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燈
小
中
大
起的沙土和小石子落在我們身上。
普拉巴克确認我傷得不重後，開始哀号、哭訴，難過得不得了。
他一再痛罵自己，竟把我帶到這偏遠的酒吧，而且讓自己和我喝得爛醉。
他十足真心地說，如果可以，他想把我的傷都轉移到他身上。
他對自己是孟買最優秀的街頭導遊相當自豪，如今這招牌卻給砸了。
他毫無保留地熱愛他的國家，BharatMataji（母親印度），如今這熱愛卻受到比任何肉體所能承受的還更嚴重的打擊。
“眼前隻有一件事要做，林，”我在飯店的白瓷磚大浴室就着臉盆洗臉時，他說，“回到孟買，你得發封電報給你的家人和朋友，請他們再寄錢來，你得去你們新西蘭大使館申訴緊急情況。
” 我擦幹臉，倚着臉盆，看鏡中的自己。
傷得不嚴重：一邊的眼眶開始變黑，鼻子腫起，但沒斷掉；嘴唇裂了，腫了起來，臉頰和下巴因為被踢，有幾處大塊破皮。
這算是幸運的了，以我的經驗，通常不會這麼好過。
我在暴力、犯罪的地區長大，在那樣的地方，勞工階級幫派水火不容，相互打打殺殺，對付像我這樣不肯加入他們任何一方的孤鳥，毫不留情。
然後，還會坐牢。
把我打得最慘的，莫過于領着國家薪水維持治安的那些穿制服的家夥——獄警。
在街上被打時，我想起的聲音……我知道了……就是挨獄警打時的聲音，我自己的聲音。
記憶中，我被三四個懲戒機關的警員按着，另有兩三個警員用拳頭、警棍、靴子毒打我。
當然，挨他們這種人打，向來比較讓人受不了，因為我們當他們是好人。
挨壞人毒打，我們理解，認了；但當好人用手铐把你铐在牆上，然後輪流踹你、踢你，打到你骨頭斷掉，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你會覺得整個制度、整個世界一片黑暗。
然後，傳來尖叫聲。
其他人，其他囚犯，尖叫，每天晚上。
我凝視鏡中自己的眼睛，想着普拉巴克的提議。
不可能聯絡新西蘭大使館，任何大使館都不可能。
不可能聯絡家人或朋友，因為警方在監視他們，等着我跟他們聯絡，洩露行蹤。
沒有親友，沒有援助，身無分文，那些搶匪搶走了我僅有的錢。
但這件事的反諷，我倒是點滴在心：想不到一個武裝搶匪逃犯竟被人搶走身上所有錢财。
記得當初前往村子前，卡拉跟我說了什麼來着？途中一滴酒都不要沾…… “我在新西蘭沒錢，普拉布，”走回飯店房間途中我告訴他，“沒有親人、朋友能幫我，大使館也幫不上忙。
” “沒錢？” “完全沒有。
” “你籌不到錢？哪裡都籌不到？” “對！”我答，把僅有的少數随身物品裝進背包。
“這就非常麻煩，林，抱歉，當着你那傷痕累累的臉說。
” “我知道。
你想，我把我的手表賣給飯店經理行嗎？” “行，林，我想沒問題。
這手表很高級，但我想他不會給我們好價錢。
碰到這種事情，印度生意人就把職業信條塞進後面的褲袋，他會把價錢殺得很低。
” “沒關系。
”我答，扣上背包的扣子，“隻要夠付房錢，夠買你說的夜間火車票回孟買就行。
就這樣，收拾你的東西，我們走。
” “這事非常、非常、非常麻煩，”我們關上房門，走上走廊，要去辦退房手續時，他說，“林，在印度，沒錢就不好玩，我說真的。
” 那股讓他緊閉嘴唇、愁眉不展的憂心，在回孟買的這一路上都未消失。
賣掉手表的錢，付了奧蘭加巴德的住房費，剩下的隻夠在孟買的印度旅社再住兩三天。
把我的東西放進我最喜歡的房間後，我送普拉巴克回到飯店的小門廳，竭力想讓他恢複那燦爛的笑容，但都未能如願。
“看我的，我會讓你甩掉那些不愉快的事。
”他說，正經而嚴肅，“等着瞧，林。
我會給你快樂的結果。
” 我看着他走上樓梯，然後聽到經理阿南德以友善的馬拉地語向我說話。
我轉身微笑，用馬拉地語跟他聊起來。
經過六個月的村中生活，我已會說簡單的日常用語短語、問句和句子。
這算不上什麼，但阿南德顯然很高興且驚訝。
聽了幾分鐘後，他把另一位經理和所有客房服務生叫來，聽我用他們的語言講話。
他們聽了之後，全都露出既驚又喜的表情。
他們見過會講一些印地語，甚至很會講印地語的外國人，但從沒見過能用他們所愛的馬拉地語跟他們交談的外國人。
他們向我問起桑德村，那個他們從沒聽過的村子。
我們聊起他們待在家鄉時就非常清楚的日常生活，而這些往往在回憶中予以美化了。
交談結束，我回到房間，剛關上房門，就傳來試探性的敲門聲。
“對不起，抱歉打擾了。
”說話的人是個高瘦的外國人，可能是德國人或瑞士人，有着長臉與尖下巴，蓄着一绺胡子，金發往後梳成一根粗辮子，“我先前聽到你跟經理和客房服務生講話……呃，我想你一定已在印度待了很久，還有……naja，我們今天剛到，我女朋友和我，我們想買點大麻。
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弄到大麻，不會被騙錢，也不會有警察找麻煩？” 我當然
