮人家，同樣也可以在二十四歲成為将軍，在三十歲成為法蘭西的統治者，不久以後也能統治整個世界。
這一不可複制的成功讓成百上千的人抛開自己卑微的職業，離開邊遠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讓所有的年輕人頭腦發熱。
他驅動他們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龐大軍隊中的諸多将軍，以及《人間喜劇》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雲的人。
一位獨一無二的年輕人，無論在哪個領域裡一下子就達到迄今無人企及的高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讓所有年輕人圍在他們身邊，跟在他們身後。
從這個意義上講，霍夫曼斯塔爾和裡爾克對于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說，對于我們身上還沒有完全迸發出來的能量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推動。
我們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迹能夠在自己的身上重現，單單他的存在就給我們增添了力量。
他直觀地證明，即便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座城市和我們的社會階層也有可能出詩人。
他的父親是一位銀行行長，畢竟也是來自同樣的猶太——市民階層，和我們一樣；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們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樣的家具，在同樣的社會階層的道德中成長起來，也在同樣嚴格無趣的人文中學讀書，他也學了同樣的課本，在同樣的木頭闆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們一樣沒有耐心，與我們相似，對一切精神價值充滿激情的熱愛。
但是，看啊，就在他還不得不在學校的闆凳上磨褲子時，必須在體操大廳來回踏步時，他一個箭步就成功地飛越了周圍的環境和逼仄，飛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從而進入一種沒有限制的境界。
在某種程度上，霍夫曼斯塔爾以活生生的實例向我們表明，從原則上講，在我們的時代，即便在一個奧地利的人文中學這種牢籠般的氣氛中，也是可以來完成詩歌創作的，甚至還有可能被印刷出來，被盛贊，成為名人！對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來說，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力！ 裡爾克則意味着另外一種類型的鼓勵，它以一種讓人心安的方式來補充霍夫曼斯塔爾帶來的那種激勵。
縱使我們當中最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與霍夫曼斯塔爾一争高低。
我們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複制的奇迹，如果将我們自己十六歲時的詩歌與這位著名人物在同樣年齡時的作品相比，我們會感到羞愧；同樣，如果将自己與他在中學時代已經在人類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們也會為自己汗顔。
裡爾克也是在很早時，大概也是在十七八歲時已經開始寫作并發表詩歌。
但是，裡爾克早期的作品，如果與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較起來，甚至可以說是絕對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詩歌，隻有帶着不那麼挑剔的眼光，人們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許的天才蹤迹。
直到後來，當這位被我們無比熱愛的詩人在二十二歲或者二十三歲時才開始出現有個性的長足進展：這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一個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爾那樣在中學時代就是成熟的詩人，也可以像裡爾克那樣摸索、嘗試、成型、提升。
如果一個人眼下寫出來的東西還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麼有責任感，他也許不會成為霍夫曼斯塔爾那樣的奇迹，而在他身上可能會重現裡爾克那樣平穩而尋常的成才之路。
我們所有的人都早已經開始創作或者寫詩，開始演奏樂器或者開始朗誦。
對我們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
那種被動的、激情化的态度，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不自然的，因為年輕人身上的本質就是不光要獲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創造來應答。
對年輕人來說，熱愛戲劇至少意味着他們有這樣的願望和夢想：讓自己登上舞台或者參與戲劇演出。
他們對各種形式的天才極端崇拜，這不可避免地會讓他們去留意自己身上的某些苗頭，能否在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軀體裡或者在尚且半蒙昧的靈魂中看到這種出類拔萃特質的蛛絲馬迹。
與當時維也納的氣氛相符，也與那個時代特殊的限定條件相吻合，我們班級裡的同學中普遍都熱衷于藝術生産。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尋着天分，并力圖讓它發揚光大。
我們當中有四五個人想成為演員。
他們模仿着城堡劇院演員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練習台詞和朗誦，已經開始偷偷參加戲劇表演課，在課間臨時分派不同的角色，臨時表演經典戲劇中的場景，而我們其餘的人則構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觀衆。
我們當中有兩三個人是受到出色培訓的音樂人，但是他們還沒有決定自己是去當作曲家、演奏家還是去當樂隊指揮。
正是由于他們，我才對新音樂有了最早的認識，而這些新音樂在愛樂樂團的官方音樂會中還是很受鄙視的——他們也從我們這裡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詞。
我們當中還有一個人，這位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沙龍畫家，他在上課期間将我們的作業本畫得滿滿的，給我們這個班級裡全部的未來天才畫了肖像。
不過，我們在文學上的努力要遠遠超過其他方面。
由于我們彼此監督盡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對各自的詩歌進行評論，我們在十七歲時達到的水平遠遠超出了文學愛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個人作品的水平已經真正說得過去，并且得到了文學刊物的證明：它們不光是被粗俗的地方報紙所采用，也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學期刊所接受、被發表出來，甚至還得到了稿費——這是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我們班裡的一位同學Ph.A.，我曾經像崇敬天才一樣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最了不起的豪華雜志《潘神》（Pan）的首位，與理查·戴麥爾（RichardDehmel）和裡爾克并排；還有另外一位同學A.M.，曾經使用“奧古斯特·厄勒”（AugustOehler）的筆名，打入了當時所有德語期刊中最難進入、最離奇的刊物《藝術葉片》（Bl?tterfürdieKunst）——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奧爾格專門為自己那個超凡入聖、再三遴選才得以進入的文學團體的成員保留的園地。
我的第三位同學，在霍夫曼斯塔爾的鼓勵下，寫了一本關于拿破侖的劇本；第四位同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理論，完成了有重要意義的商籁體詩歌；我自己則在現代派的主流文學雜志《社會》（Gesellschaft）以及由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Harden）主編的《未來》（Zukunft）——一份在新德國的政治和文化曆史上舉足輕重的周刊——上發表了作品。
今天回過頭去看，我不得不客觀地承認，就那些作品中知識的廣博、文學技巧上的精緻、藝術上的水準而言，它們出自年僅十七歲的人，這的确是驚人的。
這種情況隻可以解釋為，是霍夫曼斯塔爾那神奇的早熟榜樣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導着我們，讓我們激情澎湃地努力将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緻。
我們掌握各種藝術訣竅，谙熟語言的誇張和奔放；我們了解每種詩體的寫作技術，從品達式的哀婉詩到民歌當中簡單的口語表達，我們都無數次嘗試、仔細推敲。
在每天的作品交換中，我們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處，讨論韻腳上的細節。
當我們那些盡職的老師還沒有任何預感地在用紅墨水劃出我們在作文中缺少的逗号時，我們早已在相互進行文學批評，其嚴格程度、藝術上的見識以及審查之細微，是那些大報紙上的文學批評頭領人物在對古典大師傑作的批評中所不曾有過的。
在中學裡的最後幾年，由于我們一味熱衷于文學批評，在專業評判和文采斐然的表達能力這方面，也已經走在那些名聲卓著的專業評論家的前面。
對于我們班級同學在文學上早熟做這種完全忠于實情的描述，也許會讓人錯誤地以為我們是一個特别的班級。
完全不是這樣的。
當時在許多學校，也都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同樣的狂熱和同樣早熟的天才。
這不可能是偶然的。
那是一種特别良好的氛圍，這座城市特殊的藝術沃土、非政治化的時代、世紀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學上的新取向撲面而來，這些因素與我們這一人生階段注定會有的創作意願連在一起。
每個青春期的年輕人身上都有詩性或者詩性的驅動。
當然，在大多數人那裡，詩性就如同一陣稍縱即逝的波浪一樣流過，這種熱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後，因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煥然勃發。
我們班級裡的五名校園演員沒有一個成為舞台上的真正演員，登上《潘神》和《藝術葉片》的詩人們在令人震驚的鋒芒初露之後變成庸常的律師或者官員，也許他們今天在憂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譏諷着自己當年的野心
我是這些人當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創作激情并讓它成為整個生活中的意義和核心的。