普拉巴克确認我傷得不重後，開始哀号、哭訴，難過得不得了。
他一再痛罵自己，竟把我帶到這偏遠的酒吧，而且讓自己和我喝得爛醉。
他十足真心地說，如果可以，他想把我的傷都轉移到他身上。
他對自己是孟買最優秀的街頭導遊相當自豪，如今這招牌卻給砸了。
他毫無保留地熱愛他的國家，BharatMataji（母親印度），如今這熱愛卻受到比任何肉體所能承受的還更嚴重的打擊。
“眼前隻有一件事要做，林，”我在飯店的白瓷磚大浴室就着臉盆洗臉時，他說，“回到孟買，你得發封電報給你的家人和朋友，請他們再寄錢來，你得去你們新西蘭大使館申訴緊急情況。
” 我擦幹臉，倚着臉盆，看鏡中的自己。
傷得不嚴重：一邊的眼眶開始變黑，鼻子腫起，但沒斷掉；嘴唇裂了，腫了起來，臉頰和下巴因為被踢，有幾處大塊破皮。
這算是幸運的了，以我的經驗，通常不會這麼好過。
我在暴力、犯罪的地區長大，在那樣的地方，勞工階級幫派水火不容，相互打打殺殺，對付像我這樣不肯加入他們任何一方的孤鳥，毫不留情。
然後，還會坐牢。
把我打得最慘的，莫過于領着國家薪水維持治安的那些穿制服的家夥——獄警。
在街上被打時，我想起的聲音……我知道了……就是挨獄警打時的聲音，我自己的聲音。
記憶中，我被三四個懲戒機關的警員按着，另有兩三個警員用拳頭、警棍、靴子毒打我。
當然，挨他們這種人打，向來比較讓人受不了，因為我們當他們是好人。
挨壞人毒打，我們理解，認了；但當好人用手铐把你铐在牆上，然後輪流踹你、踢你，打到你骨頭斷掉，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你會覺得整個制度、整個世界一片黑暗。
然後，傳來尖叫聲。
其他人，其他囚犯，尖叫，每天晚上。
我凝視鏡中自己的眼睛，想着普拉巴克的提議。
不可能聯絡新西蘭大使館，任何大使館都不可能。
不可能聯絡家人或朋友，因為警方在監視他們，等着我跟他們聯絡，洩露行蹤。
沒有親友，沒有援助，身無分文，那些搶匪搶走了我僅有的錢。
但這件事的反諷，我倒是點滴在心：想不到一個武裝搶匪逃犯竟被人搶走身上所有錢财。
記得當初前往村子前，卡拉跟我說了什麼來着？途中一滴酒都不要沾…… “我在新西蘭沒錢，普拉布，”走回飯店房間途中我告訴他，“沒有親人、朋友能幫我，大使館也幫不上忙。
” “沒錢？” “完全沒有。
” “你籌不到錢？哪裡都籌不到？” “對！”我答，把僅有的少數随身物品裝進背包。
“這就非常麻煩，林，抱歉，當着你那傷痕累累的臉說。
” “我知道。
你想，我把我的手表賣給飯店經理行嗎？” “行，林，我想沒問題。
這手表很高級，但我想他不會給我們好價錢。
碰到這種事情，印度生意人就把職業信條塞進後面的褲袋，他會把價錢殺得很低。
” “沒關系。
”我答，扣上背包的扣子，“隻要夠付房錢，夠買你說的夜間火車票回孟買就行。
就這樣，收拾你的東西，我們走。
” “這事非常、非常、非常麻煩，”我們關上房門，走上走廊，要去辦退房手續時，他說，“林，在印度，沒錢就不好玩，我說真的。
” 那股讓他緊閉嘴唇、愁眉不展的憂心，在回孟買的這一路上都未消失。
賣掉手表的錢，付了奧蘭加巴德的住房費，剩下的隻夠在孟買的印度旅社再住兩三天。
把我的東西放進我最喜歡的房間後，我送普拉巴克回到飯店的小門廳，竭力想讓他恢複那燦爛的笑容，但都未能如願。
“看我的，我會讓你甩掉那些不愉快的事。
”他說，正經而嚴肅，“等着瞧，林。
我會給你快樂的結果。
” 我看着他走上樓梯，然後聽到經理阿南德以友善的馬拉地語向我說話。
我轉身微笑，用馬拉地語跟他聊起來。
經過六個月的村中生活，我已會說簡單的日常用語短語、問句和句子。
這算不上什麼，但阿南德顯然很高興且驚訝。
聽了幾分鐘後，他把另一位經理和所有客房服務生叫來，聽我用他們的語言講話。
他們聽了之後，全都露出既驚又喜的表情。
他們見過會講一些印地語，甚至很會講印地語的外國人，但從沒見過能用他們所愛的馬拉地語跟他們交談的外國人。
他們向我問起桑德村，那個他們從沒聽過的村子。
我們聊起他們待在家鄉時就非常清楚的日常生活，而這些往往在回憶中予以美化了。
交談結束，我回到房間，剛關上房門，就傳來試探性的敲門聲。
“對不起，抱歉打擾了。
”說話的人是個高瘦的外國人，可能是德國人或瑞士人，有着長臉與尖下巴，蓄着一绺胡子，金發往後梳成一根粗辮子，“我先前聽到你跟經理和客房服務生講話……呃，我想你一定已在印度待了很久，還有……naja，我們今天剛到，我女朋友和我，我們想買點大麻。
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弄到大麻，不會被騙錢，也不會有警察找麻煩？” 我當然