但是，我是多麼充滿感激地去想到這些同學啊！他們曾經給了我多麼大的幫助！我從這種火熱尖銳的讨論當中，從這種狂野的你追我趕的勁頭當中，從相互的欣賞和批評當中，早早地開始了練手和磨砺神經，領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遼闊和寬廣，這些多麼有力地促使我們超越了學校生活的單調和無聊！“你這令人心迷的藝術，在多少個灰暗的時刻……”，每當舒伯特這首不朽的歌曲響起時，我眼前就活靈活現地出現了我們縮着肩膀，坐在學校闆凳上的情形，而後在放學路上，我們有着怎樣放着光彩的、激動的目光，滿是激情地解析着、背誦着詩歌，忘掉了空間和時間的束縛，真正“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了。
這種對藝術狂熱的忠貞執着，對審美因素的過分看重，到了近于荒謬的程度，當然這隻是在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平常興趣才得以實現。
當我今天回過頭來問自己，當年我們的每一天都被學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滿滿的，我們是怎麼找到時間來讀這些書的呢？這時我才發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們的睡眠和肢體活動為代價的。
雖然我每天早上應該七點起床，但是我幾乎從來沒有在夜裡一點到兩點以前放下手中的書。
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個壞習慣，即便已經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兩個小時書才睡覺。
在我的記憶中，每天總是在沒睡醒時起來，用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洗漱，然後被驅趕着去學校，一路跑着吃黃油面包。
毫不奇怪，我們這些小學究都是骨瘦如柴，滿臉菜色，看起來好像還沒有成熟的水果一樣，我們的衣着也很不講究。
我們的每一分零花錢都花在看戲劇、聽音樂會或者買書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輕姑娘，我們隻是想到要讓高級人物注意到我們。
和年輕姑娘一起散步，在我們看來那是浪費時間。
思想上的傲慢讓我們從一開始就覺得另外那個性别在精神上價值低下，我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膚淺的閑聊中。
要想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當初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體育運動，甚至予以蔑視，這可并不容易。
不過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紀，體育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從英國傳到歐洲大陸上。
那時還沒有那種當一個拳擊手用拳頭擊碎另外一個拳擊手的下巴時，成千上萬的人在一起出于興奮而大呼小叫的體育場；報紙也還不像現在這樣，用整欄的篇幅以荷馬一般生動傳神的描述來報道一場曲棍球的比賽。
摔跤比賽、田徑協會、體重分級的賽事在我們那個時代還屬于城郊的活動，屠宰師傅和搬貨工是這些活動的觀衆；最多那些高層的、貴族的賽馬比賽——一年也就那麼幾次——能吸引一些所謂的“上層社會”來到賽馬場，可是我們對此卻無動于衷，因為在我們看來，每一種身體活動都幹脆是浪費時間。
當我在十三歲時開始感染上文學——藝術的傳染病以後，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給我學跳舞的錢用在買書上。
在十八歲時，我還不會遊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
至今我既不會騎自行車，也不會開車，在體育活動方面，每個十歲的孩子都會勝我一籌。
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與美式足球之間、曲棍球與馬球之間的區别我還是分不大清楚；每張報紙上的體育欄目，對我來說都好像是用無法理喻的符号寫成的漢語一樣看不懂。
我對于體育上的速度紀錄和技巧紀錄的理解，還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國王的觀點上：某一次有人想動員他去看賽馬比賽，他用東方式的智慧說：“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馬比另外一匹馬跑得快。
哪個更快，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
”與身體訓練同樣遭到我們蔑視的，是用遊樂來打發時間。
在我們眼裡，唯有國際象棋還多少能獲得幾分垂青，因為它還需要用上些腦力。
而且，甚至可以說更為荒謬的是，盡管我們都覺得自己即将成為詩人或者感覺自己是潛在的詩人，我們很少關注大自然。
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當中，我幾乎沒有去看過維也納城周圍的美好景色。
在最美麗、最炎熱的夏天，當人們紛紛離開城市時，我們甚至還覺得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為在咖啡館裡我們可以更快地将多種期刊、報紙拿到手。
後來，我還用好多年、好幾十年才達到一種平衡，來避免這種孩子氣式的貪心閱讀帶來的過度緊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